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来与时俱进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汉语论文,与时俱进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6-0001-09
百年来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之所以发展迅速，并且保持了相当的学术质量，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了现代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从与时俱进的角度，论述其中八种影响较大的重要方法，并在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加以评论。
一、百年来汉语修辞学研究中若干重要方法发展轨迹
（一）罗列材料法和罗列材料加按语法
1、罗列材料法
采取这种方法的多为20世纪初一二十年代的某些论著。如1918年出版的程善之的《修辞初步》。作者在《例言》和《自序》中说，此书“专注意于炼字炼句”，并且“先讲积句成章之法”，但实际上只罗列了古人一百多段文章，虽时有粗略的评点，却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作者的结论是：“贵在意会，难以言传。”又如胡怀琛的《修辞学要略》（1923年版），采用的主要也是罗列材料法。作者依照清代姚鼎拈出的“声、色、格、律、神、理、气、味”八个字分类，每类下面排列几篇古文。这种方法被何爵三斥之为”扑朔迷离，令人不可捉摸”[1]。陈望道也批评这种“抄了几大篇古文，就叫人去‘心领神会’去，”乃是“名是而实非的修辞学”[2]。胡怀琛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31年出版的《修辞方法》中，也承认程善之和胡本人上述“方法太旧”，不能称为修辞学”。
2、“罗列材料加按语”法
比单纯罗列材料有所进步的是，除了罗列语科外，还加按语。如20年代内部印行的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按专题分层次汇集了古代修辞学说，并不时夹有按语。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1933年版）采用的也是实例加按语的方法，但在按语中往往旁征博引，或辨正不正确的观点，或提出自己独创的见解，有时还“有合于辩证法”（见杨树达该书《自序》引徐特立语）。可见在方法的运用上，后者较前者有了进步，成功之处更多。
总起来看，单纯的罗列材料，由于受到学界严厉批评，后来比较少见；但排列材料多，分析评论少或评析肤浅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至于排列古今中外典型语料，在“参印”、“合观”后进行哲学剖析，使修辞探索别开生面的，当推钱钟书在40年代问世的《谈艺录》和于80年代问世的《管维编》。钱氏的探索方式是：每段通常先从引述古籍中吉光片羽的话开始，然后再排列中外平行的警语佳例加以对比，其中夹杂钱氏批判性的剖析、总结，最后往往再回到原来开始的引语上来。“[3]这种方法既是对古代评点法或西方有关方法的创造性继承，又是钱氏的创造性运用。我们称之为“随文评析”的“动态研究”，其价值已远非“罗列材料加按语”法所能望其项背，甚至已改变了性质，达到了新的高峰。
（二）模仿法或机械模仿法
模仿法或机械模仿法盛行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当时，现代修辞学处于萌芽和初创阶段，模仿外国修辞学之风炽烈：第一，模仿日本岛村抱月《新美辞学》的有王易《修辞学》（1926年版）、《修辞学通诠》（1930年版）、陈介白《修辞学》（1931年版）、《新著修辞学》（1936年版）等。只要比较一下上述几本书即可发现不论是：修辞现象（词藻）”的体系，还是众多术语的运用，均与岛村的书大致类似。第二，模仿英国学者的有唐钺《修辞格》（1923年版）。作者在《绪论》中说明，该书是“略依讷斯菲《高级英文作文学》的分类，而斟酌损益成”的体系。
机械模仿或者变相翻译国外著作的有龚自知《文章学初编》（1926年版）。据何爵三《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揭示，龚氏此书实乃美国吉能《实用修辞学原理》的节译本。何文还指出，当时的修辞书“犯这种毛病的特别多”，龚著不过是突出的一例而已。即使是评价较高的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其中“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节，与汪馥泉所译岛村抱月《新美辞学》中“修辞学的变迁”的内容完全一样，可见这一部分实乃译文[4]。
应该指出，模仿国外修辞学的体系或术语，在现代修辞学起步阶段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修辞学在探索过程中，找一些模仿的原型，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变化，这是必然的，但决不能走向变相抄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
（三）唯物辩证法
这里的“唯物辩证法”指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突出地体现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陈氏在纪念该书问世30周年的纪念会上曾说：“如果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又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之前，那时学习辩证法的条件不如今天，还有人反对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辩证法，而我是肯定的。”[5]一百年来，我国修辞学界像陈望道这样重视唯物辩证法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委实很少，陈氏代表了时代的高度。
