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日本论文,事变论文,试论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17路军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逼使蒋介石放弃对内“剿共”内战、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整个世界，图谋扩大对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更是倍为关注，它迅速作出反应，制订对策。本文试图就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西安事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日本的“静观”政策及其实质
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传出，对日本如似晴天霹雳，但它很快便作出反应。13日清晨，日本当局就得到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当天早上6时，日本外务省举行对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相有田、次官堀内、东亚局长桑岛、欧亚局长东乡。会议开了4小时，作出如下决定：“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日本政府“须等待正确之消息”，“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1）]
同一天，日本军务局长致电驻华使馆武官，耸人听闻地说：“伴随西安兵变，使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蒙受颇大危险”。但同时又说：“帝国在加紧准备增强在华警备兵力之同时，目前应使其举止光明正大。倘若损伤其信誉，则要谨慎行事。然而，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则是不言而喻的。”[（2）]
14日，日本陆军省制订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明确了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指示其驻华使馆武官：“帝国依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政策，并决心实施之，同时，特别要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本事件，充分抓住中国的民心。”“然而，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的侨民安全与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倘若这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3）]
16日，日本首相、海相、外相举行协调会议，认为“以西安事变中之日本动向，将使中国全局有重大影响，欧美将极深注意，故有暂时静观形势进展之必要”，并且要求驻外使节“严戒轻举妄动”。[（4）]
这样，西安事变一爆发，日本就在利用西安事变，达到其侵华目的宗旨之下，确定了所谓的以“静观”的态度对待西安事变的方针。
一向急于谋求扩大对华侵略的日本，在中国发生了“内乱”的形势面前，为什么却要采取“静观”的态度呢？
西安事变的发生，带有一定的突发性。事变一爆发，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事变的真正原因及南京政府对事变处理对策，不甚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事件的真相和张、杨发动事变的真正意图未弄清之前，日本不便轻举妄动。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同时也关注着日本对此的态度，用12月16日《朝日新闻》社论的话说“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5）]这当然仅是表面的原因。
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心讲，是想利用西安事变从中渔利的。但事变来得太突然。为此，它深感在此关键时刻如果轻举妄动，后果将难以预料。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日本人显然在停步观望。就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的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6）]
然而，日本的“静观”对策，并不等于它心甘情愿听任事态的发展，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7）]日本人所担心的，就是西安事变不是朝着他们所期待的中国再次发生“内乱”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和平解决的结局。正因为如此，“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予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8）]故在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在“静观”的同时，对华侵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收敛。如指使德王发表声明说，只要蒋介石反共，他便可拥护中央；把因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而于12月3日登陆的日军陆战队，以“最近青岛城内已恢复安静，纱厂工作已大体恢复正常”为由，[（9）]撤回到停泊在附近的军舰上。
本来，日本曾明确要“适当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应承袭既定的外交方针和对华实施政策继续推进，并监视事态之变化”，“在决心实现《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之同时，伺机将防共协定之范围扩展至五省”（指华北五省），“引导绥运政权反共”[（10）]等等。按照日本的设想，西安发生这么重大的事件，各地方实力派一定会遥相呼应，使中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出乎意料，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相继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敦促张、杨释放蒋介石，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实为日本人始料不及，日本利用西安事变可能出现的中国内乱，而攫取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西安事变期间，出自各自的利益，英、美及德、意等国都表示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此，日本也不得不假意地对南京政府说，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表示“同情”。在这种“同情”掩盖下，则是希冀因西安事变而诱发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一旦中国出现新的内战，或者当它认为有机可乘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按照预定的侵华方针，发动对中国新的大规模侵略行动，并为此进行暗中活动。可是，西安事变并没有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发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非但未使中国再次陷入内乱之中，反而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二、向南京政府施压，反对国民党联共
