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飙[1]2002年在《企业发展分析：一种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论观点》文中提出企业发展分析的对象是企业的基本性质问题和企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企业的基本性质问题主要涉及企业的存在、组织和边界问题。 企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围绕企业发展的基本命题和管理命题展开，前者提出企业发展是企业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质的改善和创新的过程，后者提出企业发展涉及企业的战略、组织和管理方式。 现有企业发展的理论观点围绕企业的基本性质问题（例如，契约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点）、过程问题（例如，寿命周期、Penrose、Chandler、Kay、 Pettus、Ansoff）以及战略、组织和管理方式（例如，战略理论、组织理论和各种管理方式）而展开。由于任何一种现有企业发展的分析观点均未能涵盖企业发展的所有问题，同时，即使是在已涉及的问题中，仍然存在分析的逼真性较弱、虚假性较多以及理论冲突较强等情况，因此，现有企业发展分析的理论观点是有缺失的，甚至是失败的。一种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论观点，将既能够完成对企业的基本性质问题和企业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又能够批判和整合现有企业发展分析的观点。这种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论观点具有简洁性、创新性、更强的逼真性和更少的虚假性的分析优势。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论观点提出：一、企业是惯例（程序性知识）及其结构性和连贯性维度构造的集合。二、企业的发展是以惯例为基础的变异、选择、保留的演化过程。主导逻辑、企业发展路径、组织学习、动态选择制度是企业发展的独特性演化主题。叁、企业的存在是因为通过惯例的演化，实现了生产和交易的有效配置优势。企业的边界涉及可竞争性活动和不可竞争性活动的整合，惯例的连贯性维度和动态选择制度决定了可竞争性活动的整合；惯例的变异和保留能力、动态选择制度和主导逻辑、惯例集及其路径决定了不可竞争性活动的整合。四、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过程及协调、组织学习、路径和动态产业选择制度。五、企业的战略本质涉及主导逻辑战略、企业战略、业务战略叁个层级，是观念、学习和定位作为战略的有机统一；企业发展的演化主题解释和预测了企业的专业化、多元化（相关或非相关）、垂直整合、战略联盟、虚拟的定位和发展以及业务战略退出。六、惯例及其结构性和连贯性维度容纳了理性和自然的组织微观分析；惯例构造了现有和未来的组织结构形态；惯例（流程）的复杂性决定了组织结构的适应性价值，组织结构适应性价值的体现是受初始效应和企业发展演化主题持续影响的一种动态过程。七、共同愿景、惯例（集）平衡管理、惯例的复杂性管理、流程再造形成了企业发展的主干性演化管理方式。
阴昭晖[2]2013年在《浅析反心理主义逻辑观及其认知困境》文中指出弗雷格和胡塞尔是二十世纪反心理主义逻辑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当时盛行于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的猛烈抨击,为逻辑学与心理学划清了界限。可以说,逻辑学的客观化就是始于这种对逻辑学中心理因素的彻底排斥,也为其后现代逻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各种新理论和学科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反心理主义逻辑,进而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所谓的反心理主义逻辑的认知困境,即主观的人的心灵如何把握或通达客观的逻辑。本文分析了认知困境产生的原因后,尝试提出一种以演化论为视角的逻辑观,希望在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启发下,更好的解决逻辑、心理和认知的关系。
陈福胜[3]2004年在《法治的人性基础》文中认为本文在法哲学的视野中以人性为基础,从文化视角重点探讨了法治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法、法律、社会规则、法治和人治等概念的内涵,认为法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与环境相调适而孕育出的阐明的或未阐明的社会规则,习俗、惯例、道德、宗教、法律等调整人类行为的社会规则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哲学所探求的是社会中存在的法的价值,是对法的外化表现形式——社会规则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本文在概述法治的历史沿革和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法治是人类遵循社会规则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人治只是从“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的角度来进行区分的。其次,从伦理学、认识论和生存论叁个视域分析了法治的人性基础,将法治的人性基础聚焦为生存论意义上的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从人的个体性来看,人是自由的存在物,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从人的社会性来看,秩序是人类的本性,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最后,通过探讨法治中自由与秩序的内在张力和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等问题,阐明中西文化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人治和法治传统,认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是在文化冲突中整合生成现代法治文化,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刘洋[4]2010年在《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6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与有效防范国家权力之独断这两个历史性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求权力有相对的集中,另一面又要求对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一双重性要求构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得不直面的“权力悖论”。