《发凡》坚持的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体现在陈氏强调从汉语的实际，即从“中国的今天”出发来从事汉语修辞研究。他一方面通过搜集大量汉语修辞现象，从中挑选出典型语料用于分析；一方面反对从外国的修辞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辩证法”则体现在指导思想上：既研究修辞理论，又研究修辞规律；既重视积极修辞研究，又重视消极修辞研究；既重视总结文言文修辞规律，又重视总结白话文修辞规律；既强调重视书面语修辞，又提倡重视口语修辞[6]。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又体现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统一（其中演绎法发展得还不充分），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统一，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等[7]。
除了陈望道以外，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也很符合“唯物”原则。作者从大量修辞实例中，概括出多种修辞手法和规律，正如《自序》所说：“沉浸于归闻而以钩稽之法出之。”在总结修辞规律时，经常从事物正反两面比较“修辞之益”和“不修辞之害”，被誉为“有合于辩证法。”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继承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用辩证法研究修辞方面，做了一定工作。在主持撰写的《修辞新论》中，尝试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统率来建立全书的体系。高万云评论说，这种体系的层次性鲜明：“第一层次是修辞现象本身的对立统一，即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对立统一；第二层次是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统一；第三层次是两大分野下位概念的统一，如偏重内容与偏重形式修辞现象的对立统一，而每一方面又分为平直和奇曲两方面，第四层是第三层下位概念的对立统一……，并且还揭示了这些对立统一双方的依存和转化关系，以及历时演化趋向，这就使得这一修辞体系更具科学性。”[8]王希杰《汉语修辞学》（1983年版），以辩证法思想统率全书修辞手法体系中的大部分，也构成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结语》中，作者还以“修辞学和辩证法”为题，进一步论证了修辞学研究必须提倡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
（四）“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既是观点，也是方法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提出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其实既是观点，也是方法。陈光磊于80年代后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探讨修辞学特有的方法。他在《怎样学习和研究修辞》一文中说：“修辞学应当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确立自己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也许可以把(1)题旨情境适应性的分析(2)语义表达变通性的分析(3)话语结构美感性的分析，作为修辞学的基本方法。”[9]这是对《发凡》这一方法较为透辟的阐释。90年代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1996年版），把语境分为语言内语境（小语境）和语言外语境（大语境）两部分。语言内语境指上下文即“语言世界”，语言外语境指“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王氏的“四个世界”说及所提“得体性原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等观点，是对陈望道上述论点的变化和发展。
冯广艺的《语境适应论》（1999年版）是我国第一本以语境适应问题为对象的专著，全书除了突出语境理论之外，还分别论述了“宏观语境适应论”（政治、经济、文化、时代、地域等语言外语境），“微观语境适应论”（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语言内语境），“伴随语境适应论”（态势语与语境），“语境适应律”（互动、虚拟、替换、填充律）等。该书最大特色是着眼于动态，由上述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怎样适应语境的动态系统。该书标志着我国语境研究已进入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新阶段，也体现着研究方法的发展。
（五）“古今中外法”
这是陈望道1961年总结他前几十年修辞学研究经验时所得出的结论。原话为：“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10]但目的还是为“中国的今天服务”。其实，这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阐述，同时亦是对整个修辞学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11]。
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提倡“打通”法，主要是“中外古今打通，尤其主张‘颇采二西（西方、印度）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其目的一是以西方论点为佐证，突出中华论说之精义，二是用西方论说来弥补中土之不足。同时也古今打通，以古证今[3]。钱氏的论说与陈望道论点可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六）多学科结合和交融及人文主义研究法
