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的理论综述与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集团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研究企业集团的学者将企业集团看作一种企业联合的组织。如Strachan(1976)将企业集团定义为“多种多样的企业长期的联合体，并由同一个人（法人）所有和经营”，由同一个行政管理层或处于同一个财政控制下的、在各种不同市场运作的公司群。[1，2]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企业集团的定义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是总体上可以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前者认为企业集团的组成包括正式的股权结构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结与纽带，强调成员企业间的多种形式的纽带，例如家族、等级制度（如印度的世袭阶级）、语言、种族和地区等。[3]这些纽带加强了成员企业间的财政和组织上的关系。著名社会学家Granovetter认为，企业集团是企业联合体，通过各种不同程度的法律和社会上的联系，并处于在一个核心或占优势的企业控制之下，同时进入几个市场运作。[4]战略管理学者Khanna和Rivkin定义企业集团为一个企业族群，其中的成员企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纽带形成一体，通常通过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采取一致行为。[5]
但是，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的狭义定义，即将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限制在那些只有股权关系的企业。例如，韩国交易与贸易委员会（Korean Fair和Trade Commission）将Chaebol（企业集团）定义为“由公司组成的集团，其中超过30％的股份由某些个人或者这些个人控制的公司所有，因此整体管理，如任命执行官受到极大的影响”。据此，研究韩国Chaebol的学者Chang和Choi一般均以正式的股权联系作为判断是否为集团成员的标准。[6]在中国大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企业集团为“以母公司为主体，通过投资以生产经营协作等多种方式，与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7]国外学者Nolan在研究中国企业集团时，也将集团局限在以母公司或者核心公司以及由这些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组成的经济组织。[8]
不管选取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企业集团具有三个相似的基本特征：
第一，集团内部各成员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地位和决策权力，这一点与多分部组织结构不同，后者的事业部一般不采用独立公司的形式而是公司内部单位。因此，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每个集团成员公司都是独立的经营法人单位。
第二，企业集团可以由一个核心（或主导）的个人、家族或企业以相对多数甚至绝对控股的方式掌控。与此同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集团，核心企业控制成员的力度是不同的，在一些企业集团核心企业几乎完全控制了成员企业经营的各项活动，而且股权与管理控制权高度整合，即核心股东本身也是集团管理层的主要成员。而在另一些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的独立性更强，具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母公司或者核心企业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控制和协调成员企业之间活动，避免由于成员企业的利益冲突损害集团的整体竞争优势。[9]
第三，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间通常是通过交叉控股、参股、关联交易形成法律、经济和社会纽带结合，并以此抵御外来竞争或者收购兼并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企业集团与普通的控股公司不同。控股公司虽然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但是其增值方式多数采用频繁收购兼并和重组，因此各个业务单元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股权或者经营方面的联系。但是企业集团以股权、债务、财务往来和商业贸易等手段加强自身内部各个成员企业的联系。例如，连锁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一个人担任两个以上的成员企业的董事）是大多数企业集团普遍采用的一种横向控制的治理结构模式。当一个企业全资或部分控股另一个成员企业时，通常会派代表进入其董事会。在这些纽带中，除了由股权派生的法律关系外，社会关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日本的企业集团中，这种社会关系通过类似“总裁俱乐部”会议的形式使成员企业的决策者共享信息或者相互协调行动。在中国台湾，关系企业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横向伙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相互信任，协调各自的行动。[10]
对比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学术界长期以来缺少对企业集团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和韩国大型企业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崛起，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企业集团这一研究课题，认为企业集团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有的组织形态。[2]9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印度以及众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逐步走向国际化，有关企业集团的研究逐步成为管理学术界新兴领域，并在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在探讨集团的起因、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果。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企业集团这一现象已经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综合起来，这些解释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理论或视角，即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解释。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下面仅仅从战略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企业集团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解释做一个简要回顾。
