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与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发展阶段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6)05-004-(10)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包括统领对外开放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导向，统领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正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表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进行开放政策新的探索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更高阶段，致力于一个更高目标的要求。这一探索正是为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现对外开放的更高效益。
一、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对外开放中的表现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目前的发展格局可以发现，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似，粗放型、数量型的发展模式同样存在于对外开放之中。
在粗放型开放模式下，外贸增长表现为单纯的数量追求。20多年来，我国外贸保持高增长，增长率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高增长是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从中央政府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到地方政府的大量出口鼓励措施，都集中到对出口的数量追求。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也是一种偏向出口鼓励的政策安排。
出口的高速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赢得初期启动发展所需外汇，解决巨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等方面，出口增长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外贸的长期顺差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重要条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将是中国应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人们经常从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上讨论中国外贸规模是否合理，其实这并不是我国问题核心所在。一方面，在外贸依存度计算中GDP的美元值受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影响，结论不确定从而不能准确说明问题；另一方面，外贸规模本身并不能体现外贸的效益，或者说对企业有效而对国民经济整体不一定有效。
分析外贸效益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贸出口的增加值规模，二是出口总规模中由中国国内要素所提供的比重。26年来的对外开放，使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在外贸上的主要表现是出口主体形式的多样化和贸易方式的多样化。在主体形式上，有中资企业与各类三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包括三来一补)。以出口主体看，2004年中国出口中57.1％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这既证明了外资企业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开放政策的成功，但同时又证明了国内企业在出口发展上的相对落后。然而通常使用的出口总量增长却掩盖了这一结构中的问题。2003年，中国出口总量中55.2％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基本特点是中国提供劳动力。因此，整体出口规模的扩大所反映的主要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体现的主要是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而不是产业结构提升和发展意义上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即使就中资企业出口而言，总量的迅速增长所体现的主要也仍然是由劳动力低成本而形成的产品价格优势，而不是产品的技术优势或企业的竞争力。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2004年在全部外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来源中，约83.6％是外资，这就意味着至少同样比重的出口能力来自于外资。尽管我国出口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已经大大提高，但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外资。如果再考虑中资企业对外国的专利和标准等的使用费支出和因此而形成的竞争力，那么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更不容高估。简而言之，在外资占高比重，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下，出口总量的扩大和结构的提升并不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确切体现。这种以外资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是开放经济数量型粗放式发展模式的表现。
科学发展观的要点之一是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地域广阔，目前主要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现实的情况是，仅仅沿海地区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外向型战略的初步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许多产品的供给已经主要来自于中国，并且大量形成与世界市场的贸易摩擦，如果整个国家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发展空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除了中国的发展外，还有更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起步，中国与各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贸易摩擦必然会扩大，这就对目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又一要点是发展的全面协调性。以出口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进步是发展经济学“出口导向”战略的要点。以中国今天的发展要求看，我们需要追求的正是以出口拉动经济的结构性进步。但是，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内经济相分离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由于国内含量小，出口产业的前向联系很弱，起不到对国内产业进步的拉动作用，甚至连产值的拉动作用都很小。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低劳动力成本，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地向沿海的流动。接受出口加工低工资的主要是内地流出来的劳动力，除了其积极意义以外，劳动力外流也使内地发展差距的缩小更加困难，使国家发展中的地区协调形成新困难。