早在20世纪60年代，陈望道提出“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5]并指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关系密切。1984年，张志公和宗廷虎同时在《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中，提出了修辞学是介于多门学科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的论点[12]。之后，有些学者同意上述看法，分别阐发了修辞学的边缘性、多科性、综合性性质。一批学者在修辞学与邻近多种学科的结合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所用的方法也是与相近学科结合与交融的方法。例如，有的体现了修辞学与逻辑学的结合与交融，有的体现了修辞学与文学、美学的结合与交融，有的体现了修辞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结合与交融等。总体上说，这是对我国修辞学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笔者在《汉语修辞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13]，对此有较详细的评析。到了21世纪头两年，又有一批新的论著在研究方法上较前有了发展，笔者在《新世纪的春雷——2001年至2002年修辞学者专著评述》[14]中有专门评论，限于篇幅，此间均从略。
与上述方法密切相关的是人文主义方法。自从80年代末申小龙提出用人文主义方法未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之后，王建华、胡范铸等提出用人文主义方法来研究修辞学。如胡范铸认为，修辞学的人文主义方法的核心应该是现象学方法[15]。这代表了一种观点。修辞学怎样采用人文主义研究法，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
（七）从“以语言为本位”到“科学主义”研究法
“以语言为本位”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率先体现出来的观点和方法，诗人刘大白在《发凡》“序”中首先予以指出，这是因为《发凡》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影响，强调修辞“利用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重要，不过《发凡》仍然立足于语言形式必须服从于写说内容这一总标的立论，同时提出“修辞必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以语言为本位”即成为几十年来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到了60年代，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进一步提出必须充分利用汉语各种因素，即以语言三要素（词汇、语法、语音）为纲，来建立汉语修辞学的体系，尽管张弓亦重视形式对内容的适应，但他在突出具体的语言因素方面，确实比《发凡》又进了一步，从30年代到60年代再到90年代，许多修辞学著作采取了用词、造句、谋篇的修辞学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显然亦受到“以语言为本位”观点和方法的影响。
“文革”以后，郑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1979年版）在发展张弓的以语言三要素为纲方面，取得了成绩。吴士文《修辞格论析》（1986年版）探讨辞格的“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建立了“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16]，功绩卓著，刘焕辉《修辞学纲要》（1991年版）进一步探讨了“言语形式的组合”规律，即“语义的组合形式”、“语音和汉字的组合形式”和“结构形式的组合”，这也是对“以语言为本位”观点和方法在另一角度的发展。“科学主义”方法的本质是与“人文主义”对立，特征是“形式描写主义”。李运富等指出修辞学界也受这一方法影响。如“刘大为曾提出过《修辞学的科学化》（《上海青年语言学》第五期）问题，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科学主义意识”。而“王希杰、姚亚平，刘焕辉等在反思和论述修辞学研究方法时也曾流露出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并不明显。……真正从正面阐述过科学主义修辞学的是胡范铸。他认为修辞学应当科学化，”并提出“科学主义方法的精髓，应当是公理化方法”。主张建立“公理化的修辞学”[17]。
总起来看，以上所论述的这一类方法受结构主义影响较大，追求形式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几十年来，一度走向极端的例子是“辞格中心论”研究法，把辞格研究推向片面性。这均与“以语言为本位”论者和“科学主义”方法论论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八）表达修辞学与接受修辞学互动互补的“言语交际全过程”研究法
“言语交际全过程”研究法是笔者概括出来的名称。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关注到，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尽管目前研究队伍还不够广大，但笔者坚信它有着辉煌的前景。
《修辞学发凡》已重视论析言语交际全过程，该书《说语辞的梗概》列表描述了说者如何通过声音将意义传达到听者耳中，率先指出了言语交际两端中，写说者和读听者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遗憾的是，这一论点虽然很富创见，却未能形成统率全书的指导思想来建立全书框架，该书还是以表达修辞的视角探讨为主。
