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整体的混沌表象
——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的当代理解
刘志洪
[关键词 ]资本逻辑；系统结构；价值增殖；创造文明；消解文明
[摘 要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亟需对其系统结构生成自觉的问题意识，超越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资本运动的逻辑呈现为四个有机联系的层次：形成、扩张与扬弃的总逻辑，价值增殖的核心逻辑，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提高—降低效率、竞争—垄断、创新—守旧、理性化—反理性、公共性—私独性等相互矛盾的具体逻辑。总逻辑规定并展现资本运动的整体过程，通过其他三个层次逻辑加以展开。虽彼此对立却始终共在地创造文明逻辑和消解文明逻辑，是资本作用于世界的主要过程，以悖论的方式表征其总体历史效果。诸具体逻辑是创造—消解文明逻辑的具体化。由生产、实现与分割剩余价值组成的价值增殖逻辑，衍生并驱使创造—消解文明逻辑及其具体逻辑等从属逻辑，构成资本运动及其总逻辑的核心。各种从属逻辑使价值增殖逻辑得以实现，进而促成资本的总逻辑。这启示当代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上克服对资本逻辑的笼统理解，运用恰适逻辑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提升资本逻辑研究自觉；在实践上既总体应对资本逻辑，又具体逻辑具体对待，创造条件使资本倾向于以正向逻辑而非负向逻辑增殖，并始终秉持对资本的积极扬弃。
理论只有足够明晰才能真正切中和引领现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笼统推进至明晰，是对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进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考察，是解剖现代世界的核心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建构扬弃资本文明的新型文明，是当代中国通达更高发展之境的关键路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识。然而，学界以往更多地以资本逻辑为工具解剖世界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对资本逻辑本身的解剖，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却不够充分，至今仍然存在较多笼统和模糊的认识，严重制约了对资本逻辑的理论澄明与实践超越，也深层阻碍了以资本逻辑为钥匙和武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在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中，资本逻辑的内容及其结构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的前提性问题。资本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如果有多种逻辑，它们的关系如何？不无遗憾的是，目前许多研究尚未对这一问题形成足够自觉的意识，仍然停留在资本逻辑“总体”的层面上，从而，所得到的结果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仍然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13页。
由于急性阑尾炎的突然影响导致医护人员应做好术前患者的心理护理。通过疏导和引导患者,使患者明确急性阑尾炎手术的基本表现,避免手术的影响。在手术前,护理人员需要科学合理的更换病人的病情和手术的恢复,为患者提供增强手术信心的辅助条件。当膜刺激现象时,患者无禁忌表征后,进行术前护理心理辅导和体格检查,尽快完成手术,降低手术风险。术前护理不仅是衡量医护人员素质的指标,而且对患者的情绪调节和术后恢复有一定的影响。对实际护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海尔布隆纳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其本质支配下的逻辑演进与发展阶段。哈特和奈格里考察了以帝国作为统治形式的当代资本的统治逻辑。丰子义主张资本具有创造文明与价值增殖的双重逻辑，并提出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更有决定意义。[注] 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这是目前对于资本逻辑形态的主要理解范式。马拥军考察了资本诞生的逻辑和成长、衰落的逻辑。[注] 马拥军：《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模糊理解》，《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任平等着重剖析了资本的创新逻辑。[注] 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 高云涌认为，马克思将资本本性的逻辑细分为增殖逻辑、运动逻辑、竞争逻辑和风险逻辑。[注] 高云涌：《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必须看到，这些研究有力推进了对资本逻辑内容特别是形态的理解，相较于以往的笼统把握向前迈出了很大一步。但应该说，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还没有足够清晰地显露出来。无论是具体形态，还是形态间的相互关联，都需要运用复杂性思维进一步加以敞开。本文尝试在诸多先贤前辈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于资本逻辑结构新的理论理解。
学界目前主要将逻辑理解为事物所存在的机理、法则、顺序规则等，可进而概括为必然性。例如，海尔布隆纳就说自己“是在因果关系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注] [美]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从已有文献看，马克思不曾直接使用“资本逻辑”的表述，但他经常论及资本的规律、资本的趋势和资本的机制等问题，亦即资本运动的“必然”。基于此，可以将资本逻辑理解为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所具有并显现出的必然性及其展开过程，包括规律、机制与趋势等具体内容。规律是资本运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最高层次和最为抽象的逻辑。规律通过一系列机制展开和实现，这些机制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方式与中介。由规律和机制所决定的趋势是资本运动的必然方向，表征资本逻辑的未来向度。当然，不同层面、不同领域逻辑的力量、效应和地位存在较大差别，有强逻辑与弱逻辑或“大逻辑”与“小逻辑”之分。但只要是资本运动的具有必然性的机理，就可以认定为资本的逻辑或其构成内容。笔者以为，这种理解有助于凝聚学界关于资本逻辑概念的本质共识，较大程度地涵盖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有益于对资本逻辑实际的驾驭与超越。资本运动所呈现出的各具规定性与影响力的逻辑，大致可以界分为四个层次，即总逻辑、核心逻辑、基本逻辑和具体逻辑。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形成了资本逻辑复杂而精密的系统结构。
