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可波罗论文,到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丝·伍德博士（汉名吴芳思）1995年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和议论。此前，怀疑和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学者也有几位，但只是写些短文或附带提及。这次她却是以182页专著的形式进行论证，所引论著97种，包括我国学者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的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外，还用了15章阐发她的宏论，集此前怀疑和否定论者之大成。这部著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评论。限于篇幅，暂将某些要点提出来与之商榷。
一、旧话重提
在《导言》中，伍德博士说，她是从克雷格·克鲁纳斯那里得知德国著名蒙古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一译福赫伯）有一篇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1]。傅氏认为，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举出波罗书中一些可疑之点，如在扬州做官、献投石机攻陷襄阳等虚夸之辞以及书中未提中国的茶叶和汉字书法等问题。他说：“这些事倒使人们对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一说发生怀疑。”伍德博士引用后说，这些论点是卓越的德国蒙古学者对马可波罗声誉地位的非常严厉的挑战，是对一个长期历史疑案的最近、最完备的审查结果，因而不可轻视。她对一般人还不知道这一学术成果表示惋惜。
但是，伍德博士对傅氏的下一段话似乎未多加重视。傅氏在举出前面疑点后接着说：“但是，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虽然怀疑，但还强调要有确凿的证据，在没有确证以前，只能是怀疑而已。傅氏是审慎严肃的学者，立论掌握分寸，留有余地。克鲁纳斯和伍德博士则进了一步，全盘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他们是否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呢？
应当指出，傅海波教授指出的疑问，前人早已提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其《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即指出马可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多处遗漏：1. 万里长城，2. 茶叶，3. 妇女缠足，4. 用鹭鹚捕鱼，5. 人工孵卵，6. 印刷书籍，7. 中国文字，8. 其它奇技巧术、怪异风俗，不下数十；还有许多不确之处：1. 地方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2. 记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多误，3. 攻陷襄阳城一节，玉尔称最难解释。可见玉尔所言马可书中的缺陷和失误，较之傅氏所举更为完备，只不过玉尔未曾怀疑其抄自波斯资料而已。
玉尔对马可这些缺失也作了些解释。关于长城，他在正文中说，波罗虽未提长城，但在其书某一章中（指第1卷第59章）显示，其心目中必有长城。在此文注中又说，不应因作者未提及的事而过多推测。他引用德国著名科学家洪保德(Humboldt)的话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的档案里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中国的长城；在葡萄牙的档案里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命航行海外的记载，而这三者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2]。如果只以一部游记没有记载它可以记载的某些事实而否定其真实性为标准，那就几乎可以否定任何一部游记；反之，如果以《马可波罗游记》中所特有而其它游记则无的记载为准则，是否可以否定其它游记的真实性呢？当然不能。那是对作者的一种苛求，怀疑论者却偏偏以此来苛求马可波罗，这很难令人信服。伍德博士信服傅海波教授的简短的论断，对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为《游记》作的宏篇注释并体谅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则不以为然（伍书第64页，后凡引此书者只注页码），只好说是各有偏爱，不能强求了。
二、否认确据
伍德博士笃信傅海波教授，但对傅教授要有“确凿证据”的见解却未加重视，甚至对确实证据也认为是道听途说，得自传闻。兹举二例：
（一）马可书中说，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sca、Coja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Cocachin（阔阔真）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站赤》中有记载，他们叫：兀鲁
、阿必失呵、火者，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书中的Maabar）往阿鲁浑（马可书中的Argon）大王位下”的。这和马可书中所记完全一致。笔者据此写过一篇《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证实波罗一家确实到过中国，并订正了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为1291年初，而非一般认为的1292年。此文得到中外学者的认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并著文申述鄙说[3]。伍德傅士都看过了，但她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故事可能是从其它资料借来的，因为在汉文里或拉施特(Rashid)的《史集》里都没有提到有欧洲人或意大利人伴随那位姑娘（第32页）。柯立夫教授曾指出，该段公文不仅未提马可之名，连蒙古姑娘之名也没有提。伍德博士反驳说，即令承认确有蒙古姑娘之行，也只能说明这又是马可波罗重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像他重述的远征日本和王著叛乱事件一样（第137页）。
