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三重转换——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2－0014－06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提炼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问题却显得相对不足，而这恰恰是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拟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为了不使论题产生歧义，本文将严格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共识，本文的研究对象只包括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分析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包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总体上展现为对其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资料引进和评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论著有一个引进、熟悉和消化的过程，以资料评介为主的研究方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初进入中国学术界时，这种解读模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的正统解释。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于一般地揭示它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产生的真实根源，以及如何看待这些差异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无法展开真正的理论研究，当然更无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对话。第三，当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理解，有能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深层次理论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流派，特别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研究对象转换了，研究的方法论却依然如故，由此，造成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观点虽较为熟悉，但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明显不足的现状，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基于以上原因，如何逻辑地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就应该成为今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转换，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过去摇摆于二元对立的两极思维方式转换为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来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准确的理论定位；第二，从简单地对比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以此揭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观点产生差异的根源，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第三，从资料评介式的研究方式转向问题式的研究方式，分析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和基本理论问题，评判其理论的得失和当代价值。
二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之所以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中形成的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和“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绝对对立起来，相互否定其解释的合法性，其结果必然产生否定或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理论传统，其产生和形成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选择密切相关，都具有合法性。
从文化选择的视角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哲学。它源起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并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最后由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得以系统化。[1]这种解读模式把“辩证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的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推广和运用。“实践唯物主义”选择的则是自维科以来的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强调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对于把握历史内在精神的重要性。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在20世纪为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并扩展为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文化哲学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他们强调马克思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基本原则等方面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区别，主张应当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
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从不同的哲学传统解释马克思哲学，还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具体说，俄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形式实现的，这就需要从理论上确立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从而为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俄国在文化上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确立理性主义文化，这一切决定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选择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来解释马克思哲学。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同一历史过程。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虽然在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却也产生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背离的异化现象，暴露了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由此西方出现了以反思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能从西方文化哲学传统解释马克思哲学，最终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读模式。
由于不同的理论传统之间在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原则上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出发，用一种理论传统否定另一种理论传统，而应该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深入到一种理论传统内部，分析理论传统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它所处时代问题之间的关系，评判其理论得失。具体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该分析其理论与其所处时代条件、时代问题和文化传统的关系，在弄清楚其理论命题的原意的基础上评判其理论得失。
事实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应该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它一方面源自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另一方面源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文化选择。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看，马克思哲学不会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求变革世界，强调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这就始终面临着如何解决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把马克思哲学同各国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呈现出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格局。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文化选择看，由于马克思哲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着理论论述上的不同侧重点，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以及不同哲学家的理论个性和价值旨趣，他们对马克思哲学必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取舍和文化选择，从而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论形态、理论主题和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既不能停留于一般地揭示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差异，更不能把某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失的标准，而是要深入到其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内部，探寻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从而把握其理论特质和理论得失。
三
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代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两个方面紧密相连的，它们共同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
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所属支部推行“布尔什维化运动”，把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模式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但是20世纪20年代初，西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以及西方应该采取怎样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两个问题展开。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争论，导致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和哲学特质的探讨，并把辩证法看做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非其具体结论，而是其辩证方法，并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内涵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断。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把辩证法规定为主、客体相互作用和变革现实的辩证法，而人及其实践是联系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这就意味着“人及其实践”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他们把辩证法规定为历史辩证法，强调不存在脱离人及其实践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所研究的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使命在于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实质和内涵的理解是有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应该从西方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由此他们重视对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特别是重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由此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的转换。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借助政治社会的政治暴力和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来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并且出现了政治暴力统治逐渐让位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的发展趋势，因此，对西方革命而言，问题的关键是要说清楚社会主义价值观何以优越于资本主义价值观，从而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转换为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对此，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2]第三，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注重从两个方面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一是他们注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的分析，从而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控制人的内心世界维系其政治统治的；二是他们注重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阐明西方革命的必要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还进一步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共产国际中受到批判，其结果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迅速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共产党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么不断作自我批评，要么和党达成默契而不对党的政治路线发表评论，以获得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继续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权利。对此，安德森指出：“在个人经历上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重要知识分子拒绝离开党或者与党决裂，并同他们的党达成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不论其最终的实际意义如何），他们就对政治问题不加评论。”[3]而上述两种情况的必然结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其更加专注于理论研究，虽然他们在理论研究上实现了诸多创新，但也使他们在西方革命的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弱点更加明显。第二，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导致了中苏论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论争论，而且直接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流派的形成。他们反对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解释斯大林现象，指出人道主义是一个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分析政治和历史的科学理论工具，有针对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第三，“苏东剧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一致认为，苏、东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不能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它否定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点和最高价值在于维护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恰恰扼杀了自由、民主，变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他们还提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