而能不能战胜“权力悖论”所提出的挑战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兴衰成败。成功应对这一挑战要求社会政治领域方方面面作出调整,而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更是居于最为核心的地位。从系统演进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产物。而就西方各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初次选择来看,其中既有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需要总结的教训。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演化论相结合的视角,在对英国宪政自由主义、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这叁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价值体系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模式作出解读,以期为“后发国家”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提供借鉴。理解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把握两个前提条件。其一,作为观念体系,政治价值体系在纯粹形式意义上是以信念层次为核心,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多种价值观念要素的复杂性存在。政治价值信念的核心地位使得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性质以它为转移,而政治价值信念来源在于广泛存在于社会思想之中的价值预设,它构成政治价值信念的隐蔽性前提。其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实质在于从功能上满足化解“权力悖论”的需要。从这一要求出发,对政治价值体系变革最为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变化,而在于在价值信念指向上做出调整。从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形式前提出发,本文首先对叁种政治价值体系进行了层次与要素的细致分析,进而认为由于信念指向的不同,它们在处理“权力悖论”挑战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宪政自由主义谋求对无限权力的降服,而激进民主主义则走向对无限权力的向往,国家-民族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背后支撑。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要应对“权力悖论”这一核心使命来看,文章认为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信念指向上面达至了对“权力悖论”的消解。而激进民主主义在对政治价值观念元素进行通盘革新的过程中,恰恰忽略了对信念指向的有效变更,从而重新堕入旧制度谋求无限权力的黑洞。德国国家-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对政治价值信念指向根本性调整的抗拒,从而与商品经济所提出的历史课题渐行渐远。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演化论看来,叁种政治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各自所在国家的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这是特定国家既有历史条件、社会结构复杂作用的结果。这叁种主义的具体价值内涵源自于具有地域色彩的价值预设。通过对宪政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叁种政治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内涵和生成模式的分析与总结,本文认为成功应对“权力悖论”挑战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价值信念在总体上要在指向上实现从高级理想达成走向对现实问题应对的时代转换,从而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节制、政治边界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底线寻求。只有信念指向完成了这样的变更,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才能找到自己化解“权力悖论”的正确方向。其次,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路径要避免激进的变更形式,也要谨防逡巡不前、顽固守旧。以信念指向变革为核心的渐进式变革道路是现代价值体系变迁阻力最小,因而也是最为合理的路径。在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渐进变革中要努力实现应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时代诉求和时代诉求在具体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之间的平衡；表达政治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创新与信念指向调整的结合；新政治价值观念与传统资源的和谐共生。最后,现代政治价值体体系建构在应对“权力悖论”挑战这一功能需要上,具有着时代的共性或普遍性特征,而具体政治价值内涵的表现型则具有个性的、本土化的色彩。故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复合性统一。