蒙古姑娘出嫁是否尽人皆知？《元史》、元人文集及其它元代文献都无记载。须知，这个姑娘并不是什么皇室之女，只是蒙古伯岳（牙）吾部一贵族之女，不值得大书特书。更重要的是，《经世大典》这段公文是地方官向中央请示出使人员口粮分配问题，那三位使者是主要负责人，非提不可，阔阔真姑娘虽然显贵，但与配给口粮无关，无需提及。至于波罗一家，更不在话下。但若无马可书的记载，我们将无从得知这三位使臣出使的缘由了。拉施特《史集》中简要地记载阿鲁浑汗之子合赞迎娶阔阔真之事，说“遇到了火者[俄译讹作“官员”，波斯原文为XWAJH]及一群使者”[4]，这证实了马可所说三位使臣中只有火者还活着的话。总之，从《游记》的记载中，我们才能对《永乐大典》那段公文和《史集》中的有关记载有个清楚的了解。过去也有不少人看过《站赤》这一段公文，可能由于未和《游记》的记载联系起来，因而未能充分利用这一重要资料。正是由于这一资料，才能从汉文记载中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伍德博士认为马可所说借自其它资料，但未指出何种资料。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可书中的这一段记载，才使《站赤》和《史集》的看来毫不相干的两处资料结合起来，得到圆满完整的解释。
（二）王著叛乱事件，《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1282年4月16日），正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但当时在大都，会听人（西域人或蒙古人）向他转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而非其本人所见（第146—147页）。我们承认马可未在出事现场，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他的记载虽不及《元史》翔实，但比之《史集》所载并不逊色且有其独到之处。
马可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或作Chenchu、Chencu、Tchentcho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或作Vancu，Wang-tcho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过去中外学者多以Vanchu为《元史》之王著，但马可明言此人为管领万人的军官即“万户”官；而Cenchu则为一千户官，汉文译者或称其为陈著（冯承钧），或称其为张库（张星烺），或称张易（李季），或称陈国（魏易）。但陈著、张库、陈国《元史》皆无其人，只译音近似。张易虽有其人，但未直接参与其事，译音亦不合。Vanchu译音虽与“王著”最近，但非主谋，只是“从犯”。这使马可书注释者感到难解。其实，早在1927年，英国学者穆尔（A.C.Moule，或译牟里、慕阿德）即指出，Cenchu是千户译音，即指王著，Vanchu是万户译音，即指其同谋者高和尚。这就和《元史》记载基本一致[5]。《元史·阿合马传》说王著“以所袖铜鎚碎其（阿合马）脑，立毙”，马可说Cenchu（千户，即王著）用刀砍下阿合马的头，虽所用武器不同，但效果则一，这就够了，足以说明马可当时是在大都听人说的。伍德博士虽然知道穆尔和伯希和对Cenchu和Vanchu身分的确证(Identity)，但并不重视，仍然认为王著（她写为Wang Zhu，并附括号Vanchu！）之名有些神秘，马可此处所述人名、事迹混乱不堪，与《史集》所述同样混乱。又说，穆尔把Vanchu作为万户，但Wang Zhu（王著）据中文记载是千户而不是万户，仍然是混乱不清的。可见，她仍和汉译者一样，认定Vanchu即王著(Wang Zhu)的译音，这当然纠缠不清了（第58页）。她的结论是，马可所述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又一次引用傅海波教授的依靠波斯或阿拉伯旅行指南说（第146—147页）。到底是谁纠缠不清、自造混乱，读者自会公断。
至于《史集》记载此事，倒有些不太清楚。它把发动事变的主谋称为高平章(Gau Finjan)，说高是阿合马的同事，对阿合马很嫉视。他和一个装死又复活的汉人同谋，杀死了阿合马[6]。显然，这是把高和尚一人混作二人，而对王著则一字不提，远不如马可波罗的记载。这更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是在事发后不久在当地听人告诉他的。
以上二例，是马可波罗亲身经历和亲自听说的，足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至于他书中记的所见所闻、为其他与之同时或先后的西方人所未记载的，也为数不少，不胜枚举，可以写成书或若干篇论文，已经有人做过了[7]。但在怀疑或否定论者的眼光里，这些都不值一顾：或就马可所遗漏的事物加以指责，或对马可明确记载的事件指为抄自它书或旅行指南而又举不出任何一部书或指南来。倒是傅海波教授说得好，在没有举出确证以前，还应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三、版本问题
为了否定马可波罗书的真实性，伍德博士在该书的版本上也有一些说法。
马可书的版本或译本确实很多。据穆尔与伯希和的统计，在本世纪30年代末已有抄写稿本及印刷本143种，伍德博士说还有7种分散的有关的版本。她说，这些本子所用语言或方言不同，出现时代从1351年到19世纪，而原始的稿本即马可波罗和他的笔录者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或Rusticello）签名的那本早已失传，其中既有抄录者的错误，又有辗转抄写者的以讹传讹，使之愈加混乱；而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及一些稀奇的域外名称，随着时间的流逝，距当初的事件及原稿年代的悠远，更使现存的百多种稿本内容极不一致（第43页）。她引用了两位学者对多种版本做的电脑分析结果：一位学者就语汇的极端分歧，认为可能有另一位代笔人（指如鲁思蒂谦诺——引者）（第47页）；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有一串人根据其惯用的语词参与工作（第50页）[8]。伍德博士说，由于马可书原稿早已遗失，这些被分析的版本都非原著，其分析结论还难以绝对证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对中世纪东方认识的迅速扩展，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即现在残存的版本中，有许多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窜改的东西（第48页）。
应当承认，伍德博士这些说法有些是可以接受的。穆尔、伯希和在为《马可波罗寰宇记》写的《绪言》中也有类似说法。他们指出，马可书的真版（原版）是个奇异复杂的问题。此书可能流行一时，颇有声誉，但这一声誉不仅未使它得到珍藏保护，反而毁坏了它，以致没有一本遗存的稿本称得上是完整的或正确的。不仅如此，经过检查的稿本中，都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似乎这些稿本都来源于一个稿本，但非原稿，而是一个早已残坏的稿本。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即令原稿完整，也可能有（实际上也有）一些严重的未经改正的笔误，它是用粗陋的、夹杂着不少意大利文的法文写的，连当时译者也有些困惑难解。因而每个抄写者由于受其个人观点和切身利益或意图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是，对该稿加以省略、摘录、意译，造成不少错误和错译。结果是，在我们检查过的近120部稿本中，没有两部是相同的，这并非夸大其词[9]。
