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智求自由——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规划理论、方法的若干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智论文,进展论文,年代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困境中的教育规划
建国以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不断，从来都少不了教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发展往往是：旧的全国性目标到期未实现（甚至为人们淡忘），而又不断提出未必能实现的新目标，往复循环。从建国以来历次未能如期实现的全国性教育发展目标：
——1951年提出，1957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80%，从1952年起，10年内普及小学教育；
——1952年提出，5～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
——1954年提出，15年内左右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
——1955年提出，8年内中学教师全部提高到师专以上水平；
——1956年提出，各地分别在7年或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分别在5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
——1958年提出，15年左右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1960年提出，力争1962年完成农村扫盲；
——1980年提出，全国1990年前基本普及小学；
可以看出，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已成传统。而1990年前普及小学的再度落空，表现形式略有不同。按理，在1980年全国小学（五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3%的基础上，经过10年的努力，在全国集中力量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进而按照1982年《宪法》规定实施初等义务教育，是有可能的。这期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大会，重教气氛空前；为普及小学，教育主管部门的督导、检查、验收也从未懈怠。但是，第一，把“普及”的对象提高到15岁不切实际；第二，在宪法规定的初等义务教育尚未着手实施的情况下，1985年又提出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发展的压力分散了本已短缺的教育资源。结果是，到1990年，全国宣布普及小学验收的县只有76%，而且其中5 年制小学还占相当大的比重。欲速不达，事与愿违。〔1〕
专门人才需求预测，是确定高教、中专发展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国内外不成功的记录占大多数。1982年，国务院将专门人才规划作为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专项之一。教育部决定立即开展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并藉国务院的“尚方宝剑”提出加强发展战略的研究。当教育部党组讨论这项任务时，几位老同志告诫：需吸取国外诸多失败的教训，在方法上解决预测时出现的“需求膨胀”通病和人才分类规范等问题。
在何东昌同志的具体领导下，1983～1988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1）完成国务院的《全国专门人才专项规划》。 对全国专门人才的现状、需求、对策，做到心中有数；（2）从1985 年组织地区教育发展规划开始，完成了1986～2000年全国教育发展规划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务院（起草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研讨组提出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建议报告。〔2〕但是，规划墨迹未干， 国家教委又根据领导意图布置各省新编了一套以2000年提前在全国“普九”为目标的规划《九十年代教育展望》；不久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书还大部未发，似乎又“过时”了。此外，西部八省区由四川省韩邦彦同志牵头，研究实施义务教育的制约因素及规划目标，结论是，2000年八省区应以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主要目标，不料进入90年代以后，四川省率先改而以全省“普九”为自己的目标了。
教育规划的内容，不仅仅是规模速度问题，还包括学制、师资、投入等一系列问题。建国以来，中小学学制来自中央的变动即多达七次，迄今前途未卜；《纲要》规定政府对教育投入增至占GNP4%的目标，几年来的现实却是逐年降低。人们不禁要问，规划的作用目的是什么？规划是为了注释决策，还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要搞好规划，原则、思路、方法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规划不等于实施，实施的条件是什么？在我国，科学决策路漫漫，依法治教往往流于形式，规划工作者又能做些什么？
如此困境，谁之过？窃以为，首先，是由教育本身的特点所决定：（1）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作为典型的长期行为， 其效果要在今后几十年中陆续呈现，真正把握其规律不容易；（2 ）教育发展又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容易为政治、社会舆论的短期行为所左右。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重表面文章的传统对教育影响更深。第三，几千年封建影响根深蒂固，缺乏科学、民主决策的根基，决策往往“跟着感觉走”。最后，地方负责人常陷于对高指标还是对本地区实际负责之间的两难境地，往往做出“离天近，离地远”图虚名的决策。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教育状况千差万别，〔3 〕不同的决策效果和效益，有好坏高下之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决策行为是科学的还是盲目的。教育需要规划，规划呼唤科学。