一、企业集团的三种解释理论
为什么企业会组成集团？为什么集团这种组织模式在某些国家非常普遍，而另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却出现以事业部为主导的公司组织结构？企业集团成员公司真的比单个企业和多事业部结构更有效率吗？对这些问题，来自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框架解释企业集团存在的合理性。早期研究企业集团的学者，如Leff和Goto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企业集团是某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工业组织形态，并指出这种集团的特点在于保持和积累发展经济中、无法从市场获得的稀缺资源（如创业家、经理才能和资金等）。[2,9]1988年，韩国学者Chang与Choi在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ndustrial Economics发表了《韩国企业集团的战略、结构与绩效》(Strategy,Structure,and Performance of Korean Business Groups)一文，标志着以经济学理论对企业集团战略和组织结构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开始。[6]与此同时，以Biggart和Hamilton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也开始研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企业集团的不同形式。[11]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有关企业集团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相应的文献发表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财务学等学术期刊上。目前，指导企业集团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来自三大社会科学领域，即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表1总结了这三种不同理论对企业组织和理性的假设、对企业集团成因的外部因素以及角色定位、研究侧重以及各自的弱点做了综合总结。
1.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理论是目前为止对企业集团研究影响最大，也是绝大多数学者在分析企业集团的成因、战略和组织结构时主要采用的分析框架。在诸多经济学理论中，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理论是企业集团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两大支柱理论。前者继承了早期经济学家的市场失效或者市场不完全理论，并引入交易成本解释企业集团存在的合理性。[2,9]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本质上就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与产权制度、监督和执行契约的法律制度乃至市场中介组织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走向工业化，其市场发育的时间较短，而且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这种外部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市场无效或者市场交易费用过高。在缺乏有效的外部市场的制度背景下，企业被迫寻找其它降低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交换相关产品和生产要素。同时，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国家计划或者行政手段积极干预、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方法力图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类似的政府干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发展支持市场运作的制度体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效或者失灵不仅包括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讨论的市场结构失效，而且包含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市场“空缺”。[12]例如，政府往往通过直接的行政裁决取代有利执行契约的法律制度。在发展中国家，有关市场的信息或空缺可能被政府或者个别组织垄断控制，使交易双方无法获得充足的信息进行决策。在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需要某种机制协调个体之间的交换活动。而企业集团恰恰通过集团内部计划和协调机制来协调企业间交易活动，从而降低企业间经济交换的交易成本。企业集团替代外部市场的作用表现在五个方面：(1)资金；(2)管理人才；(3)产品和投入市场；(4)跨境交易活动；(5)分担或者承担风险的市场，例如为创业者提供的风险金融市场等。[5,13,14]因此，企业集团可以看作是替代市场，成为在企业间进行资源配置的“微观体制”。
表1 三种不同理论解释汇总
经济学解释1经济学解释2资源理论
社会学解释
政治学解释
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
对企业组织的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治理 企业是不同资源与能力的集合。企 综合反映社会交换关系和社会体制 根据自身利益与国家、政府或者
假设机制。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
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占有不同的资源 (准则，道德，规范，文化和认知体其它利益群体互动(如谈判)的实
选择企业还是市场取决于交易成本 或者能力，或者以不同的方式组合 系)。企业能否存在取决于与社会制体，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或者对