一、总逻辑：形成、扩张与扬弃
从本质向度看，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2页。 或“生活过程”，表现为“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13页。 和“灭亡”，即在整体上展开为必然性的形成、扩张与扬弃的过程。作为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存在，资本在形成之后必定不懈增殖和膨胀自身，但又必然由于这种扩张而否定和超越自己，最终走向彻底扬弃，成为更高社会形态的内在因素。这是资本运动过程内含的总的必然性，亦即资本运动的总逻辑。马克思以毕生心力揭示并论证了这一逻辑。《资本论》及其手稿所分析和强调的主旨正是资本由于无限扩张而根本地扬弃自身的必然性。但到目前为止，它并未得到足够明晰的阐释。形成、扩张和扬弃是资本历史运动的三个关键性环节，可以将总逻辑进一步界分为形成逻辑、扩张逻辑和扬弃逻辑。
对比且分析两组（研究组和参照组）受检人员的各项指标结果，包括：LVM（左室重量）、LIMI（左室重量指数）、LVESD（左室收缩末内径）、LVEDD（左室舒张末内径）、LAD（左房内径）、LVEF（左室射血分数）、LVFS（左室短轴缩短率）和E/Ea（二尖瓣口舒张早期最大血流速度/二尖瓣舒张早期最大运动速度）。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的形成过程。作为商品流通过程的最后产物，货币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每一个新资本开始时都是作为货币“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181页。 具体而言，当货币将增殖作为主观目的，把占有抽象财富作为唯一动机，并且能够较为稳定地“生出”更多货币——剩余价值时，资本就真正形成了。一般而言，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起初均以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生息资本更是以货币资本的面貌问世。货币转换为资本，本质上是价值转化为资本。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代表的是价值。在资本产生过程中，价值是“自动的主体”。当“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181页。 亦即成为自行占有新价值的主体时，也就成为了资本。进一步看，价值转变为资本，本质上是劳动转化为资本。价值不过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而已。资本的形成表面上看是货币成为资本，但归根结底，是劳动转化为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不是在“出生”之后，而是在“出生”之中就将劳动掌控在自己手中。
从经济的角度看，有利于发展成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点。如在浙江绍兴举行的“中国兰亭书法节”就是比较典型的把以书法作为休闲活动与旅游产业结合的典型活动，到2012年，书法节已连续举行了28届，在书法节期间组织如曲水流觞、书画艺术博览会、兰亭讲堂、绍台两地书画艺术交流友好关系结对和系列展览等大型活动。参与的人员中，很大部分并不是专业创作的书法家，它包容了一切爱好书法的普通群众。通过活动带动书法旅游产业的发展，人们旅游书法名胜、收藏名人字画，采购用于赏玩的文房四宝，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资本的“成长”集中体现为扩张。资本的扩张首先表现为价值的不断增大，这是其扩张的核心内涵。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注] [美]约翰·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这以作为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资本，对活劳动尤其剩余劳动的吸吮为基础。除价值增殖外，资本的扩张也表现为统治和权力的扩大，以及意识形态层面各种拜物教的强化。从主体角度看，资本的扩张表现为对工人以至“诸众”反抗的瓦解。“在现代意义上的斗争中，资本所展现出的瓦解由工人阶级发起(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抵抗的动力是极具扩张性的”。[注] [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资本既在广度上竭力扩张，拓展统治空间，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布展开来，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大力开辟支配领域，将社会、文化、生态、道德和身体等尽数纳入操控范围，使它们成为自己的内在构件，衍生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生态资本”“道德资本”乃至“身体资本”等众多人们津津乐道的“资本”形态；还在深度上强化扩张，渗透进各种微观层面，愈加深入地座架和型塑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操摄人们的灵魂与行动。持续强化的扩张逻辑让资本的收益率越来越高于经济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回报率，并使资本的统治和“教化”愈发膨胀。
政策效应正在显现。《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近期广晟有色（600259.SH）、熊猫金控（600599.SH）等上市公司虽然筹划资产重组，但并未选择停牌。
群的价值在于沟通、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当班级群具备了这些核心功能，就算是偶有花絮，也不过是生活的“小插曲”。
略显遗憾的是，人们虽早已明了资本的反文明面并加以猛烈批判，但没有将其提升至与创造文明逻辑相对应的消解文明逻辑的高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将这一逻辑等同于价值增殖逻辑。事实上，与消解文明逻辑不同，价值增殖逻辑不一定就是反文明的。正如近年研究所呈现的那样，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资本虽然会阻碍文明，但也可能创造文明。事实上，与文明化一样，反文明也不只是资本外在的、偶然的和相对的效应，而是内在的、必然的和绝对的运动，并且在资本自身范围内不可能被消除，从而，它也是资本一种铁的逻辑。[注] 具体论证参见刘志洪：《论资本的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 资本主义数百年“创造性破坏”与破坏性创造的并置交织，增长与衰退、繁荣与危机的周期轮转，解放与奴役、自由与束缚的相互缠绕，反复证明了资本同时包含创造文明和消解文明的逻辑，总是既创新、推进而又破坏、消解文明。资本消解文明的力量同创造文明的力量并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在某种范围内一道增长着。虽然到目前为止，创造文明的逻辑仍然是主要方面，但是消解文明的逻辑一旦充分爆发，将是毁灭性的，可能完全吞噬资本的文明。质言之，这两种悖反的逻辑并存且共同作用于资本的全部生命周期之中，构成一对真实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资本之于文明的矛盾逻辑，标示为创造—消解文明逻辑。