以上不足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以弥补。80年代前期，童山东、王德春在探讨信息论修辞时，重视交际全过程研究，很注重接受修辞的视角。1984年，宗廷虎在《修辞学与心理学》一文中也指出：“修辞活动如何适应听读者的心理变化，也要研究。”[12]1989年，宗廷虎、李金苓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进一步论述了理解修辞“是修辞学应该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8]
1992年，谭学纯等《接受修辞学》问世，标志着从接受这一特定视角出发的修辞学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作者认为“最佳交际效果在修辞表达环节只具有可能性，在修辞接受环节才具有现实性”；“接受不仅实现表达的价值，而且对表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接受既是修辞活动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作者还进一步对“接受者、接受对象、接受渠道、接受语境”等四要素并对接受修辞的特征、方法、类型、价值等作了深入论析，从而建立了接受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对此，笔者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等有专论[19]。
1999年，陈汝东在《社会心理辞学导论》中也“把修辞看做一个由交际双方积极参与的，以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为参照系，以语言为媒介的动态系统。”认为“话语理解是修辞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接受者主体对辞场和话语的认知、话语建构以及话语反馈等构成的一系列过程。”[20]
从上述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这一方法的探索历程。
以上挑选了八种重要的、并已形成发展轨迹的方法作了重点描述。除了这些方法以外，百年来还有继承我国古代传统的评点、鉴赏、实证、比较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陈望道提及的观察、类别、记述、说明等方法，均运用得较多，限于篇幅，从略。
二、百年来修辞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特点
（一）历史实践表明，修辞学研究方法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状态。这是由修辞学特定对象和性质决定的，必须准确把握，多方创造
1、对《修辞学发凡》研究方法的多层次、多角度考察
笔者曾与胡裕树先生合写过《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一文，文章指出：《发凡》“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修辞学研究。”[7]接着评述了该书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实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统一、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笔者还写过别的文章，论述望道先生运用的“古今中外法”和从邻近学科引进的有关方法。随着对修辞学对象、任务、性质等认识的深化，笔者现在进一步认识到《发凡》的研究方法并非单一的、无序的，而是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状态的一个立体结构的整体。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唯物辩证法。陈望道先生是我国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全译本（1920年出版）的译者。他终生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唯物辩证法来统率所有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正确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出了“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5]的正确判断，并由此出发，精辟地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一著名论点。这一层次是陈望道修辞学研究方法的最高层次，它起着统率其它一切方法的作用。
(2)第二层次——一般科学共同采用的方法。这就是《发凡·引言》所提到的“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说明”以及归纳、比较、演绎等方法。笔者曾在《用辩证法指导修辞研究》中作了一定分析，此间从略。
(3)第三层次——修辞学特有的方法。这一点望道先生自己未专门拈出来谈，但实际上多角度地运用着。如，第一，围绕对题旨情境的适应，强调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1]。这就是刘大白指出的“以语言为本位”的观点和方法。第二，从表达角度关注到理解的“言语交际全过程”研究法，在《发凡·说语辞的梗概》中有所阐释，作者强调了重视言语交际全过程、重视听读者在修辞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在《陈望道先生的理解修辞论》[13]中有详细论述，此间不赘。第三，概括了“修辞方式研究法”，主张全面探讨修辞方式的理论、结构、变化、功能、分布、各式之间的关系及与题旨情境的关联等[21]。这与唐钺率先使用的“定义＋例句＋分析说明”的辞格研究模式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其中第一层次是最高层次，它主宰着第二、三层次；第二、三层次的研究方法则呈现多角度，多侧面状态。由于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着修辞现象的不同特征，所以往往是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并用。