现有资源或能力 度是否吻合 政治体制的认同取得存在的合法
性
社会交换关系、传统、文化、社会规
产生企业集团市场(特别是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失 集团内部积累了不可交易或者无法 范、道德约束等支持企业之间通过 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与对战略行业
的外部因素 效或者不完善，契约执行制度以及 通过市场获得的关键资源 类似集团这样的网络协调彼此的交 /企业的投入是集团组建和扩张
其它支持市场交易的制度空缺 易和发展
的根本原因
具体体现所在社会的交换关系、传 企业集团成为实现国家或者政府
集团的角色和以内部市场替代失效的外部资源市 通过使用剩余资源进入新的产业统，在企业间建立协调、合作和控制
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协助政府
定位场 的机制 实现政治经济目标，或替代政府
管理、控铡某些行业
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源分配和交易市 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经济与社 政府对集团在资源和政策方面的
场对集团多元化、垂直一体化或者 集团层面和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源分 会交换关系(包括人际关系)，以及与
支持与制约，集团与其它组织相
研究侧重重组以及对集团整体或者成员企业 享与转移对集团多元化和经济绩效 外部社会制度的互动，集团战略(如比得到的特殊待遇，由于政府行
的业绩的影响等等
的影响 多元化、垂直一体化等)和组织结构为导致集团在战略和组织结构方
的历史演变等等 面的变化
集团的竞争优通过内部市场较低交易成本，并以 综合资源优势以及成员企业之间的 成员企业之间的协作和分工比通过 政府对集团的倾斜政策或者行业
势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更加有效地利 资源共享外部市场建立的经济关系更加稳定 政策导向使集团获得“制度资
用各种专用和通用资源
和有效 本”、某些特殊资源、利益或者优
惠条件
对集团发展的随着市场逐步完善，集团会逐步被 如果政府实施公平政策或者外部资 集团存在的合理性建立在传统、文 过分依赖政府资源的企业集团缺
预测更加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替代
源分配市场化，企业集团作为资源 化和社会制度基础上而不完全由市 乏市场竞争优势。如果政府投入
存储和分配的作用将会减弱场发育程度决定。因此，集团会在相
下降，这样的集团将率先被市场
当长的阶段内存在和发展 淘汰
很好地说明企业集团多元化的内在 很好地说明为什么集团企业比非集 成功地揭示了为什么企业集团在不 揭示了集团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
指导企业集团和外在因素以及集团战略、结构和 团企业更有竞争力以及造成集团多 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内部组织 系以及集团存在的政治基础
研究的意义 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元化的内部动力 结构
简单地将集团的出现归结为外部制
度因素，因此无法解释企业集团在 无法解释为什么集团采取各个子公 引入过多的变量，缺少明确和一致 无法解释在缺乏政府支持的社会
弱点某些市场机制发达的地区和国家也 司为独立法人的体制 的理论规范，难以提升集团研究的 条件下，集团仍然是一种普遍存
是很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 理论化程度 在的经济组织形式
随着20世纪90年代Penrose的资源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在战略管理学中的复兴，有学者开始从资源整合的角度讨论企业集团的竞争优势。[15]根据资源理论，企业集团集中、发展和储存了某些从外部市场无法获得的关键资源。在这些资源中，有些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的稀缺资源，如创业家、职业经理阶层、资金、技术、知识等，有些属于与集团所在国制度环境相关的要素，如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的政策资源和集团建立的社会关系等。这些稀缺资源具有通用性的特点而且很难通过市场或者跨组织转移，如收购兼并。这些资源积累的结果是推动企业不断进入新的行业（多元化），从而产生了众多单个公司，这些在各个不同行业的单个公司的集合形成了集团这种组织形式。资源理论并不否定外部资源市场（主要是生产要素投入市场）失效，但是强调内部资源的不可传递特性才是集团组建和扩张的根本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理论原则上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例如，在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企业集团具有高度多元化这一特征时，两种理论各自从有效的契约执行机制造成供应或者投入不稳定和企业之间的要素交易及内部资源的通用性，如从资金、管理人才等角度出发，得出一致的结论。[5,14,15]
对于上述两种经济学解释，很多学者提出批评意见。例如，Stein指出，集团的内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引起成员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导致严重的代理问题(Agency Problem)。[16]如果集团对某个成员企业或者经营项目的投资依赖其它成员企业的资源，内部资源市场有可能由于代理成本增加或者跨经营单位补贴而使效率降低，最终导致“内部市场失效”。[17]显然，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理论在强调集团替代外部市场或者集团具有综合资源优势的时候，均忽视了内部协调成本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揭示出韩国和日本大企业集团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在何种程度上企业集团能够综合有效地利用内部资源市场提高成员企业和集团的整体竞争力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资源理论不能解释为何集团内部的成员采取独立公司的组织结构，而不是事业部结构。按照组织理论，事业部比集团能够更好地在内部单位之间分享或者传递能力，从而提高整体竞争优势，而在集团内部，由于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处于相互独立和分割的状态，分享资源或者相互学习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从而导致成本大大提高。