西安事变期间，日本还多次向南京政府施压，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以“容共”为妥协的条件，并以此阻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9日，日本外相有田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探问张学良提出的条件内容及南京政府对此的态度。有田露骨地说，南京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11）]
21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从上海到南京，拜访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转达日本政府对南京与西安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协议的极大关注，同时威胁说：“如果这一协议导致南京政府实行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日的政策，日本不会置之不理。”[（12）]
23日，日本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上声称：日本“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但南京政府如“与张学良以容共为条件妥协，日本则断然抨击”。[（13）]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求蒋介石能够联共抗日。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如不接受张、杨提出的联共主张，西安事变也就不可能和平解决。日本人明知这一点，却要对南京政府的“容共”妥协“断然抨击”，实际上就是压迫南京政府以武力进逼西安，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在对南京政府施压的同时，日本又引诱国民党继续采取反共内战政策。12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声称如果“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14）]日本人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受了“赤化的侵润”的结果，它表明了共产主义影响在中国日益扩大，因此，“极力主张日本政府进一步对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加入反共同盟”。[（15）]日本军部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海日报》在评论西安事变时称：南京政府现在应该乐于接受日本的建议，“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俄国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南京方面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因此，必须决定自己将来的方向……如果蒋介石委员长试图履行他抗日的诺言，那末，日本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西安事变已使中日关系日趋恶化。”[（16）]
日本之所以如此露骨地反对南京政府以联共为条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则是它本身就不希望和不愿看到西安事变出现和平解决的结果，只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接受张、杨提出的联共抗日要求，西安事变就会出现引起中国内乱这种日本希望出现的结局；二是它害怕因蒋介石联共而导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使其不能灭亡中国。在日本侵略者眼里，蒋介石固然是其灭亡中国的一个障碍，但共产党更是其灭亡中国的图谋不能得逞的最大阻力，何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越来越深得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西安事变的发生，源于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西安事变的解决，关键在于蒋介石能否对这种政策进行改弦更张。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反对“容共”妥协上大做文章，不断向南京政府施压，企图使南京政府拒绝张、杨的联共抗日要求，阻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在全中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使其仍能像以往的那样，对中国可以任意加以宰割。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把苏联作为假想敌，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它认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又受苏联的影响，蒋介石联共，有可能使中苏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并使中国获得苏联的支持，增大其灭亡中国的困难。因而日本军部认为，“蒋介石的联共政府是对日本陆军的挑战”。[（17）]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后，一向以反共旗手自居。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公开在东方竖起反共大旗。本来，蒋介石也一直坚持反共政策，也高举着反共旗帜，为反共而不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的大片河山陷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日本原想以反共为共同语言，迫使蒋介石同它步步妥协，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1936年8月，日本制订了《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确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华北建成“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对南京政权则逐渐地使其采取反共态度同帝国接近”，通过“缔结防共军事协定”、“缔结日中军事同盟”等[（18）]，意图使中国变成其反苏反共的附庸。可是，如果蒋介石、国民党因西安事变而采取联共政策，那么，这种希望也就落空了。日本正是以阻止南京政府联共，来阻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阻挠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在中国的各党派团体中，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对日抵抗的最有力者，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的。如果南京政府采取联共方针，国共再次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就必然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得以改变，而采取对日抵抗的方针，使其利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软弱和退让而逐步蚕食中国乃至灭亡整个中国的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它以强硬的态度阻挠、反对南京政府联共，阻止和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就不足为怪了。
