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213033
一、国际投资和风险管控理论
1、早期的对外投资理论
（1）海默的垄断优势论认为，对外进行直接投资，面临很多不利因素，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顺利开展，能够顺利开展对外经营的企业，通常具有别的企业所不具备的特定的优势。从中国能源市场来看，行业规模集中的特性比较明显，不少企业一定程度上具备上述优势。
（2）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认为，企业通过选择本地化生产，即在国外市场上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比通过出口或许可证收费来授权使用技术更为有利。中美近期的贸易冲突对双方外贸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为达到开拓美国市场和向美国市场销售产品的目的，直接在美进行投资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
（3）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成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该理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将相对落后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结合中国能源企业的实际，在产品技术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生产必须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美国页岩气的低价格优势，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有良好的支撑作用。
（4）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应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即国内已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有向潜力地区转移。从国内电力板块看，传统火电产业在国内的竞争愈发激烈，火电行业连续多年亏损，但大集团在体量上仍存在优势，特别今年来电力集团之间进行合并，进一步增强了互补优势。从美国来看，借助资本市场的页岩气革命彻底洗牌市场，传统煤电企业一蹶不振，区域间存在能源势力真空可以利用。
2、邓宁的OLI范式
一个企业在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该理论为在美进行FDI提供了准则：一是企业已经拥有或将获得生产要素禀赋、生产工艺、发明创造能力、专利、商标和管理技能等。二是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带来更多收益。三是美国投资项目具有区位固有的、不可转移的优势，如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市场规模、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等。
3、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目前，中国目前仍存在生产率差距，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转移优势产能。按照IDP理论，中国目前正处于资本流出不断增长直至超过资本流入的阶段，在资本流入流出实现动态平衡后，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绝对值都将增加。一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回避贸易保护、融资便利、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优势、全球配置资源收益、内部贸易、产业延伸、规模经济、区位市场知识、经济特权等优势。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换取能源资源、技术资源、扩大市场份额。在美进行FDI投资，有必要通过充分的前期调研和尽职调查补充理论研究的空白，稳步、稳妥推进投资。
目前FDI有两种主要投资方式：一种是绿地投资。这种方式的项目相对简单，可根据企业需要和实际情况，设立代表处或者新建工厂，在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的同时，巩固品牌、产品和服务认可度。由于绿地投资会带来新的生产能力、税收、就业岗位，往往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和认可，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大规模绿地投资需要长期、大量的筹建工作，对投资者资金实力、跨国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有较高要求。
另一种是并购。这种方式可使投资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取目标企业的技术、客户、品牌、销售网络等关键资源，但可能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或反垄断等部门的审查。在并购完成后，交易双方还面临着资源整合、文化融合、人员调整等方面的挑战。综合考虑，对美投资应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投资为辅，对能源、技术、产业等方面以绿地投资为主，辅以对服务等方面的投资并购，避免对敏感资产（涉及国家安全、高新技术、大量机构及人员信息）甚至大额资产的并购案（从历史数据来看，未发现有被否决并购案经调整后予以通过的现象），在绿地项目上生根发芽，获得地区认同和市场认可，再稳步有序地拓展项目及市场。
来源：Mergermarket
二、在美的风险识别
识别风险是风险管控的基础工作，是对潜在的各类风险进行系统的归类和全面的识别，通过对各种可能引起风险的风险单元进行辨识，找到并确定风险源。为了全面评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纳入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本报告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能源投资的特点，确定的风险类别为：经济基础风险、政治政策风险、监管审批风险、法律合规风险、环境保护风险、社会效益风险、本土化风险、金融汇率风险等8大项。
1、经济基础风险（宏观和微观）
（1）宏观经济情况
近年来，美国失业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反映制造业景气情况的ISM指数连续24个月高于50，显示美国制造业持续扩张。房地产开工数和个人收入和支出也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美国近年来的CPI和PPI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2）微观（企业）情况
标准普尔500指数正在经历历史上第二长的牛市，距离金融危机时的低位已经上涨了302%，预期市盈率正处于25年平均值16.1倍的位置，较为合理和健康。企业在总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利润保持增长，资产进一步优化，企业经营情况持续向好。根据以上统计，2015年-2018年期间美国经济复苏趋势明显，市场预期进一步增强，实际GDP保持增长态势。制造业指数近一年以来保持在55以上，产业信心较强，房地产投资继续增长，消费者信心增强。近期减税、基建计划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扩张，同时美联储年内多次加息，缓解通胀风险。总体来看，美国的宏观经济在近一段时间内进入不断向好的车道，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国家评级报告中排名第4，给予2A评级。未来的较大变数，是其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争端会以什么方式、什么规模结束，并对国内经济产生多大程度影响。
图4：2015年5月-2018年5月美国就业数据
2、政治政策风险
