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及初步测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评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使人们掌握经济发展方式所处的状态、明确转变的动力与阻碍，确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工作。本文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分析出发，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平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2000-2009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评估。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路径与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运行行为、发展动力、发展约束适应和发展成果分享的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的全部含义是实现经济起飞，此时，发展即是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可以简化为经济增长方式。而当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只强调经济总量增长而带来的各种矛盾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甚至引起人们对增长的意义的怀疑，此时，经济发展的内涵需要扩充，从经济运行行为、发展动力、发展约束适应和发展成果分享等方面进行协调，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1.经济运行行为的转变
经济增长率作为表现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一直是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讨论核心，经济增长率的时序变化差异体现了经济运行的不同行为，形成了两种重要的运行类型。一种是追求增长或者放任经济自由增长，在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矛盾以后再进行调整和缓解，历史上几乎所有老牌工业化国家都走的是这样的道路，在追求财富积累过程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另一种是有质量的可持续增长，严格地说，人类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实践，它只是人们对经济运行一种理想的追求。尽管人们对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多有诟病，但是，主流思想和大多数国家的实践都不排斥经济增长，“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发展……否则作为发展标志的产出构成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赫立克，金德尔伯格，1986)，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没有成为人们主导思想。有质量的可持续增长表现为经济运行长期平稳增长，不存在由于经济波动带来的过大的经济社会损失，也不存在因为社会矛盾激化而造成的运行失衡及其产生的损失。从经济运行行为衡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从短期的、有波动的高增长转向长期的、平稳的中速持续增长。
2.发展动力的转变
发展动力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社会经济运行的动力结构、动力持续性的差异决定了发展的质量，也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变是否具有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分歧集中在依靠内生动力，还是依靠外生动力上，外生动力既难以持续，也存在较大风险，往往不能体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内生动力可通过经济社会运行自发形成，具有自我生成和自我加强的特征。因此，发展动力的转变就是从外生转向内生，用自主创新动力与能力、市场化程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品生产，代替投资推动、资源消耗、人力投入的发展动力，从企业持续自主创新并积累创新能力、市场运行、消费率提高和惠及社会基础设施完善中获得发展动力。
3.发展约束适应的转变
人类的发展会不断遇到外部的约束，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会迅速地遭至报复，使这种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这要求人们必须找到能够适应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发展方式，在发展中调整人类自身与环境关系，一方面，人类不能因为自然约束而停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不仅要充分考虑自然约束，更需要利用自然提供的条件实现约束的放松。发展面临的重要约束是能源、土地和环境以及一系列的重要资源限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占用和破坏，是为未来发展创造空间，也是减轻人类压力的重要举措，人类需要通过自我约束获得资源环境上的支持。
4.发展成果分享的转变
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发展成果的体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是让发展成果更能够体现社会进步，实现发展成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公正地分享。居民生活质量是社会进步在人类分享成果方面的体现，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的购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医疗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分享社会进步成果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产业结构是通过经济社会生产层次体现的社会进步，优化产业结构是人类自身谋求生产力解放和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途径；收入分配结构的完善既体现了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公正分享，也体现了经济均衡程度，还可以通过分权，形成对发展动力的推动。合理的发展成果分享不仅要体现社会公平，还要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生成的环境和条件，有助于形成发展方式转变的自我加强循环。
二、发展方式转变指标及指数体系设计
1.指标体系框架
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是发展状态的描述，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为根本依据，以结构化和层次分解方法构建指标体系，使用状态比较方法来描述和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如表1所示，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三级，其中一级指标由经济增长、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成果四个指标构成，用于体现经济运行行为、发展动力、发展约束适应和发展成果分享四个方面的转变结果；二级指标12个，根据一级指标在各方面的主要特征确定；三级指标29个，由以可观测、易统计原则确定的能反映二级指标的具体经济、社会指标组成，数据来源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主。
2.指数模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模型是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由一个总指数，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四个分项指数，即经济增长指数、发展动力指数、资源环境支持指数和发展成果指数构成的评价指数体系。