曾向红[5]2010年在《霸权世界观与国际关系》文中提出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中国为什么要提倡和谐世界观?我们认为,“和谐世界”观是虽然是一种理念或观点,但它同时还是一种“世界观”。它是中国人在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对全球发展趋势做出的一种展望,它内在地包含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方案。因此从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的角度讨论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然而,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从世界观的角度研究和谐世界观；即使对于一般世界观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需要说明的是,从世界观的角度解读和谐世界观,并不与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外交指导方针相矛盾。邓小平同志是从外交政策层面上提出这一要求的,它没有也不要求中国放弃对自身世界观的坚持并与时俱进地推进世界观的创新。当我们将和谐世界观视为一种世界观,就可以从世界观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一整体框架中对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进行考察。和谐世界观要避免成为一种“十足的外交口号”或“乌托邦”,首先要提高本身的学理化程度,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让和谐世界观承担起“批判”、“解释”与“规范”这叁重使命。本文的主旨就是尝试完成和谐世界观的批判使命。本文将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观点,引中到国际关系领域。不过,与国内社会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不同,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功能是由霸权世界观承担的。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现代西方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霸权世界观的作用。本文尤其关注霸权世界观在国际关系知识中的体现。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之间有着人们尚未意识到的密切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本体论与认识论资源,而后者则保证世界观避免受到其他世界观的质疑和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自身是客观中立、普适性的,然而,通过对它们与霸权世界观间关系的研究,我们能发现它们都有消除、同化其它世界观和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内在冲动。这是我们之所以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霸权世界观及其衍生出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的重要原因。霸权世界观能够产生象征性权力的政治效应,其有力之处就在于通过国际关系知识的传播等途径,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乃至塑造其他国家人们的心智结构和世界观,进而潜移默化地否定了其他世界观及其知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霸权世界观是一种深具威胁的力量,然而其作用却很少被人们意识到,它是西方国家同化和克服其他文化、世界观、政治制度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武器。之所以需要反抗霸权世界观,就在于通过维护世界观的多样性,进而维护多种世界秩序方案,避免世界成为一个“同一性的帝国”。批判霸权世界观,是为提高和谐世界观的学理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服务的。霸权世界观不仅存在于国外,同样活动在我们身边。当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不加深入考察的情况下简单挪用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来理解中国的理论命题和解释中国实践时,他们客观上发挥了巩固霸权世界观的作用。他们没有意识到,结合了中国传统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和谐世界观,是有自身独特世界秩序方案和有别于霸权世界观预设的基本特征的。人们不应在未加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认为和谐世界观仅仅是一种“战略口号”而简单地予以否定。对于霸权世界观及其预设的内化,既是和谐世界观之所以无法充分学理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缺乏创新性研究成果的部分根源。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通过将世界观“带回”国际关系,揭示世界观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霸权世界观的运作机制、它所带来的理论与政治后果、它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等问题,尝试提高和谐世界观的学理化程度,同时也促进它进行自我肯定和自我赋权。本人认为,对霸权世界观进行批判,既是和谐世界观展示自身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赢得人们信任和认同、获得世人响应和尊重的必然要求。在尝试完成和谐世界观批判使命的基础上,本文还对和谐世界观如何履行其解释与规范使命,做了必要的提示。
傅平[6]2005年在《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从我国传媒集团的发展可以看出。人们对我国传媒媒介属性和功能的认知度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相联系的。在我国,媒介一贯以来具有行政事业单位的色彩,中国传媒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通过传媒自主行为来实现。走西方传媒的道路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时一定要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方式上,要面向现有传媒组织合作联合,实现低成本扩张发展。在体制上,要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可以考虑剥离资产上市,实行企业化运作。在经营上,要以强化集团竞争力为方向,优势互补的强强兼并是上策。双赢或多蠃模式是中国传媒集团组织发展的主流。 中国主流传媒集团目前依然是凭借政府支撑、形成产业和区域垄断,非企业化运作的,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传媒组织。因此,对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的研究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特性; 中国传媒集团组织结构的合理化、科学化是传媒集团迎接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保证。