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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标志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即将开始。面对新的形势，在掌握经济周期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和把握新周期的基本特征、趋势，研究制定相应的对策方略，这对于增强经济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更好地驾驭经济全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存在周期性波动
所谓“经济周期”，是指经济增长率在不同年份之间的波动完成一次上升和下降的全过程，在经济增长曲线上表现为明显的一波（谷——谷）。西方经济学家按周期扩张的时间长度，将经济波动周期划分为“短波”（又称小周期、“基钦周期”，平均长度为4年左右）、“中波”（又称大周期、“尤格拉周期”，平均长度为8年左右）、“中长波”（又称“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约20年）、“长波”（又称“康德拉季也夫周期”，平均长度约50年）。
过去，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受传统经济理论的熏陶，忌讳用“周期”一词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其实这是违背客观现实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据有关专家考察，我国从1953年进入工业化历程至1966年这44年，经济增长共经历了9个周期。那么，社会主义消除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以后，为什么也存在着经济周期性波动呢？这是因为：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周期的一般原因。首先，从信息供给来看。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出现损耗、扭曲、时滞等失真现象，生产者只能根据不完全的信息进行生产，经常造成经济增长实绩与计划偏离，进而影响经济波动。第二，从社会消费来看，居民在购买价格昂贵的耐用消费品之前，往往要经过一段积蓄的过程，从70年代百元级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80年代“千元级”的“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90年代万元级的“三大件”（住宅、汽车、电脑），几乎都是间隔10年左右进入消费者家庭，从而拉动经济台阶式增长的。第三，从科技进步来看，推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18世纪下半期的蒸汽机发明，19世纪下半期的电力广泛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20世纪中期之后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的发现和发明，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所谓“长波”理论的成因，就是用技术创新来解释的。
（二）投资需求波动：经济周期最直接的物质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投入决定产出，经济周期与投资周期成正相关。问题在于，过度的投资扩张，往往由于各种“瓶颈”制约（如能源、人力资本等）、结构失衡、消费约束（购买力）、通胀压力的加剧，而发生突发性的“紧缩”甚至“中断”，也就是“大上”必然导致“大下”，“大起”必然导致“大落”，1958年的“大跃进”，是新中国经济史上波动最剧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次。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也无一不是导源于投资膨胀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八五”前期的高胀是最为明显和典型的。
（三）政策干预：决定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尽管我国不存在“政治周期”问题，但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决策确实密切相关。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18年间的4个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共出现了三次古典型波动（即经济周期曲线的谷值、深度为负数）、发展速度6年为负增长。从根本上讲，是“大跃进”的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政治决策失误所致。而1977——1996年4个周期中，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位势”（即年均增长率）达到9.9%，比1953——1976年5个周期的平均位势(5.7%)高4.2个百分点，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党的基本路线，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四）农业丰欠波动：经济周期的自然诱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于农业总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生产很不稳定，为了避免、解决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结构失衡和可能爆发的食品危机，政府往往通过采取较大幅度地削减工业增长速度等紧缩措施，来扩大农业投入、换取农业的回升，结果工业总量增长减速甚至工业化进程的中断，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此外，除农业以外的任何一种产业、产品，如果从市场发展的变化来看，都会经历成长、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有经济学家认为，其阶段性转化可能引致中波的形成，而一次完整的产业生命周期可能恰好反映一次长波。
二、新一轮经济周期有哪些基本特征
同前9个经济周期相比，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将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高起点：经济发展在“高速度、低通胀”的基础上启动。作为第9轮经济周期终点和新一轮周期起点的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7%（谷值、深度）。用质、量统一观来考察，新周期起点的特征有三：一是速度快。纵向相比，9.7%的起点在前9个经济周期中的谷值是最高的。二是含金量高。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所包含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1978年的5.45倍、1990年的1.93倍。三是健康的。这个9.7%的经济增长率既是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的，更重要的是在显著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取得的，近10年来第一次打破了经济高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的方式，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格局，这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二）低振幅：宏观经济将告别“大起大落”，呈缓升缓降的态势。据统计，改革后4个周期与改革前5个周期相比较：平均位势（即年均发展速度）为9.6%，比改革前的5.7%高3.9个百分点；平均振幅仅为6.3，比改革前的23.4下降17.1个百分点。其中改革后的第四个周期，由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在时机上切入及时，方向正确，力度恰当，振幅仅为4.5个百分点，建国以来最小，而谷位达9.7%，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三）高水平：市场制约因素明显增强，结构性增长将十分突出。新一轮的发展应当正视这几种现实：一是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95%的工业品已处于“买方市场”。二是市场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投资需求从过去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初级加工的制造业，转向基础设施、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产业群组。三是经济生活中“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顽症缠身”。就组织结构来说，在诸如汽车、机械、石化、钢铁等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的产业中，普遍存在企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四是面临着经济国际化日益深化的趋势。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90年代以来，国际知名大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到1996年，世界500家大跨国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来华投资建厂，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仅次于美国。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加快，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还要骤然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表明，未来中国经济的关键是结构问题、市场竞争力问题。