双方在认为原稿已佚、现稿有误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着重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现存稿本是后人增添的；后者则认为，现存稿本有许多遗漏和错误。前者的目的在于否定马可书的真实性；后者的目的在于填补该书的缺遗和订正其错误。因而，前者写了一本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书；后者则综合各种版本，出了一部百衲本式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并写了一部极有功力的《马可波罗注》。孰是孰非，应由事实来说话。
阿合马被杀事件，仅见于拉木学（G.B.Ramusio 1485—1557年，也译赖麦锡）意大利文译本。如前所述，此本最接近历史真相，伍德博士却对拉木学本横加指责。意大利马可波罗研究专家拜内戴托教授(L.F.Benedetto)仔细分析了拉木学版本，他认为该版是在意大利历史学家皮皮诺（Fr.F.Pipino，一译劈劈奴）的拉丁文译本基础上并增以其它稿本的重要记载而成[10]；穆尔、伯希和引用拉木学的原话说，他从友人处借到一本古老的拉丁文稿本，与其它稿本比较后，认为可能是从马可波罗的原稿中抄来的。他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它稿本编成一书。穆、伯二氏对此版本极为重视，指出阿合马被刺事件为本版独有，至关重要[11]。伍德博士则认为，拉木学本与皮皮诺本很不相同，他增加了许多生动夸张的故事，所述波罗一家返回威尼斯事，犹如阿拉伯的《天方夜谭》；他增加了许多不见于现存版本中的章节，虽然有趣却令人困惑，而且都不像出自马可波罗或鲁思蒂谦诺之手。她说，拉木学可能认为这样做会帮助其主角使其书更为丰满和有趣（第45—46页）。
但是，对于仅见于拉木学本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她却未能指出是拉木学个人增添的，只是说，这是重述尽人皆知的故事（第137页）；或说，马可记此事件之不清是由于他未见此事，最依靠阿拉伯或波斯史料（第146页）；或说，这些二手资料也许不是马可本人之误而是别人所为（第147页）。总之，没有明确点出拉木学之名。如前所述，马可记此事之明确仅次于汉文记载，若非其本人在大都，是不可能得到这一消息的。
当然，马可的书经过后人辗转抄写，笔误、遗漏、增添等情况也可能有[12]，但总是少数，不会影响本书的主体结构和内容，更不会抹煞本书的真实性。伍德博士和其他怀疑论者，也没有举出任何确切的资料证明此书是抄自阿拉伯、波斯的书或导游手册，只是做了一些揣测或推论而已。
四、漏载释疑
要求一部旅行记或地理志事无巨细、小大不弃一一记录下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以此为标准判断一本书的真伪，未免过于轻率。伍书却恪守傅海波教授的成规并加以发展，写出专章，指责马可波罗所漏记的事物。
（一）瓷器 马可波罗讲到福建刺桐（泉州）附近有一名Tingiu城出产一种碧蓝色(azure)瓷器，远销世界各处。这说明马可书中已提及中国的瓷器。伍书（第65—66页）却以伯希和对Tingiu的勘同（认为是浙江的处州，见其马可书注第856页——引者）及把azure认为是青瓷器色，都与Tingiu这一地名对不上号，而断言茶、瓷器、妇女缠足三者都被遗漏而令人困惑不解（第75页）。难道她真认为马可波罗未谈到中国的瓷器吗？这倒是个新发现！
（二）印刷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但未提印刷术（第68页）；又说，马可讲到行在（杭州）风俗时，提到人死后其亲属用纸制人、马、骆驼、奴婢的像和纸币等焚烧以殉，但未说明这些是印刷品；马可所经城市如福建为印书中心，杭州有书商聚集的橘园亭等，马可皆未述及（第70—71页）。按，马可波罗曾多次提及纸币，当时纸币是印刷品，当然说明对此并不陌生。但他是商人子弟，正如伍书所说，他是以商人的眼光，习惯于注意商品情况如珍贵产品及货币价值等，与作为传教士的鲁布鲁克不同（第64页）。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怎能要求他说出印刷术这一名称呢？
（三）汉字 她说，传教士鲁布鲁克的《东游记》中，曾提到中国字（汉字）的写法，但马可书中却未提及汉字。意大利学者奥勒斯吉(Leonardo Olschki)对此事的解释是，像马可波罗这样缺乏文学的或精神方面创造力的外国人，很难接近或接受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伍书反驳说，很难想像，在一个发明了纸而文字又极受崇敬的国家中，一个自称在元朝做官的外国人，竟会不注意蒙古和中国的书法或对之毫无兴趣（第69、70页）。按，此说与实际情况不符。据《元史·崔斌传》，至元十五年（1278年）时，江淮行省的官僚（当指蒙古及西域人——引者）竟“无一人通文墨者”。元末文人叶子奇著有《草木子》，他在《杂俎篇》中说：“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土转，见者为笑。”当然，有些蒙古人和西域人还是读书识字的，不过为数不多。当时在各官府中一般设置翻译人员，有译史，从事笔译，有蒙古译史和回回译史（为西域人翻译）；有通事，从事口译，蒙古语称怯里马赤。因此，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至于拿马可波罗和鲁布鲁克相比，更是不伦不类。后者是学识渊博的天主教士，他不但注意汉字，也提到吐蕃（西藏）人、唐兀（西夏）人和畏吾尔人的书写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眼光和兴趣。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物产、工商业和一些奇风异俗。以他的文化水平，很难顾及文字尤其是难识的汉字，虽然他在使用纸币时也会看到上面印的汉字。
（四）茶叶 马可书中没提到茶叶，这又是伍书中怀疑的一点。她说，杭州街市中茶馆很多，他们一家应该光顾品尝，即使不去，也不应毫不提及；很难想像，一个在中国住了17年的人竟对此大众饮料不予理会（第71—72页）。按，傅海波教授在指出此项空白后说，这可能因为马可不爱喝茶或蒙古人没有招待过他茶。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伍书未引用。奥勒斯吉说，马可波罗对他本国人不了解和不赏识的事物就不愿谈，这可以解释他未提茶的原因。对此，伍书也只字未提[13]。笔者在反驳克鲁纳斯那篇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的文章中说：“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此文转载在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伍德博士是看过的，却没有评说。此后，黄时鉴教授发表《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14]一文，精密细致地补充了笔者的看法。此文她可能未曾寓目。
