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沦陷区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研究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侵略不断深入，华东、华中乃至华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为防止战区青年被敌人利用，同时对抗日伪奴化教育，争取沦陷区民众，国民政府“由消极的抢救战区教师青年，进而积极的谋在战区组训教师青年，使与敌伪奋斗，以配合持久抗战之国策”，（注：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总第1343页。）除拨款在各战区设置青年招致所和战区教育辅导团，收容和登记失学失业的流亡青年，使之脱离魔窟并设法资送至后方就业或就学外，还积极采取措施推行抗战教育，督责有关教育人员深入沦陷区，利用日伪所办学校实施抗战教育，同时争取伪校教师及学生为己方工作，以粉碎日伪奴化教育的阴谋。
一、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政策的制定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即拟订了《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将苏、浙、皖等九省及平、津、沪、汉四市划为50个教育指导区，并于1938年6月行政院第三七三次会议通过实施。该方案规定战区教育工作以“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以及“在沦陷区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力量”两项为原则，由教育部选择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及教育经验的教育工作人员为沦陷区教育督导员，施以必要训练后，分赴各地从事秘密性质的战区教育工作。各督导员应采用妥善方法与当地教育工作人员切实联络，对其组织训练后分别指派担任各项工作。另外还在指定区域内成立严密组织，与各该区域内公开或秘密之党政军机关及民众抗日团体密切联络，以取得工作上的帮助和便利。（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3页。）据此，国民政府战区教育工作队在沦陷区各地先后成立，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战区教育工作。
1939年5月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战指会）正式成立，重新划分全国沦陷区为70个区，先后指派专员温麟、陈宝骅为主任委员，以司专责。对于战区教育工作状况，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1940年5月战区教育委员会会议中指出，值此沦陷区行政机构败坏、秩序棼乱之际，派遣督导人员到敌后从事战区民众及教育人士之联络及安慰工作，在联络后方、维系人心、振奋陷区人民精神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他还指示战区教育委员会收集南京等地伪小学教科书加以分析研究，参考并针对其内容予以反教学。（注：《陈立夫谈战区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0年5月30日。）经有关战区教育工作人员的努力，战区教育取得一定成绩。据1940年初战区视察报告记载，在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的江南地带，日伪所设立的小学数量少的仅相当于战前的2.5%，多的也不及30%，而浙江省战区当时已设有小学1600多所，相当于战前的一半，江苏及安徽战区均设有中学，其中安徽省恢复之小学又较江苏为多。（注：《沦陷区国民教育实施问题讨论会纪录》（1940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3484。）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战区情势变迁、战教业务发展，而方案内容未能尽合实际需要之故，对原方案酌予修改，并于1943年7月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三届一、二次会议上通过《修正沦陷区域教育设施方案草案》，重新划分督导区域（1942年增为90个区，1943年又增至102个区），充实工作内容，调整与改善督导机构。调整其原则为“1.在敌人占领区域之各级教育，由教育部派遣教育人员深入督导，利用各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延续文化生命。2.在敌人占领区域之教育界人士，应积极设法联络，组织训练，使为抗战而努力。3.敌伪学校教师应加裁制，其尚能觉悟自新者，经考核属实后指示其工作，以削弱奴化教育之效能。4.战区内之失业失学青年，应招致收容，使在战区或内来就业就学，以增强抗战力量。5.对敌占区之民众，应运用各种机会宣传本党革命主义、中央意旨、抗战国策，并发挥精神上之伟大作用，坚定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以培养民族意识，增进全民力量。”（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310-313页。）