因此要考虑传媒生态环境与传媒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大结构看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和变革。 中国主流传媒集团的实质问题是制度缺陷。引发委托—代理关系的异化,造成代理人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其组织转型的难度会更大,应特别关注。 研究从中国传媒企业集团的现实背景开始,详尽地描述了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对传媒产业集团、传媒企业集团组织转型研究的二个前提和传媒企业集团组织转型研究的核心问题做了明确的界定:如对分析国内外传媒集团组织转型模式的前提的认定和传媒集团一般具有信息组织、利益组织和政治导向叁重属性的选择,明确了分析的依据。 作为本文的分析工具,方法论与研究设计是重中之重,如一般方法论的组织发展的结构主义有机观、组织形态转型和变革的建构主义观和基手系统结构的传媒生态环境视角都较全面地体现了研究者希图通过立体、动态的描绘来挖掘现象的本质,在具体研究方法中,田野研究与实证方法相结合和组织转型研究的方法架构均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深层的思考。 理论与文献探讨是通篇文章的根基,可以说,只要有与组织转型相关的理论,作者就想去研究一番。从传统组织理论学派的研究到发展,我们看到的是行为科学的组织理论、群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新制度组织理论,并对既有组织理论的贡献与不足作了客观的评价。 组织转型前沿理论的研究是这次探索的要点,阶跃均衡理论中的叁个主要组
雷国雄[7]2010年在《不确定性、创新不足与经济演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逻辑演绎揭示了演化的机制内涵,并以此为逻辑指引,以支配人的行为的组合性策略组成的策略群为研究对象,以进一步探究熊彼特组合创新和阿尔奇安不确定性下试错搜索的具体实施机制为突破点,以策略群多样性水平的生成、消退及由此形成的均衡为核心,构建了一个马歇尔所期翼的包含均衡理念的经济动态过程数理模型,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对企业家、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经济增长中的若干程式化事实给出了一致性的新解释,从而深化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动态过程的理解,并为提出改善经济动态过程的对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人类所在的世界是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会消减群体的多样性水平,只有具有多样性维持能力的群体才可能持续存在。演化即是由创新不足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以组合复制方式维持群体的多样性水平,从而使群体在不确定性下持续存在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以新事物不断突现和路径依赖的缓慢变化为特征的历时变化过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支配行为的策略是组合性的,经济动态即是在策略子—策略—策略群叁层面上的策略多样性水平一轮轮的生成与消减的过程。在不确定性下,策略群中的策略类型多样性不断消减,但经由既有策略子的组合复制,其多样性水平又得以不断生成。在同一过程中,各属性策略子池的多样性水平亦不断地消减,而策略子的创新则不断地恢复着其多样性水平。对经济演化的数字模拟显示,在长期中,各策略子池的多样性水平,从而策略群的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处于动态均衡之中,并且,策略子池的动态均衡的多样性水平与其创新概率正相关。经济行为者以一条条满意预案即预案集来应对其所主导性地面对着的反复显现的一系列考试型的事后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经济行为者没有完备的理论指导其提出最佳的应对预案,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试错来搜索满意的预案集,而只有那些能提供更多试错策略方案的经济行为者才更有可能搜索到收益水平较高的应对预案集。由于新问题的不断突显,既有问题的不断消亡,经济行为者满意水平的提高以及新试错方案的不断提出,经济行为者需要不断更新其预案集。经济行为者是通过组合其预案集中的策略子形成新试错策略方案,从而更新其预案集的,预案集的动态过程因此呈现出了显着的演化特征,其各策略子池的多样性水平,从而其预案集的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处于动态均衡之中。当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或极少数几个低多样性水平的策略子池如基础性技术上或一定数量的中等多样性水平的策略子池如经营管理知识上具有超出一般的创新能力时,他们将能显着地提供更多的试错策略方案,并因此能生成具有较高收益水平的预案集并不断更新之。他们也能将预案集作为知识传授给一般经济行为者,并通过分享其提高了的收益而进一步获益,这就是能获得高额收益(利润)的卓越经济行为者——企业家。企业家也面临着事前问题。作为能够提供更多策略方案的经济行为者,其对事前问题的准确预测将较那些仅能提供较少策略方案的经济行为者更显着地提高其应对事前问题的收益水平,企业家也因此较一般经济行为者更需要精确的预测。当经济行为者之间共享其预案集知识时,他们组合出新试错方案的空间将扩张,并从而可生成收益水平更高的预案。但由于知识的共享,这些经济行为者的知识即被卷入到了一个共同的演化过程。这既可能提高该共享知识的群体的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也可能降低之,它是由知识共享的规模决定的。为谋求群体较高的动态均衡的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以获得较高的长期收益水平,经济行为者将形成一个个紧密的(集聚的)知识共享亚群,这就是城市。而由于人类创新不同属性策略子池知识能力的不同,他们共享各策略子池知识的规模是不同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层级的城市体系,其中,最上等的城市共享着人类创新能力最低的那些策略子池中的知识,而次一等级的城市则共享着那些创新能力次低的策略子池中的知识。经济体中运行着多种属性的经济活动,各种经济活动在不同的满意理论契约预案约束下实施着,理论契约预案集的动态过程是演化的。制度即是经济体中运行着的理论契约中那些大量重复采用的契约条款在宏观上的显现。制度创新概率的不同决定着其动态多样性水平的不同。低制度创新概率的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具有较低的多样性水平,高制度创新概率的一般契约条款的多样性水平则较高。经济体的制度潜在多样性水平决定着经济体的制度适应性效率,从而在长期中决定着其绩效。