2.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家对企业集团现象提出另外一种解释：集团反映了社会传统、文化与社会交换关系。社会关系、规范和传统等的社会因素决定了组织形式安排、股东间关系、成员间关系等的基础条件和结构。[18]社会学家认为以市场失效或者市场失灵的假设解释企业集团的存在颇为牵强。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在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欧洲等国这些市场机制已经相当‘成熟’的情况，企业集团仍然是普遍的和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社会学家认为，“市场”本身是某种特殊的社会交换关系体制。[19]这种交换关系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传统、道德和文化的总和。西方建立的市场交换机制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普遍认同的个人自由理念和法律传统，这种市场机制不见得具有普遍性。特别在那些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社会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通过市场进行交换仅仅是众多社会交换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不是主要的交换方式。某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市场”这一形态本身随社会观念而改变，从而否定存在所谓的“理想市场经济”。例如，在亚洲地区，如中国、韩国和日本，社会关系、而不是契约和法律，是信用的基础，所以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社会关系交易要素（如资金、人才等）的习惯和做法。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经济交换治理结构，不应该因为有别于西方的“市场”体制就被打上“市场不发达”或者“市场失效”的标签，而应该属于“不同的市场机制”。[11,20]
社会学家进一步指出，既然经济交换关系属于一种社会关系，那么除了经济和技术因素以外，经济组织必定会在“不同的市场”体制下表现出内在的社会关系的差异，因为集团内部表现的交换关系深深植根于特定社会或者地区的历史传统、社会规范、习惯和文化价值观念。[11]这些社会制度因素构成了集团内各组织之间建立彼此信任、合作的基础。[21]因此，社会学家非常注重分析企业集团内部各种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结构，如连锁董事、家族关系等等。[22,23]这些社会关系设置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和集合，约束了企业偏向选择某种战略和行为模式。所以，社会学家认为企业集团的成因是传统和社会文化导向（即制度因素）的结果，而与市场发达程度的关系并不象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密切。
对比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市场发育阶段但处在不同国家、社会或者地区的企业集团表现出结构和成员关系的差异。青木昌彦认为，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将社会关系看作合同实施机制并由此解释企业集团存在的合理性。[24]例如，Orrù、Biggart、Hamilton等人从历史传统对企业间协作关系的影响角度分析发现，日本企业集团的特点是由银行控股而集团企业之间相互参股；韩国企业集团在政府资助下，以核心家族控制中心企业，然后再由中心企业控制第二层企业，如此形成内外层结构；但是台湾企业的特点是建立在家族关系或者伙伴关系的横向联系结构。[10,11]他们认为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以来金融寡头控制银行和产业，南韩政府支持少数大型家族企业发展民族工业，中国台湾企业主要通过家族成员和合作伙伴共同控制的形式发展经济，这些因素同时对集团的治理结构、选择多元化方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与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失效作为前提相比，社会学从社会关系、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处于相同或者类似的市场经济发育阶段的国家、地区或者社会会存在不同的企业集团形态”这一极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但是，社会学理论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有学者批评社会学引进太多情景条件，缺乏一套明确和一致的理论规范。[25]社会学理论需要针对企业集团提出一套“干净”的概念、公式和假说体系。第二，社会学解释过于强调历史演化和社会文化对企业集团的影响，忽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竞争对企业优胜劣汰的作用。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揭示了亚洲国家众多外表风光的企业集团内部重重黑幕：官商勾结、债务累累、管理不善、效率低下等等问题。然而，随着各国市场逐步开放和外部监管机制的完善，以本国社会文化和与政府联系为基础的企业集团竞争优势能否维持？今后企业集团向哪个方面演变？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学理论给出清晰的答案。
3.政治学解释
政治学家对企业集团的兴趣主要从国家与组织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角度出发，研究宏观政治制度，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和政治体制（如选举）的发展轨迹和对国家以及组织、个人的影响结果，当然也包括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即便在实行市场经济法的国家，如美国，国家或者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Prechel和Roy分别研究美国大型企业发展的历史，发现政府的支持（如投资兴建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与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6,27]