以往的研究对《发凡》所运用的第二层次研究法比较重视，评论得也较多；对第一、三层次的评论较少。有的评论者认为《发凡》“主要是依靠观察法和归纳法来展开研究的”，这种阐释可能为就事论事式的、单向思维的模式所囿，没有看到《发凡》研究方法的立体式网络结构。笔者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指出：“不突破就事论事的、单向的、平面的、线性的思维定势，不对修辞和修辞活动进行全方位、多方位、多层次地考察，认识即不可能趋于全面”[13]。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如果忽视了陈望道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立体性，就会忽视其最具特色的第一、三层次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就会身在宝山而不识宝，与陈望道众多有益的研究方法失之交臂。如若这样，就是中国修辞学的很大损失了！
2、研究方法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状态
如果将以上列举的八种重要方法和其它多种修辞学研究方法并列，并将它们分成层次的话，也可看出整个修辞学界所用的研究方法有着类似于《发凡》的三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是整个方法的灵魂，它为修辞学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三层次是方法的基石，正是它们为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修辞现象和修辞过程的奥秘，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三个层次共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使修辞学方法的大厦完整而充实。除了陈望道以外，从80年代开始，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层次性的学者还有一些。如王希杰、宗廷虎等在研究方法的第一层次上已显示出对唯物辩证法较熟练地运用；加上他们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第二、三层次的特色，已可看出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具有层次性。但总起来说，修辞学研究中重视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贯串到底的学者还不多；关注第三层次研究方法的也较少。而这正是修辞学研究中还需要大大加强的方面之一。正因为如此，李运富等指出：“我们对于方法的研究，重点恰恰不在第二层次，而应当放在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即宏观上的学术价值对方法类型的认识选择和微观上的学科体系对方法类型的具体运用。”[17]笔者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如将视野拓宽一些，则上述第一部分论述的第四、六、七、八等课题，大体上可以属于修辞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它们与第一层次的研究方法，均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以上论述的是多层次，至于多角度，不仅第二层次的方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角度，如归纳、演绎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或统计法等均表现了视角的不一，连第三层次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也有着各自不一样的角度。即使如第一层次唯物辩证法，也可从不同的途径阐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不断创造更多的角度，多维的“维”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3、修辞学研究的特定对象、任务、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层次、多角度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本身乃是一个呈现多种特性的复合体，它既有语言因素、又有心理因素、审美因素、认知因素、文化因素甚至社会因素等。修辞学的任务是总结人们言语交际过程中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修辞学又是一门边缘性、多边性、综合性的学科，没有多层次、多角度的方法是不可能为其特定的对象、任务和性质服务的。同时，修辞现象的复杂性又决定了研究的方法必须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而所有一切方法又必须由唯物辩证法来统率。
4、衡量方法和方法论成效的标准依旧是对题旨情境的适应