二、核心逻辑：价值增殖
资本对自然加诸了残酷的掠夺与破坏，甚至威胁到自然和人类存在的底线。诚如社会学家格罗·詹纳所言，“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对自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统治力量，以至于它像一个危险的火药桶，它本身激起的威力就可能使它爆炸”。[注] [德]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宋玮、黄婧、张丽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然而，人们却近乎盲目和疯狂地把对自然的伤害也归入经济增长，并且还为此自鸣得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伤害。在现行的经济评价体系中，“人们没有把对自然的毁坏作为借方项目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中扣除……却把它计入贷方项目。……根据目前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对自然的不断破坏却体现了人类‘福利’的增加！”这不仅是对自然的伤害，而且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伤害。“由此勾勒出的国民经济产值增加的假象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抹煞了现实存在的威胁”，[注] [德]格罗·詹纳：《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第184页。 将人类置于危险却不自知的境地。
作为一直以来最受关注的资本逻辑，价值增殖逻辑得到了大量研究。然而，它的整体过程实际上还较为欠缺哲学清理。笔者以为，价值增殖逻辑可以理解为资本生产、实现和分割剩余价值的具有巨大强制力量的必然性。《资本论》三卷分别剖析了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割的机理。资本在生产领域生成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实现剩余价值，之后各种资本形态按照自己的份额及其所蕴含和代表的权力分割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作为一条完整连贯的线索，构成资本运动的核心内容，贯穿于《资本论》整个理论部分。
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价值增殖是资本生产过程的真正目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关于资本形成的必要考察之后，第三篇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篇则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综合及总过程。以上三篇直接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六篇从劳动力价格的角度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形成与增加。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的第二十二章，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转换，它让资本源源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第二十三章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积累也同剩余价值生产内在一致。显然，有充分理由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四个层次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使资本逻辑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考察这些关联，是解剖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的必要环节。然而，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外学者研究矿冶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已经超过三十年,[注]Palmer M, Neaverson P, Industrial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8, p.3.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矿冶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根据南京矿冶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特点,可以借鉴并利用的模式有四种。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虽然从标题上看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但其内容主要是不同资本形态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一卷所要考察的是资本“各种具体形式”的运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9页。有研究考证，在马克思手稿中，第三卷的题目为“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研究的重心是资本的“各种形态”。 一至三篇分析产业资本和资本一般分割剩余价值的机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这是作为现代资本典型形态的产业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基本规律。四至六篇分析其他资本形态或所有权形式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商业资本分割商业利润，生息资本分割利息，土地所有权分割地租。第七篇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分割作了总结。马克思强调，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都不过是作为“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不同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而已，它们的本质和源泉都是无产阶级剩余劳动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心目中，这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超越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关键之点。因而，马克思对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史作了这样的“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由此可见，《资本论》理论部分以相当大比重甚至可以说主要篇幅，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割的整体过程。