在采取后发工业化政策的国家，如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和欧洲的过程截然不同。政府不仅积极制定干预经济的政策，而且本身或多或少地参与经济活动。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迟，政府干预就越多。政府的参与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家计划和控制显著地削弱或清除了经济契约的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度经济学中描述的“市场失效”现象。[28,29]此外，为了避免国外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制约，这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处于发育成长时期的民族工业，均会采用某些程度的保护政策，限制国内市场的开放和准入。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以及本国或者地区在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的原因，政府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通过建立和培育本国大企业组织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除了有不完善市场或制度缺陷的因素外，政府的角色、职能和能力在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地，政府通常有三种措施可以推动、促进和培育企业集团的发展：第一，以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支柱产业；第二，对整体经济活动的规范，如对本地企业的保护和对外资企业投资的限制；第三，对关键资源的计划、调配和垄断，如金融市场的监管，发放行业许可证，提供技术、土地和信息等关键资源。[8,14,29]
上述政府措施极大地决定了企业战略导向和组织结构设计。当大企业集团成为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的工具时，集团就很容易从国家手中获得其它类型企业难以获得的战略性资源，如资金、土地、经营某种产品或者进入某个行业的许可等等。这种资源调配的结果导致企业集团采取多元化的发展战略。[29]例如，对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集团提供倾斜政策和相应的行业政策是推动集团选择垂直一体化（整合上下游行业）和非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因素。[20,30]
政治学分析在说明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可谓一针见血。特别地，政治学理论认为这种集团与政府之间紧密合作很容易造成企业集团在某个行业的垄断地位或者向政府“寻租”的行为，从而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导致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24]一旦政府撤销其倾斜政策，表面风光的企业集团由于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将很快被淘汰。但是，政治学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政府干预很少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例如我国香港行政特区，企业集团仍然是众多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偏爱的组织模式。
4.小结
上述三种理论解释各有不同的侧重。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理论解释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或者相互排斥的，而是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和补充。例如，三种理论均讨论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集团成因和发展的影响，并着重指出政府对企业集团战略和行为的主导影响作用。但是，三种理论毕竟有不同的侧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要求也不同。因此，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往往根据研究焦点以某一理论为主，同时引进其它理论作为互补。
二、企业集团的实证研究及研究进展
1.典型的实证研究结果
虽然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对企业集团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总体说来，企业集团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表2集中介绍了发表在国际管理学术刊物上的、应用上述理论对企业集团进行实证研究的代表成果。
表2中列举的实证研究的选题大都侧重战略内容（包括多元化、垂直一体化等）、集团发展过程（创建、演变和发展）、机制（内部市场交易、内部资源分配、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等）以及外部环境因素（政府、市场、社会制度）对上述变量的影响等方面。多数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企业集团是否比非集团企业具有更好的效率或者更高的经济效益”。相应的实证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研究，一般以集团或者成员企业的经济效益作为因变量并提倡对比集团和非集团企业的效率。即便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虽然强调社会关系对企业集团战略和结构的影响，但是也或多或少地检验这些社会关系是否有助于提高或者改进企业集团的绩效。所以，这些研究都假设企业集团是经济理性的产物。
表2 对企业集团进行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汇总
作者
主要理论框架 研究焦点 样本数量 主要研究结果
Chang & choi 企业集团替代外部不完全市
比较集团和非集团企业多元化 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使集团能够实现规模经
(1988)场 与组织结构整合对企业经济绩30家韩国大型企业集团，119家
济和范围经济，从而使其经济超过非集团型
效的影响 独立企业 企业
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通过分自1985年到1996年间317家韩 集团内部企业之间通过资金、产品形成资源
Chang & Hong 企业集团是资源共享和内部
享资源和交换要素提高规模经国大型企业集团和总数为12019
互换形成复杂的交易体制。这种资源共享和
(2000)交易的中介 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成员企业的观察样本要素分配影响集团选择垂直一体化或者横向
多元化战略
企业集团的兴起是市场机会、社会文化(台湾
的家族纽带)和制度因素的总和结果，其中市
1971、1973和1995年期间150 场机会为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社会文化
企业集团的产生是由于外部
企业集团的创建与演变、股东之 家台湾企业集团，包括954家成
(家族联系)炔定了集团的股权特征，而制度整
chung(2001)
不完全市场、社会文化和制
间的网络作用与政府的影响 员公司合影响了市场力量从而决定了企业集团的组
