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本质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问题震撼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人们在反思、在前瞻。出于一种凝重的革命历史责任感，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他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思考和孜孜不倦的探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了深化对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本文拟就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史过程进行剖析，从中引出若干理论思考。
一
近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19世纪初逐步演变为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猛烈抨击的同时，对未来理想社会作出了生动的描绘。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天才的思想，但由于其唯心主义地将历史发展归诸抽象的理性和人性，故而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找不到实现该社会的阶级力量和现实道路。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
这就首次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他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2〕为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先进国家为对象，进行了艰巨的理论研究。他们发现并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解决了依靠什么阶级和通过什么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了不起的伟大贡献，使得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空想到达科学的境界。当然，由于马、恩那时只能从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方面大致地刻画出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有待以后实践检验和修正的具体观点。
20世纪初，列宁依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在俄国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他花费了7年心血， 探索相对落后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认识成果凝聚在晚年病中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这石破惊天之语， 集中反映了列宁对在小农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反思，概括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后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在实践发展中的一次再认识和再思索。
这种“根本改变”主要表现在：（一）俄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要走“迂回的道路”。旧俄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以及广泛存在的宗法制度和小生产，决定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必需经过许多中间的途径，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合作社等手段，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二）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不能长期放在政治斗争，应当及时转到经济和文化建设。因为，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的尖锐矛盾，是“提出并已开始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与物质和文化贫困的脱节。”（三）不能将农民当作打击对象。为此，列宁抛弃了自己曾经认为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的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偏颇观点，致力于寻找工农联盟的现实基础。（四）商品和货币不应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必须采取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政策，使广大农民学会从“按亚洲方式做买卖”转到“按欧洲方式做买卖”。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决定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候，都会反复发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着“既清楚又不完全清楚”的情况。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两个搞清楚”当作“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出于三方面的重要事实：（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和失误，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原因也在于此。（三）世界历史发生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全球时代的主题；新的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世界愈来愈成为开放的世界。所有这些都要求更新传统观念，寻求当代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具有丰富的科学涵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办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
邓小平通过对“两个弄清楚”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5〕。因此，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 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决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否定历史进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形成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是为了更好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二
在以上三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飞跃中，马克思的认识具有理论上的奠基性，列宁的认识具有实践中的开拓性，邓小平的认识具有系统的总结性。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既要充分看到这一理论说出了许多“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同时也不能忘记邓小平的叮嘱：“老祖宗不能丢啊！”这就要求我们把握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思想（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之间统一的基本原则。因为，正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构成了把握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历史发展的关键。
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原则。“社会主义”一词，起初含有为改善劳动群众的福利，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般则指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只是后来，当“社会主义”有了“共产主义”的含义，马克思才把两者视作同义语。社会主义按其本质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屡屡指出，如果一旦离开了这些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就会变质，就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的运动。
但是，按照马、恩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以大生产为物质前提，一旦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俄国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特别是在小生产占优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起初曾经按照马、恩的设想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可是当实践说明这样做行不通时，他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伟大实验。在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下，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两方面的思维定势：在所有制上追求“纯”和“一大二公”，使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形态和机制上固守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原则”，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多种经济存在？社会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他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从是否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出发，大胆否定了传统看法，确定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明确肯定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此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把我国的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是，邓小平在更新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同时，又反复坚持了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这就需要我们处 理好公有制经济和其它经济成份的关系；处理好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处理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解决过程，同时也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继续深化的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关系原则。马克思最注重生产力，唯物史观看待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是：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应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所以，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当年的考茨基、苏汉诺夫等人都曾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当作十月革命“违背历史规律”的无可争辩的论据。现在一些人也将苏联的解体，归诸于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犯有“原罪”。其实，列宁生前就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判了这种对历史发展所持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并且强调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 “用与西欧其它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上和超过西方发展国家。这一新时代的历史辩证法，打破了“盲目模仿”西欧社会现代化“这条固定道路”的书呆子说教，反对把世界历史过程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为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9〕他把当时俄国的社会主义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将其同毗邻着的帝国主义德国相比较，认为这两个国家如同“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分别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条件：德国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只有把经济和政治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出“完整的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电气化计划，把它称为党的“第二个纲领”，认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总结几十年历史的教训，围绕着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0〕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必须进行改革，重视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我国跨世纪的目标是义无反顾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深刻的社会转型，需要人们继续深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此，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伦理社会主义”。历史上它源于新康德主义。否认有可能根据唯物史观科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要有赖于经济的高度发展。主张社会历史是由道德原则支配的，道德是创造历史的本原。现实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社会上的一些腐败、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归罪于改革开放，归罪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所有这些都视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可忧现象”，企图扼阻其发展。二是“经济社会主义”。历史上源于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它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仅仅孤立、单一的归结为经济，将人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断完善的需要简单等同于物质享受，将社会发展仅仅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GNP ）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往往是以牺牲精神文明、牺牲人文精神、牺牲社会公正和公平、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总之，应当懂得：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发展固然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应当服务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过程性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最彻底的发展论去考察未来社会的发展时，批判了乌托邦的空想，论述了未来社会改造的阶段性。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同时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这两方面的思想，都是基于对未来社会改造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考虑。
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期。他的过渡时期思想，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变。十月革命后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12〕他经常将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欧洲加以比较，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13〕他还把俄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分成若干个阶段，认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因此，“这些过渡阶段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对欧洲来说却未必必要。”〔14〕列宁还从世界观的高度指出：“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15〕
任何事物的质都体现于它的发展阶段性。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表现于对其现实发展阶段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在两方面犯了错误：一是把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仍然叫作“过渡时期”，继续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导致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二是急于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导致一系列离开现实的“左”的错误。邓小平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6〕这就解决了对我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一块基石。
三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先验范畴的永恒体现。它那绚丽斑斓的色彩，缀成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光环，而是人类社会最雄伟的历史景观。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在排除千障万难中向纵深发展，它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不可改变的。只要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终止，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就不会结束。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首先，要辩证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旗帜。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它、实现它、继续发展它，避免被曲解和僵化。列宁面对猖獗一时的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坚定地宣布“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同时又认定：“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7〕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下，同样坚信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他又明确地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8〕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
其次，要辩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想给未来社会臆造出现成的方案，一切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鉴于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强调指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9〕解决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不可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目的是促使人们的脑筋面向实际，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破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偏离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带有僵化扭曲和空想色彩的旧观念的束缚，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
再次，要辩证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绝不会表现为“纯粹的一般”，而是通过特殊展现出它的丰富性和生动性。马克思说过：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0〕列宁反对铸造某种固定的革命和建设模式。他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各个民族的走法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1〕邓小平在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他强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2〕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424页。
〔3〕《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6〕〔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110—111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1页。
〔9〕《列宁全集》第37卷，第1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2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12〕《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4页。
〔13〕〔14〕《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6页。
〔15〕《列宁全集》第31卷，第9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2页。
〔17〕《列宁全集》第4卷，第160、16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21〕《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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