当经济体中引入了低多样性的新制度时,其制度潜在多样性水平即制度适应性效率将显着提高,而当引入了高多样性的新制度时,其提升幅度则较低。作为对制度演化的人为干预,创新激励以及挤出抑制是提升制度多样性水平,从而提升经济体的制度适应性效率的主导方法。其中制度创新激励应集中于可激励且有激励效率的多样性水平一般的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而制度挤出抑制则应集中于保护文化、习俗等低多样性水平的制度的多样性水平。在演化中,较高收益水平的预案不断替代着既有的预案,经济行为者的产出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表现在由其构成的经济体层面上即经济增长,其增长率是由典型经济行为者的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决定的。当经济体中发生策略子创新时,其创新扩散将推动经济体中经济行为者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在一个时期中的提升,从而推动形成一轮高增长。经济体的增长则是不同创新能力的各策略池上的创新推动形成的不同周期、不同振幅的增长迭加的结果。当经济体规模显着小于那些创新能力极低的策略子池的知识扩散范围时,经济体的增长将呈现为长期的低增长中偶尔发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态势。创新性的策略子知识向其它国家的扩散将推动这些国家进入一个以经济的短期高增长为特征的经济追赶过程。当前产出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典型经济活动者的潜在多样性水平较低,知识的扩散将大幅提升其潜在策略多样性水平,并从而使其能以更大的幅度提升其预案集的收益水平。这样,当前产出水平越低,其经济追赶中的增长率就越高。
蒋园园[8]2010年在《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久以来,受现代科学理性的影响,在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惯于“简化处理”的思维路线,过于强调执行规律的“真理性”,追求揭示执行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探寻教育政策失败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时,忽略用多元化的信念来解明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然而,对于极其复杂的教育政策执行,是无法用简单的眼光来打量与把握的。随着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期,一些长期困扰教育政策执行的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程度,是根本不能用简单性和简单方法进行描述和处理的。在追求精简的教育政策执行经常性失灵的情况下,后现代政策运动已意识到,传统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在解读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时突然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运用多元的、综合化的复杂性范式,把影响教育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都纳入到教育政策执行复杂系统之中来加以思考,以达到对于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完整性把握。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复杂理论,为我们研究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开辟了一条蹊径。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启发我们,从简单思维走向复杂性思维,这是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思维门径。教育政策过程的形态不应该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线性的控制”,而应该是“弹性的修正”。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科学的分析应该提到教育管理学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本研究以“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尝试在复杂理论的视阈下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展开研究。用复杂性思维来重新认识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从复杂理论与教育政策执行联结的维度,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研究作出一次个人的自觉有限回应。力图通过扎实的研究综合考查教育政策执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予以揭示；在强调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基础上,以复杂理论为工具来分析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弱化和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议,为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注入新的气息。论文由八部分组成,分别是引论,文献综述,复杂性笼罩下的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问题,新课改政策执行现状透视,一种研究教育政策执行的新视阈：复杂理论引介,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分析,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略,结语。论文在个案剖析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第一、提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简单抑或复杂?”“思维变与不变”的设问,这是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的逻辑前提。论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问题和新课改政策执行个案的实然分析,透过影响教育政策执行效率的因素认识复杂性,解析复杂性；将影响教育政策实现的复杂性因素及其作用归纳整合,使它们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来。