为了揭露整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所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的生成、实现和分割这一线索暗含在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这一逻辑主线之中。或许可以说，剩余价值的生成、实现和分割同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的逻辑主线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因为，剩余价值和资本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转化成新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也可以称为《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理论和历史两部分可分别称为《剩余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史》，亦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剩余价值的看法。哈维甚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聚焦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将其他一切都暂时搁置”。[注] [美]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周大昕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37页。
三、基本逻辑：创造—消解文明
在价值增殖逻辑支配下，资本同时内含创造文明逻辑(或文明化逻辑)与消解文明逻辑(或反文明逻辑)这对相互矛盾的逻辑。学界对创造文明逻辑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现实地存在着与之相反的逻辑：使文明成果丧失，文明程度降低，倒退至野蛮、蒙昧的状态，乃至完全消除文明，即消解文明逻辑。现代是一个众多思想家纷纷指认的文明与反文明并行和对抗的极其矛盾的时代。西方最早使用文明概念的米拉波就提醒人们，文明和野蛮存在“自然循环”，现代文明有堕落的危险。[注] 参见[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注]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 当然，根本而言，现代性的这一特质并不源于启蒙思想，而是源于资本同时具有创造文明和消解文明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逻辑角度揭示了现代性深刻的悖论性之根源。资本既具有“文明因素”，[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390页。 又具有反文明因素；既具有“文明面”，[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7页。 又具有反文明面；既具有“文明化趋势”，又具有反文明趋势；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390页。 又具有严重的反文明效应。哈维尖锐地批判资本的掠夺式积累。“在真正的文明世界，这种野蛮掠夺行径根本不应出现。”[注] [美]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第325页。 然而，在资本文明的世界中，它终究还是切切实实地存在着，展示资本反文明逻辑的强大力量。罗莎·卢森堡甚至认为，人类如果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被资本主义拖回至野蛮状态。在文明由于资本宰制而面临深度危机的现时代，重视这一向度尤为必要。
但扩张逻辑的过度强化也意味着资本扬弃逻辑的来临。扩张是资本辩证运动的环节，也是其根本扬弃的“前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结局并非简单的“灭亡”，而是彻底扬弃，并且是自我扬弃。这是资本的“天命”。资本构成自身增殖最根本的界限。当价值增殖到一定程度，用马克思的话说，“超过一定点”，资本就会发生根本性扬弃，成为理想社会的现实基石。从而，人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迎来“真正的人类史”。至此，资本的运动逻辑完整地实现了。虽然鲍德里亚等人认为资本不存在这样的“辩证法”，但马克思认为，系统性矛盾推动资本不断触碰和突破自身的内外界限，展开具有必然性的内在超越与自我扬弃。不断扩张的资本在历史进步中实际地为建构更具合理性与优越性的社会形态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器物、制度与观念条件，使扬弃逻辑逐步显露和发展。准确地讲，这种扬弃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认为的是对资本及其逻辑的外在超越，而是资本的内在运行逻辑，是资本运动总逻辑的基本组成部分。还必须注意，资本的自我扬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过程。这种扬弃同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与发挥密不可分。事实上，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性活动特别是革命性实践才能真正展开和实现。尽管“主体性”成为被人唾弃的“黄昏”，但不同于“主体主义”，它具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只能被超越而不能被取消。一味取消主体性，走向的可能是前主体性，而非“后”主体性或“超”主体性。事实上，对主体性的取消本身就动用了主体性。
虽然这一总逻辑在《资本论》中没有被直接标示，但却是内在地蕴含着的。它规定并呈现了资本运动的整体过程。包括价值增殖逻辑在内的其他各种逻辑，所规定和展现的只是资本运动的某个方面或向度。缺失了对总逻辑的理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整、清晰地把握资本逻辑的。因此，它理当得到同其地位相匹配的更为透彻的洞察。
为了最大程度地增殖价值，只要是有助于实现增殖的方式与手段，资本都会积极地采用。而无论是创造和发展文明，还是阻碍和消解文明，都不是资本的目的，只是其增殖的方式与手段。资本并不是只能通过创造和发展文明实现价值增殖，它也可以通过阻碍和消解文明这种相反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譬如，掠夺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压榨弱势的原材料供应者、剥夺劳动者的应有报酬等侵害人类文明的方式，是资本节约成本获取更大利润的基本手段。确如阿克洛夫和席勒所言，“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他们以设局和欺骗为手段，诱导顾客花冤枉钱购买自己原本不需要的东西，使员工做毫无意义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最终变得一团糟”。[注] [美]乔治·阿克洛夫、罗伯特·席勒：《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张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1页。 虽然这两种方式明显异质，但对于资本而言，它们是一致的，能够起到相同的效果。而且，更要紧的地方还在于，创造文明对于价值增殖并不总是有利的，正如消解文明对于价值增殖不都有害一样。当创造文明有助于价值增殖，或者说价值增殖需要创造文明的时候，资本会卖力地发展文明；而当消解文明有助于价值增殖，或者说价值增殖需要消解文明时，资本也会义无反顾地阻碍乃至破坏文明发展。这是价值增殖逻辑同时衍生与支配创造文明逻辑和消解文明逻辑的机理。