在粗放型开放模式下，对外资引进也表现为单纯的数量追求。连续多年中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处于世界前一、二位水平，原因在于国家鼓励引进外资的战略定位和政策力度，也在于各地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主要的发展指标。
外资的引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和基本条件。外资在增加劳动就业、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市场竞争、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体制创新等各个方面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引进外资将长期是我国开放战略的基本点。
对引进外资的讨论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为数量的多少。数量问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指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内资利用等等而言，而不能只看在世界上第几位。数量是否太多也要相对于效益而言。外贸数量只是问题之一，但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核心。从我国外资依存度(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数对当年GDP之比)看，2003年已达到35.60％；从增长构成因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对GDP之比)看，2004年9.5％的GDP增长中的3.67个百分点(即将近40％)为引进外资形成的。这里还没有计算相当一部分国内投资也是由外资拉动的。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中可能使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能力并非如直接统计数字所体现的那样高。
问题的一个重要之点在于，外资可能促进发展，但外资数量本身不是发展的成就指标，而是经济的开放度指标。当中国从封闭经济中突破，致力于以开放政策引导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时候，能否大量引进外资反映了开放政策是否有效实施，这时，外资的数量及其增长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今天，开放的必要性和开放的成就已经不需要再继续证明，更需要关注和证明的已经转变为外资引进的效益和影响，而效益与影响是不能用外资数量来体现的。
二、提高开放水平中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对外开放要求我们从对外开放的成就与现实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实现更高效益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进行理论、战略与政策的探索。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理念决定了，发展成就的衡量和检验标准应当是国民真实福利的提升，而不是其他任何间接指标的上升。外资的引进是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就业扩大的重要因素，这是不应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强烈的外资需求下，地方政府弱化了对外资企业中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超时劳动、超低工资、严重损害劳动者健康的生产环境，以至严重侵犯劳动者人权等现象并非偶然。这里既包括外商不守法的原因，也包括我国的体制原因。由于外资的数量指标被提到不合适的高度，以至于政府在抓外资目标中放松了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监管责任。
“以人为本”原则要求给予劳动者合理的劳动报酬，而不是不合理的低工资。根据劳动价值论，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所决定，这种再生产成本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即自身的再生产、教育费用、后代的抚养和培育。同时，随着社会进步应当不断增加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和用于娱乐及自身发展等费用。这也说明，尽管工资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但不应该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这就是政府应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要通过最低收入法规等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也要通过控制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防止劳动力市场失衡。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强烈的外资数量需求(其中更深层的动力是土地批租收入、财政税收、政绩，甚至腐败)使政府缺位，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履行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使一些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低于正常的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的收入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而提高，而且与超时超强度劳动很不相称。由此可见发展的不合理指标导向对“以人为本”发展原则的影响。
中国劳动者的低收入问题也与国内发展格局相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直接看是解决“三农”问题，是农村的发展问题，事实上这也与开放效益问题相联系。由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整体上发展的落后，大量劳动力只能涌向沿海开放地区寻找工作，从而导致了沿海地区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使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工资水平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全面协调。以这一观点来看对外开放，应当包括利用国外市场与利用国内市场的协调，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协调。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虽然是一个时期中发展的必要特征，但实际上反映出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而这种依赖是与整个发展模式相联系的。内需的不足是依赖外部市场的原因之一。除了汇率鼓励出口之外，内需不足的原因又在于国内的发展模式，消费水平低，储蓄率高，有市场前景的投资少(政府盲目投资多)。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是与内资缺乏投资机会相联系的。对外资的激励和优惠既鼓励了外资流入，也部分地挤占了内资的投资机会。不可否认外资对内资也存在着一定的拉动作用。当然问题不只在于外资政策本身，而且还在于国内经济体制没有形成有效的投资机制，缺乏高效的企业制度，从而不能有效促使不断积累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国内体制机制原因与对外资的相对优惠一起，导致中国发展的巨大机会更多给了外资，而较少给了内资。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在引进外贸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单个项目或单个地区来看，某些项目水平是提升了，引进是有利的，但对国家整体和长远来说却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近年来强调引进外资的质量，具体就是通过各个外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产品创新性等来体现的。这些外资项目使中国产业的结构面貌发生了变化，培育了劳动者，也可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技术溢出”，但是除了其中有些项目只是外商通过本地化生产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技术进步或结构进步，甚至因为竞争和市场占有可能使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结构进步更困难。全面协调的发展要求内外资的共同发展，而不是以外资的发展代替发展的全部；要求以外资的发展能促进我国的结构进步，而不是外资本身的结构进步全面代表我国经济的结构进步。就单个项目而言，外资的质量是通过其技术含量和产品创新性体现的，但是，就宏观经济而言，外资的质量是要通过这一项目对我国技术与结构进步的积极意义来体现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技术溢出和示范、产业关联与拉动，也可能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的培养。