度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织结构形式
Ghemawat &企业集团替代外部不完全市
政府政策对企业集团的多元化 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对资源的控制极大程度地
场，其战略选择是外部制度
和重组战略的影响 两家印度企业集团的案例研究左右了企业集团选择多元化和重组的战略决
Khanna(1998) 环境推动和约束的结果
定
企业内部积累的不可传递资 90家来自九个东亚、拉丁美洲和 企业集团是政府有意限制跨国公司进入某些
源能力推动企业以集团的组
企业集团与外资跨国公司和非南欧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最大行业政策的结果。而当政府采取无歧视经济
Guillen(2000) 织形式向多个行业发展(多元 集团企业组织形态的比较企业集团 的发展政策的国家，如西班牙，企业集团的形式
化)随着经济发展而衰落
企业集团是对外部经济、社
企业集团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八家中国工业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替代政府在行政或者财务方面管理
Guthrie(1997) 会制度变化产生的降低风险
多元化选择和组织结构变化单个企业的职能。企业集团从政府那里获得
的战略反应和组织形式
剩余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其多元化的程度
建立在社会联系基础上的关
中国企业集团的关联董事、财务
Keister(1998) 联董事结构影响企业集团经
控制结构对成员企业经济效益40家中国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属连锁董事机制和成立财务公司对集团企业的
济绩效 的影响于这些集团的535家成员企业 经济绩效有正面作用
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政府政策随着市插发育，企业集团更加多元化。集团
Khanna & Palepu
企业集团成为替代外部不完
的变化对企业集团增加或者减八家来自印度和智利的大型企的中介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加强伴随
(1999)全市场的中介组织
少多元化程度以及集团效率的业集团着会计和股票市场制度的改进
影响
Khanna & Palepu
企业集团替代外部不完全市
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多元化战 1309家印度企业，包括655家多
企业集团多元化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
场 略对成员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元化企业集团成员公司和654 关系
(2000) 家非集团的独立公司
各国样本集团的绩效不—致，因此不能得出
Khanna & Rivin企业集团替代外部不完全市
比较企业集团成员企业与非集来自14个国家的787家企业集 明确结论。企业集团在各国或者各个不同发
(2001)场 团企业的经济效益 团展阶段有不同的存在理由
Yiu,Bruton,& Lu 企业集团替代内部市场和资
集团的资源积累与政府因素对中国224余家大型企业集团
政府政策、集团内部资源和多元化对绩效的
(2005)源综合优势对绩效的影响 集团的绩效影响 确存在很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包括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失效理论、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理论在企业集团研究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影响也最大。建立在这些经济学说上的假说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经济学理论以市场发育的程度来解释企业集团的存在条件为我们在预测企业集团未来发展方向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一般不研究企业内部结构，因此在解释为何企业集团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在组织形态和结构方面的差异方面，反而是社会学理论表现出相对优势。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上考察企业集团产生的来龙去脉，社会学解释说明了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非市场因素对组织结构，特别是内部组织体系的影响。相比之下，政治学解释主要关注政府与企业集团的关系，虽然触及问题的核心，但是局限性很大。特别是在经济自由、开放和弱化政府作用的今天，政治学理论很难在提升集团的普遍规律并将使其理论化方面有实质性的学术贡献。
既然市场、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三种因素对企业集团都有影响，哪种因素的作用更加直接或者强势呢？目前仍然缺乏广泛的、具有一致性的实证结果。根据Chung以台湾大型企业集团发展为样本对比三种因素作用的研究，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投资对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影响最大。虽然市场机制和社会文化体系对企业集团组织演变也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演变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演变的方向也无法把握。[31]这一点在最近Yiu、Bruton和Lu对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研究中也得到证明。[33]实际上，拉丁美洲国家由于过早开放市场，导致跨国公司迅速垄断当地市场，抑制了本地企业发育成长的机会。当然，政府的介入和投入也会导致代理成本上升，集团的效率低下。韩国企业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中出现的危机说明，企业集团不能一味依赖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而必须尽快建立自身的核心专长，才能维持长久的可持续竞争优势。