（五）缠足 晚于马可波罗来华的意大利方济各派教士鄂多立克(FriarOdoric of pordenone)曾提到蛮子省（南中国）的妇女以缠足为美，而马可书中却无此记载，伍书认为不可理解。她说，如果代笔人鲁思蒂谦诺认为煮茶一事不可信或对之毫无兴趣而不予记载的话，为何对妇女缠足这一奇特风俗也置之不顾呢（第72页）？她随即对缠足史作一简述：缠足在宋代(960—1279)上层社会妇女中已盛行，至20世纪初叶，除最贫穷农家妇女须在田间劳动而不缠外已遍及各阶层，但满族与蒙古族妇女则不缠足。她说，也许可以为马可波罗辩解说，假定他们一家在中国的话，那时缠足还不普遍，而缠足妇女因不能远行，使外国旅客很难见到；也可以说，由于汉族妇女处于封闭状态，马可波罗很难见到上层妇女，他描述的只是地位低下的不缠足的商人妇女，她们可能为夸耀其富有而遛街，遂为外国人所见，马可波罗可能在蒙古统治的松弛日子里见到不缠足的妇女吧（第72—73页）。说了这些似乎为马可波罗开脱的话后，伍书话锋一转说，尽管如此，鄂多立克却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南中国妇女缠足的情形。很难设想马可波罗见不到这种情形，而虔诚的、无权进入像马可波罗宣称的上流社会的鄂多立克反倒能略述其情（第73—74页）。
关于缠足，中国的零星记载和专著很多，不必多说。大致是，北宋神宗时期(1068—1085)已有此风，尚不普遍，至南宋则流行较广，但仍限于上层社会及大城市中，且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到元朝，则南方妇女也相率缠足，“以不为者为耻”了[15]。但北方在辽、金、元统治时期，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妇女不会缠足，统治者也不会提倡，流风所被，对社会当会有一定影响。张星烺先生说，辽、金、元的统治者，“鄙弃汉人风俗。淮以北，南宋时，人即多改胡姓，衣胡服，操胡语。缠足一端，吾人亦可推想当时北方未必为习尚也。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记载，亦以北方为最详。当其官南方时，富贵人家之妇，或甚少见，或因记载简略，而有缺也。泰定帝时（1324—1328年），高僧鄂多力克《游记》所载妇女以缠小足为美一节，亦在杭州所见者”[16]。这些话值得重视。至于鄂多立克为什么能看到妇女缠足，可能因为：1. 他是从海道抵达广州，到福建的泉州、福州，北上至杭州和南京，经扬州沿大运河北上至大都的，在南方停留时间不会太短，因而能看到缠足的妇女。2. 据他说，他在杭州停留时，曾向基督徒、撒剌逊人（回回）、偶像教徒及其他人等打听该城的情况，并由该地与他同教派的4人带他到佛寺参观访问，关于缠足情况可能从这几人处得悉，甚至亲自看到。他说，他曾“经过一个贵人的院墙下”，这个贵人有50个少女侍奉，关于留长指甲是生长名门的标记及妇女以缠足为美的描述紧接上段记载，可能是亲自听到或见到的[17]。
可注意的是，统观他的《东游录》，所到之处虽不少，而且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但很少记载工商业繁盛的情况。讲到蛮子省，他只笼统地说：“此邦的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这是指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国。他到广州（他称为新迦兰，censcalan），见到的是偶像教徒、极大的船舶、大鹅、以蛇宴客；在泉州见到的是基督教堂、偶像教徒、各种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糖；在福州则见到公鸡和无羽的母鸡，用水鸟（鸬鹚）捕鱼；在杭州（cansay，行在）这个他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他看到和记载的也只是人口多、桥多，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偶像教徒。在统计了人口数目后，仅说：“此外有基督徒、商人和其他仅从该地过路者。”在扬州，他提到有聂思脱里派（景教）教堂、基督徒和盐税的收入；在一个叫索家马头(Sunzumatu)的城市，提到盛产丝和有大量商货；他在汗八里（大都）住了3年，有6章描述元代国都情况，但除了描绘大可汗的宫殿及其生活，还有他和他的同教徒在皇宫中的职务外，竟无一语提及该城工商业的情况[18]。而马可波罗每到一地，必大谈该地“人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人民多以经商和做生意为生活”（Cacanfu，河间府）；长芦镇(Cianglu)的盐及其制作方法；距长芦镇五天路程的济南路（Ciangli，伯希和勘同为德州），沿途经过许多城市集镇，商业兴旺；离开济南路向南走6天，经过许多富庶繁盛的集镇城市，人民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19]。如此之例，不胜枚举。这只是北方的情况，对鄂多立克所到的南方城市如泉州、福州、杭州等处工商业繁荣发达情景的叙述，更是饱含激情，大书特书。原著俱在，人所共知，勿庸赘述。
列举以上絮语，旨在表明，二人的身分不同，兴趣不一，视角有异，对所见所闻的事物自然各有侧重，记载或详或略，不能要求一致。以一方所记为准，因对方失记或误记而指责之甚至宣布其为抄袭或伪书，在情理上或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缠足。如前所述，缠足主要是上、中层妇女的装束，下层社会的劳动妇女一般不会缠足。元末明初朱元璋的马皇后（宿州人）相传是大脚，应该有根据。至于贵族妇女，一般很少出门，不熟的外人来访也回避不见。出门则坐轿子或马车，也不会露出小脚。马可波罗在杭州即见到有盖的马车供一家男女出游[20]。至于鄂多立克记述妇女缠足，可能是从当地的基督教士处听到的，这些教士因久住当地，在传教时可能到居民家见到此景而告诉鄂氏。
最后，再回答伍德博士对笔者的一个误会。由于我在辩驳克鲁纳斯那篇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时没有就缠足问题为马可辩护，她就断言说：“这无疑是因为当代中国人对旧时那一风俗的恐怖和厌恶，并认为西方人对缠足的兴趣是对中国人的侮辱。”（第138页）这是误解。很简单，克氏文章中既然未提此事，我何必多费笔墨呢？
（六）长城 伍书专辟一章，名曰《他漏掉了长城》（第96—101页）。她说，这一遗漏乍看起来很糟糕，但值得争论的问题是，长城在13世纪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时它是否存在。这倒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她指出，现在所见的长城是明朝开始用砖石建造的，而以前的长城则是用黄土筑成的，不过，经过捣碎夯实的加工仍很坚固，至今仍有遗迹。她引用了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Macartney)于1973年（乾隆五十八年）抵华的副使斯汤顿(G.Staunton)的《记事》：他浏览了当时的长城后，对马可波罗未提长城而引起人们怀疑一事猜测说，是否当时长城尚未存在呢？他又为此事辩护，认为这是由于马可波罗回国后，未能及时把其旅行情况向人宣布，待以后离开故乡多时，才从过去零散的记录中口述于人，因而出现了编辑上的错误。他又从威尼斯道奇(Doge)图书馆中引用了一段有关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抵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后，他折向东南，过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沿西藏山区至中国的陕西、山西最后到达大都，而无需穿越长城。对此，伍氏当然不以为然。但她在亨利·考狄后再次举出了第一个说出马可波罗未提长城并为之辩护的外国人，这对马可波罗学的研究也是一个贡献。