虽然从理论上说，发展文明比破坏文明更有利于资本的“长远利益”，但在现实中，处于残酷竞争压力下的资本并不都是理性而目光长远的，往往还是反理性和目光短浅的。反文明手段能够增加资本在与其他资本激烈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从而总是令资本趋之若鹜。从“主观目的”上看是如此，从“客观效果”上看更是如此。虽然诸如《资本论》所批判的“面包素”这样“假冒伪劣”的东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一定程度地遏制，但在发展中国家却仍然十分流行。而从根本上危害人类文明的军工企业、转基因企业等则在整个世界蔓延开来，获取了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创造文明和消解文明这对逻辑既是资本作用于世界的主要过程，也是作用的主要结果，以悖论的方式清晰表征了资本作为现代世界主体的总体历史效果，因而成为资本的基本逻辑。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人化—物化逻辑或解放—奴役逻辑。这三种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明同人特别是“文化”的人内在相通。创造文明就是人化，使人从非人或低级的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达更高和良性的生存之境。资本消解文明也就是令人物化，将人奴役在资本这种最强大“物”的魔掌之下，为物所用，进而成为物，堕入物化的生存样式而难以自拔。
四、诸相反相成的具体逻辑
从不同视角看，资本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诸相互对立的具体逻辑，如提高效率逻辑与降低效率逻辑、竞争逻辑与垄断逻辑、创新逻辑与守旧逻辑、公共性逻辑与私独性逻辑。资本总是内在地包含这些相反相成的逻辑。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展示资本作用于人与世界的过程和机理。虽然力量强弱和显豁程度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资本逻辑的本质规定，因而都是资本名副其实的逻辑，和其他三个层次逻辑一道，共同构成了资本逻辑总体。限于篇幅，在此以节约逻辑与浪费逻辑、理性化逻辑与反理性逻辑为例进行解析。[注] 关于提高效率逻辑与降低效率逻辑、竞争逻辑与垄断逻辑、公共性逻辑与私独性逻辑的分析，参见刘志洪：《论资本的核心逻辑与附属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
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效率是产出同投入的比率。高效意味着资本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节约了大量不必要和低水平的投入或成本。这种成机制、成体系的节约是资本主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没能根本超越资本主义，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在特定的方面或环节更能集中力量，但在总体上不及资本主义高效和节约。然而，资本“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 即奢侈”。[注]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资本主义模式在生产和消费两端都制造出大量浪费。新的、时髦的代替了旧的、不时髦的，但还没等到稳固下来就已经被更新、更时髦的取代了。生产过剩所造成的浪费显而易见。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剩在一些领域已经越出相对过剩的范围，而达至绝对过剩的程度。这既过分消耗自然资源，无可挽回地破坏生态系统，也过度耗费“人力资源”，占用人们本可以享有的自由时间。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浪费“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对于个人而言，“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现象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41、20、21页。 “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注]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27、26页。 对于整个生产方式来说，“这种最高形式的‘消费’与个人对商品如饥似渴的渴望一样属于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两者共同保证了生产范畴的再生产。”从而，“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注]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27、26页。 即便生产不过剩，即使众多“想要”仍旧嗷嗷待哺，但对“想要”而非需要的“满足”本身就是浪费。资本主义总是对“需求不足”忧心忡忡，但对于人的良性生存而言，过度充盈和活跃的“需求”并不是有益的。
在资本驱使下，现代人也和资本一样高度注重效率，时时处处、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地贯彻效率原则。然而，人们所执行的只是资本而非真正人的效率原则，对根本的人的效率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漠不关心。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人们投入了生命这一最大的成本。然而，不加节制地损耗和透支生命，实际上极大地抬高了“成本”。可见，即使按照效率“法则”，不顾身心健康地提高所谓效率也是不明智的。更重要的是，既然以宝贵的生命作为“成本”，那么“产出”应该配得上所付出的生命。然而，在资本的魔法城堡中，人们迷失了方向，往往忘记或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趋之若鹜地追逐一些配不上生命的东西，从而也只能得到对于生命而言不值一提的东西。事实上，既然最根本的投入是生命，那么最重要的“产出”也应该是生命——高质量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对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人的根本否弃。