政治风险是风险评估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政治风险包括国家政策变动，政权交接，当地领导人的换届和政治干预等，可能对投资者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近些年，中国的主要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存在较大的政局不稳定风险。2012年2月15日，利比亚发生非宪法程序的政权变更，中国投资的项目全部被搁置。据统计，仅就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项目金额高达188亿美元，在空袭和战争中，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5亿人民币。除此之外，还涉及大量的固定资产损失与垫付款损失等。因此境外投资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控预警系统，及时跟踪东道国政策和形势变化，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争取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
3、监管审批风险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项目，均遭受到美国外资监管部门不同程度的阻力，美国外资监管机制程序严格，体系完善而且过程漫长且繁琐。2005年，美国国会先后6次介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一案，政治压力导致最后中方放弃收购行动。2007年，中国鞍钢集团收购美国密西西比钢铁发展公司，结果50名国会议员联名反对，导致计划停止。美国外资委员会可以对所有外资的企业展开调查，国会也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外资委员会施加压力，令其启动审查程序。据统计，2016-2018年间，中国企业对美收购失败案件高达27起，相当于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加拿大与英国未完成交易总和。在美国严格的安全审查制度下，中国企业对美收购金额逐步下降。
在本届美国政府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的大背景下，美国限制进口贸易、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内的意愿显著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量采用“双反”调查、增加商品关税等措施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降低贸易逆差，遏制非本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钢铁为例，2017年1月-2018年2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共发起了102起“双反”调查，增加幅度高达96%。2018年3月23日，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中国的钢、铝分别征收了25%与10%关税。针对“中国制造2025”，美国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加剧了中国对美的投资风险。
4、法律合规风险
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既有反垄断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审查，也有环境保护、劳工、公司治理、税收、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限制标准，应充分了解并予以遵守。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外法律和标准都较为严格，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执行。为尽力避免出现法律纠纷，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之前，应该做好充分完备的尽职调查，认真梳理风险，堵塞法律漏洞。
5、环境保护风险
美国环保立法从19世纪末开始起步，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在联邦层面就已经制定了几十个环境法律、上千条环境保护条例，形成了庞杂的和完善的环境法体系，不但涉及常规的河流防治等环境资产保护，大气污染等污染物控制，还包括《鱼类和野生生物协调法》、《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条例，需要特别注意相关法律风险，做好前期调研和资料准备，避免项目无法开展导致投资成本沉没，或者遭受巨额罚款造成重大损失。同时，结合各州实际，在投资前期做好相关方面的调查。以西弗吉尼亚州进行油气开采项目为例，西弗州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钻井、贮存、生产等专门制定了政策和法规，对空气质量、水的管理、矿坑处理提出详细要求，我们作为项目投资者，需要及时跟踪掌握最新的环保要求，避免遭受巨额罚单或牢狱之灾。例如美国电力公司在1999年遭受美国环境保护署、8个州政府和十余家环保组织发起共同诉讼，指控该公司旗下16座发电厂未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进行污染管控就大幅扩建电厂，造成有毒污染增加，结果美国电力公司付出46亿美元和解金用于增加污染防治措施，并花6000万美元清除过去所造成的严重污染，还要缴交1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6、社会效益风险
近期，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指出美国在对华关系这项指标继续下降，降低到排名国家的53位。随着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接近等因素影响，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僵持阶段，认为这种情况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存在并可能不断加剧。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提高在美国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要加全面，更要避免个别项目的不良影响成为导火索，点燃美国工会、NGO、本地政府、社区、居民或合作者的抵触和排斥情绪。
7、本土化风险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项目和并购企业之后的本土化风险，包括公司理念、文化、治理结构、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等方方面面，跨国企业后项目在本土化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导致优质资产快速贬值，企业效率大幅下降、效益滑坡，乃至丧失竞争能力甚至无法生存。比如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因为中法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策略上的冲突，严重拖累公司发展。因此对于并购或组建一家有意“本土化企业”来说，一定发在投资之前就进行研究和设计，并组建专业团队就“本土化”制订目标和方案。
8、金融汇率风险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时，需注意汇率波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2018年1月4日，中国纺织企业百隆东方发布公告称，由于汇率波动，企业汇兑损失约为0.24亿美元。2018年1月20日，福田汽车发布公告，同样由于汇率波动，企业汇兑在2017年间，企业亏损区间约为0.53-0.81亿美元，业绩持续下滑。另据上市公司通源石油披露信息称，2017年间，企业由于汇率波动，损失了约410万美元。可见，由于汇率波动问题，许多中国企业在投资美国时会面临严重的亏损，这值得格外注意警惕。
论文作者:罗治斌,王蒙,李早,张箭箭
论文发表刊物:《建筑学研究前沿》2019年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5/28
标签：美国论文; 风险论文; 企业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企业论文; 优势论文; 直接投资论文; 《建筑学研究前沿》2019年3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