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制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绩效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6)02-0104-08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深水区，经济“新常态”需要更加有效的税收制度来匹配，然而，要优化税制结构，首先要对税制结构的发展现实与优化路径做出判断。在20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又有着怎样的绩效考量，其影响的力度与方向如何，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广义税制结构的研究视角，深入判定和评估分税制改革后20年来中国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以此为据，构建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税制结构。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中，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积累，虽然关于税收的投资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也涉及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效果，但是并没有过多地考察税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介入始于正外部性(Lucas，1988)。此后关于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研究清晰地表明，税制结构可以广泛地影响经济增长，其中，所得征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提升所得税税率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Kneller et al.，1999；Widmalm，2001；Cullen et al.，2002；Lee et al.，2005；Gemmell et al.，2006；Vartia，2008)。而复杂的累进制所得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Gentry et al.，2000；Schwellnus et al.，2008；Arnold，2008)。相比而言，商品服务税的对象则是商品和劳务的交易，由于这些税收存在明显的税负转嫁可能性，对生产和经营者的成本以及盈利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经济的负效应相对较小(Johansson et al.，2008)。另外，关于财产税的研究相对较少，零星的研究散落在相关的文献中，尽管如此，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的可能性(Arnold，2008；Arnold et al.，2011)。在国外的文献中，由于样本和分析方法的差异，研究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税制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令人困惑的选择，可能的解释是源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Gordon et al.，2009)。尽管如此，国外的研究形成了统一的结论，即保持合适、健全的税制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有效的税制结构一方面可以矫正经济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合理地配置税种也会降低政府税收政策干预所带来的经济扭曲效应。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国内文献认为市场体制演进过程中税制结构的变动存在着一般规律(吕炜，2004)。马栓友(2001)和王亮(2004)的研究突出了直接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李绍荣等(2005)的分析显示，流转税比重的上升会提高资本产出弹性，所得税类比重增加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严成樑等(2009)和苏明等(2009)认为流转税会促进经济增长，企业所得税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刘海庆等(2011)的研究表明，财产税和流转税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所得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林致远等(2007)从稳定经济的视角提出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核心的税制结构；而何茵等(2009)则发现个人所得税最不利于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刘军(2006)和赵志耘等(2010)的实证分析指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直接税的影响也相对较弱。近些年来的研究更加强调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经济缺陷，认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剧了需求结构的扭曲，中国需要改善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局面，提高直接税比重，积极推动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重新获得资源配置效率(童锦治等，2014；沈坤荣等，2014；吕冰洋等，2014)。 已有研究为深入探讨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本文依此进行拓展：一是将广义税制结构融入经济发展之中，但由于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存在争议，因此，这里只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纳入地方税收收入；二是将研究的样本区间扩大到分税制改革后的20年，完整反映体制背景下中国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为税制结构的优化与体制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 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合适的税制结构及其治税理念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宏观税负，矫正政府干预所带来的资源错配，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沈坤荣等，2014)。一般说来，不同税基所形成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显著(Mendoza et al.，1994)。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对应税种担负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其税种组合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也可能有所不同。归纳而言，优化的税制结构理应取得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红利，体现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内在要求。 (一)间接税与经济增长 商品课税为主的间接税体系倾向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其着力点主要是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优化资源配置。理论上，税制结构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相对应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不但有助于间接税收入的增长，而且顺应了经济运行的发展规律，促进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以便更好地引导生产和消费决策。从消费角度来看，由于间接税与价格高度关联，一方面，税收的收入效应使得税负转嫁改变居民与政府的分配格局，使纳税人实际购买能力下降，从而降低了其对消费品的需求，易于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吕冰洋等，2014)；另一方面，税收的替代效应直接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能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减少，低税或不征税的商品更受青睐，而由于中国商品课税较为普遍，收入效应所带来的经济效果更为显著。从投资角度来看，间接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征收所得税等直接税对储蓄和投资造成的负面效应。从出口角度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对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商品课税为主的出口退税政策意在优化产品结构和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有效外需水平，带动经济长期增长。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提升，间接税税制对经济公平的调节存在内在缺陷。具有显著累退性的商品课税“量能负税”作用有限，无法发挥重要的分配功能，因此，当一国收入分配层面出现问题时，间接税的调节能力低下，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直接阻碍消费的可持续增长，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便会不足。吕冰洋(2011)的研究证实，具有累退性质的商品税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阻碍经济增长。这种状况下，结构性失衡的税制不仅无法调节财富的再分配和收入差距，还可能面临“逆向调节”风险，规模较小的所得课税的“弱正向调节”作用也会被间接税的“强逆向调节”作用抵消掉。更重要的是，在财政分权的体制背景下，为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财政激励将可能与税制结构形成合力，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从而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降低“用脚投票”机制所产生的财政激励。如果地方财政对间接税的依赖太大，税制结构可能带来地方行为的异化，使得政府过多地干预价格机制，引发经济波动。 (二)直接税与经济增长 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集中在分配层面，而分配问题是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比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着经济变量，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则会导致中、低阶层收入的消费能力低下；企业层面的利润分配不公也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制约经济增长。直接税的经济特征在于公共物品的筹资来源主要依靠所得税和财产税，其在分配结构的调节上具有显著优势，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企业利润水平与生产结构等都有积极作用。从税制结构演变的经济轨迹来看，税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当经济总量的提升带来更多的“分配低效”，公平问题便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桎梏，此时，经济的内在要求便会对税制结构的公平性更加看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目标在于增进社会公平，从优化分配格局的角度实现国家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为了促进公平，直接税主要通过在税种中设置宽免额和起征点、征收社会保障税和采用累进税率等方式显示税收公平，通过综合考量纳税能力彰显社会公平，最终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一般都是以所得税作为筹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商品劳务税的比重相对较低。 另外，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度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有所不同。逻辑上，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市场发育程度、经济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是影响一国主体税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吕炜，2004)。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所得税的税源受限，难以实现普遍征收和量能负担的目标，而且由于这一阶段经济效率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直接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突出，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均国民收入处于较高的水平上，直接税的税基趋于广泛，从而使直接税的征收具有丰富的税源和殷实的税基，直接税税制的健全也会更好地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情况，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在直接税体系内部，各税种在经济发展中的选择也会有差异，比如发达国家所得税一般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的比重很小，尤其避免税收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消极影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强化国内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多起辅助作用，或者在所得税中强调企业所得税的主导作用。 那么，直接税与间接税的结构搭配应该如何选择，怎样的税制结构才是合适的呢？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的演变息息相关(樊丽明等，2014)。由于市场化程度、政府政策目标和财政需要等的差异，税制结构也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目标往往更为凸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阶段，分配不公或失衡问题更为突出，需要以公平收入分配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一国的税收结构便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当然，一国税制结构的选择也受制于一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和财政汲取能力。那么中国两大税系所形成的税制结构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上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呢？ 三、理论模型与变量说明 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产出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水平，理论上，税收作为经济的“楔子”，其制度规则会改变资本与劳动的配置，进而影响产出，基于此，结合Branson et al.(2001)和刘军(2006)的研究，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税制结构与宏观税负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税收的规模和结构都会受到一国财政体制的制约，因此，设置方程(1)。同时，为了动态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税制结构、宏观税负及其各种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设置动态面板模型，即方程(2)。
标签：直接税论文; 税收作用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税负论文; 财政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