可见，两极相通。于资本而言的节约，往往是于人而言的浪费。马克思早就作过严厉的批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 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 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 对新鲜空气 或身体运动 的需要 ”。[注]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3、124页。 资本使人不仅在直接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而且也应当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约”。[注]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3、124页。 一句话，资本总是试图“节约”一切对增殖不利或无益的东西，至于这些东西对于人的意义并不是资本所关心的内容。即便资本关心起来，也是因为它们同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关联。在当代，资本这种表面节约下的浪费愈演愈烈。自然、社会和人越来越商品化、货币化特别是资本化，受资本宰制，沦为增殖和统治的工具，成为资本的构件或者说派生物，而无法恢复或超拔至应有的境界。这是自然、社会和人最根本的浪费。自然、社会和人的一切特点，无论缺点还是优点，都被资本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有理由认为，浪费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基因。而且，多数的成本和代价并不在自己的“账簿”上，资本可以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从而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这一基因。
理性化是资本内含的强大逻辑。在资本主导下，整个世界不断体制性地“祛魅”。这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和研究。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反理性化同样是资本必定发生的趋向。事实上，资本和全部现代人与世界，始终处于理性化与反理性化交糅变换之中。资本生产以至整个资本文明，在表面和局部范围内是理性乃至高度理性的，但在深层和总体上却是反理性甚至高度反理性的。每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单元都拥有发达的理性，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却表现出强烈的不理性乃至反理性，难以产生社会总体的界限意识。公共的反理性甚至往往由私人的过度“理性”造成。连以阿克洛夫和席勒等许多拥护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中，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益，理性人越来越必须理性地跟着不理性的人行动，最终造成社会的反理性。资本主义生产非但不以人的存在及其优化为目的，而且不惜以人作为手段乃至代价。不仅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乃至人本身的生产也都如此。资本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使人物化的文明。事实上，当我们依据现实把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称为资本文明时，就已然内在地表征和泄露了这种文明的反人性。
在资本总逻辑当中，存在着一个核心性的内容：价值增殖逻辑。增殖价值不仅是资本的本性，而且是生命线和灵魂。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只有不断增殖才能存在下去。所以，“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69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积累“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资本不懈的价值增殖，成为一种既利用人而又超乎人的强大逻辑。“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大卫·哈维形象地将资本的运动比喻为水的循环，但他也特别强调二者的根本差异：资本运动不是一般的循环，而是不断增殖和扩张的螺旋。
宁德城关方言新派发音单字音的鼻音韵尾只有[ŋ]尾，没有[m、n]尾，但在存古性较强的少数地名词语或常用词语中仍残留有连读上字保留[m、n]鼻音韵尾的现象，这是宁德城关早期方言存在[m、n、ŋ]三套鼻辅音韵尾的见证，连读上字韵尾直接同化下字声母，使得连读下字的读音不符合城关方言一般的声母类化规律，举例如下：
作为本质上反人类、反自然的文明，资本文明当然也是反理性的文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露了启蒙理性的自反性。事实上，启蒙理性之所以走向它的反面，根本原因正是资本的宰制。资本所看重的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式微乃至消弭和对虚假价值理性的追逐，进而反转为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勃兴。社会越是工具理性化，就越是反理性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促成工具理性的统治，也就是反理性的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中断，理性被拘押在“铁笼”之中。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施韦卡特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全部功能都是非理性的。[注] [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宋萌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页。 在资本统治下，人与社会表现出显著的反理性特别是反价值理性的面相，变得盲目、偏执乃至疯狂，反对理性的声音愈发强劲，令一些学者不得不强调重建理性主义信念的必要性。
五、四个层次的关联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主要分析的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48页。 换言之，消费能力同生产能力的矛盾，即有效消费能力同实际生产能力不相匹配，构成经济危机的最后原因。从剩余价值的角度看，这也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永恒”的深刻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性矛盾，它始终内生于资本主义之中，导致经济危机频繁爆发。马克思先在第一卷中假定剩余价值的实现完全没有问题，而把研究焦点集中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第二卷中，他反过来“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惊险且不稳定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分析”。[注] [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谢富胜、李连波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页。 于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构成了这一卷的主题。无论是单个资本的流通(资本形态变化和周转)，还是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核心目的都是克服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降低剩余价值实现的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剩余价值。