（四）快速型：整个周期经济高速增长，分阶段比较呈“前快后缓”的基本趋势。从现在到下个世纪初期，我国正处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处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最有可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和整体素质的飞跃。
在看到国际成功经验提供佐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我国已经具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首先，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折合美元居世界第7位），具有支撑高速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起飞”的区间。第二，经过数年积蓄准备期的我国第二次消费革命已经悄然而至，且与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在时间上重合，高位运行时间较长。第三，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和目前城乡居民消费“断层”所形成的强烈储蓄倾向，使我国在未来发展中能保持35%左右的储蓄率，加之外商来华投资不断增加，资金条件相对充裕。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扩大对外开放，在优化资源配置、市场主体多元化方面，将为经济高速增长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五）跨度大：持续时间较长，有可能把中国带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判断、界定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问题，除了本文前面论及的一些直接经济因素以外，还有必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为新一轮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日益深入人心，为新一轮发展汇成了巨大的“发展源”。第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稳中求进”的重大决策，将成为今后一个时间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和“主旋律”，使国民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大起大落”式的强周期波动将向常规性景气转换。
三、加快新一轮发展的若干战略抉择
（一）坚持辩证的思维，牢牢把握和遵循适应周期的长远根本指导方针。一是正确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好局部发展与全局发展的关系。
（二）聚焦国有工业战略性调整，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一轮的发展关键是结构问题，对老工业基地来说，调整任务显得更为急迫和艰巨。调整结构要始终坚持5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二是坚持与科技进步结合；三是坚持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相结合，用较少的增量引发、盘活巨大的存量；四是坚持适应性调整与战略性调整相结合；五是立足现代产业系列，在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努力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有必要把重点摆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序列上。
（三）坚持不懈地强化农业基础，为新一轮持续发展发挥“内在稳定器”作用。今后在农业、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应当始终抓住“三根主线”：第一，稳定、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方针政策，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农村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第三，建立准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健全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当前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制度、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以及减轻农民负担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护和扶持的力度。
（四）着力开发和培育经济快速增长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有必要把培育和开发的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GDP的增长结构上，应由过去靠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消费（市场）、出口“三套马车”共同拉动转变，大力提高外贸出口和地产品国内市场占有水平。二是在经济成份上，要在强化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根据全国GDP年新增额中大约有70%是由非国有经济提供的实际，要不唯“成份”看“表现”，大力提高集体、混合、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是在市场结构上，要坚持启动与开拓并举，大力开拓农村、国内、第三世界市场。四是在产业、产品结构上，要在巩固发展原有支柱产业的同时，发展大建筑业、大农副产品加工业、大流通业、大旅游业、大水利业。在农村，要着力建设贸工农、农科教、水利综合经营三大产业体系。
（五）坚持城乡一体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跨越。实行“培植龙（巨）头，双轮驱动，三带整推，整体跨越”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在所在区域内培植、壮大现代中心城市的“火车头”，建立起功能完备、结构合理的“宝塔式”的现代城市格局，拉开城市化的框架；依靠国有企业焕发生机、乡镇企业转轨转型壮大经济实力，并不断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以城带乡、以大带小、以富带贫；从而实现区域国民经济的整体跨越。在这方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所创造的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六）始终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来抓，避免政策性效应与周期性效应重叠。为此，我们要在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产品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把总量适度从紧与灵活微调相结合，作为转轨时期宏观调控应当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方针，保持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增长，有效控制总需求增加，努力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