伍书引述了瓦德伦(Arthur N.Waldron)的一篇论文《长城问题》[21]，文中关于秦、明之间未修筑，使长城几乎不见的论点后说，虽然现在北京北部和东北部的砖筑长城是在波罗一家东游后修建的，但泥土筑的城墙遗址，如从西安穿过沙漠到敦煌的火车上仍触目可见，而商代的土筑城墙在郑州仍有遗存。因此，在13世纪应有夯实的城墙存在，从西方到中国来的人很难见不到它，马可波罗的这一遗漏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长城，我国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已在其境内修筑城墙以防外敌。秦朝以后，除唐、北宋、辽和元朝以外，历代都有修筑。但就其规模之宏大，城垣之坚固，气象之雄伟，使见之者叹为奇观，攻之者踌躇不前的，恐怕只有明朝修筑的至今仍巍然屹立的万里长城了。伍文所引斯汤顿《记事》中提到马可波罗到中国时长城尚未存在，他心目中的长城是明代修的长城，元朝时当然不会有。伍氏说，从西安到敦煌的火车线上仍可以看到泥土筑的城墙遗址，这有可能。但有两种情况：一是看到的是较高的碉楼，这是古代在城墙沿线修的瞭望和防守建筑，这些碉楼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A.Stein)在敦煌附近发现不少。二是看的人要有一定历史知识。斯坦因是以考古学者的身分来探察的，他不仅看到碉楼，而且在碉楼之间拨开流沙，发现用苇杆和泥土交缠在一起筑成的城墙[22]。伍氏既然研究马可波罗，留心长城问题，当然会认真观察一般人忽略的长城遗址了。马可波罗，一个商人的儿子，学识不高，对中国历史毫无所知，他能对断壁残垣或突起的碉楼感兴趣并告诉旁人吗？
即使对马可波罗来华前金朝所修的“长城”，马可书中也没有记载。关于金代的“长城”，前辈学者王国维在其《金界壕考》[23]一文中有详尽考论。他说，金代并无长城之称，见于史者只称“边堡”和“界壕”。“界壕”是“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边堡”是“于要害处筑城堡以居戍人”。这是为了防御其周边的部族、特别是蒙古各族而修筑的。这些界壕和边堡在元朝还有遗存。据王国维文中统计，成吉思汗时期的邱处机（长春真人）、元世祖即位前的张德辉、即位后的王恽，都曾路过其地，留有记录。马可波罗经常往来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自应经过界壕，但他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其原因应是，前三人知道金朝界壕，故能触景忆旧，而马可不然。此其一。这些界壕和边堡已堙塞或荒废，无可观者，不足触发马可的好奇心情。此其二。总之，无论从客观环境或主观素养，马可波罗之不提长城，并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
顺便提一下亨利·玉尔对马可波罗未提长城的解释。在《导言》中，他说：“书中未提长城，但吾人有理由相信，当马可波罗在他口述某一章时，他心中所指，定是长城。”玉尔指的是该书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长老约翰的后裔》所述该地“即吾人所称之葛格(Gog)与马葛格(Magog)，而彼等则称为汪古(Ung)与蒙古(Mungul)”。玉尔注释此段时认为，马可在提及葛格与马葛格时，其心目中实际上是指西方传说的“葛格与马葛格壁垒(Rampart of Gog and Magog)”，即传为亚历山大王所筑的壁垒，此处则指中国北边的长城。玉尔并附一明代所筑的长城插图，图下注云：“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按，玉尔旁征博引，证明马可波罗曾隐约暗示长城的存在，看来似有道理，但也值得推敲。首先，马可波罗不可能看到雄伟的明代长城，因而不会联想到“葛格与马葛格壁垒”。其次，他可能听到汪古、蒙古与葛格（冯承钧译写为“峨格”，甚可注意）、马葛格发音有相似之处，因而生此联想。当然，这一带是汪古部族的地盘，而汪古部是为金朝防守边墙的；还有一说，在蒙古语中称边墙为汪古[24]。因此，马可波罗是否因此而联想到“葛格与马葛格壁垒”也未可知。总之，玉尔的推测很有意思，可备一说，但把明代长城认作元代的则是明显的失误。
笔者因此联想到，一些人（伍德博士除外）把马可波罗未提长城作为他没来中国的论证之一，多半是把明代所修、至今仍存的长城认为古已有之，或把明修长城作为标准，认为明代以前所筑长城也应有此规模，马可波罗不应看不到，因而对他苛求、怀疑，以致否定其到过中国。
如笔者前面一再指出，因一部书没有记载它可以记载而因某种原因失记的东西，便怀疑、否定其真实性，这不合情理，也很难服人。遗憾的是，具体到马可波罗这部书，有些人却以其所漏载的事为把柄和突破口，大作文章加以指责和否定。笔者之所以多费笔墨，与之辩说，以维护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实是迫不得已。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说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笔者颇有同感。
五、结语评析
伍德博士在其书中的最后一篇即《结语》部分，对马可波罗的书及其人作了结论。此篇简明扼要地谈出她的见解，值得一读。笔者顺便也补充一些前面未及评说的问题。
首先，她指出，这本书不是一部旅行志或简单的游记。此前，她在第5章中就以《不是旅行志》的标题用9页多的篇幅表述她的看法。大意是，除了开头的《序言》（共18章——引者）外，其旅行路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令步其后尘旅行者难以跟踪，有些地方甚至使为之注释的亨利·玉尔也感到困难。此外，除《序言》外，她对书中很少提及波罗一家甚为吃惊。据她统计，全书只有18处提到马可波罗或其一家。她说，这不是一本个人见闻录而更像一部地理或历史著作，一部味道浓厚的旅行指南。
按，马可波罗所述旅行路线确有迂曲之处，但大体上仍有线索可寻。亨利·玉尔所指难点只是从永昌到缅甸国都以及缅甸与老挝之间一段而已，其它地方并无大困难，有玉尔所制旅行路线图可证。所举只有18处提名事更令人怀疑：书中不提名而用“我”或“我们”字样的地方不胜枚举，难道伍德博士所据的Latham版本《马可波罗》没有这些字样吗？
在《结语》中，作者除了简要指出此书误导了一些追踪马可波罗的足迹者，不是游记只是一部《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外，还从宏观方面提出：有些人可能有一种预感，认为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人们对地理学知识已逐渐需要，受此驱动，遂编写此类书籍。她举出了阿魁(Jacopo da Acqui)、万桑(Vincent of Beauvais)、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都编过世界历史和地理等书[25]，拉施特(Rashīd al-Dīn)也用阿拉伯文（按，应为波斯文——引者）写过世界史（即《史集》——引者）。她说：曼德维尔的书曾大受欢迎并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但终被揭露为赝品，乃剽窃15种以上资料而成者；对比之下，马可波罗的《寰宇记》经鲁思蒂谦诺之修饰扩充与此后译者的增添，虽为二手资料，却与曼氏命运不同而享誉后世至今不衰。将马可书与曼德维尔书相提并论，言外之意，不问可知。