资本运动的总逻辑通过其他三个层次逻辑加以实现，并规约它们运行的整体走向。这些逻辑都蕴含于总逻辑之中，或者说共同表征、构成和推动总逻辑，从而都是总逻辑的组成部分，可视为这一有机体的器官和细胞。其中，价值增殖逻辑构成总逻辑的主要动力。正是不断增殖价值的需求与行动，才使资本形成、扩张直至根本扬弃。创造—消解文明逻辑是总逻辑的基本内容与效应。既促生和发展文明，又阻碍乃至消解文明，表现为资本运动的必然态势。提升—降低效率、创新—守旧、理性化—反理性等具体逻辑则为总逻辑的具体内容与效应。资本的运动在具体层面上呈现为既提升效率、创新和理性化，又降低效率、守旧和反理性化的众多矛盾状态。没有这些逻辑，总逻辑就不可能运行和展开。但这三个层次逻辑的运作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在总逻辑所确定的范围内和轨道上展开，不会根本性地偏离和悖逆整体方向。只有在资本形成之后，这三个层次的逻辑才能出现，同时也必然出现；当资本强势扩张时，它们变得十分活跃；而当资本走向消亡，它们就无法继续存立了。
提升—降低效率、竞争—垄断、创新—守旧、节约—浪费、理性化—反理性、公共性—私独性等具体逻辑，都是创造—消解文明这对基本逻辑的具体化或展开，从不同角度或侧面构成和呈现这对逻辑。从而，这些具体逻辑和创造—消解文明逻辑的运作具有同构性，在本质或总体上协调一致，连它们受价值增殖逻辑支配的机理都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它们同创造—消解文明逻辑是一体的，犹如“理一分殊”。这也部分地说明了创造—消解文明逻辑缘何能够成为资本的基本逻辑。不过，换个角度说，正是得益于这些具体逻辑的运作，创造—消解文明逻辑才能现实地实现出来；并且，这些逻辑的具体操作虽不会“各自为政”，但也不可能对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亦步亦趋”，而是有着各自具体的运行轨迹。换言之，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任何有机系统的构成部分和整体都处于这样的关系中。
3.3.2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指导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突出重点、分类施策”要求，做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和整治工作。建立农村生活垃圾集运处置体系，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发挥好村级组织作用，增强村集体组织动员能力，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垃圾收集转运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JTG D20—201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第二节规定了各级道路等级及其所允许的行驶速度，见表1，可见低速下坡并不代表安全，只有维持一定的车速，减少制动次数，才能更好地兼顾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价值增殖逻辑之所以成为资本的核心逻辑，一是因为它构成总逻辑的核心，二是由于它衍生和支配诸从属逻辑。增殖逻辑贯穿资本运动始终，是资本必然性运动的核心内容，亦即资本总逻辑的根本。本质地看，增殖是资本作为主体自我形成、扩张和扬弃的主要条件乃至过程本身。对剩余劳动的吮吸，是资本总逻辑运行最根本、最源始的动力。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伟大的开端”。不仅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连扬弃，也都源于价值增殖逻辑的运作。没有增殖价值作为前提，资本不可能自我扬弃。剩余价值的生成、实现和分割，构成资本生产、流通和总过程亦即“生命”运动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增殖逻辑本质地规约了资本的整个“生命”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资本的总逻辑。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增殖逻辑再强大，也不可能改变总逻辑及其所表征的资本运动的整体进程，不可能改变资本的最终命运；甚至，价值增殖逻辑越是强劲，资本的自我扬弃逻辑就可能越早实现，资本也就越早完成其历史“使命”。当然，这也再次确证了价值增殖逻辑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价值增殖逻辑规约另两个层次的逻辑。在总逻辑之下，只有增殖逻辑是核心、根本和起决定作用的逻辑，统驭其他所有逻辑的形成、运作乃至消亡。如前所述，价值增殖逻辑同时内在地衍生与支配创造文明逻辑及其诸具体逻辑等正向逻辑和消解文明逻辑及其诸具体逻辑等负向逻辑。换言之，增殖逻辑塑造了资本运动逻辑的悖论性。其他逻辑都只是非核心、非根本、不起决定作用的从属逻辑，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服从和服务于价值增殖逻辑。无论是创造—消解文明的基本逻辑，还是各种具体逻辑，都以价值增殖为最高目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相互对立的两种从属逻辑中，何者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程度实现，均以核心逻辑的实现为旨归。价值增殖逻辑驱使创造文明逻辑和消解文明逻辑以及构成它们的全部具体逻辑，制造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现实影响与历史效应。
但反过来看，价值增殖逻辑的运作也需要具体地通过诸从属逻辑加以实现。这些逻辑的运行状况直接推动和型塑增殖逻辑的运作及其力量，使资本得以增殖，并影响增殖的程度与速度。诚如丰子义所言，“创造文明的逻辑也并不是被动决定的，文明创造的能力、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资本的活力和生命力。”[注] 丰子义：《全球化与资本的双重逻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不仅创造文明逻辑如此，事实上，所有附属性逻辑均如此。从属逻辑的运行在令价值增殖逻辑实现的同时，也以之为中介和桥梁使资本总逻辑得以实现。有理由认为，它们对资本的“生命”运动发生了间接却实质性的作用，而非可有可无的存在。没有各种从属逻辑的“工作”，增殖逻辑乃至总逻辑一定是虚弱的、非现实的。因此，虽然价值增殖逻辑是资本逻辑的核心，是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但也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增殖角度理解资本逻辑，过于偏狭地将资本逻辑认定为价值增殖逻辑。
余论：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研究的启示
