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谋划者，既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民族使命感，又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强烈的世界意识。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既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斗争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发展的新成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与政策体系的基石。研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所具有的深远的战略性、突出的人民性、鲜明的创造性、显著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对于今天中国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国家安全思想； 基本特征
国家的形成和安全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发展的特定形式。国家安全的思想，是基于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的认知，也是其对自身所应享受的权利免受各种损失的一种认知；是一个国家对其所遇安全环境的判断和对所处安全诸种境遇的理解，是指导一个国家具体各种安全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一种国家安全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国内国际安全环境的具体形势以及人们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观感觉及认识判断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鉴于当时新中国的“一穷二白”而对中国无端挑衅，并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使得中国被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而后，由于中苏领土纠纷，使得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也近乎破裂。在西南边境，与印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此外，台海局势也曾一度紧张。这样的安全情况，使得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几乎在东西南北四面都面临着军事威胁。在国内，则经常性地遇到不甘失败的敌对分子的骚扰，不断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谋划者，纵观国际风云变幻，审时度势，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维护了新中国初期的安全稳定统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应该说，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既是中华民族顽强抵抗外来侵略、拼搏斗争史的光辉结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安全思想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认真分析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下进一步构筑我国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社会进步与稳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深远的战略性、突出的人民性、鲜明的创造性、显著的开放性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深远的战略性
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内政外交战略和策略，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新中国初期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毛泽东将国家利益、民族团结和独立主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最高原则，从而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逐渐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逐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从而捍卫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并使新中国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重要的国际政治军事力量。
2.3.1 大鼠摄食量、摄水量和体质量检测 在大鼠给药期间，每天记录大鼠平均摄食量、摄水量各1次，每3天称体质量1次[6-9]。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总体上是十分复杂的，那一时期的时代主题还可以用战争与革命来概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等种种卑劣手段，极力企图扼杀处于襁褓中的新中国。在这样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找到了强有力的外部依靠，使美帝国主义不敢对我国轻举妄动。而后，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至新中国边境的鸭绿江畔，正所谓“唇亡齿寒”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敢做出决策，毅然出兵朝鲜、维护正义、保家卫国，坚强有力地阻止了美国入侵我国的战略图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好，尤其是苏联，其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但是，我们新中国有自己的外交方针，讲求国家平等、主权独立与国家尊严。20世纪50年代末，当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时，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对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的损害，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巨大威胁，因而出于民族大义，毫不客气地予以坚决的反对和拒绝。尽管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依旧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毛泽东严正地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1456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逐步变化，毛泽东适时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渐地，中国广泛地同其他友好国家和人民进行了广泛交往，从而逐步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增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互动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是当时维护我国安全、利益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对外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仅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紧迫且复杂多变，国内建设的形势也是百孔千疮、各项事业都要百废待兴。但是，毛泽东却在战略判断上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独特视野。他凭借豪爽的性格、丰厚的理论文化知识、宏大的历史眼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带领着新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国家安全，不仅没有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反而以积极的开放姿态，大胆走出亚洲、融入世界。
军队是国防力量的主体，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军队和国防建设状况如何，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力量因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指出：“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2]692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敌视、封锁和包围政策，面对有时战云密布的周边环境，毛泽东和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的高度，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军事制度，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等各军、各兵种的领导机关，实现了单一步兵向多兵种合成军的过渡，并且还成立了各种军事院校，以培养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得到了迅速加强，为随后进行大规模强有力的各种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备的实力基础。
确实，毋庸置疑，巩固新中国政权、维护国家安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不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新中国逐步繁荣富强起来。从长远的战略利益看，经济是基础和生命线，必不可缺。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还十分重视开展经济建设的工作。他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1428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30后来，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两者关系问题，又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4]27巩固国防与发展经济，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种最基本需要，“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5]198。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费用，两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在毛泽东这一深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没收官僚资本、建立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狠抓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各种条件保障，不仅需要国家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撑，更要依靠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主张通过发扬人民民主，动员和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因而，他主张通过教育人民群众，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人民政权建设和党自身的建设，依靠人民的军队来维护国家安全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0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备战的战略方针。在苏联大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下，全国性的战备动员迅速展开，国防教育的宣传力度也在短时间内加强，各级政府按战时要求组织各级指挥机关，并开始大规模疏散重要城市的人口、物资，广泛开展各种地下防空工事，并狠抓各种民兵工作。毛泽东说：“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6]430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力量，民兵是国防力量雄厚的后备资源，是反侵略战争中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强大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发展，要把人民安全与为了群众和相信群众、动员群众结合起来，如此，既能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又能构筑起牢固的国家安全发展防线。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敏锐的现实观察力和深远的战略思想，使新中国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快速站稳脚跟。如统一财政管理、遏制通货膨胀、维护经济安全稳定等，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当时的国家安全，也为新中国后来的稳定安全发展提供了务实的基本经验。