二、教育规划理论和方法的进展
理论追求的应是符合实际、符合逻辑的规律性认识。一种理论正确与否，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违背逻辑的“理论”则必然是违背科学的。
80年代我国的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和教育规划，不仅规模大，也是富有成效的。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建议，1987年10月规划办与他们在中国联合召开了一次“乡镇基础教育规划国际研讨会”。 Philip H.Coombs听了我国的一批案例报告后， 在与会的外国专家中讲：“没想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中国实现得那么好！看来我今后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中国上。”〔4〕经过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可以说，80 年代我国的教育工作终获可喜成果。〔5〕相伴而生的理论、 方法的进展弥足珍惜。现择要例举，供批评、研究、参考。
1.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1.1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是技术发明大量涌现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也是生产力飞速提高、平均期望寿命成倍延长的过程。有效的现代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先导。从新中国建立始，到下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应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教育为经济创造条件，也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其发展也应是一个持续、渐进的长过程。急于求成往往导致教育发展的反复波动和资源的损失浪费。〔6〕
1.2 教师的工资是教育投入的大头，而工资水平与人均GNP相关联，因而正规学校教育的生均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生均成本理应随人均GNP的增长而增长。 纠正了国际上关于生均成本上升就“反常”的观念。与大多数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同，教育是成本递增的产业，不同国家同级学校合理的生均经费指数理应大体相当，〔7 〕其差别表明投入水平的高低。我国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症结在于生均经费指数大大低于合理值。
1.3 教育投入随GNP同步增长部分，一般只能用于补偿生均成本的递增。教育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占GNP的比重相应增长。〔8〕穷国不但在人均教育投入上不能与富国攀比，即使在投入占GNP 的比重上也难于达到富国的水平，〔9 〕问题在于穷国的国民收入中用于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比重比富国大，穷国的恩格尔系数比富国高得多，可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国防等其它方面的份额就少得多。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规模也只能随经济水平的增长而增长。（文中1.2与1.3是“两个增长”决策思想的理论基础〔10〕）
1.4 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和核心是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经过从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后几百年间换脑筋的过程。从孔夫子以来，我国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科举制度，对维护中华帝国的稳定、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封建时代的旧教育与现代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国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教育体系已近百年，困难在于缺少换脑筋、反传统的过程，教育观、人才观还是旧的。这是造成我国国民素质、创新能力大大落后的最根本原因。《纲要》正确地指出了危险之所在。那种把教育现代化简单地看作与发达国家比投入、比硬件的认识，说明对什么是现代教育、现代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还理解不够。
1.5 普及现代国民教育，不但为现代经济所需，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以法律手段实施义务教育，从立法到实现普及，是一个年限由低到高，普及覆盖面由小到大的漫长过程。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般都花了几十年、上百年时间。义务教育的目标年限，受到国家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制约。迄今，除中国以外，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还未见提出以九年义务教育为目标，且大多数离实现已定的年限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百年大计”，普及基础教育除了肩负着未来的重任，保证近2亿在校少年儿童的生活质量， 使他们有一个健康发展、愉快自强的童年，也应是基础教育直接的现实目标。因此，保证良好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是发展的前提。