西安事变中，日本对张、杨提出的联共抗日主张，如鲠在喉，欲拔之而后快，因而一再反对南京政府“容共”。日本如此不避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强烈反对南京政府联共妥协，一方面说明日本的“决采不干涉方针”是何等虚伪；另一方面也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蒋介石、国民党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同意与共产党员进行第二次合作，是十分明智的，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有的研究西安事变的海外学者，不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结果导致了共产党在随后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共产党得了便宜，国民党吃了亏。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蒋介石、国民党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可能是另一种结局，中国也可能由此出现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正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所希望的。由于西安事变而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并由此出现了全国团结抗战局面，这正是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对西安事变来说，国共两党都是赢家，真正的输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三、西安事变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西安事变并未出现日本所期待的结果，蒋介石在口头答应张、杨提出的条件和表示以人格作担保后，被释放，12月26日回到南京。随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亦有了较大的改变。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调整对中共和日本的政策。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实际上开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召开的决定内外政策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日本自然极为关注。针对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日本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的遮眼法，实际上三中全会表明国民党迈开了走向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后，川樾大使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贯彻抗日内容。在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2月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说，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日本参谋本部也认为，中国的抗日，将以收复满洲和打破华北现状为目的。于是，西安事变后，日本国内“中国决定对日作战”、“日本应该制订对策”的呼声日高。面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开始采取联共立场、强硬对日态度、着手抗日准备的势态，日本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政策。
迫使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原因，是西安事变不仅没有出现它所希求的中国内乱的结果，反而使中国走上了统一，国共开始了重新合作，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战。日本此前对中国的侵略屡次得手，主要是在于中国“国家不统一”、“经济不安”、“军事力量弱小”。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明：“这些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有利的主要因素，一齐消失了”。[（19）]在西安事变前的11月，日本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部向绥远五原及绥东地区进攻，遭到了守军傅作义部的坚决抵抗，傅部取得了百灵庙、红格尔图之战的胜利，全国军民为之一振。西安事变之后，日本感到，利用中国内乱，进行军事讹诈的手段不灵了，有必要调整侵华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国内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总辞职。之后陆相林铣十郎组阁，佐藤尚武被任命为外相。林铣内阁鉴于1936年底的川樾——张群交涉的失败和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予以佐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20）]。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日本一直把华北作为侵略的重点目标，屡次采取武力恫吓的方式，逼使南京政府退让，妄图在“共同防共”的名义之下，在军事上控制华北地区，肢解中国。而此时参谋部于1月25日作出决定：“对于中国之统一运动，帝国应始终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华北分离工作应予停止。”[（21）]3月2日，日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同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会谈，堀内放弃了有田外相两国悬案一并解决的方针，提出中日间首先解决两国意见最为接近的问题，然后渐次解决有困难的问题。3月8日，佐藤在贵族院答复关于外交问题的质询，就对华外交提出具体意见时说：“目前内阁采取之方案，有充分检讨之必要，凡与现局不适应者应设法予以改变。”又说：“目前中日问题，只有吾侪改变方法，另从新点入手，方可解决。”[（22）]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等四相决定了新的《对中国实施策略》和《华北指导方案》，其核心是“对南京政权及该政权指导下的中国统一运动予以公正的态度，同时努力消除中国方面采取的侮日态度根本原因，使该政权逐渐抛弃容共及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同帝国接近。”“对华北政策的着眼点则在于把该地区建成实质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施，防止赤化势力的威胁，借此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基础。”[（23）]定与上年8月制订的《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手法上有了改变。
