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讲坛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读者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本世纪80年代是金庸闯入中国大陆图书市场并迅速走红的时期，那么，90年代便是他被我国大陆学术界逐步接受的时期。前两年王一川等人重排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座次，把金庸排在小说家系列的第四位，曾在学术界引起过一阵争议。严家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选修课，也被看作一大新闻而受到人们的议论。然而，金庸终究还是从大众读者走进了巍峨的学术讲坛。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先后发表了有关金庸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刊出的金庸研究专刊， 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金庸以及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接受与首肯。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立不久的杭州大学金庸研究中心于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夜，在杭州大学举行金庸学术研讨会，在学术层面上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自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南京、苏州的知名专家学者冯其庸、钱理群、吴中杰、朱寿桐、汤哲声、邝健行、孙立川、杨兴安，浙江文学评论界的著名学者陈坚、郑择魁、萧瑞峰、廖可斌、韩泉欣、吴秀明、骆寒超、徐岱、金永汉、龙彼德、高松年及杭州大学中文系部分中青年教师、研究生等8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浙江省人民政府前副秘书长周洪昌先生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叶文玲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一直都很关心，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庞学铨及副校长王重鸣、胡建淼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就金庸新武侠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命意识、人文关怀、爱国主义与民族观、历史观、道德观、爱情观、女性观及武侠小说的文体创新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把金庸还给文学史”、“把金庸还给武侠小说”、“把金庸还给金庸”等有意味的话题，希望从中国新文学史、从通俗小说和武侠小说的本体、从金庸本身寻找金庸及其创作的应有位置，显示了金庸研究乃至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
浙江是金庸先生的故乡，风景秀丽的杭州曾多次作为背景出现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所以，在杭州大学举行这样一次金庸学术研讨会具有特别的意义。为期两天的金庸学术研讨会分别由杭州大学金庸研究中心主任陈坚教授和副主任吴秀明教授主持。会议期间，金庸先生从新加坡来电，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
一、把金庸还给文学史
通俗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都不低。先秦的神话故事，汉代的竹枝词，宋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公案小说、侠义小说，西方古希腊的两大史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日本的推理小说等等，在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一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领域，通俗文学的地位便一落千丈，置身于主流文学之外。如果说这种文学形态的产生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新文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必要抢占旧文学的地盘，那么，在建国后仍然让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其不合理性就非常明显。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与我们过分强调文学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同时又否认文学只有在娱乐功能的作用下才能影响和熏陶读者这一基本原理有很大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我们在“治世”中继续沿用了“乱世”的思维方式指导文学工作的结果。
但是，在文学史中删去通俗文学的内容，就会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残缺的文学史；在文学创作中放逐通俗文学，也会使我们的文学成为一种不完整的文学。金庸新武侠小说在大陆读书界掀起的持续不断的“新武侠小说热”，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学评论界重新评价通俗文学，重新认识文学史。陈坚（杭州大学）认为，金庸能够受到国内读书界的热情欢迎，金庸武侠小说浓郁的文化气息、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艺术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金庸与梁羽生等人的努力下，武侠小说从“旧”变成“新”，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品味，用自己的真实价值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从而为通俗小说重返（大陆）文学史创造了条件。吴中杰（复旦大学）认为，金庸小说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一大发展。金庸小说气度恢宏，内涵博大精深，文化层次高，从艺术上看，金庸小说结构紧凑，文笔优美，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这一切都使新武侠小说向雅文学靠拢，打通了文学的雅俗界限。