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的自主技术创新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战略上的体现。这为我们提出了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实现技术进步的新课题。外资技术含量的提高，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不等于后者，不能代表后者。离开了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只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只能在这种合作中得到较少的利益，国家的竞争力只能永远体现在劳动力的廉价上。正如全球化是双刃剑一样，外资的引进也是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示范、产业关联等各种形式形成技术溢出而对中国有益，另一方面又会形成中国技术进步的更大压力。近年来大量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作为外资本身而言，这是质量提高的表现，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研发机构大量是独资的，它们通过利用中国的廉价优秀高级劳动力进行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开发，获得全部知识产权，更增加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的困难，从而形成了对中国企业发展的更大困难。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外资研发机构的成就看作中国研发的成就或中国技术进步的成就。当然，我们的政策不在于阻止外国研发机构的进入，而是要努力创造中国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条件，致力于自主技术的开发与知识产权的形成，特别是更有效地利用与外资研发机构合作的条件实现自主的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真正走上了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将使中国从规模型发展走向效益型发展和科学化发展，从而开放也就走向效益型开放和科学化开放。
三、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
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包括一系列的艰巨任务。要认识这些任务，首先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目标。
1.以深化国内改革作为提升开放效益的战略重点。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是深化国内体制改革；国内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是许多开放效益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对外开放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扩大就业，但就业目标不应只是数量型的，利用外资来扩大就业也不是唯一途径。由于国内的体制机制问题，内资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内需不能持续扩大，就业问题的解决更多依赖于外资与加工贸易。与此同时，农村发展的滞后更强化了劳动力的流出，使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处于持续扩张中，导致了工资水平的长期低下。实现增长和扩大就业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公平，因而增长的均衡性同样是重要的。要更高的社会公平性，就需要区域和城乡的更均衡发展。开放型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小康目标中的更加公平和谐应当包括对目前低劳动收入者的关注，但目前体制所导致的外资外贸数量导向不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一些地区的发展中，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差距严重拉大，发展实绩不能有效转化为人们福利的增长。
国内经济体制上的问题导致银行系统沉淀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原因既在于我们企业的低效，也在于金融系统的不健全。国内经济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开放效益研究也归结到这一点。中国缺乏市场化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重点就是深化国内改革去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从而改变把就业的可能性主要寄托在外资引进的格局。中国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发展中的利益是巨大的，国内金融和企业体制的改革将使发展利益由中国资本分享，这对于中国的财富积累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更有直接意义。增长中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反过来会约束增长。由于由外资带来的高GDP增长掩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有限增长，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内需拉动力弱，于是又对外资有更大的依赖。地方政府有较高的引进外资拉动GDP的能力，但缺乏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这也是目前政策与体制的一大弱点。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是各级地方政府分别主导下的发展导向。这一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强大的政府发展职能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但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重要缺陷，这种缺陷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明显。由于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加上对外贸外资数量的不恰当追求，为了获得指标不惜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已公司化了。优惠政策本身似乎成本为零或在地方上得大于失，但国家本来可能的利益却流失了。各个地方之间的外资竞争使跨国公司在投资谈判中更具强势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在监管中更处弱势地位。近年来一些地方引进了一些既不创造税收，也没有技术含量，却付出了土地和环境等代价的项目，许多政府官员看清这一点，但他们却无法自己从中跳出来。在现行体制约束下地方政府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可能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的深化，相关的问题是改变开放型经济效益的评估方式，改变以外资外贸数量为主的开放成果评价体系，建立起体现效益的指标体系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否我们政策和体制上的某些偏差付出了相当一部分不必要的成本，尤其是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指标的错误导向，从而从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上实现更高的外资效益。这就是吸收外资发展目标动态演进的要求。