1944年8月，教育部鉴于“战区进入胜利阶段，欲使战区教育配合军事进行，则集中力量于若干重要据点，以增大其协助反攻之能力，实有必要”而订定《战区教育督导工作调整方案》，经战指会四届一次会议通过，为战后教育复员作准备。方案规定督导员均推进至沦陷区指定工作地点，各就环境许可之范围内自行策动工作，其基本任务包括：调查日伪奴化教育实况和文教团体活动情形；密察教育人员之忠奸，以供复员时参考；向各学校密寄国民政府中央政令及报章资料，制造有利抗战之各项宣传；利用爱国教育团体名义，秘密散发宣传品及标语；争取日伪教育人士，用个别谈话方式加以训练与指示等。在各督导人员工作关系之外，则得在沦陷区各重要据点内组织独立进行之秘密教育团体，直接受督导专员指导；在当地吸引优良教育人士为复员干部，作收复善后的教育准备；发动肃奸反敌运动，以侦察、离间、收买、破坏、暗杀等非常手段瓦解日伪各项奴教训练与设施。（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319-322页。）1945年年底，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与战地失学失业招致训练委员会合并，改组为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战指会作为战时临时机构的使命遂告结束。
抗战期间，各战区教育工作队总计有队员500人，义务队员1700余人，同时另组各种秘密教育团体，吸收日伪统治下的中小学教师为会员，共计1200余人，担任实际工作的人则更多。（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总第1351-1352页。）他们不避艰危深入战区与后方，为指导和协助陷区人民反对日伪奴化教育、推行抗战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上海市主任督导专员陈惠奉国民政府教育部指派，赴沪联系当地教育工作者，积极推行抗战教育，与日伪开展争取教育文化领导权的工作。1943年7月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出狱。战前曾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的黄造雄，战时被教育部派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兼任该战区教育督导员，秘密指导当地教育界实施抗战教育。1943年8月黄及其全家因事泄被捕入狱，饱受酷刑仍矢志不移，关押近一年才由友人营救出狱。上海弘毅中学校长俞云九战时曾协助国民政府教育部驻沪办事处联络各校宣传抗战，1942年3月被敌特人员逮捕并施以严刑，始终不肯吐露上海地下教育人员的情况，出狱后又担任教育部教师工作团上海分队长，继续策动反奴化教育。上海市教育局指导员江楝成以中等学校教职员身份作掩护，联络有关同志创办苏南中学，救济失学青年，并致力于地下教育工作，1942年8月他不幸被捕，虽备受刑讯仍坚贞不屈。上述上海战区部分教育工作人员的事迹，不过是抗战期间广大战区地下教育工作者英勇奋斗的一个缩影。（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抗战时期文教人士忠贞及殉难事迹”，总第1607-1630页。）
二、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措施及其特点
战区教育工作范围多处在敌伪直接控制的地区，环境复杂，是故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尤显重要。《方案》规定应尽量恢复业已停闭的中小学校，继续开学者由督导员商请各该区域主管教育机关设法维持其经费；对已在伪组织统制下开学的学校，指导各中小学校校长尽可能继续维持学校党政教育，并指导教员利用种种方法对学生秘密灌输抗战建国思想；确属无法恢复的学校，学生如志愿参加民众抗战工作，应设法介绍至相当机关受训，志愿继续求学者则指导其到达后方，插入各相当学校肄业；既不能入校求学、又不愿离开沦陷区域的则令其在家自修或自请教师补习，确有成绩者经督导员证明，将来可转入相当学校编级肄业或参加相当学校毕业考试。
组织方面，在教育督导人员活动处多设有教育研究会、文化协会、青年服务社等作掩护，以吸收日伪学校供职人员；设立读书会与实习学校，收容战区大中学肄业学生及失学青年施以教育；指导陷区民众发展各种有利于抗战的团体，准备于必要时扰乱敌人后方。学校课程方面则规定各学校除正常授课外特别加授与抗战有关的教材，并酌量减少与抗战关系较浅的课程；联络和指导沦陷.区内中小学教师以抗战教材秘密教导学生，购置此类教材如有困难，就采用口授方法或令学生辗转抄写。譬如联络文史地教员，授课时尽量利用机会，对学生宣讲中华民族对外抗战史迹及先贤先烈舍身取义的言行；国文课上则注意选择含有民族性、爱国性的课文讲授，同时自编补充教材，以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其爱国热情；对于英文及其他删减课程，由教员转告学生课外补习，除在原校添设补习班外，还在附近设立补习学校；对于日语课程则加以敷衍，学生上课与否完全听其自然，有的学校平时不添授日语，遇日伪视察时就临时更换功课表，以欺瞒敌人耳目。
员生方面注意在战区秘密培植下层力量，吸收合格的教育工作人员作为推动各地战教工作的干部，或直接打入敌伪组织内部刺探情报，侦查日伪奴教动态，策动伪校教师反正。在教员与学生中选择信仰坚定、认识正确的人员，按其特长分派担任调查、宣传、组织、交通等秘密工作。对于勾结日伪的汉奸教职员，或发动进步学生与之捣乱，或商同已被争取的校长、主任，设法将其辞退。对于充任敌伪间谍、汉奸的学生，由学校设法将其开除或由同学驱逐，再将姓名秘密通知其他学校不得收纳，使其失去活动区域。尽量从优任用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职员，加强与榜徨苦闷、思想不稳定的教职员的联络，以坚定其意志。对品学优良的学生加以保护，并设法保释因抗日嫌疑而被捕者，高中毕业后保送其到后方升学。