二、突出的人民性
“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是当时复杂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在一段时间内为巩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恢复和发展各项国民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换，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一边倒”政策的优势与益处便不再那么明显。相反，“一边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完全独立自主。随着亚、非、拉不断有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战略思想。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新发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就曾说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1]147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中国国家制度的职能就是通过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来保护人民政权的安全稳定和人民民主权利、根本利益的实现，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以及“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4]207。因而，新中国成立后，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内部团结统一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便成为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目标。1969年3月2日的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维护人民政权和国家安全刻不容缓，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1969年下半年后，基于苏联方面针对中国的战争舆论明显增多，我国全国性的备战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人民日报》因之也多次发表社论阐明我国保家卫国、维护人民利益、人民安全和人民政权安全的思想观点。
积极防御，充分准备，后发制人，不怕战争，坚决回击任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是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鲜明创造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侵害、威胁，以及国内的不和谐、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加，毛泽东提出了积极防御与主动反击相结合的战略策略方针。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思想，应该说是在中国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及我国社会主义国防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提出、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些积极防御战略的思想，曾做了如下表述：“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8]234积极防御不是单纯进行防御，而是防中有攻、寓攻于防。他说过，“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9]179。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并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实行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3]104。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体现毛泽东积极防御和主动反击战略思想相结合的最典型例证之一。
在农业农村部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采用等间距法划分等级，最终将胶东半岛耕地地力共划分为6个等级，见表2。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生态建设。因为要发展农业，就要解决水的问题，不能让水患影响农业收成，影响人们生活。因而，毛泽东做出了一系列指示，治理黄河、淮河、海河等，兴修水利工程，以抵御洪涝灾害，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国防也无法巩固，国家安全更无法保障。基于此，新中国制定政策加快发展步伐，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后来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国家安全建设和巩固人民政权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困难时期农业急速减产，中国人民缺吃少穿的问题突然变得很严重。而维护国家安全，不仅要外部环境和谐，国内社会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状态。历经战争创伤后的新中国，急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因此，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十分重视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认为，必须解决好吃饭这件大事。他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7]71。尽管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都十分有限，党中央依旧排除万难，开办农业培训学校，发展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生产，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保障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国防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国家的社会经济安全也才能有基本保障。
和任何其他思想的形成一样，国家安全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不是凭空想象的，它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产生和丰富于新中国诞生初期的特殊时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环境和斗争背景都是十分复杂的，因而其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思想和中国具体的革命需要与建设实践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杰作，加上毛泽东自身的战略视野、博大胸怀、机敏策略、深厚的历史知识底蕴和灵活的治国韬略，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也有着鲜明的创造性。
三、鲜明的创造性
国家安全的根基在人民、依托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对国家大局的认同和支持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不竭动力，必须紧紧依靠国内人民群众，并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打造全民参与的“大安全”格局，夯实国家安全的广泛群众基础。人民军队为人民，毛泽东有生之年，自始至终都把人民军队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固基石和坚强支柱。认为只有建立一支坚不可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才能击败任何敢来的侵略者，才能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才能切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才能有力地捍卫和平建设的各项积极成果，从而有力维护我国整体的国家安全。
网络中心度用来刻画特定城市与网络中其他城市直接关系的线的数量，在既定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城市网络规模里，网络中心度越高，其获得的知识共享、资源互补的机会就越大[8]，说明该城市的竞争优势就越大；网络中介度代表一个城市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中介性高的行动者往往掌握并控制着信息流以及商业机会，因此可以从中获得中介利益；网络联系度表示任意两个城市由于举办相同项目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而产生的关系总和，某一城市的网络联系度越高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关系越密切，举办的赛事数量和级别就越高，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节点优势就越大。
这次她问他:“累不累?”林丹摇头，啄了她的嘴唇一下，她笑着躲。她说:“怎么跟她说的?”说完便是后悔了。“跟她撒了谎，明天回去。”两人都不再说话，五味涌上心头。
在现代国家安全的体系建设中，人民安全应该说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其他安全都应该服务和统一于人民安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崇高社会价值理想追求为指导，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与行动原则，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之中。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和领导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上，始终立足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又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特别突出的人民性。
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习惯于以左、中、右来划分国内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主张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大统战的战略方略策略来夺取革命胜利。“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可以说是其民主革命时期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斗争中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重新调整了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定位，既有利于团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可以争取中间地带广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遏制霸权主义扩张，争取和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安全发展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不断随着外界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但不难看出，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始终贯穿于彼此外交策略之中，这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安全发展、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明智之举。
在概念网络中，依据概念不同的特征，可以形成不同的概念聚类。基于语义的相似性形成的概念聚类和基于主题的相关性形成的概念聚类，与类比推理的研究密切相关。