2.加快加工贸易战略的转型与升级。20世纪80年代初起形成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模式符合我国低级劳动力多的基本特点，但是深入分析却表明，除了解决一部分就业之外，中国的所得是十分有限的。微观上讲，由于外方掌控销售压低加工费；从中观上讲，由于国内没有产业链，不能形成拉动效应；从宏观上讲，外贸进出口总量提高给人们中国竞争力提高的错误信号，从而满足于目前的分工状态。不可否认，加工贸易是中国走向世界市场的路径，在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当中国外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有极大的重要性。但是，当中国外贸发展到主要依靠加工贸易的今天却值得我们反思了。加工贸易确实创造了就业，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中国外贸的主要模式，且看不到出口的高增长中的利益有限性和长期不利性则是危险的。加工贸易是十分容易转移的，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在中国巨大人口和就业压力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加工贸易。但中国需要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和结构进步，我们又不能依赖于加工贸易。这就是战略需要推进而不是坚持的原因。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发展所解决的是内地的就业问题，其中就包含着不必要的劳动力流动，也扩大了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经历的开放型发展的起步阶段后，中国应当把加工贸易向内地转移，而使沿海地区更多发展一般贸易。另一方面，加工贸易本身也要不断扩大国内成份，从而增强贸易对国内的产业拉动作用。出口导向型战略应当是以出口拉动国内产业结构提升，即实现结构进步意义上的发展的战略，而不是出口规模扩大本身，更不是加工贸易。正因为加工贸易不仅被中国作为开放的启动模式，而且被不适当地作为整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模式，使中国经济过度地依赖于靠加工贸易和外部市场创造就业，才导致了沿海靠内地劳动力搞加工贸易的低利模式。我们不但要承认中国劳动力禀赋的客观事实，也需要强调政策和战略导向的有效作用，即使在短期内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危险的是我们唯一地从禀赋结构出发，看不到现实中的某些不利性存在着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并认为在改变现状上政策和战略是无能为力的。国内地区间的要素与结构差别可以产生贸易并促进相互发展。这要求我们注重国内发展战略的有效性。劳动力向沿海流动的发展格局在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增大了中国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劳动力流动成本，沿海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内地发展困难增大等。
外贸战略调整的核心不是控制外贸总量，而是转变外贸方式的结构，即扩大一般贸易的比重，尤其是国内产业链长、使用国内要素多的一般贸易；降低加工贸易的比重，即使继续发展也要增大国内投入的含量。
3.致力于自主技术创新，努力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加强技术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已经显得十分紧迫。“以市场换技术”是在我国外资政策最初强调产品外销以后提出的市场开放战略。当时的认识是，只要我国允许外资企业产品内销，跨国公司就会把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到中国生产，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获得技术。可见这一战略是以引进先进技术与中国让出市场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制定的。关键问题在于，在强调提高外资质量实践中，评价标准就是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并不管是合资还是独资，有没有技术转让条款，要不要国内配套，技术怎样溢出。这正是我们今天对外资质量认识和评价中的一个误区。国内技术吸收能力低，产业配套能力差，政府的强烈数量导向加剧了中方的弱势地位，所以单有外资项目本身的技术含量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表明，由于外商只是把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在中国的产业链很短。在吸收外资中也特别鼓励大项目，但事实上项目越大，中国产业链越短，因为国际大公司通过系列投资自己解决了零部件供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注意扩大本地采购比重，但成效甚微。除了外资与我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外，我国在过去的发展中放松了国内技术创新的努力，以为外资的发展就能直接使我们实现技术进步，进而又形成了更加依赖于外资的格局。评价标准上的清醒是我们增强技术创新紧迫感的前提。合资及其比例要求是东道国政府可以采用的产业发展战略下的政策选择，同时也可以是一种纯粹的企业行为。
4.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现代综合国力竞争下，并非只有对国家主权带来威胁的才是国家安全问题。企业层面的剩余索取权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本身不是经济安全问题，但因为决定着国民财富积累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安全问题包括经济的结构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宏观安全和发展安全等五个层面。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拥有较先进的经济结构，不能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敏感和主导产业，不掌握具有重要安全和战略意义的现代技术，不能有效调控金融体系以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或者经济结构不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严峻的。由于现代经济安全问题的广义性，我们不应当再认为因东道国可以实行国有化，没收外国资产，即主权高于企业所有权，所以国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