钱理群（北京大学）在发言中强调应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坐标中寻找金庸，寻找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的地位。钱理群认为，金庸对于中国武侠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可与当年鲁迅之于现代小说的贡献相媲美。20世纪应该有通俗小说的位置，但是通俗小说一直未进入文学史，这种现状最近才稍有改变。任何形式的文学要进入文学史都有一个从不被承认到承认的过程，是鲁迅的成熟的创作实践使中国新文学在文学史上站住了脚。一种文学被文学史接纳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能否进入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大学教育和中小学课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庸的意义重大。钱理群认为，在金庸之前，武侠小说不被承认，除了其他原因外，作品本身的不够成熟也是一个原因。金庸小说标志了武侠小说现代化成熟文本的诞生。目前，北京大学以及香港一些大学都开设了金庸小说课程。最近在北大刚刚结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一位博士以金庸为论题探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影响和魅力，反映空前强烈。把金庸小说作为一种学术对象进行研究，这是值得关注的。
孙立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也就文学的雅与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雅与俗并非一成不变的，文学史上许多被我们今天的读者视为“大雅”的作品，当初可能却是被看作“大俗”的东西，“俗”与“雅”是会转化的。他说，金庸的文学创作对武侠小说文类的贡献极大，令人们正视这种非庙堂的民间文学的崛起。
吴秀明、陈择纲（杭州大学）在发言中提出一个口号：把金庸还给武侠。他们认为，只有把金庸正确定位在武侠小说作家的位置上，才能充分认识金庸的价值。朱寿桐（南京大学）也对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属于通俗文学的极致。他那余裕、潇洒、不为所拘的自由、愉快的创作心态，是纯文学作家很难企及的，因为纯文学作家无法弱化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他们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金庸写作时在情感和理性的投入上非常节制，处理是很聪明的。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方面，金庸也是典型的通俗小说作家。通俗作家面对的是“现实读者”，他们把读者放在低于作者的水平上进行对话，所以心态上有一种优越感，非常自由，创作过程非常愉快。把金庸定位在通俗小说作家的位置上，并不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金庸都应该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作家，金庸和金庸热都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迹。金永汉（浙江师范大学）认为，严家炎提出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一场革命，而不是文学革命，至少现在看不到。方爱武（杭州大学）则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金庸武侠小说，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性与批判性进行了质疑。
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1917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学，后来发展演变成纯文学的路子；另一条是清末民初大约1902年左右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发端的大众文学，继鸳鸯蝴蝶派小说而发展演变的通俗文学。这一条线索1949年在大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中断，但在港台地区却得到了延续和发展，金庸就出现在这条发展线索上。金庸的贡献在于试图把通俗文学所关注的道德改良提高到精英文学所显示的人文关怀，从而以通俗文学反映精英文化，体现出了金庸提高通俗文学品位并且使之向纯文学靠拢的努力。
邝健行（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介绍了香港有关金庸研究的情况。他说， 香港的金庸研究在金庸开始发表武侠小说后不久就出现了。 从1988年开始，武侠小说研究风气进入香港学术研究机构，已有大学生以金庸为题撰写毕业论文，香港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金庸研究机构。目前，香港学术界研究金庸的热情方兴未艾。
以上这些话题的深入探讨，使大家认识到，把金庸还给文学史，让金庸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是把以金庸小说创作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纳入文学史，从而扩大和重新构建现代文学整体结构的一种呼吁，一种期盼。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深层精神建构
武侠小说是近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为城市市民提供了一种文化消费样式。为了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读者，大多数武侠小说作者都采取了迎合读者的策略，思想陈旧，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这也许就是长期以来通俗文学不被评论界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金庸新武侠小说的面世，改变了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的这种旧面貌。许多与会者就这一点谈了自己的真切感受。