文化安全同样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文化安全”的术语或概念，但是他对社会主义安全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谋划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文化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根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0]110，“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他提出“双百方针”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强调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积极支持教育的发展，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虽然，毛泽东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思考中也有失误，比如过多地强调防止“修正主义”，错误地把文化问题上升到政治斗争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思考、探索与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扬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鲜明创造性，还体现在他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上。他既重视国防军事物质基础建设，又重视其艰巨的精神长城的构筑。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军队”“两条战线”“两个奋斗”的战略思想。他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2]326因而，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3]357。正因为有了较为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才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才能在一个又一个反侵略战争和重大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才切实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事业有序发展。
四、显著的开放性
第一，通过微课创设情境解决教学难点.微课的实际运用过程中，以创设情境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数学知识的学习环境当中去.教师在应用微课前要对学生的心理能准确把握，加强和学生的沟通交流，针对性的应对，通过微课来解决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当中的难点以及重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我国人民发挥冲天干劲，短短时间内就顺利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并由此快速步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努力就会落后，就可能会挨打，甚至可能被开除“球籍”。但是，仅仅依靠苏联，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而言，并不是长久之计。尔后中苏关系破裂后，为了增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下决心“以苏为鉴”、进行“第二次结合”，探讨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模式，从中国情况出发，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尤其是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主张在立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规模、积极认真地学习外国各项先进科学技术，力求取人之长、洋为中用。尤其是我国许多尖端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地创立起来，国防科技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保障。正像后来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3]279。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总体指导下，我们党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这成为维护新生国家政权的坚实物质力量。
国家安全与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也密切相关。从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苏联尽早结盟，寻求坚强可靠的广泛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后，毛泽东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世界和平力量在逐渐增长，而国内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又恰好需要稳定的外部条件和和平环境，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及时做出了和平共处的战略性决策，并用行动逐步打开了同其他各国交往的大门。其实，早在1949年6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上，毛泽东就曾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以后多种场合的讲话中讲过。[14]3671953年，在我国与印度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先倡导并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了亚、非洲国家的一致认可和赞同，从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后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周恩来又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倡议，真诚地呼吁各国撇开分歧，追求共同发展、加强团结协作。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足第三世界，团结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联合世界上平等对待中国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不仅使我们多次挫败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政策的无端攻击，而且赢得了第三世界各个国家强有力的广泛支持，从而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这样既维护了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国防安全以及文化发展，又为争取整个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国际形势逐步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首先，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了越南战争，并随着越南战争的进行危及到了中国的边境利益和安全；同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军事实力及综合国力获得了迅速发展，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友好关系却随着形势变化而急转直下，两国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以至不断发生边境磨擦。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缓和多边关系，减轻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中国被迫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发展战略。新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毛泽东胸怀全球，立足长远，抓住时机，做出决策，积极主动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主动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交往大门，从而成功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这种独特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形势的新发展。此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紧接着，美国总统尼克松高调访华，长期紧锁的中美关系大门由此打开。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正式签订了《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基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带动下，中日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进而又促使中国同更多西方国家建交，扩大了我国的世界影响，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艰苦工作和外交努力，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各种条件下所面临的东、西、北部环境，也从此就大大地改善和优化了。
秋季播种，以幼苗越冬，翌年春季收获的菠菜，又称根茬菠菜、冻菠菜、白露菠菜。一般当地日平均气温17～19℃时为播种适期，选用晚熟或不易抽薹的品种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栽植，翌年春天收获。其他地区播种期可随纬度的不同做适当调节。
综上可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国家安全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辛且卓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而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及实践，奠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制度的基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国家安全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善于综合运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手段来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他的光辉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因此，只有认真总结和科学把握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本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创新和发展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措施、手段、技术、方法与方式，正确研判当今世界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面临的种种压力并努力化解，才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及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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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National Security
WU Keming, YE Xin
(Research Center of Mao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new China and the designer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Mao Zedong has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 dignity, a broad mind and a strong global sense. Mao Zedong’s thought on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in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 new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Leninist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in China.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olicy system of socialist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s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is of great guiding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today because of its far-reaching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utstanding affinity to people, distinct creativity and remarkable openness.
Key words： Mao Zedong;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basic characteristic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9)02—0024—07
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及启示研究”(17BKS001)
作者简介：
吴克明，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湘潭大学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人物研究湖南基地研究员。
叶鑫，女，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