伍德博士进一步指出，《寰宇记》中旅行路线之缺乏连贯，“可能”由于鲁思蒂谦诺之鼓励，使一旅游记扩大为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因而加进了一些不相干的内容，如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古代战争故事等。又说，作为一个职业传奇故事作家，鲁思蒂谦诺“也许”是想利用人们对记载域外奇异事物书籍的普遍需要，“可能”在听了马可波罗讲的奇异故事后，提请与他合作，遂成此书。她说，其时尚无印刷术和版权问题，写一部稿件很难发财，但鲁氏此前曾借英国王储之助得以完成其文学创作[26]，此次仍想借此书取得英王的恩惠也颇有“可能”。请注意：在这一段说明中，她连续用了"possible"、"may"、"may be"、"perhaps"等揣测猜度词语。
以下，伍德博士又就《寰宇记》的资料来源发表她的看法。她承认，这是一道难题，但仍提出了她的答案：（一）“假如”马可波罗从家中得到书面材料，他家中应该有到东方经商的资料，而且，“也许”有波斯文的商人指南一类书；“可能”还有波斯文历史著作，其中有关于古代战争以及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俄罗斯和日本的描述。（二）唐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记载，如写于公元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14世纪初期拉施特的《史集》、中期的白图泰（或译拔都他）游记[27]，是《寰宇记》的另一史源，因其记载和以上三书有很多类似之处。她举出《寰宇记》和《史集》关于王著谋杀事件的叙述同样混乱不清作为证明。其实，如笔者前面所说，二者的记载并不相同，前书较后书更接近实情。她虽然知道《史集》和《白图泰游记》出书在后，马可波罗不可能看到，却说，马可波罗与白图泰关于中国的某些记载的相似颇引人注意，以致傅海波教授认为，马可波罗“可能”或“也许”(might、perhaps)是依靠一种波斯或阿拉伯的中国指南书，使他和白图泰的叙述趋于一致（第146页）（笔者未见傅教授论及白图泰的文章，只知他提到马可波罗与波斯文史料的关系，伍德此书中也常引用，但偏偏这里未注出处，令人纳闷）。她又说，有人曾寻找这种指南书，不幸的是，13世纪是“波斯通俗读物的黑暗时代”，这类读物还没有找出来。
“虽然如此，”她接着说，马可波罗之“可能”依靠阿拉伯或波斯史料，从他书中所用词汇以及对中国南方巨大体形之鸡的描述与拉施特、白图泰所记者相似而得知。“假如”(if)他在狱中从其家中获得波斯文指南书或波斯文蒙古征服等记载，他当会取得原始资料。
伍德博士既然认定马可波罗所用的是二手资料而非其本身见闻，则其本人的未到中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么，马可波罗这些年到哪里去了？请看伍德博士的答案。
她的第一句话是：不幸的是，假若马可波罗不在中国，在1271到1295年间他究竟在哪里却无可证明。随后，她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序言》中所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的第一次东行并遇到某些贵人事，是唯一具体的实证。他们家中的“金牌”（作为颁布给使臣的通行证——引者）可能作为与一蒙古君主（虽然不一定是忽必烈汗本人）有过高级接触的实物见证。他家族中曾为金牌问题发生一次争论（在《寰宇记》完成后的1310年），“或许”(might)是由于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而他却声称去过[因而要求一件金牌]；“或许”他父亲和叔父到东方作了一次冒险旅行，得到几个金牌回来，而马可波罗在狱中却窃取其名，写于书中，作为自己的荣耀。她又指出马可波罗的叔父玛飞（Maffeo，一作Matteo，汉译玛窦——引者）在1310年的遗嘱中暗示过马可波罗曾觊觎这些金牌中的一枚。她说，不管他们家族中有多少金牌以及马可波罗是否从大汗手中得到一枚，写在遗嘱中的这一争论似乎更有特殊意义（第148页）。言外之意无非是说，马可波罗既未得金牌，当然未到过中国；反之，既未到中国，当然不会有金牌。
遗憾的是，伍德博士在书中虽然三次提到金牌之争（第118、130、148页），却没有注明玛飞遗嘱的出处。据亨利·玉尔书，玛飞的遗嘱写于1309年2月，已不存在，仅从他处引文中得知其曾将1000里尔（lire或lira，威尼斯币名——引者）公债留与一名马可波罗（又称马可利诺，Marcolino）者。可能伍德另有所见吧。即使如此，伍德对此事也只是用“或许”等词表述而未能作肯定的判断。而且，伍德在此前论及此事时也说，为马可波罗辩护，也许可以这样说，既然有几枚金牌给他父亲和叔父，假若如他自称是与他们同行的话，他最低也有资格得到一枚（第130页）。可见，单凭她所引用的含混不清的遗嘱词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把《寰宇记》分为两部分，即《序言》中记他父亲和叔父第一次东行（她认为可信）和马可波罗参加的第二次东行（她认为是传说和地理、历史记载的混合物）后，她再次对此书的资料来源作一概括。她认为，一是来自家庭：他家中对近东及近东以外情况的熟悉以及他父亲和叔父到蒙古哈拉和林（即和林。本书屡称波罗兄弟到和林见忽必烈，不确——引者）的旅行，会提供不少资料和[对他有价值的]出发点（即前文说的跳板——引者）。他在克里米亚的家和君士坦丁堡的营业寓所，会得到一些有关域外、供旅行和经商的波斯文指南书、地图和历史等资料。二是来自书籍：《寰宇记》和拉施特《史集》有关中国的记载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一定有共同的关于地理和蒙古历史的书面资料以及关于东方的奇事如长老约翰、火鼠（Salamader，即石绵，中国旧称火浣布——引者）等的口头传说（第149—150页）。
伍德博士虽不厌其烦地追究《寰宇记》的史源，但对马可波罗究竟在哪里，却只能说“不幸”而无从落实。本来是到过中国，硬说没来，所以很难自圆其说。既肯定或怀疑其没到中国，却又不能确定其在20余年间的所在。笔者见到有的报刊转载伍德此书的概要说，那时马可波罗可能是住在他们家族设在黑海东岸或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贸易站。但伍书并没有这么肯定，只是说马可波罗大概最远不过到过上述的贸易站而已（第150页）。
假如上述两地为《寰宇记》的信息来源一说尚可接受的话（因为马可波罗来华时会由该地出发），那么，波斯文指南和拉施特书一说就很难讲通了。因为，不仅迄今谁也没有见到过波斯文指南书，即令见到，也应两相对照，分清是非。对此，伍德博士也只得用“不幸”来解脱了。至于拉施特《史集》的来源，史学界已有定论，那是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已有历史著作，蒙古文的《金册》等文字资料，通过蒙古人孛罗丞相、两位中国学者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人士，由拉施特总编而成，这些资料马可波罗是既无机会也无能力得到和读懂的。如前所说，王著事件二书所记就不相同。至于因其和白图泰所记巨形鸡相同而断定《寰宇记》和《白图泰游记》同出一源，更是以偏概全。二人先后到过中国，所见事物相同，各自为记，乃自然之事，何足为奇。果如所言，似乎白图泰也没到过中国了。