笔者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高度权变性的现象,它包括了相互依赖性,选择程度和行为改变等多种组成部分；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结构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凸显了一种复杂的立体网络状连接关系。单凭简单性研究是难以把握的,必须运用复杂性思维,全面、深刻地理解。第二、引介一种研究教育政策复杂性的新视阈——复杂理论,为用复杂性思维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奠定理论基础。笔者认为,以复杂性思想为指导、运用复杂科学的原理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这正好适应了教育政策执行本身的复杂现象。在目前学术文献尚缺的情况下,走进复杂理论,加深了学界对教育政策执行不稳定性、不可预测的随机性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简单性思维的桎梏,从宏观上理清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思路,从整体上把握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分析、归纳出有效的对策和方法,指导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和各项具体的教育政策执行实践活动。第叁、运用复杂理论重新阐释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为什么教育政策执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笔者认为,除了政策执行技术细节的问题,影响其运作更主要的方面是作为政策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而这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预见和解决的问题。这并非是由教育政策执行的特性得出的反面推断,而是执行过程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涌现性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性问题,更多的是指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的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多变性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行为和演化。第四、将研究视角与复杂性问题进行衔接,来关注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形成的条件,包括中介物、共同活动的环境,以及在这一共同环境中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在应然的层面上探索应用复杂理论解决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问题的途径。通过对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涌现和自组织临界态的分析,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弱化和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略：其一,将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在教育政策链的联系中弱化复杂性；其二,把复杂性作为创新和改进的一种激励因素,在学校的变革中驾驭复杂性。
傅沂[9]2006年在《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在产业生态化、信息化和融合化的趋势下，产业变迁过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在这些复杂性特征中，路径依赖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基于时间可逆性和制度无效性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产业变迁长期过程中的本质特征进行把握，从而也就无法把握这一过程中路径依赖特征的本质。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本研究正是从这一研究需要出发，采用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建立了分析当前产业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 在明确了路径依赖概念和产业概念在本研究中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应用复杂性科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产业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重点分析了产业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混沌性，从而充分证明了产业变迁过程的确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应用演化博弈理论和随机过程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产业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产生机理，发现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是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出较强随机性的特点。同时，本研究通过对网络效应理论的回顾发现，在当前产业生态化、信息化和融合化的背景下，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基于网络效应的路径依赖，并提出了退出这种路径依赖的总体思路：加强产业系统内外的信息交流，增强相关制度和技术的兼容性，在政府的协调下各个行为主体形成一致性的行动。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本研究提出了退出产业变迁中基于网络效应的路径依赖“锁闭状态”的根本措施，并论证了退出以后未来产业发展的理想路径选择是大力发展循环型产业。