在对资本逻辑这把钥匙本身理解不透彻的情况下，以之解剖现代世界当然也不可能得到透彻和最为有益的结果。直接而言，关于资本逻辑系统结构的考察，启发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资本逻辑本身的构成。不应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般性地谈论资本逻辑，而应清醒地意识到资本具有多种逻辑，并且这些逻辑存在不同的层次和类型，进而辨明在特定条件下发生作用的具体逻辑及其特定效应。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需要自觉地运用恰适的资本逻辑予以分析，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还应明悉资本逻辑形态间的内在关系与相互作用，并有意识地以之分析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而言之，这一研究还启示我们对资本逻辑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应该看到，不仅在资本逻辑的系统结构中，而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存在亟需廓清的模糊认识。
资本逻辑纵然强大，人类也并非毫无作为的可能，而是能够加以规制和改变的；正如我们可以依靠更为强大的力量摆脱地球引力一样。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虽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资本逻辑，但我们能够缩短和减轻它所造成的痛苦。资本主义不断地自我调整，相当程度上正是人类批判和反抗资本逻辑的结果。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既要总体地把握资本逻辑，又要具体逻辑具体对待。资本逻辑是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独立的系统质和相对一致的运行轨道，必须切实地作为总体加以应对。但资本的每一种逻辑又都具有独特的规定与效应，应该根据其特点有针对性地加以处理，方能获得最佳效果。如果没有强大外在力量的干预，资本必然裹挟整个现实世界按照其形成、扩张和扬弃的总逻辑运动。这启迪当代人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时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而是既利用与发展，又加以制约和引导，并积极创造条件促成其扬弃。这将是中华民族在很长时间内行动的方向。资本遵循增殖价值的逻辑运动，必定同时内在地形成正向与负向两类不同的逻辑。我们需要重视价值增殖逻辑的核心地位，以有效方式发挥正向逻辑，实现其积极意义，抑制负向逻辑，规避和减轻其消极影响。特别关键的是，创造条件尽可能使资本倾向于并实际地以正向逻辑而非负向逻辑增殖，从而更多地形成积极作用，更少地造成消极效应。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十分重要。但是，对正向逻辑的发挥和对负向逻辑的限制，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有效，因此，必须始终秉持对资本的积极扬弃；即使在利用和发展资本时也不能松懈。
Beyond the Overall Chaotic Representation ——A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Logic System
Liu Zhi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Key words ]capital logic; value proliferation;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dissolution of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capital logic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ts structure and transcend the chao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whole.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 movement is presented as the four levels of organic connection: the general logic of formation, expansion andsublation, the core logic of value proliferation, the basic logic of creating-eliminating civil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lowering efficiency, competition-monopoly, innovation-old, rational The specific logic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anti-rationality, publicity and private independence. The general logic stipulates and demonstrates the overall process of the capital movement, which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other three levels of logic. Various subordinate logics enable the logic of value proliferation to be realized,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he general logic of capital. This inspires contemporary human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eoretically overcome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logic, use appropriate logic to conduct targeted analysis, and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capital logic research. In practice, we must deal with both capital logic and concrete logic, creating conditions that allow capital to proliferate in a positive logic rather than a negative logic, and always uphold the positive abandonment of capital.
[作者简介 ] 刘志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87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逻辑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项目号：17 CZX004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孔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