总观全书，伍德博士虽用力甚勤，多方论证，但给人的印象是揣测、推论的多，实证的少，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的书确实有些错误失实、夸张虚构之处，如说蒙古攻陷南宋襄阳是他们一家之功，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与中国文献记载和拉施特《史集》不同，显然是自我吹嘘。但其所记内容则大致不差，说明他是在中国听到的；由于与《史集》不同，说明他和《史集》不是一个来源。关于在扬州做官三年之说，也很难找到证据，有的版本说他“居住”三年。其它的错误也不少，有的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有的是记忆失误，有的是不通汉语所致。但其中确有不少记事准确可供参考并与汉文记载可相互印证之处。如断罪体罚以七为准（即笞、杖七、十七……一百七），这是元朝刑法的特点，其它的西方记载皆无，为本书独有（当然不能以此责难其它记载）。又如书中记镇江说，耶稣降生后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一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名马薛里吉思(Marsarchis)者在此城任官三年，建两座基督教堂。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也不见于《元史》中的本纪、志和其它列传中，不是重要人物，但在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所修《至顺镇江志》中却有几处提到他：“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元代称基督教徒）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尝造七寺。”[28]人名、年代、教派、建寺都与马可波罗所记符合（马可称建寺二所，可能只见到二所，或其它为以后所建）。如此之例，尚有多处，若非在中国亲见或亲闻，何能如此巧合。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
伍德博士在《结语》的最后一段，对《寰宇记》作了一个总评。她说，虽然她认为马可波罗足迹最远不过他家设在黑海与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站，但《寰宇记》仍不失为了解中国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把他和阿拉伯、波斯、汉文文献结合对照，在总体上（虽不在细节上）仍有印证作用。这倒是公道话。可惜在否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大前提下，这几句话已失去分量，不为人所注意了。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是本文对伍德博士书的回答。
注释：
[1] 傅文题为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刊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Hong Kong Branch,6.1966.Hong Kong,pp.49—72.其中指摘马可波罗的文字不过一页。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在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1982年4月14日《中国增刊》(China Supplement)上发表The explorer's tracks（《探险者的足迹》），文中引用了傅海波教授的文章，认为马可波罗曾看过某种波斯的《导游手册》。1982年7月号《编译参考》有杨德译文，改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笔者在1982年第10期《环球》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对克氏文提出质疑，收入《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32页；《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8页。
[2] Henry Yule: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或Travels ofMarcoPolo，初版于1870年，再版于1874年，三版经法国学者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修订补证于1902年，其修补处俱附有考狄缩写签名。本文引用者为1929年重印的第三版，上册Introduction,pp.110—112，并参考张星烺汉译《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239—244页。
[3] Francis Woodman Cleaves:"A Chinese Source Bearingon Marco Polo's Departure from China and a Persian SourceonHis Arrival in Persi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36,pp.181—203 (Cambridge,Mass.1976)。
[4] 见拉施特《史集》第三卷，余大钧据俄文泽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1—262页。
[5] 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原刊于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Quinsai with other Noteson Marco Polo,1957年剑桥大学版，第79—88页。伯希和：Notes on Marco Polo第10—11页Acmat条，第236页Cenchu条，第870页Vanchu条。
[6] J.A.G.Boyle: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pp.291—292.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56页。《史集》第2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4—345页。
[7] 据个人所见，专著有Leonardo Olschki:Marco Polo's Asia（英译本），Berkeley 1960年版，此书共460页。中文著作有张星烺著《马哥孛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共81页；余士雄著《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共171页。其它小册子不计。论文有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选收较有价值的论文37篇（内有译文3篇），全书446页。
[8] 伍德书第7章第50页注4，引M.G.Capuzzo,"La Lingua delDivisament dou Monde di Marco Polo.1,Morfologia Verbale",Biblioteca degli Studii Mediolatini e Volgari (newser.) V,(Pisa,1980),p.33。伍书第159页。
[9][11] 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heIntroduction,p.40.