目前，对企业集团的实证研究的确出现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例如，在韩国和印度的研究，如Khanna等人和Chang等人的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内部市场和资源共享对提高多元化效益具有积极作用。[29,32,13]这一关系与发达国家对企业多元化研究的结果不同。[35]此外，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如Guthrie(1997)和Keister(1998a,1998b)的研究，表明连锁董事或者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治理结构对企业集团的绩效也有积极作用。[22,23,35]Guillen对比在韩国、西班牙和阿根廷三国1975年和1995年的数据表明，企业集团受到环境变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影响，从而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36]总体上说，各国的实证数据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因此，目前不仅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而且需要引进新的理论解释企业集团的存在。
2.对今后企业集团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的几点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管理学术界对企业集团的现象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例如，Chang采用代理理论研究企业集团股东之间的关系，提出企业集团“是否为股东增值”[37]这样一个十分有见地的问题。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中各个股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题目。以代理理论推论，控制集团的大股东有可能把集团作为自己攫取价值的工具，甚至以牺牲其它股东利益为代价。[38]例如，大股东通过控制董事会或者核心公司的管理层，然后以内部管理交易的方式人为地转移价值。可以预见，代理理论将会成为下一个指导企业集团研究的重点分析框架。此外，企业集团的研究也有待于引进更多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在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学中，网络方法广泛地用于分析企业内部和企业与外部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集团内部各个成员企业之间、成员企业与母公司之间的关联活动。再如，最近新兴的经济博弈分析方法，也可能为研究企业集团决策选择和与内部、外部环境互动关系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著名社会学家Granovetter曾经敏锐地指出：“集团对于企业来说等同于企业对单个经济个体”，并建议使用“联邦”(Federation)一词描述企业集团，因为企业集团是协调企业间的交易而企业才是协调经济个体之间的交换活动。[4]那么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传统的、针对单个企业分析的理论框架是否足以解释集团这个具有多个单独企业构成的集合体形态？为此，Granovetter提出应该从六个方向研究企业集团，包括(1)股权联系；(2)成员公司之间的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关系；(3)集团内部的垂直以及横向权威结构；(4)集团与社会道德经济的关系；(5)金融、资本和银行的角色；(6)集团与国家（政府）的关系。
因此，一方面对企业集团的理论研究的突破有待于企业理论上的创新；另一方面，对企业集团的研究也可能推动企业理论的发展。在理论构建方面，我们认为跨国公司理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实际上，除了社会关系作为集团组织的基石以外，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同样需要处理母公司（总部）与成员公司（地区分部或者海外子公司）的关系以及协调下属单位之间的合作或者竞争。两者的下属单位（成员公司或者海外子公司）都要横跨不同的行业或者海外市场，从而需要解决控制与自主决策的问题。在研究组织结构和内部协调关系方面，包括内部市场和资源分配体制等问题，跨国公司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框架也许能够给企业集团的研究带来某些新意。
除了理论创新以外，我们认为企业集团的研究一定要把握住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要注意企业集团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与相关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因此，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体制对集团的建立、发展、重组和战略决策乃至组织结构设计的约束、推动和导向仍然亟需大量的实证检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制度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或者动荡（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本地经济走向自由化或者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竞争版图的动态变化）的条件下，企业集团战略和结构调整方面的课题。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不仅需要大量的、在某一时间段上的实证研究，而且更加需要对企业集团长期观察和比较的纵向研究成果。只有纵向研究才能回答“集团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还是经济组织的普遍形式”这一关键问题。进行纵向研究可以采取定期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方法，比对不同时期的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可以案例调查的方式对某些典型样本做长期的跟踪研究。此外，对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条件下的企业集团进行横向比较也是界定集团发展模式的重要方法。
第三，目前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内容仍然偏重多元化、重组等传统内容，缺少企业集团国际化的研究。随着新兴经济逐步走向世界，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和全球扩张势必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
总之，企业集团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揭示其行为规律、战略导向和组织结构等等方面的规律。我国企业集团仍然处于早期发育阶段，这就为管理学者研究集团形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检验各种理论的试验场。我们期待更多的国内学者参加到企业集团的研究行列中来，为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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