金庸新武侠小说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阐释。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发言时指出，金庸是当代文化界的一个奇迹，金庸拥有广泛的读者，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的爱好者，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金庸小说有着深广博大的文化、历史、哲学内涵，我们在短时期内还难以充分评价。作家叶文玲（浙江省作家协会）说，金庸小说在全世界有许多读者，金庸小说的认识价值超过作品本身内容。萧瑞峰（杭州大学）认为，金庸小说不同于一般的武侠小说，它表层下的哲学意蕴跳出了传统的武侠世界，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能启发人思考。李咏吟（杭州大学）认为，我们可以把金庸小说看作民间叙事狂欢化审美形式的自由表现。在创作思想形成时期，金庸就十分热衷于民间文化，沉醉于民间叙事中，自觉接受民间叙事影响。金庸叙事的民间化倾向，与他所受到的民间文化影响以及他那痴迷的民间叙事趣味相关。金庸相当看重小说叙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深刻地把握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金庸小说叙事充满了许多精妙的文化智慧，这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诗性沉淀。在金庸小说叙事的诗性沉淀中，每一个汉语读者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异魅力。华红（杭州大学）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正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化与文学之间转化的审美中介。金庸能够运用他所具有的丰厚的艺术审美经验把他的文化哲理思想完美地转化为感人的文学作品，使得大众在阅读时审美心理上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这也正是金庸通过武侠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成功地传达他的文化哲思的原因所在。
当然，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并不是简单地承载和阐释传统文化。作为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现代文化人，又长期生活于世界性大都市香港，金庸必定会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吴秀明、陈择纲认为，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成功地对现代人文精神进行了价值重组，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旧武侠文类中的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体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金永汉也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能流行，并受读者、文学家、批评家和学者喜爱，不只是它的文化内涵与80年代能相沟通，更是由于其内在的现代性。
陈建新（杭州大学）认为，与一般武侠小说作家不同，金庸在进行武侠小说创作时，并不满足于给读者一些浅层次的娱乐，他把眼光时时投向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能读到现实生活的投影。他每每喜欢把社会动荡不安的朝代更迭时期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写出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金庸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批判，在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从《书剑恩仇录》开始，他就执著于这种批判，诸如封建统治者的残暴，礼教的虚伪，人性的险恶、贪欲，官场的腐败，群众的盲从，等等等等，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在《鹿鼎记》中，金庸的人文关怀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思想价值，并不在那些爱国主义、除暴安良等等“陈旧”的思想内容，而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梁慧（杭州大学）从解读《笑傲江湖》的隐逸主题出发，探讨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时时慷慨悲凉地响起的“隐士的悲歌”。她指出，纵观金庸的作品，主人公的命运皆殊途同归，大抵逃脱不了“退隐林泉中”的人生归宿。这隐士之路，表达了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某种否定姿态。从这一角度看，《笑傲江湖》刻画的江湖不仅是政治社会的缩影，而且比其更严酷复杂，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表达了极深的人生境界。田志华（杭州大学）认为，文学对人的关注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形而上的，一种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文学强调文本的意义深度，形而下的文学注重文本的表层娱乐。这决定了我们在考察文学作品的人文内涵时，看重的不应是文本类型，而应当是创作主体的人文关怀意向。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自始至终都有一股侠士言情之风扑面而来。但倘若你越过文本表层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进入到作品的深层结构中领悟之，同样又会感到一股浓郁的人文气息荡漾其间。金庸的武侠小说实际上具备了两种文化功能：在浅层次上，它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品，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快感；在深层次上，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为自我营造的一畦精神野地存在着，并传递着丰富的人文信息。刘忠（杭州大学）以“诗意生存理想的追寻”来归纳金庸的人文追求。他说，金庸小说气象万千、蕴藉含蓄，贯通于他所有15部武侠小说的一个共同精神指向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旨在于对世俗生存的弃绝以及对诗意生存的憧憬和希冀。金庸小说关注人性，展现人生百态，寄寓生存理想的倾向，使金庸小说在通俗易懂的同时，也获得了“纯文学”的某些特质。
卢敦基（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认为，金庸的前期创作主要继承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当时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阶级斗争思想，这就形成了他这一时期小说中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内容。到了后期，随着金庸对历史、人生、社会的认识逐步深化，他的小说开始从描写民族性、阶级性向描写人性的方向转化，从描写人的民族特质、阶级特质等转化为描写人自身。这一方面可以看成金庸对文学本性的认识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也是他极力摆脱流行意识，独立特行，重新认识社会的结果。这就使金庸作品凝结了大智慧，足以让后人不断阅读、反复思量。