[10] 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heIntroduction,p.40。亨利·玉尔说，皮皮诺为意大利波罗那市人，天主教多明我(Dominican)派修道士，曾著法兰西史，拉木学称皮氏拉丁文译本在1320年写成，又有人称其译本曾经马可波罗本人审订，但玉尔未予肯定。见其英译本《马可波罗游记》导言第95页，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207—208页。
[12] 伍德举出马可书中最末篇记那海(Nogai)战败脱脱(Togta)事，谓此记事仅见于托莱多(Toledo)译本（即Z写本——引者）。据拉施特《史集》，此役在1298—1299年间，因而不可能为马可及鲁思蒂谦诺所知，除非将马可书《引言》所称其书写成于1298年之说打一折扣。此必系对原版之“增改”，可见早期即有不少对原书之“增改”与错误之添补云云。按，那海与脱脱之战不仅见于Z写本，其它版本亦有记载，但不及Z写本之详赡。亨利·玉尔在此战役注释中已发现此事发生于1298—1299年，而对马可此时已在威尼斯，认为难以处理（玉尔书第2册第498页）。穆尔、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第489页加注说，此段似欲脱拉不花（Tolobuga，为那海所杀——引者）之二子有一幸福结局者所为，据史家言，此系事实。也有人认为有后人增添的可能。我国学者冯承钧指出，脱脱、那海第一次战争“在波罗还国之后，殆为出狱后续有所闻补述之语也”（《马可波罗行纪》下册，第840页），可供参考。总之，无论此情节系个人续补或他人所加，在马可全书中也仅此一例，且系记波斯史事，不能证明马可波罗未到中国。
[13] 奥勒斯吉在《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中几次提到此问题，参见第130页正文及注(11)，第432页正文及注(93)。他指出，方济各教士（可能指鄂多立克——引者）的游记中也未提及茶，可能蒙古人不喜欢用茶作饮料。
[14] 《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5] 此句见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一○《缠足》条。论缠足专书有姚灵犀《采菲录》，天津书局1938年版；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后书参考前书而有考证。
[16] 《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242页。
[17] 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84页。此译本系据玉尔(Henry Yule)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二卷译出。本节“经过一个贵人的院墙下”，玉尔附录的意大利文作“到过贵人的宫廷”，似更为符合实情。
[18] 见《鄂多立克东游录》，第64—68、72—80页。玉尔英译本pp.178—204、209—240。
[19] 分见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第263—264、266、267、268页。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pp.298、301、302。
[20] 《马哥孛罗游记》第313页；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p.334。
[21] 刊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83年第43卷第2期。
[22] 见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119—120页；Aurel Stein: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pp.168—169。碉楼原文为watch-tower，一般译为瞭望塔。其书中并附有塔的图片。
[23] 《观堂集林》卷一五。
[24] 此说见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29—230页。大意是，金朝皇帝为防御蒙古及附近游牧族，筑一道城墙，此墙“在蒙古语中称为兀惕古[atkū]”，附注①说：“B本、贝书（贝列津本）作anku（贝译作OHΓY）”按，OHΓY即汪古——引者。据《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他是汪古部人，“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按，此即王国维所指的金界壕。
[25] Jacopo da Acqui为马可波罗的同时人，所著书名Imago Mundi（世界形象），是地理书。其中记有马可波罗与其父、叔自蒙古回家，在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在狱中口述其世界见闻事。Vincentof (de) Beauvais（1190—1264年）1244年著书名Speculum Historiae（历史通鉴），是一部记自开辟以来到13世纪的世界史书。Sir John Mandeville，英国作家，自称于1322—1356年周游世界后著《游记》。
[26] 指鲁氏曾从英国太子爱德华处得见当时已颇闻名而抄本甚罕见的《环桌传奇》小说，节录而编为《梅柳杜斯》(Meliadus)一事。见亨利·玉尔书上册《导言》，第59—60页。
[27] 白图泰（Ibn Battuta，或译拔图塔、拔都他，全称伊本·白图泰，1304—1368或1369年），非洲摩洛哥国丹吉尔港人。1325年出游，历阿拉伯、波斯、中亚、印度等地，1342年（元顺帝至正二年）后到达中国，1354年回国，1355年口授成书。原为阿拉伯文，有法、德、葡萄牙等国译本。汉译本有张星烺节译其记中国部分（参照德译及亨利·玉尔英译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及马金鹏自阿拉伯文全译本《伊本·白图泰游记》。
[28] 《至顺镇江志》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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