方法既然是工具，是桥梁，衡量它的唯一标准也只能看它对题旨情境是否能适应。能适应的，就是好工具、好方法；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的，就得调整和改进。题旨情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题旨情境改变了，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改变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新的适应。对题旨情境适应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所以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一定要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创造更多的对题情境适用的新方法，或者对老方法加以改造、翻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必须保持动态性。
方法论是有关研究方法的一系列理论，衡量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也还得看它对方法与题旨情境关系的分析是否妥帖、深刻。
（二）历史实践证明，修辞学研究方法具有历时性，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1、20世纪前半叶，绝大多数论著的方法论意识弱，总体水平较低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机械模仿之风盛行，罗列材料法亦被一些学者所采用，学者方法论的意识比较淡薄，总体水平较低。20年代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算是唯一以“研究法”为书名的专著，作者继承古代方法比较突出，其成绩：第一，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有的章节蕴含了一些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内容，虽未贯串始终，但在当时已属大不易。第二，列专章探讨了“比较法”和“变易法”。但由于作者本身采用的方法是罗列材料加按语，并以此统领全书，罗列得虽也洋洋洒洒，但终因按语太简单，点到即止，各章之间也缺乏联系，理论上构不成体系，所以《发凡》对此书的评价是：“只是古说集录，连演绎也还说不到。”[21]到了30年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在吸取古今中外先进方法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汉语实际，建构了一个新的修辞学研究方法系统，形成一枝独秀局面。不过由于整个修辞学界研究方法的水平还较低，所以总体上有待提高的方面还很多。
2、20世纪后20年，方法和方法论意识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修辞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世纪后20年，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西方多种学科研究方法源源不断地传入，随着对修辞学研究对象、任务、性质认识的深入，一批学者方法和方法论意识的自觉性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导致整个修辞学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1987年，复旦大学与华东修辞学会等联合召开了我国首届语法修辞方法论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语法修辞方法论》论文集，显示了我国学者方法论意识的提高，对研究方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起了促进作用。
(2)一批学者运用研究方法有特色。例如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专列“研究方法”一章，对吴士文、宗廷虎、王希杰等“熟练地，自觉地运用系统方法、演绎方法”作了集中评价。李运富等《20世纪汉语修辞学纵观》认为宗廷虎、李金苓用系统论方法研究汉语修辞学史“取得成功”[17]。这说明我国学者已在热切关注着研究方法的进程。
(3)一批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专门研究修辞学方法。首先，一批学者撰写了有关修辞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其次，一批学者在一本或多本修辞学专著中列专章或专节论研究方法。这均说明学者们提高了研究方法的自觉性。
由此可见，百年来中国修辞学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乃是不争的事实。
三、几点思考
（一）加强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乃是新世纪当务之急
百年来修辞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说，水平还不够高，问题还较多。主要表现在：
1、关注方法和方法论研究的修辞学论著，在整个修辞学论著中的比例还较小；即使在论著中探讨了方法和方法论，具有较多新意和理论深度的，更是凤毛麟角。例如，探讨修辞学方法论的专著，除了复旦大学在研讨会基础上编过一本论文集，童山东后来写过一本《修辞理论与方法》外，20世纪后半叶还没有出现过专以修辞学方法和方法论为书名的专著。总起来看，方法和方法论意识还不够强。
2、对什么是修辞学研究方法，什么是修辞学研究方法论，不少文章界限模糊，让人分辨不清。“方法”，在古代西方，指的是沿着什么道路运动的意思；到了现代，指的是认识现象、过程，总结规律的一切手段和工具。而方法论是研究种种方法的理论和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论”也可以说是“方法学”。正如陈光磊所说：“认识，研究和运用修辞规律需要有一定的方法；并且要从理论上作出阐释为什么和怎么样来运用这些方法。修辞学方法论所提供的就正是这样的内容，就正是关于认识，研究和运用修辞规律的根本方法。”[9]但是有的文章标题为谈方法论，实际内容只停留在一般谈方法上面，没有多少理论。修辞学应该建立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才能肩负起推动新世纪修辞学迈上新台阶的重任。
3、层次性意识比较弱，谈到方法多半只是平面的、单向的，缺乏层次感，缺乏立体意识。对第一、第三两个层次的方法研究得很不够.