金庸武侠叙事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上，他的文化叙事总是落实到生命层面上来，这构成了金庸小说的深层结构。龙彼德（浙江省文联）从三方面考察了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识：第一，生命的本质与体现；第二，精神的分裂与统一；第三，欲望的膨胀与克制。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几次让人物提出“我是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对生活意义的思索。
杨兴安（前金庸秘书）在分析金庸武侠小说风格的嬗变时，谈到了金庸的极具现代性的反战精神。他说，金庸作品之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题，但很少有人提及，这就是他的作品中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及悲天悯人的反战精神。在金庸的小说中，古战场战役常常被描写得气势磅礴，刁斗森严，使人有置身其中的激荡。金庸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豪勇，同时也写出了生灵涂炭的可悲可泣。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乾隆之非在于穷兵黩武；《射雕英雄传》写铁木真野心虽大而内心凄凉；《天龙八部》写慕容氏欲兴兵的丑恶，写萧峰牺牲自己止息干戈的伟大；《鹿鼎记》写少年康熙视战争为不祥，不轻易言战的仁和。纵观金庸的作品，一脉相承，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战精神。
骆寒超（浙江大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谈了他读金庸武侠小说的感受，即金庸小说中的“应变文化”，这是为了生存，为了应付复杂情况而采取的随机应变的策略。这种应变文化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表层上看是一种权术问题，但其中也透露出了人生观与世界观。表现应变文化最透彻的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
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观也是与会者讨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因为把历史与武侠故事糅合在一起，在历史的再现中寄托作家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用通俗的武侠故事写尽历史的沧桑，表现人生的真谛，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突出现象。王敬三（浙江海宁金庸研究会）称金庸小说是一部特殊的“史诗”，它符合了史诗的民间性、民族性、大众性、英雄性、历史性和艺术性。这种对史诗特点的概括当然是一家之言，但金庸小说结构宏大，气势磅礴，许多故事背景都是写历史上朝代更迭的时期，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纠缠在一起，的确很有史诗的特色。周兴武（杭州大学）则从民间立场和民间意识的角度剖析了金庸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充满着阳刚侠气，同样也充溢着似水柔情，这侠气柔情是它深深打动读者的两大重要因素。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爱世界，几乎浓缩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男女情爱史，各种类型的恋爱模式，各种奇奇怪怪的爱情中人，使金庸小说几乎成为“爱情大观园”。金庸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寄托着他对人生的思考。李君芳（杭州大学）对这一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三、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类创新
当金庸新武侠小说被改革开放的大潮裹挟进封闭多年的祖国大陆，好奇的读者立即被这种文学类型所吸引，它那恢宏的艺术结构，千回百转、扣人心弦的情节，立体鲜明的艺术形象，侠骨柔情的故事氛围，深深地打动了各种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广大读者，其艺术效果，与金庸武侠小说在香港报纸发表时几无区别。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小说写得那样索然无味，读之如嚼蜡？两相比较，反差的确很大。本次会议有许多与会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廖可斌（杭州大学）认为这反映了一个小说观念的问题。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通俗小说？什么是严肃小说？看起来都值得再探讨。金庸小说的出现，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到小说本身的问题。钱理群也从金庸的小说谈到小说创作的艺术想象力问题，他认为20世纪我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缺陷就是想象力的贫乏。而港台新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在这方面却独放异彩，令人深思。
的确，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在这方面留给我们很多思索的余地。吴秀明、陈择纲就认为，武侠文类对于作家故事的技巧有一种特殊的要求。金庸的小说叙事总体来看与武侠文类的叙事要求十分吻合，但又有不少创意与突破，某些技巧对雅文学形态的小说创作也不无补益。他们从三个方面展开论点：第一，散点叙事与线性叙事的结合；第二，中国式“梅尼普体”的创化运用，借鉴评书的艺术技巧就是突出的例子；第三，多重互涉文本的构建。
傅谨（杭州大学）对金庸武侠小说如何构建范本及超越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颇重视侠客的内功修炼。其笔下人物不仅有“术”，而且有“道”，对道的领悟与追求，是金庸笔下武侠人物的最高境界。但有时金庸又破坏自己建立的这个规矩，令狐冲就是一个特例。在武林中，虽然总是以武功决胜负、定“真理”，武功似乎比道德更有效，但小说的结局却往往是有道德的人获胜。这里暗含了一个前提：邪不压正，正义必然战胜邪恶。金庸的大部分小说也都如此。但也有明显的例外：令狐冲这个形象就构成了对这一定律的破坏，而《鹿鼎记》对这种道德定律的超越则达到了顶点。总之，金庸武侠小说就是在对范本的构建和不断的超越中进行着艺术创造的。
