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对构造企业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约束机制论文,启示论文,委托代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矛盾
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两大支柱。后者主要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扩张以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而前者着重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企业内成员之间的代理关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和由此导致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映产权安排的契约关系。
一般而言，委托代理理论建立在以下前提假设之上：
第一，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理性的行为能力，并且能为自身利益而积极行动。委托人、代理人都有通过签订契约取得分工效果的动机，并有权衡得失、签订代理契约的能力，这是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必要条件。譬如，股东与总经理的关系可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第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因为两者都是独立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最大化。一般来说，股东追求投资回报率最大化，而总经理则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
第三，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它来源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行为（努力程度的大小、机会主义的有无等）和条件秉赋（能力强弱、风险大小、对风险的态度等）的观察和监督存在很大的困难。
第四，委托代理的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代理的结果受多种不确定性的环境因素影响。譬如，影响企业盈利的因素除了企业家的努力之外，还有市场、政策、企业自身条件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故代理人可以利用委托人不了解的私有信息去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譬如，企业家可能在其岗位上不努力工作或假公济私。又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委托人难以从代理人行为的结果去监督。如果企业经营效益不佳，股东很难准确判断这一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的个人因素，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它因素造成的。这样，势必造成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非效率现象。
非效率具体表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从而影响组织效率的道德因素。譬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企业家可能产生减少其才能和精力投入的行为，滥用交际费用的行为，以及假公济私行为。逆向选择是指委托人无法识别潜在的代理人的条件秉赋时，越是劣质的潜在代理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代理人，最终导致劣者驱逐优者。譬如，如果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提高时，会导致更多的健康者不愿投保，而体弱多病者则积极参加人身保险。
委托人可以通过监督来减少非效率，但监督是有成本的。委托人在确定委托代理关系的前后，分别对代理人的条件秉赋进行识别，对其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可以减少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委托人需要为监督而花费时间、精力和资金，即要付出一定的监督费用。监督费用与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机会成本之和，构成了代理成本。只有代理成本低于非效率带来的损失时，代理监督才具有经济合理性。
中国企业家缺少激励和约束
国有企业家是指国有企业的代理阶层，即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指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层。他们是国有资产的最终代理人，不同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中所定义的企业家。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近十年来，才逐步转向按市场规则行事，其市场意识、创新精神、风险意识与西方企业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若要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转变，则需要有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促使他们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目标。
可以说，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十分薄弱和松弛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滑坡，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初始委托人（国家）对作为最终代理人的企业家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手段。由于作为所有者与初始委托人的国家不直接签订契约和控制决策。所以，实际上形成了产权所有者虚位，产权非人格化，初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难以具体化。结果造成代理人享有很大的财产使用权，国有资产缺乏真正的关心者和监督者。
2.初始委托人与各级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中国企业改革正朝着三级授权经营制发展。第一级，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管理局代理经营国有资产；第二级，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控股公司代理经营国有资产；第三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控股公司授权各国有企业代理人，具体进行经营活动。问题是委托人与各层次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往往采取互相矛盾的利己行为。譬如，政府关心它自身及社会稳定、国有资产增值等问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关心它自身的盈利，而国有企业企业家更关心其个人效用最大化和自身地位的稳定性。多级授权经营制还使得代理成本变得高昂。
3.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及信息费用过高。在多级国有资产授权代理制度下，大量的信息逐层传递。传递时间长、环节多，使信息可靠性受到影响，尤其是当各级代理人有虚报信息和隐瞒信息的动机时，这种信息传递的困难性和委托人为了解真实信息而付出的信息费用是巨大的。这使得代理成本太大而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激励。
4.降低代理成本的内在机制较弱。目前，国有企业企业家基本上由上级任命。任命的因素多样化，包括许多与企业家才能无关的因素。且一旦任命，很少撤除，即使大多数企业经营不善，企业家照样留任。甚至调往更大的企业任职。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收入与经营业绩关联程度较小，职务消费很大且难以监督。很多企业家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激励机制。
5.降低代理成本的外部机制尚未形成。作为企业重要投入要素的企业家市场至今尚未真正建立。企业家的选择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企业家的行为后果也缺乏客观的评判。因此，其经营失败和道德风险也就没有诸如破产、失业等外部压力。
还得重点构造企业新机制
企业家的目标函数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其个人效用一方面来自于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来自于个人收益。个人收益又由货币报酬和职务消费组成。这就是我们构造国有企业企业家激励机制的前提条件。激励机制必须针对各部分的效用函数设计，使得总的效用最大。
（1）职位消费激励。 通过界定不同企业规模和经营业绩可以享受的相对称的职位消费层次，明确职位消费的具体标准。成功的企业家将随企业的发展而享受层次越来越高的职位消费，而经营不善的企业家将失去一切职位消费权。这一机制的目的在于打破国有企业企业家的铁饭碗和现行职位消费的平均主义，实现企业家职位消费的透明化和标准化。
（2）收入报酬激励。通过给予部分剩余索取权， 使企业家更加关注企业的资产增值和长期发展。剩余索取权的给予可采用年薪和股权分配制形式。年薪制将企业家的工资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分开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和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股权分配制指企业将部分企业股份让渡给企业家持有，其收益来源于股票的价格，而股票价格又与企业经营业绩及成长性密切相关。收入报酬激励和职位消费激励机制的共同目的，在于使企业家的个人收益和行为结果紧密结合，产生一定的自我约束动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和组织非效率。
（3）精神激励。首先是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 敬业精神和强烈的成就欲。在企业取得优秀业绩时，对成功的企业家给予相应的荣誉和社会地位，使其享受经营成功的精神乐趣，形成积极向上的动力，同时无形中也会产生不进则退的社会压力。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约束机制构造可从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两方面着手。内部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契约、审计、构造合理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等，外部约束机制则侧重于建立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导入直接所有权约束和法律制度。
（1）内部约束机制。 一方面采用契约的形式明确企业家的权责利，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出企业家应对企业作出的贡献指标，并聘请独立的会计师（或审计师）事务所对契约执行结果进行客观的评估；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可以设计出更合理的组织结构对企业家进行监督。譬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企业将实行公司制改组，可以通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等对总经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当然，监督权不能和决策权、指挥权相混淆，其主要作用是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非效率。
（2）建立企业家市场选择机制。可以对企业家择优汰劣， 形成企业家之间的就业竞争局面，同时可以更加公平、公正地评价企业家经营成果，减少评价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3）导入直接所有权约束机制。一般而言， 小企业可逐步实行民营化，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实现在国家控股下的多元化产权结构，从而导入部分的直接所有权约束，降低现行体制下较高的代理成本。
（4）完善法律体系。 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对企业家行为进行约束的外部机制，不仅可以规范企业家市场和产权市场的形成和运作，还可以直接约束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的违约行为，对疏忽和故意合谋造成企业经营失败或国有资产流失的企业家采取必要的法律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