指标权重是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调整赋值而确定。权重分配突出了发展动力和发展成果的作用。确定2000年为基期，通过指数化的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级指数。一级指数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分层加权总和，总指数为一级指数的加权总和。具体指数权重见表2。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测算评估
1.总体评价
(1)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趋势总体向好。从指数体系的数值结果看(见表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稳步缓慢上升，在2009年总指数达140，表明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在各领域的综合作用下，已经朝向社会经济发展优化方向转变。
(2)主要评价领域测评结果差异明显。如图1所示，总体上，四个主要评价领域的表现均优于基期。经济增长指数一直保持较强走势，在2002年后明显领先于其他指数。发展动力指数波动上升。资源环境支持指数稳步上升，2005年后上升速度加快。发展成果指数走势始终低于其他指数，并在2005年后明显偏离其他指数。2007-2009年间，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走势趋同，而经济增长与发展成果指数则以正反两种力量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四大指标中，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支持指标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持续转变特征，发展动力指标转变力量平稳，而发展成果指标中的各项指标的综合表现则有较大的欠缺，虽然自身有所改善，但是没有与总体转变保持同步，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如图1)。
图1 2000-2009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变化
2.分项评价
(1)经济增长：从速度和规模两方面设立指标，计算结果表明，这两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经济运行行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以速度指标考察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由表4可见，2007年后指数值下降，表明2003-2007年为高速增长阶段，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总量规模显著改善。其次用人均GDP指标衡量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规模，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备充足的物质基础。表4数据表明，可比价人均GDP增速较快，2009年比基期翻两番，现行价人均GDP与2000年相比翻三番，2009年现行价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进入了普遍认为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2)发展动力。其二级指标表现如表5所示，其中市场化程度有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2003年以后提升速度加快，基础设施保障程度稳步提高，但消费动力持续下降，综合作用力使发展动力呈现出先强后弱的走势。
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选取的三级指标可以看做是对技术创新能力(每百人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成果产出量)、技术扩散途径(国内技术依靠程度)和技术利用结果(工业产品出口附加值率)的综合评价。①国内技术依靠程度有明显提升。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大中型企业用于购进国内技术的支出比例从2000年的6.65％上升到2009年的30.70％，指数值增加216％。并且在2005年指数值比上年提高100，带动了发展动力指数的上扬。一方面表明国内技术开发能力在逐步加强，国内技术市场正在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企业依靠国内研发技术的程度仍旧较低。②我国的工业产品出口附加值率逐年降低。本文的出口附加值率计算方法主要体现出口产品结构和工业产品增加值率对出口产品附加值率的影响。经计算，我国出口工业产品的增加值率基本处于20％-50％之间，出口工业产品综合附加值率低于30％。表明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并且出口产品结构仍有低度化的趋势。③每百人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成果产出量主要用来衡量国内创新能力。经计算，我国的R&D人员全时当量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92.21万人年增长到2009年的229万人年，但由于科技成果登记数增长平稳，2009年仅比2000年增加5830项，所以指数值在2009年下降至47。从三个指标的绝对值和指数变化结果看，10年间，R&D人员全时当量增长148％，每百人R&D人员全时当量科技成果产出量下降了53％，国内技术引进比例上升了250％，但工业产品出口附加值率却降低了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推论：我国投入科研的人员工时持续增加但创新能力不足，或者国内技术并没有有效的扩散途径，使国内技术研发成果不能有效分享或不能与企业需求有效匹配，对国外技术仍有较高程度的依赖。以至于阻碍了工业技术升级，使我国的工业产品出口附加值率也必然处于较低水平，顺差背后是国际分工地位的恶化。
市场化程度方面，选取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私营个体企业从业人员比重和私营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三个分项指标衡量市场中政府作用与非国有经济作用的变化。政府作用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虽然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负相关关系，但在中国目前的改革阶段，我们仍可以采用这样的假定，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财政收支比重相对较低些(樊纲等，2006)。在非国有经济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随着市场化深入内生出的竞争力量，虽然国有企业私有化可能带来私营企业的工业产值提高，但考虑到具备收购国有企业能力的私营企业其市场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本文仍选用其来体现内资非国有经济的市场作用的增强。由于工业产值中只有私营企业工业产值的统计，所以只选用私营企业工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内资非国有经济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程度，并由指数权重弱化其相对覆盖不足的问题。就业方面用私营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的总和占就业人员合计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内生的非国有经济在吸收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从指数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在逐年增加，2009年指数值降至71，表明政府作用并未减弱。非国有经济就业比重比基期提高88％，工业产值比重提高385％，非国有经济作用逐年增强。市场化指数在2009年缓步提升到174，主要借助于私营、个体企业相关指标的走强，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比重，因基期值较低，发展速度快，指数值增幅较大，最终使市场化程度提高74％；但绝对值结果表明，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2009年仅为29.55％，市场力量仍旧薄弱。
消费动力方面，如表5所示，指数值逐年走低，消费动力持续减弱。我国现行价人均GDP在2001年已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0％左右，而我国消费率仅在2000、2001两年保持在60％以上，之后逐年下降至48％，居民消费率更是从46％下降到35％。消费动力不足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向好转变的阻力之一。