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思过程的另一因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二战”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四个方面的新变化，它们极大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第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造成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人阶级的分化，如何应对西方左派力量的分化组合，寻找革命主体，成为西方革命面临的突出难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他们不仅提出了“中间阶级”的概念，指出西方社会依然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并对西方社会不同阶级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进行了实证考察，力图整合西方左派力量找寻西方革命的可能途径。第二，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来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肯定和顺从意识。如何把人们从总体支配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形成自主意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强调只有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革命意识，西方革命才具备必要的前提。第三，科学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率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背离和工具理性的兴盛。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第四，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虽然进一步拓展了资本追求利润的空间，但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全球权力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引发了以生态运动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新社会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求把西方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形成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激进生态政治运动。他们反对仅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理论命题，并通过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生态维度，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消费批判和技术批判三个视角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①
立足于问题式的研究方式，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提炼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第一，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于马克思哲学的哲学形态、哲学功能和使命、理论体系，以及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道路、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特质的基本理论问题。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流派之分，但是他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道路和哲学实质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反对从近代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强调马克思哲学形态的现代性质，主张从马克思哲学同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断裂点上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因此，马克思同近代哲学，特别是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成为他们理论探讨的重点。[4]在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和使命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重的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强调马克思哲学在夺取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如何建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上，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人道主义、多元决定论的历史唯物论和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四种理论体系，这四种理论体系都是他们立足于时代问题和文化选择的结果。第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集中体现在阶级结构和统治方式的新变化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揭示了西方中间阶级的出现和阶级意识的新变化，而且揭示了西方社会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现象，指出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并由此从理论上批判了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科学技术、消费和大众文化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资本还借助全球化不断强化其全球权力关系，使发展中国家接受资本的逻辑及其承载的价值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研究，形成了其阶级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现代性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其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应当根据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而且西方应当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和民主为首要价值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由此提出了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通过探讨制度、技术、消费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整合西方绿色理论和生态运动，力图把西方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运动的生态政治哲学。
四
如何科学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首要前提是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不同于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理论特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因而其理论形态和理论主题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擅长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西方社会现实问题，展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消费批判和生态批判，同时，又始终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目的，显示了不同于西方其他左派思潮的理论特质。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不同。应当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深受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多元的理论来源中，他们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制度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其理论的主导方面和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更加直接；而西方其他左派思潮更多地受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主要是从抽象的价值层面捍卫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第二，理论缘起和理论目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缘起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其理论目的在于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争取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西方其他左派思潮则主要缘起于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其理论目的更多地倾向于实现作为个体的自由和价值。第三，理论家个人理论研究秉承的价值立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论其个人遭遇和境遇如何，他们始终自称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西方其他左派理论家认同的主要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立场，秉承的是西方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其一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以修正和反对马克思哲学为宗旨的一股理论思潮，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变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批判。这种观点的根本失误是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的整体性把握，不能把它同西方其他左派理论思潮区分开来。其二是总体上主张应当充分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但在具体路径上有三种不同的指向。第一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论性质的问题比较敏感，且难以获得共识，因此主张绕过这一问题直接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一主张本质上是基于力图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避免价值判断的一种策略，但它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碎片化和技术化倾向，从而具体人物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把握割裂开来。因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代表人物和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无论多么深入细致，最终还是要判定其在思想史的地位，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第二种主张强调价值判断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完全可以绕过价值判断，把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能否为我所用作为评判标准。这种主张看似具备开放的心态，但一方面它混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之间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自身严格的定义域和问题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是西方出于各种目的研究马克思思想而形成的不同理论思潮的总称。同时，脱离理论发展和理论家的理论整体也无法真正判断其具体理论观点的真实含义与合理性问题，比如离开了对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内在逻辑便难以理解和判断休谟怀疑论的巨大理论价值。第三种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做是唯一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理论思潮，是一种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凌驾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并且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问题所决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话语系统日益西方化。
由此笔者主张从如下三个方面认识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一，从哲学与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就是注重把理论建构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西方社会现实问题，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坚持在哲学和时代、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我国学术界一直努力的方向，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如何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得去”和“下得来”，真正表达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关怀，真正贴近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依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越来越学术化的同时，却也呈现出越来越学院化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语言越来越晦涩和西方化，而且也体现在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技术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历史意识、现实意识、问题意识的弱化，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边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曾经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决不是凭借其晦涩的语言和对哲学体系的逻辑构造，而是由于他们真正拥抱了西方人的生活，切中了西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第二，从不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平等对话，以形成对马克思哲学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共识这一视角认识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如何更加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学术界提出了“文本解读”、“以西解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多种研究范式，其中“文本解读”和“以西解马”的研究范式都大量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阅读方法和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呈现出了西方化的现象。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研究的确为我们立足于时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和阅读方法。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面临的时代问题同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这就意味着简单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是得不出积极的成果的。正确态度是应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中分析、批判和吸收，通过对话形成对马克思哲学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创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从中国现代化实践面临的问题的视角认识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中国现代化从类型上讲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无论就现代化的国内和国际的初始条件，还是就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同西方现代化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个性。但是任何现代化都有共性，如何实现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如何看待人的价值问题、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消费和生态等问题，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注释：
① 参见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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