社会教育方面，除利用民众教育及特种教育巡回团在沦陷区外围开展宣传活动，在战区举办青年训练班及国文、英文、数理、史地各种补习学校外，还选派人员参加日伪举办的各种训练与座谈会，一面调查了解日伪社教机关内部办理情形，一面暗中驳斥其荒谬言论，充分发挥破坏作用。秘密搜集日伪各种宣传品及奴化教材进行研究，编发印制抗敌题材的教科书、报刊资料输入战区，针对日伪宣传予以彻底纠正。通过日寇在沦陷区奸淫残杀掳掠的种种事实，暴露其灭华野心及所谓“王道政治”的真实面目，揭露日伪奴化学子、麻醉人心的阴谋。灌输民族意识和战时常识，宣传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道理，坚定民众抗敌意志与信念。在公共场所散发秘密传单，设立书报阅览所或流通站暗发宣传品或书籍，利用话剧、电影、壁报、画报等形式唤醒民众爱国情绪，撰拟和传唱富有国家民族思想的歌谣等等。国民政府还加强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战地的活动，通过党团发起同乡会、慈善会等各种掩护性组织，甚至渗入进香会、公益会、自卫团等民间旧有组织，用秘密结社的方法鼓动民心、反抗日伪统治。
注意利用旧式私塾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设施。沦陷区一般有民族气节的人都憎恨日伪奴化教育，他们因不愿把子弟送到公办学校接受奴教而改入私塾读书，所以城镇乡村地区的私塾教育特别发达，甚至成为战区国民教育的一项基本设施，在传授文化知识与应用技能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由于日伪对此类教育设施较为忽视，对家庭教师、民众夜校也不甚注意，国民政府即利用敌方这一弱点，指导教育人员分赴人口散居、交通不便的乡村担任义务家庭教师，教授乡村子弟，并联络塾师、家庭教师及民众夜校教员，加入秘密团体，对一般民众及儿童灌输反日思想，以期造成一种社会风气。据伪南京市教育局统计，1939年仅南京市区就有私塾16所，塾师162人，学生6164人，而农村私塾的数量更是大大超过正式小学，如泰县姜埝区小学与私塾的比例竟高达1:200。针对这一情况，伪江苏省教育厅清乡教育委员会曾特别要求清乡内取缔或限制私塾或私人学校的举办，并对学校教科书加以统制。（注：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第77卷《教育志（上）》，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私塾教育在沦陷区国民教育方面所起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国民政府还认识到，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大多系家室所累、交通困难或生活关系不得已而留校执教，并非甘心附逆。教育部特订定《津贴沦陷区域中小学教师办法》，规定战区各省教育厅选派忠实干员赴沦陷区域秘密联络日伪统治下之中小学教师，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促使其秘密实施抗战教育；如志愿进行抗战教育者，得由教育厅秘密考查其言行，多方试探其诚意，确认可靠并履行宣誓手续后，按其能力与成绩每月给予津贴。誓词内容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谨誓。”（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13603。）国民政府行政院更于1940年核准拨发专款，交教育部转拨各省市教育厅局、各战区教育督导人员及工作队办理，用以加强和扩充战区教育设施，在物质上给沦陷区教育人员以切实补助。凡愿赴沦陷区工作者，按规定亦可按月优予生活津贴。
三、国民政府争夺南京地区教育权的斗争情况
抗战时期，日伪在沦陷区学校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对师生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监视教职员与学生课内外言行，但迫于各种因素滞留于此的广大爱国师生们并没有屈服。沦陷区内多数教育人士或闭门不出，以渡时艰，或见危受命，临难不苟，或冒险犯难，辗转内迁，有的甚至身陷囹圄，慷慨殉职，（注：《专科以上学校教授及中等学校校长忠贞事迹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2484。）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和铮铮傲骨。沦陷区内青年学生不仅对日伪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进行了坚决抵制，还组织起各种秘密社团和抗日组织，利用文学活动、文艺演出等公开形式，以及散发传单、组织暗杀、破坏等秘密活动，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南京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也是汪伪国民政府“首都”，作为日伪统治中枢和推行奴化教育的重心所在，其受敌人重视程度不言而喻。日伪在南京及徐州、镇江等周边地区推行奴化教育尤为积极，甚至强制家属招致流亡在外的子弟返乡受教。然而被日伪当局视为“奴化教育施行之重要对象”的当地儿童常在墙壁上书写“打倒日本”之类的标语，甚至呼喊反日口号，各种抗日思想和活动在年龄稍长的中学生中更是时时存在。当时日伪规定中学课程必须添设日语，但除接受伪方津贴的学校外，大部分学校的日语科目纯属虚设。学生们往往视日语课为儿戏，视日语教员为汉奸，日语考试得零分者比比皆是，而就日伪方面而言，补充日语教员成为令他们最感头痛的事情。人心向背判然可见。自1940年秋到抗战胜利前夕，汪伪中央大学青年学生先后成立了“群社”、“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秘密小组，开展抗日运动。