基础设施保障方面，通过人均铁路里程反映地区间要素流动的保障程度。我国每万人拥有铁路里程自2000年开始逐年增加，但增速缓慢，增幅较小。实际计算结果显示，直至2008年每万人拥有铁路里程仍不足1公里；城市基础设施用城市道路面积率作为代表性指标，用以反映城市道路交通的满足程度，虽然该指标指数化后的走势表明我国的城市道路面积率在逐年上升，但绝对值始终在12％以下，尚未达到国际公认的20％左右的较好水平。
(3)资源环境支持。资源环境支持指标主要衡量高能耗、高污染、低资源利用率的生产方式转变及其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由于能源消费总量、三废排放量、碳排放量和土地面积的值不受报告期价格变动影响，所以以下指标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GDP计算以提高数值对比有效性，计算结果见表6。各领域指数均走势向好，仅能源可持续方面表现稍弱。
能源可持续方面。选取单位GDP能耗衡量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以现值GDP计算结果表明，十年间我国的每万元GDP能耗下降幅度较大，从1.396下降到约0.908吨标准煤。但以可比价GDP计算的结果则表明，2004-2006年我国能源消费效率低于2000年，虽然2007年后效率再度提高，但幅度较小，能源利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见表6)。
土地利用效率方面，因建设用地面积仅从2003年起可查，因此2000-2002年数据全部采用2003年代替，并以2003年值为基值标准化。根据可比价GDP计算，指数结果比2003年增长71％，2009年建设用地产出达到71.11万元/公顷。另以现价GDP计算，2008年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率达到103万元/公顷。两种计算结果均表明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呈逐步提高趋势。
环境可持续方面，选取单位GDP污染排放量和碳排放量衡量①。以可比价GDP值计算得到，2000-2009年每万元GDP碳排放量从2.8公吨上升到3.03公吨，每亿元GDP的污染排放量从21个单位污染物下降到13个单位污染物。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降低，而碳排放量却逐年上升，考虑到三废中也含有碳元素成分，因此在指标权重处理时降低了碳排放指标的权重。综合结果表明，传统废弃物的排放已得到控制，环境可持续能力有所改进，但经济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承载负荷仍然在增加。
由于2000年与2009年的可比价万元GDP能耗水平没有较大差异，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的高能耗特征没有改变。结合前面的出口附加值指标来看，我国以牺牲环境和消耗能源的方式参与低水平国际分工的现象仍然显著。虽然三废排放量逐年降低，但碳排放量仍在逐年增加，与不断退化的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现状结合来看，实际上承载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约束正在加强。
(4)发展成果。分项指标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居民生活质量较2000年有明显改善；产业结构指数化结果先高后低，最终实现优化，但幅度较小；收入分配结构从2000年开始持续恶化，至2008年开始有微弱改善，但最终值仍旧低于基期值。
居民生活质量方面，①用货币购买力衡量居民富裕程度，具体指标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倒数。我国CPI指数逐年上升，居民手中的货币购买力10年中下降了16％，表明居民可拥有的实物资产的能力并未与GDP增长同步提高，若存在财富分配不均，居民富裕程度反而会降低。②社会保障方面，全国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10.7％上升到2009年的17.64％左右，覆盖面加大，但总体水平偏低。③文化保障方面，我国的公共图书馆藏量逐年上升，到2009年达到人均0.44册的水平。④教育程度方面，采用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反映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知识提升，衡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的满足程度以及知识密集型劳动者的供给水平。虽然总体来看我国具有高等学历的人数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且在2009年达到了2000年1.9倍的水平，但从实际值来看，到2009年每百人中仅有7.3人受到大专以上教育。说明我国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国民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受高等教育水平仍然偏低。⑤公民的医疗保障主要通过每名医生服务公民人数和社会卫生支出个人负担比重衡量。医生人均服务人数均保持在600人左右，指数值在2002、2003年达到最低值88，而后持续上升直至2009年突破100，达到107，表明从相对于人口增速来看，执业(助理)医师供给增速滞后，但2009年已有改善；社会卫生支出个人负担方面，社会卫生支出个人负担比重从58.98％逐年下降至2008年40.42％(无2009年值)，可以表明政府正积极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但与不断下降的货币购买力相结合，居民医疗负担并未明显减轻。综合指数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生活质量在逐渐改善，但从绝对值来看，各项指标代表的发展水平仍旧较低。
产业结构方面，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作为衡量工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参考指标，并结合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作为衡量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参考指标。计算过程中引用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和曹吉云(2007)算法估算固定资本存量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较慢，2009年指数值为103，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现有统计中的高技术制造产业内容与战略新兴产业中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基本符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第二产业内部高度化程度。通过计算，2003年产值比重达到最高值14.4％，指数走向先升后降，2009年比2000年下降9％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高度化进程较慢。第三产业方面，2000年以来，我国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仅从39％增长到41％，就业比重从27％增长到33％，未有明显改善。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用基尼系数(张焕波，王铮，2007；李绍东，2010)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反映劳动报酬参与GDP分配的程度；用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比反映经济发展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用地方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比，反映地方与中央财权的分配与决策的分散程度。①我国基尼系数的逐年增加，指数值走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开始就已超过0.4，参照联合国有关文献，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5以上，表明社会收入差距悬殊，不公平程度加剧。②我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0年间，始终处于11％左右，仅在小数位有波动，2009年指数值比基期上升7％，以工资计的劳动报酬在参与GDP分配时所占份额偏少，按劳分配制度未能通过工资体现分配公平。③城乡分配结构方面，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比，其比值在30％左右，且收入差距逐渐增大，2009年指数值比基期下降14％。④在财权分配方面，计算结果表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略低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而且收入比重呈递减趋势，除2000和2005年指数相同外，其余年度均低于100。虽然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会有收入返还和上解，但由于存在资金请求与实际划拨的时间差，使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收入分配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指数逆势而行，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碍。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运行行为、发展动力、发展约束适应的转变和发展成果分享依次递进的逻辑构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及指数体系，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更加全面和系统。其中经济运行行为和发展成果分享的转变是形式，而发展动力和发展约束适应能力的转变是持续转变的基础，没有发展动力和对环境适应能力的转变，只能获得短期转变成果，难以形成内在推动的持续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具有内生性和持续性。