李杭春（杭州大学）在本次会议上以金庸的《天龙八部》为对象进行叙事解读。她以小说的四位年轻主人公段誉、萧峰、虚竹、慕容复为小说的结构要点，从他们的各自追求——段誉痴迷于情爱，萧峰欲报杀母之仇，虚竹觉悟苦乐人生，慕容复则为了复辟祖先基业——来寻找金庸武侠小说的深层叙事模式，因为人物的这些追求贯穿在他们的行为过程中，自然构成了文本中四条脉络清晰的故事线索；而对这些线索的铺张和演绎，则生成了文本丰厚而细腻的语义空间。赵宇（杭州大学）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结构特点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机制及文化心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详细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对两种古典小说结构模式“圆满套式”和“惩恶扬善套式”的继承与超越。田兵君（杭州大学）则专门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梳理。朱宁嘉（嘉兴教育学院）则从消解二值判断这一角度探讨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美学追求。
四、走向后金庸时代
任何一种天才的创造，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留下某些局限和遗憾。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与会者还深入探讨了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以及留给武侠小说创作的后金庸时代有待解决的课题。
吴秀明、陈择纲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金庸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缺席。金庸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所反抗、斗争的对象，都是面目含混的社会群像，像西方同类主题故事中喜欢表现的母女、父子冲突，他完全避而不谈。从逻辑上说，一个自由个体为寻求自由，首先进行抗争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父母。但这对于金庸来说是太刺激了，为了争取自由，要彻底地连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内核“孝”也给破除掉吗？金庸对之是犹豫不决的，因此，他的15部小说里，在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中，所有的父亲形象都很有意味地缺席了（段誉大约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位养父）。
丁莉丽（杭州大学）讨论了金庸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观的内在矛盾，即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对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的双重沿袭与反叛。对这一话题，吴秀明、陈择纲也有相似的看法。
不管研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作为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的大师，其地位是难以动摇的。遗憾的是，在完成15部武侠小说后，金庸在他的创作鼎盛期封笔挂靴，不再为读者创作新的武侠小说了。然而，人们仍然对金庸之后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前景有着很浓的兴趣：后金庸时代将会如何发展？
吴中杰在谈到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时认为，金庸小说对某些传统的东西没有突破。怎样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融合起来，是今后武侠小说创作的一大问题。吴中杰还对武侠小说的继续存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他认为，武侠小说是侠文化的产物。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从先秦到晚清，侠文化之所以得到发展，主要由于统治阶级需要侠士壮大自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的稳定。而老百姓对侠士的崇拜，主要原因是中国历来法制不健全，恩怨不能公平合理地得到解决，所以希望有武侠出来主持正义。上下对侠文化的看法并不一致，但都有实际上的心理需要。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文化心理的变化怎样影响侠文化，侠文化将怎样发展下去？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吴秀明、陈择纲对武侠小说的继续发展提出了三点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现代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怎样让武侠小说的创作适应社会的变化；第二，在传统人文信仰不断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挑战下，作家怎样重新点燃人文信仰，以何方式表达他的理想激情；第三，在“快餐文学”的时代，金庸式的超长篇、多重意味的文本构建是否仍然可行？武侠小说创作能够引进西方现代派理论进行文体改造吗？戴志刚则从“非小说化”的角度预测了后金庸时期新武侠小说的文体形态。他认为，“话本模式”和“戏剧模式”将被“全景模式”所取代。在“全景模式”中，小说的因素和非小说的因素将不再被严格区分。小说因素构筑非小说的音响、画面、空间形态或造型，非小说因素生动地表达小说的叙事、意味、情调，小说手法和非小说手法水乳交融。“全景模式”的唯一目的，是调动读者的各种艺术储备，在一个用语言文字表述的文本中同时实现几种艺术行为，各种艺术方式形成一股合力，让读者享受到语言和各门艺术创造的审美情景。
短短两天的学术研讨会很快就结束了，但与会者对金庸、对新武侠小说、对通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讨论兴犹未尽。大家都感受到，一场文学革命和文学研究的革命正在这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静悄悄地进行着。这场文学革命将会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我们尚无法预测，但变化已经开始，而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这却是确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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