由汪伪地政局长张仿良出面组织的“学生互助会”以及由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担任会长的“干字运动实践会”的实际领导权都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中大学生以这两个“合法”组织的名义出版刊物，在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借助汪派势力作为掩护，隐蔽而有效地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不仅在沦陷区各地大中学校中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也为进而发动大规模学生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注：石人：《铁蹄下的抗争——1940-1945年南京中央大学的师生抗日爱国活动部分纪实》，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176-180页。）
重庆国民政府也深知争夺此地教育权的重要性远在其他各战区之上，故采取多种秘密措施与汪伪当局展开激烈竞争。首先于较短时间内组织了中小学教师进修会、教育同志会、学生联合会等秘密教育团体，先后加入者四百余人，其中学校教员百余人，各校学生三百余人，每月由教育部拨发教师补助费。中小学教师进修会由各中小学优秀教师组成，以反对奴化教育及从事抗战教育宣传为宗旨，加入者由成立之初的13人很快增至42人，该会会员以外埠籍贯成员居多，言行偏于激进，因而较多地承担冒险工作。它针对日伪奴化性质的“思想善导办法”，曾订定“反思想善导计划大纲”，召开过反思想善导座谈会。教育同志会则联合一般教育界人士及退休教员，以联络感情、搜集情报材料以及反敌伪宣传为主旨，会员由最初20人增至75人，参加者以当地人为多，熟悉地方情形，且各方人事关系较深。后来又吸收各学校才学兼优且有领导才干者合组学生联合会，以互相切磋、树立正确思想与信仰为宗旨，先后有316人加入该会。此外，还建立教职员联谊会、业余俱乐部、各校学生自治会等外围团体组织，择其优秀者吸收入秘密团体。
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的南京地区战教工作人员，包括该区督导员及下设干事、书记各一人。干事除辅助督导工作外，专事汇集各方情报做初步整理工作，并负责保管各种秘密档案材料。书记除抄写工作报告外，专事递送情报及工作报告至上海干事处转教育部，并兼其他交通联络工作。当地战教工作人员多以教会学校为掩护，利用亲戚关系、伪职人员，甚至熟识之日人作掩护，秘密开展工作。有关工作均定有详密计划，除按计划逐步实施外，还随时选择适宜时间与地点，约集有关人员举行小组会议，考核、检讨各项工作，力求改进。他们还选派干练人员打入日伪各项教育文化组织，从事谍报、分化工作，并促使南京市伪教育局原局长徐公美下台。宣传工作方面则注意随时利用说书以及其它一切机会，甚至利用伪社会福利部所办街头巡回施教队进行宣传，对一般民众讲述抗战建国的道理，曾多次在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散发传单，产生了哄动全市的宣传效应。各校学生经联络宣传，或毅然退至后方继续求学，报效祖国，或抱定牺牲决心，秘密协助抗战教育工作，散发宣传品。不满于敌伪压制下奴化生活的教职员亦多能积极协助战教工作，广大市民仇恨日伪的心理日趋显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由于上海方面联络中断，当地不仅与后方交通、消息隔绝，各项经费停顿，且战教工作赖为掩护的教会学校也全部为日伪接收，相关工作开展所受牵制极大。1942年3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南京分团部出事，教育同志会有多名会员受涉被捕，6月又有中小学教师进修会负责人汤式一遭敌宪兵拘捕，在狱中饱受严刑苛待，经营救释出后不久即伤重身死。当地秘密组织与活动遭此重挫，几陷停顿。（注：《南京市教育工作总报告》（1944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733。）
战时国民政府为与日伪争夺沦陷区教育权而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逼、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尽管战教事业受到战区交通梗阻、通讯不便、经费接济困难以及工作环境险要、战教指导人员匮乏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总的说来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反观汪伪尽管在其统治中心区域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不遗余力地拉拢和收买当地教育界人士，然而真正被欺骗奴化的只是少数人。日伪奴化教育总体收效甚微，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目的，其中起着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中国民众，特别是沦陷区广大爱国师生为反抗日伪奴化教育所进行的顽强不屈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同时也宣告了日伪奴化教育的崩溃与终结。国民政府随即收回日本帝国主义战时在华攫取的教育权及其设施，并逐步清除了收复区内残存的奴教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