本文最终测算结果表明，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逐步向好转变，社会发展基础充实，内生的持续发展动力已具备雏形，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支持能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是，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国家高层继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仍然很强，如何解释与本文评估的背离现象呢？本文认为，现有发展方式已顾及到部分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仍有许多领域的发展指标并非指向优化的发展方式：①成果指标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短期中应该体现在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上，但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生活质量改善远低于经济运行行为的表现，这是人们对现状不满的原因，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基尼系数高居不下，社会收入与社会财富两极化严重。财政分配过于向中央倾斜，使地方看不到经济发展成果带来的好处，形成的压力信号也在逐步向高层传递。②环境适应能力并没有根本性提升。从测评结果上看，环境适应能力持续提升，但结合2010年国家有关环境严格治理的行政推动看，目前的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已有改善是行政高压的结果，并非经济体系自主适应的体现。所以，国家高层对此仍然有着高度警觉，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压力感。③连续10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结果曲线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变在时间上呈现先快后慢趋势，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具有艰巨性，应加强内生性转变动力与适应性的构造，或者加强外生性的强力推动。结合指标体系测评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发展成果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社会成员不能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就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意义；严重的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两极分化会提高社会运行成本，增加社会运行的风险。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冲突、地方财政自主性差、支配资源能力低，又会迫使地方无法投入于民生建设。建立有效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制度已经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要强化二次分配关系，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调整收入结构，通过资产税调整财富结构，不断更新人们的发展起点，避免过大的先天不公平；并做到合理分配中央地方财权，建立减少城乡差别的制度，扩大地方民生责任，减轻地方经济建设责任，落实地区转移支付制度。
2.增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动力的内生性
①提升市场化程度，从市场中寻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市场具有自我复制特征，当经济主体感受到利益的存在，就会形成自发的行为转变。尽管测算指标表明了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国有企业处于行政垄断保护之下，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不能面向民营经济开放也屡受舆论的诟病。在国家推动新兴战略产业的实施过程表明，市场会充分接受政府提供的信号指导，先期转变自己的行为。因此，有政府引导的充分市场化是获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动力的重要途径。②提高科研投入产出率，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的内生技术能力不足，第二、三次产业低水平发展，现有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和不合理，使劳动力供求在低端达到均衡，挤出了知识、技术密集型劳动力，形成产业结构不合理—未充分就业—个人财富降低—个人自由发展被约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恶性循环。提高科研投入产出率，疏通国内技术流通渠道，提高国内企业技术水平进步速度，不仅可以让企业获利，也是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解决我国工业产品增加值低、出口产品附加值率低的根本措施，还是进一步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此外，结合分配合理化，提高消费率，可以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也可以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持续提供动力。
3.转变生产方式，提升环境适应能力
资源与环境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制性约束，粗放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快速消耗资源，另一方面又以污染排放增加环境负担，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所以应该用维护环境和资源的战略创新构建新的生产方式，以生产方式转变来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环境适应能力，通过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体系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让企业从中获益，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对环境的适应结构。
本文部分指标尚待完善，如衡量技术创新贡献率的指标、体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程度的指标、反映环境变化情况的指标、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的指标等，都受现有统计口径及计算方法限制，有待补充进指标体系，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方式所发生的转变。
注释：
①国际能源署网站截至2010年11月的报告《Country Analysis Briefs China》中仅公布了我国2008年碳排放量数据，因此用我国能源消耗的增长率替代碳排放量增长率的方法估算我国2009年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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