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路径依赖为例，系统分析这一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产生机理，提出了退出其中基于网路效应的路径依赖的相关政策建议，从而验证了本研究建立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晏鹰[10]2010年在《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自发扩展制度发育及演化研究》文中提出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大量以习俗、惯例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由参与者的非合作博弈而自发扩展的制度。这些制度支撑着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是决定经济绩效和经济演化的重要内生变量。自发扩展的制度是一个复杂高维系统,其发育和演化受多种因素影响。能否将高维系统的制度投影到一个既反映其本质属性又具有较低维数的子空间上去,是理解制度发育演化的关键。本文依据认知制度主义的理论脉络,选取一维认知要素,将自发扩展的制度视为个体间共同认知的自我维系系统,从认知角度考察自发扩展制度的发育、均衡和演化,即：如何阐释作为复杂系统的制度的认知本质?基于个体的认知调整和策略学习,局部认知是如何通过碰撞、扩散、收敛,从而形成共同认知,进而促成制度发育的?认知调整和更新如何对制度系统的均衡及演化的方向、路径产生影响?围绕上述疑问,本文从认知制度主义的理论思路出发,以个体局部认知调整和共同知识演化为视角,构建“认知调整-行为互动-制度发生”的分析框架,运用博弈论等分析工具,探讨非合作博弈的自发扩展制度的发育及演化问题。全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一,制度的认知基础问题。简化个体局部认知和共同认知的发生和调整过程,剖析制度的认知基础,实际上也刻画了制度的内生发育机制。个体局部认知是个体基于自身的偏好及知识结构,在识别能力、行为能力和学习能力作用下,对外界环境给予个体的信号刺激进行处理形成的。根据个体的知识传统与场景信号之间的匹配联结程度,个体启动遵循规则-模仿归纳或目标驱动-理性计算的认知规则。这两种认知规则对制度均衡、演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形成局部认知的基础上,个体间共同认知的产生与制度的发育实际上是同构的。个体间经过长期的互动试错、调整,形成关于环境信号的共同行为反应预期和认知联结,逐渐产生关于互动规则的共同认知,当预期与行动一致时,制度便产生了。第二,基于认知的制度均衡模型构造。依据个体认知状态的差异,构造不同决策场景下的制度认知博弈模型。在目标驱动-理性计算的认知状态下,博弈个体出于自利动机将产生对非均衡行为的可能后果的理性认知,从而形成子博弈精炼均衡制度；在遵循规则-模仿归纳的认知状态下,博弈个体出于遵循习俗的动机将产生对变异行为的可能后果的预期,从而形成演化均衡制度。在个体的策略空间固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制度具有互补性。而在个体的策略空间非固定的情况下,个体认知状态将随博弈时空条件的变换发生随机或者有意而为的调整创新,进而推动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第叁,基于认知的制度演化分析。提出制度演化的认知机制及一般分析模型,并推导不同认知状态分布下的个体群制度演化模型。依据个体群认知状态分布的演化,用复制者动态模型来考察制度的变迁过程。当系统环境变化引发了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的认知危机,各种变异性认知以一定的规模进行试验,某些认知将逐渐成为优势认知,从而回归认知和制度均衡。在同质认知个体群中,制度演化的均衡点是遵循传统的认知更新效应刚好与目标驱动的认知更新效应相抵这一状态。但从认知收益的角度看,即便遵循传统认知的收益略小于认知创新的收益,遵循传统的认知仍然可能在个体群中延续下去。如果认知更新的个体频数突破均衡界限,将导致个体群在认知创新或遵循传统处发生认知收敛。这一推导较好地解释了制度演化中非帕累托效率的传统认知或习俗仍发挥影响的路径依赖特征。在异质认知个体群中,制度的动态演化结果与个体群初始的认知分布状态有关。对个体互动的支付结构做出相应调整,能够诱导制度演化的方向,使制度朝着有利于个体群生存、发展的方向发展。第四,转型期制度多样性并存及变迁的认知解释。基于认知空间划分转型期制度类型,并依认知演化分析框架对多样性制度并存及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面临市场化改革深化的社会情境,个体重新启动认知结构当中原有的以特殊“关系”圈子为交往对象的认知规则,而功利化的行为取向也使个体启动目标驱动的认知模式,采取工具理性的交往态度来应对市场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格局。在规则支配与目标驱动两类认知模式的作用下,出现了从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交往方式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交往方式的演变。第五,以一类共享资源合作供给制度发育演化为例的实证研究与仿真实验。认知因素对制度发育的边际影响较为显着。就群体共同认知而言,居民没有形成共享资源合作供给的共同知识；就个体认知而言,居民公共事务决策的主要认知来源于熟人社会中的社区权威,并不具备自发合作供给共享资源的信念。因此,合作供给制度的发育面临个体和群体层面的认知障碍。基于支付强化和信念学习的认知调整有助于增强供给策略对个体的吸引度,增大个体选择供给策略的概率,同时也能提高个体的平均支付和联合支付水平,基本上能够克服共享资源供给上的囚徒困境,使共享资源合作供给制度发育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企业发展分析：一种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论观点[D]. 吴光飙. 复旦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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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治的人性基础[D]. 陈福胜. 黑龙江大学. 2004
[4]. 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问题研究[D]. 刘洋. 山东大学. 2010
[5]. 霸权世界观与国际关系[D]. 曾向红. 兰州大学. 2010
[6]. 中国传媒集团组织转型研究[D]. 傅平. 复旦大学. 2005
[7]. 不确定性、创新不足与经济演化[D]. 雷国雄. 暨南大学. 2010
[8]. 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D]. 蒋园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 傅沂. 暨南大学. 2006
[10]. 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自发扩展制度发育及演化研究[D]. 晏鹰.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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