5.确立关于开放效益的科学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开放政策与战略中的非科学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指标的非科学性，即现在通行的指标体系不直接具有科学发展的意义或福利的意义。根据国家发展目标的要求，建立更有发展导向的指标体系是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条件之一。GDP、外贸规模和外资数量等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的指标，但由于经济全球化，这些指标已经不能准确体现发展的国民福利意义了。正如今天我们以外资数量体现开放的进程，以非公经济的比重体现改革的进程一样，当中国的发展向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目标进军时，我们需要新的指标体系导向。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的原则是，排除不能确切体现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外贸规模)，改进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变异指标(如GDP)，采用更加真实体现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如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要研究制定发展外贸与利用外资的效益指标，使这些指标在导向上更加科学合理。例如，在外贸方面可以涉及但不限于：一般贸易在出口总增长中的比重；出口产品的增加值及其变化率；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成份及其变化率；每百万美元出口中国内劳动力、技术、资本与资源的构成；出口产业的就业结构与工资水平；出口产品中的自主品牌比重；总出口中的自主销售比重；出口产品的产业高度；等等。在外资方面可以涉及但不限于：引进外资中合资企业的比重；每百万美元外资带动国内投资的数量；外资企业对国内生产配套需求占其全部产值的比重；未来若干年(如5年、10年)外资企业预税收额的折现值；外资企业创造国内就业的结构与水平；高技术产业外资企业中的中资比重；研发机构的合资比重及中方投入的资金数；中资企业吸收外籍高级人才的数量；等等。同时还应涉及运用国内资金引进技术进行创新的评估方法。在具体设计这些指标中，还要具体分析：这些指标的合理性及其效益意义；如何与国家统一的统计相一致；在现有统计指标数据基础上这些指标的可获得性；各类效益指标的加权效益指数。在总体上还要回答上海能否自己通过这些指标自我加压，并达到提高开放效益的目的。
四、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得益者，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关于开放现状效益评估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坚持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解决就业问题是开放的目的之一，但只是第一目标。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目标都应当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对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尤其是这样。今天中国的开放格局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20多年来实现了规模的扩大。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解决温饱转向全面小康，从脱贫转向致富和强盛，从由突破封闭转向在开放中发展，发展新目标的确立要求我们探索战略的转型。20多年来，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就业压力依然存在，但是体制机制却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素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的开放战略基本点仍然等同于80年代初期，那么我们就反而会抑制国内体制机制新因素的发挥，并会忽略国内改革的深化。正如动态分析方法原理所体现的，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一个目标不断提升和推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有该阶段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为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准备条件。发展有阶段的差异，但演变却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就要素密集战略而言，从以初级加工型劳动力战略到多样化战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存在哪一天结构有了突然变化才可能探索新的结构战略。动态演进的这一特点也要求我们不能使现阶段的发展为下一阶段造成困难和障碍，例如结构转型的困难，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等。
今天中国应当提出以多层次多样化战略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目标。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当这一战略上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应当适时推进，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片面的。可以大规模吸收劳动力的产业不只限于加工制造，更不只限于加工贸易，还包括许多传统乃至现代服务业。中国在人口数和地理上都是一个大国，国家各地区实行唯一的战略是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在经历了26年的发展以后，中国各地区已有条件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战略，这既可能避免各地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相互竞争，又可能提升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整体水平。今天，尽管农村地区还源源不断地有初级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但沿海地区和城市中已经开始成长起一大批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我们应以国内的体制改革使这些人才得到有效作用，发展起高级或较高级产业并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即使继续发展加工贸易，也有致力于提高国内含量的问题。从总量上讲，一般国家的初级劳动力往往超过高级劳动力，但这不是一国只能发展初级加工的依据。发展有路径依赖，但发展起点上的唯一选择不等于是始终不变的选择；不变的是开放型体制而不是国际分工参与方式。当发展使要素结构逐步变化以后，分工战略就应相应升级。正如国内发展战略现在已经提出也可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样，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也同样出现了升级和多样化的客观条件。除了中国企业制度缺陷使我们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外，片面的廉价劳动力战略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政策偏向于鼓励使用初级劳动力时，必然也就会抑制对高级劳动力和各种高级要素的使用，这是要素扭曲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必须使体制与政策激励高级劳动力的使用，这是科教兴国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唯一的以低级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利性，这一不利性在于政策和体制偏向，从而注重调整和改革，注重改变要素禀赋的必要条件。