1.6 我国现阶段成人识字率已不逊于工业化国家同时期的水平， 民众特别是农村居民中存在部分文盲并不影响当前的发展。消灭文盲，迄今连欧美的大国也未能完全做到。根本消灭文盲，只能靠有效地普及基础教育。〔11〕
1.7 现代生产方式的一大特点是分工。分工， 将需要较复杂的技能、需要事先经过专门培训岗位尽可能集中，大量岗位只需要简单操作。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具体职业技能是不能储备的，灵活多样、不成体系，针对性强、立竿见影，正是职业培训的特点和优点。作为生产要素，衡量职业技术教育的标志应当是“适需效益”，即以最小的代价满足是职业的必需。职业教育的发展，宜于依靠供求关系、市场调节，政府不宜过多干预，更不应自上而下地下达比重指标，盲目追求正规化、长学制。
1.8 一个国家专门人才的需求总量主要与其经济规模（可用GNP为标志）相关联，与人口关联较少。同样规模的现代生产，如汽车、钢铁、电视机生产等等，只要形成规模经济，穷国、富国所需的专业人员量大致差不多；而一般认为与人口关联较大的教师、医生等行业，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穷国不但其规模（每万人口中教师、医生数）不能与富国相比，层次或平均培养年限也要低得多。如工业化国家小学教师都要大学毕业，低收入国家却只能从中师起步，构不成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富国要有博士学历才能行医，我国大学、大专，乃至中专毕业的医士、乡村医生都有处方权，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就小得多。〔12〕归根结底，专门人才的当量〔13〕还是与经济水平关联多。
1.9 70年代终身教育概念的确立，是现代教育观念的一大转变。 正规学校教育自然是政府对教育规划、管理的重点，其重要性并未因此而稍减。正规学校教育的改革要着重于改善必须在职前进行的素质培养，并有利于今后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灵活多样是非正规教育的特点，市场、供需调节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用政策法规引导等实行宏观调控；无形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无孔不入，良好的无形教育环境的营造，也应是政府关注的新的重要课题。
1.10 经济发展要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教育，作为广义经济概念中一个产业，其发展也应以效益为中心，以质取胜。效益，首先是追求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总体，长远效益，也包括教育本身用有限的代价去实现高质量教育的追求。
2.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和高教发展规划
我国80年代的专门人才需求预测（从现状普查入手）未蹈前车覆辙，避免了预测“需求膨胀”，得益于理论方法上的进展，解决了一些可能导致失败的难题。
2.1 研究制定预测用专门人才分类规范。 将基本训练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归类，预测采用四级（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83个专业类。现状调查只统计取得正式学历或职称的，摒弃“相当”等不确定因素。现状调查还包括四个级别的专业职称。结果覆盖率为从业人员的99.0%，专门人才的99.5%。经用历年毕业生统计及人口统计中的按龄死亡率推算，结果出乎意料地吻合。对专门人才统计汇总数据的概率检验表明，调查统计汇总的误差率（包括专业、层次、年龄等）为0.5 %左右。人口普查，组织人事统计的专门人才数误差高达几成，主要是规范不严所致。具体的专业五花八门，变动频繁。有了规划预测用专业分类目录，不但便利了规划，也使预测规划结果有了相对的稳定性。
2.2 摒弃由各部门分工预测上报有关专业需要的传统， 改由各行业综合预测本行业目标年度全部从业人员（包括非专业人员）的层次、专业结构组成。过去由部门分工预测全国某些特定专业的做法，脱离了行业队伍总量的限制、系统内部的相互制约，及合理结构的统筹考虑，加以部分岗位所需专业有很大的随意性，是造成导致“需求膨胀”的根源之一。
2.3 专门人才的逐年需补量根据行业目标结构、 现状和队伍发展变化（增减员）计算得出。与经济学中“只有有购买力的需求才构成现实的需求”一样，同理，只有空缺的岗位才构成真正的人才需求，如尽管法律专业人才奇缺，但只要法律系统的岗位已有人占据（如已补充了相当多的转业军人），则法律毕业生就可能出现“分配难”。
2.4 目标年度由远及近。按照2000年和1990 年两个目标年度预测人才结构，以较远（2000年）的目标和现状（1983年）为终、起点。根据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计算出本世纪后15年专门人才逐年的发展预测。事实表明，各部门报来的近期（1990年）的目标显著偏高。可以说，传统的“由近及远”的外推，也是造成需求膨胀的一个原因，专门人才密度和高校入学率的总量控制着眼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80年代末的水平。由远及近，计算出2000年理想的规模，有助于清醒地看到我国高教规模是如何供过于求。
2.5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接受高等教育只能是同龄人中的少数；即使2050年我国人均GNP达到1～2万美元（1985年值）， 高校入学率也只有30%左右，相当80年代末西欧、日本的平均水平。现阶段，专门人才的培养主要作为生产要素和为国家社会准备必需的骨干，也应遵循效益原则，有效的高等教育在于用有限的代价为国家提供必需的人才，不是越多越好。如以2050年高校入学率30%为目标， 不难算出， GNP每增加3%，专门人才拥有量增长2%。〔14 〕解放以来我国专门人才数量增长远高于经济增长，有悖于适需、效益的原则。
2.6 以目标年度（2000年）的总经济规模（GNP）和从业人员总数校核需求总量。国务院已制定了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劳动人口及从业人员预测。各系统分别上报的预测所根据的行业产出、队伍发展目标的总和必须与全国总数相协调，否则就要根据总量差异校正需求总量。凑巧的是，汇总数与总体目标吻合得相当好，无须校正。此后，当行业发展规模偏离预计时，不难根据行业人才预测结构，及时调整本行业的人才总量，并相应对全国人才需求结构进行调整。