（二）要迅速发展方法和方法论研究，必须提高自觉意识
欲使方法和方法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提高自觉性。历史证明，许多成就卓著的学者都十分重视方法。这是因为方法是寻求真理的桥梁或工具，方法论就是工具论。轻视方法和方法论，必然成为科学研究的障碍。笛卡尔曾说：“要认识真理，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那些总是极慢地前进的人，如果总是遵循正确的道路，可以比那些奔跑着然而离开正确道路的人走在前面很多。”[22]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十分强调提高研究方法的自觉性。他说：“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姑且假定他迟早会懂得怎样最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但如果完全靠自己摸索，到他学会这种方法时，他最富创造力的年华或许已经逝去。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有可能通过研究方法的指导来缩短科学工作者不出成果的学习阶段，那么，不仅可以节省训练时间，而且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会比一个用较慢方法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所能做的多。”[23]
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很强的科研方法自觉性的科学研究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常远远大于一般的科学研究者。例如王国维对考古、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异于常人的开拓性功绩，是与他采取革新方法分不开的。陈寅恪概括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艾思奇在评论胡适学术成就时也说：“与其说胡适对于新文化有何创见，不如说他的功绩仅仅在于新方法方面的提出。”而当时“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他就成为五四文化中天之骄子。”[24]王氏、胡氏之所以能采用新方法与他们重视学习国外先进观念和方法，提高自觉性有关。
从修辞学界的情况看，陈望道与郑奠是同时代人，又是大同乡（一是浙江义乌人，一是浙江诸暨人），但陈比郑大5岁。1915年，一去日本留学，一进北大攻读；1919年，郑氏毕业后留北大任教，陈氏也于该年回国，先在杭州的中学教书，次年至复旦大学任教。两人毕业年限差不多，后来也均一直在高校任教，分别均有修辞学成果问世。但在研究方法上两人有所不同。陈氏融合了古今中外法，其方法是网络式立体结构，科学性强；郑氏反对学习外国的研究方法，固守在罗列材料加按语的界线上，虽亦运用了一些比较法、变易法等，但终究未构成科学的体系。郑奠的修辞学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之所以不能和陈望道相提并论，是与他们各自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的。
雷纳·韦勒克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莎士比亚？显然，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与众人有共同之处，否则我们可以去研究任何一个人。……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的东西；……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也只是它们有别于同类其它事物的个性以及它们的特异的面貌和性质。”[25]对于中国修辞学来说，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地研究陈望道？因为他有与别的修辞学研究者不同的“独到之处”，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其独创性。发掘这笔宝贵遗产，对于提高我国修辞学研究水平，将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三）要迅速发展方法和方法论研究，必须不断对思维空间进行新的开拓
百年修辞学发展史证明：方法的演进与思维的开拓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任何新方法的创造和旧方法的翻新，都拓展了原有的思维空间，同时也推动了对修辞学对象、性质、任务等认识的深化；而思维的开拓也必然对陈陈相因的方法产生不满足，必须要选择一种与开拓后的思维相适应的新方法。
百年来修辞学界思维空间的拓展，存在以下特点：
1、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20世纪头30年旧派修辞学者反对学习外国，曾经形成一股势力，但阻挡不住新方法的引入。修辞学研究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这种“开放”，一是表现在不断吸取国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养料，二是不断从邻近学科吸取营养。
2、从单一逐渐走向多维。20世纪初的思维定势比较单一，部分学者只孤立地着眼于修辞现象自身。随着对修辞学对象、性质等认识的深化，不少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同时兼及美学、文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同时，从多门学科交叉处入手，把修辞现象看作是多种因素综合的整体。多方位、多层次的思维代替单向的、平面的思维，从而使研究更接近修辞现象实际。
3、从内部逐渐走向外部。20世纪前几十年的研究主要“以语言为本位”。后来，思路拓展，总结适应题旨情境规律，重视“以人为本”与“以语言为本位”相结合，面貌开始有了改变。虽然总的来说进展不快，但已成为发展趋势。
4、从静态逐渐走向动态。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修辞学滞留在静态研究上难以突破。直到后几十年才开始向动态发展，并呈现静态、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趋势。
应该指出，以上几方面的变化并不平衡，有的转向快一点，有的转向还很慢。转向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思维定势的惰性很大，习惯势力比较顽固，在新世纪要想取得继续突破并且加大前进的步伐，并不容易，必须化大力气。
总之，思维方法在修辞学方法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表现为一种能统辖全局的智能。研究修辞学方法必须研究思维方式，它实质上乃是智慧学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辞学方法论实质上乃是智慧学的理论。黑格尔说：“思维能产生思想，而且能产生它所需要的特定的思想。”思维怎样产生思想呢？“只有思维深入事物的实质，方能算得真思想。”[26]研究修辞同样应该如此。但要真正在修辞学研究上体现智能，还须作艰巨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3-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