在对外开放的发展上，要把贸易发展战略与国际的整体国际战略结合起来。单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在逐步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整体国际战略问题比局部的贸易发展战略问题更加重要。作为贸易发展战略，我们需要考虑其可持续性。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起步发展的初期是以劳动密集产品开始，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仍然处于这一水平，因而这一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当中国还仅仅是沿海地区初步发展起来时这种市场约束就已十分突出，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继续这一战略的可能性问题。这还只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这一面。与此同时，出口增长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全部目标，睦邻、安邻、富邻是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寻求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合作共赢具有更高的战略意义。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才是可持续的，也与国家大战略相一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面对已经出现的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至于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我们不应该也往往不可能去突破这些约束无限地在现有道路和模式上发展。要客观地看到就业的国际竞争。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有影响力大国道路上的一大主题。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既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中外谈判取得公平贸易地位，也取决于中国自身贸易战略的调整。我们有理由要求发达国家放弃保护主义，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开放市场，但是反倾销是国际公认规则，我们只能从这一现实出发。问题还在于，我们的低价出口现象有着深刻的国内体制原因，是可能也只能通过国内改革去逐步消除的。
发展中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是一个从一元化战略向多元战略的转型过程。大国的要素禀赋不可能在一个短期内实现全面转变，转变是逐步的，高级要素的积累是渐进的。当一些地区、部门积累了一定量的高级要素后，就可能形成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新生长点或增长极。政策与战略的重点就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和部门。简而言之，动态演进的主线是要素结构，而战略与政策的核心则是要素的培育与使用。
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发展的要求。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1.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基础之上的。对外开放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在实现这一国策所确定目标的进程中，必然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日战争划分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大的阶段。战争的演变所以要经历这些阶段，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抗日不同，竞争也与敌我战争不同，但是，中国从相对弱小到逐渐强大的整个进程决定了战略的阶段性要求和阶段性特征。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中国的经济。随着开放政策在前27年中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成功决定了开放政策不应变，也不能变，而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又要求我们对这一基本国策下的具体战略与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是不断进行的，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当发展实践不断创造出新的条件，同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后，当国家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有条件采取新的战略时，发展的阶段性推进也就成了必然的要求了。
2.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国家发展阶段在开放政策中的体现。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我国的经济发展就确定了“分三步走”的阶段推进战略。世纪之交，我国又确定了新的三步走的阶段战略。中国经济是从贫困状态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脱贫和解决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第一阶段发展的目标，也是开放所要服务的目标。解决了脱贫问题，中国走上了“总体小康”以后，国家又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即“惠及亿万群众的小康社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发展的新目标，同样也要求开放政策同样致力于这一目标。全面小康要求更均衡、更协调的发展，解决前一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推进必然要求开放政策的阶段性推进。
3.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开放政策更多适应于这样一个历史性变革之前。虽然我们在开放政策上不断跟上发展的新要求，总体上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但从总体上说今天的开放战略还是当时战略基础上的扩大、延伸与优化。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在前一阶段上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都要求我们从这些新的国际环境上进行战略层面上的重大调整。这种意义上的调整不是前一阶段政策的程度强化或结构优化，而是带有全局意义的变革。
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来说，开放战略是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的整体国际战略来说，经济开放战略又是国际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开放战略的这种意义，正是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才日益明显的。当中国国力很弱时，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尽管这一任务至今没有完成，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显著，中国已不可回避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这个时候，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完成自身的发展任务，同时也需要逐步更多地承担国际义务，更不能因自己的发展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随着国力提升自然提出的任务。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基础力量。因此，经济开放战略必然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当国家致力于更高的国际战略目标时，经济开放战略将既服从于，也服务于国家的国际总战略。这是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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