此前，日本侵华的重点是通过“分离”工作，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1936年1月，将天津驻屯军改称为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由少将改为中将。4月，广田内阁正式通过向华北增兵6千人的决定，华北驻屯军增加了约3倍的兵力，到9月则进一步增加到16000人。日本在增兵华北之后，不断挑起事端，先后于这年6月9日制造了两次丰台事件，并且不断在北平进行军事演习，以炫耀武力，威吓宋哲元与南京政府，以达到把华北“分离”出去的目的。但是，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宋哲元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西事变则进一步增强了他抗日的决心。1937年1月，宋哲元表示将誓尽军人天职，保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和人民。2月，他不顾日本的阻挠，派秦德纯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24）]宋哲元也在此时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再以地位特殊自居。这样，日本蓄谋的华北“分离”工作实际上失败了。面对这种形势，日本无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只得以所谓的“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统一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华北特殊化的打算，它“只是放弃了政治分离政策，并不是连把华北实际上作为特殊地带以扶植日本权益这种经济侵略政策也放弃了。”[（25）]日本在新的《对中国实施策略》中企图使南京政府“抛弃”“容共”政策也表明，日本对西事变造成的国共合作一直耿耿于怀，并图谋离间国共关系。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日本便采取“民间团体”开展外交活动，以“经济提携”打破外交僵局，派出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访华团，于1937年3月访问中国。儿玉行前发表谈话称：中日两国除“互相谅解努力打开难局之外，无其他方法”。[（26）]儿玉来华后，受到“意想之外”的欢迎，同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等中国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见。在3月16日下午中方举行的招待会上，蒋介石面示儿玉等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亲以为宝”。[（27）]孔祥熙、王宠惠也表示，只有日方停止对中国的非法行动，改善两国政治关系，才有可能谈经济合作。经济访华团无功而返。
佐藤外交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手法，并未改变其侵略中国的立场，对华“经济提携”也不过是其侵华的一种策略。即使如此，日本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军部的一些中坚分子，认为经过绥东胜利和西安事变，中国空前统一，对日态度也日渐强硬，中国已开始小视日本，应该教训中国，对中国“予以一击”。1937年1月2日，中国驻日使馆报告南京政府外交部称，日“外务省主张以和平手段外交方式实行经济提携，军部以系错误，须以实力积极推行”。[（28）]1937年2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回国，在日本外交协会第六次特别委员会秘密会议上，他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一般情况》为题作了演讲。须磨说，中国最近的特征是轻视日本对华压力，是小看日本，原因是“中国认为日本患了恐俄病，中国可以放心了，”中国方面坚信“英国会帮助中国”。须磨还说：“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军备充实，特别是努力军事训练的结果，军队的姿态、士气完全一变”。[（29）]须磨的这番话，更是刺激了国内的“对华一击”论者。随后，日本“对华一击”的鼓噪声日高，甚至连儿玉率领的经济访华团也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30）]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则说得更明确：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31）]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其制订的《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中，也主张“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最为上策”。[（32）]
1937年5月，短命的林铣内阁总辞职，由近卫文磨组阁，广田弘毅再次就任外相，杉山元任陆相。杉山是“对华一击”的积极支持者。尽管广田宣称，他将继续推行佐藤外交规定的路线，但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新的所谓“协调”外交同样无所作为。相反，“对华一击”论不断抬头。不久，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之后，尽管日本针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修改和调整了侵华策略。但这种调整，不是指导思想上的修正，仅仅是策略的变化和手段的变换，它肢解中国然后灭亡中国的图谋并没有改变。而且，这种策略的出发点，是意图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放弃联共政策，使其回复到以往的反共内战立场。它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促成中国统一而放弃其侵华政策，而是害怕中国统一而阻碍它灭亡中国的目的实现。因此，它所叫喊的中日“经济提携”就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统一运动的虚伪更是暴露无遗，而“对华一击”论却逐渐成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主调。当西安事变所促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之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步步进逼已不那么俯首听命的时候，“对华一击”便成了日本统治集团的一致目标。西安事变仅过半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注释：
（1）（5）（8）（1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207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11页。
（2）（3）（1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4），第517—518页、第519页、第519—520页。
（4）（11）（台北）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536页、第537页。
（6）（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第198页。
（7）（日）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第504页。
（9）《大公报》1936年12月24日。
（12）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第499页。
（14）转引自《周恩来年谱》，第334页。
（15）（16）（美）《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278页、279页。
（17）（19）（31）（日）儿岛襄：《日中战争》第二卷，第426页、第429页、第433页。
（18）（日）小尾俊人等编：《现代史资料》（8），第367页。
（20）（21）（2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第616页、第617页、第617页。
（22）（27）《国闻周报》第14卷第11期第60页、第14卷第20期第57页。
（2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60页、361页。
（2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28页。
（26）（32）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19页、第227页。
（28）（30）（台北）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抗战建国》（一），第206页、第205—206页。
（29）（日）臼井胜美：《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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