2.7 对部门间预测者的偏好进行校正。 各系统总的人才预测也并非是简单地“层层上报汇总”的结果，首先经过该部门预测决策层的统筹研究，难免打上决断者偏好的烙印。如主张提高用人效益者趋向于节约人才，强调“宽打窄用、多储备”者则可能采用较高的方案。为了适度减少这种偏好的影响，我们采用了部分校正办法，校正的原则和具体技术处理可参阅《面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第90～92页。
2.8 合理需求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范围。 合理的人才需求不可能是某一固定的精确值。我们预测的2000年的专门人才合理拥有量上下限相差一倍，即大学本、专科毕业生拥有量为700～1400万人， 宏观调控的任务在于力求不超出这个范围。由于难以抗拒的原因，事实上此后十余年的发展已大大超过高限。
2.9 高校发展的起伏波动是世界性现象，原因很多。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发展的波动尤甚！波动并非必然的规律（窃以为，用那种实用主义的“跳跃发展的理论”来辩护的作法是有害的）。研究表明，我们追求的调控目标应是持续稳定的渐进发展，力戒大的波动反复。
2.10 举办正规学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不能依靠市场调节。尽管现阶段只有少数人接受高等教育，但不能把高等教育看做私人的消费行为，而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全民的事业，保证教育平等，使最优秀的人才进入高等学校，也是国家利益所在。
这次专门人才规划的成就，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因而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5〕尽管这项工作远非十全十美。应当说，毕竟是一个进步。我国高教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势头十分强劲，解放以来几经反复。1984年，东昌同志向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汇报预测的初步结果后，过热的势头有所遏制，普通高校招生数从1985年起总算趋于稳定。
3.关于基础教育发展规划
基础教育是正规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早在1983年着手专门人才规划时，已将基础教育一并统筹考虑。理由是：（1 ）中小学师资是专门人才的最大用户，投资需求又决定于基础教育的规模、课程设置、班级定额、教师学历要求等规范；（2 ）基础教育的投入占教育投入的大头，需要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基于此，在研究专门人才规划时，便连带对全国教育总体规划作出模拟计算和对策研究。
3.1 规模、速度只有与特定的条件规范相联系才有明确的意义。 这个本来不言自明的道理，在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中却成了问题！如搞建设或产品生产，必须遵循工程规范、设计要求，而投资到位是实现规划进度的必然前提。学校教育原本也是十分规范化的事业，教师资格和编制标准、每班定额、校舍、教学设施设备等都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发展，理应与条件相关联，即根据发展要求筹措所需条件，反过来发展进度又受到实际条件的制约。建国后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下，建国后，不管条件是否具备，规模照样发展，学校开学运行不误；规范形同虚设，发展指标也失去明确意义。80年代中，在东昌、柳斌等同志亲自参与主持下，我们牵头制定了《关于制定义务教育必备办学条件标准、义务教育的实施步骤和统计指标》（教规字002 号文）法规性文件。尽管在各地实施中掌握尺度大不相同，总算强调了规范标准的概念。
3.2 从基层算帐抓起、摒弃自上而下下达指标的传统。 基础教育地区性强，小学通常办在家门口，初中一般不出区乡，高中不出县。在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省与省相差几倍；一省内县与县相差十来倍、乡与乡相差上百倍！这必然导致教育基础和投入能力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不但校舍不能调动，就是师资、经费、设备、相互调剂的余地也很有限。因此，我们采取算帐到校、到乡，系统协调，按县规划的办法。结果是，早已普及小学六年义务教育，全省算帐校舍、师资、经费等条件均无缺口的辽宁省，到2000年还有10%人口的县无法靠自身力量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连范围不大的辽阳市“普九”的难度也出乎原来的估计。
3.3 选择可信的地区样本推测全国规划的目标。 各地的教育规划归根结底是各地政府自己的事，中央有责任在方法上给予帮助，但不应越俎代庖。由于各地规划的基础工作不平衡，我们没有简单地将各地规划汇总作为全国的目标。而是从基础工作比较扎实的省中选择六个有代表性的省的规划数据，其中包括国家教委深入抓点的辽、黔两省，推算出全国今后20年间的发展趋势和目标。由于分级决策，也由于将来实际的发展要依有关条件而定全国性的规划应当是预测性、而非指令性的。我们认为，这样更符合全国的实际，有助于中央保持更为清醒的判断。根据上述规划，2000年全国5、6、8、 9 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7%、93%、80%和48%。就是说，如果投入到位，工作扎实，可望按量基本普及（人口覆盖率80%）初中阶段（8、9年）义务教育，其中九年义务教育近50%。经过进入90年代以来自上而下的督促“加温”，实际的发展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3.4 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应由省和中央财政予以保证， 不能层层下放。各地发展不平衡，因而普及义务教育的速度不能一刀切。为了共同繁荣，国家有责任资助困难地区缩小教育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为此，一旦上级对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目标提出他们难以靠自身力量实现的要求，理应在财政上给以必要的保证。因此，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保证，应由省（为主）和中央财政统筹，包括督促有能力自给的地区保证投入，不能层层下放，更不能将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失学儿童的问题寄希望于“希望工程”之类。因此，并不排斥对后进地区自上而下地下达规划指标。
4.教育规划八原则
为了理清思路、探寻规律，从各个不同侧面把教育规划考虑得周到一些，1985年我在全国规划研讨会和全军院校长会议上谈了规划的六条原则，〔16〕经过后来的实践，发展成“面向未来、适应需要、以效益为中心、系统协调、从基础抓起、以条件定发展、分级决策、依法办事”等八原则。现已由UNICEF和国家教委有关部门汇集出版，限于篇幅，不再详说。
三、结语
教育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正规学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教育的发展、成效，必然打上政府决策、社会传统、社会思潮的烙印。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教育反复之甚，世所罕见；陷入大规模、高速度，低投入、低效益的恶性循环，与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左”的失误，片面追求速度，重表面文章、轻效益的传统有关；也与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规律、宏观调控的机制研究、把握不够有关。教育规划的任务，在于使教育决策、发展目标建筑在比较科学、符合国情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国家资源，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
教育规划者的责任在于求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基础教育是典型的长期行为，其后果往往要在以后几十年间陆续呈现。真正把握教育规律并不易；主管教育的领导者一朝当权，往往容易轻信直觉判断，以为“真理在握”，难听进、更难听到“逆耳之言”，难免造成全局性的失误和反复。从规划工作者的角度反思，我们能否提供决策依靠的、多少算得上科学求实的规划？如果对国情和教育规律一知半解，即使根据领导的意图、社会上的舆论、潮流编写出来的规划可以博一时的赞誉，终究难经历史的检验。教育规划，求真知难。而真知得到认可，又决定于领导者的素质和判断，转化为决策也难，这恐怕也是教育规划特殊困难的所在。
我们在几千年封建的传统基础上搞现代化，科学决策，依法治教路漫漫，不能期望一蹴而就。但愿上级注意体察下情，多一点听逆耳之言的雅量，地方、规划有关工作人员多一点坚持真理、追求真理、讲真话的执着和勇气，中国教育的命运毕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注释：
〔1〕〔3〕〔6〕〔12〕参见拙作《试以效益眼光看教育》P200～201、P194～198、P66～68、P202～203、P75～78。
〔2〕〔14〕即后来出版的《面向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一书的第四章。该书系统地反映了80年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展。在此以前， 1984 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出版了我们的《2000年的中国教育》研究报告，何东昌同志亦将它送研讨组参考。
〔4〕香港大学的程介明在场，程也是Coombs的学生。 程还说：“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老头这么动感情”。会议的案例报告及讲话集已出中英文版。这次接触，导致HEP再三邀请我国参加1988年冬的会议。
〔5〕对工作的思路、方法、结果，《面向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一书作了全面的叙述。
〔7〕提出并在教育规划中应用生均经费指数的概念， 是我们负责的“六五”、“七五”两个国家重点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参见〔1 〕P129～135），它回答了Coombs“即使（美、加、 瑞典等国）教育质量依旧或下降， 所有教育系统的实际生均成本呈逐年上升的反常趋势” （The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The View from the Eighties, Oxford Univ.Press,1985）的困扰，也提供了便于在国际间进行比较的重要指标。UNESCO90年代以来已采用它定期公布各国的数据。
〔8〕教育主管部门追求的一直是 “教育投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1983年并曾写入人大的文件。
〔9〕以千家驹为代表， 认为我国当前教育投入比重应与发达国家相当，原因恐在忽视了这条原理。
〔10〕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计划经济研究》1983年第2 期刊登了观点相反的一组文章，包括上述千家驹文。其中周贝隆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增长的观点。后1985年中央《决定》采用“两个增长”的提法，尽管在表述上还不够严密。
〔11〕对我国几十年来扫盲实践的冷静考虑和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其成效被大大地夸张了，虚假现象严重。一些国际组织或国家，往往“出于政治家的需要”，而将扫盲广为宣扬，其实效同样令人不安。参阅Philip H.Coombs“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The View fromthe Eighies,1985”“扫盲神话”一节（中译本《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由于专门人才有不同层次，而不同层次的人的培养年限与作用一不一样，如简单地用人员数来标志总量，就难以反映真实情况。为了便于规划、比较，我们在计算总量时，将和层次人才依培养年限不同分别按一定的当量折合成本科毕业生。
〔15〕由于《2000年的中国教育》报告系在全国专门人才规划的基础上写成的， 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专门人才规划的有关成果纳入《2000年的中国》研究项目提出申报，作为负责人，周贝隆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6〕见《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