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关系的康德式溯源和沟通
——以康德“遗世手稿”的场域思想为反思向度
代利刚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莱特等呼吁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冲突和融合问题是全球化视域下当今西方哲学讨论的首要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两种哲学的分野只是“分析(或逻辑)和综合(或非逻辑)的区分”，此种论断是一种遗忘学术史的表征区分。从早期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生成来看，分析哲学推进康德与马堡学派对精密科学的先验分析方法，发展出具有客观性的逻辑系统。大陆哲学推进了康德理性的调节功能，以及西南学派的有效性维度，转向非数学的“意向结构”与实践生存论。因此，二者哲学的分歧集中在逻辑与有效性的关系问题上。当代新康德主义科学哲学的重要学者弗里德曼提出三层结构的理性动力学力图整合二者关系，但堕入外在论、松散论和空洞论。“回到康德”是更为本源性的进路，作为康德思想“最后综合”的《遗著》提出“自我设定”“以太运动力”为核心的场域思想，给出整合两种哲学的一元论的解题思路，此种进路并非斯宾诺莎主义的翻版，且避免了内在论和外在论的偏执。
[关键词] 海德格尔；分析哲学；新康德主义；遗著；理性动力学
当今的西方哲学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即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对立与冲突。虽然诸如威廉·布拉特纳(William Blattner)并不承认二者的对立(1) William Blattner在反驳Brian Leiter时指出：“所谓的大陆—分析哲学的区分并不是只有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区分，而是一个历史演变的产物，把二者分割开来是不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并不是只有分析哲学家关注逻辑问题，大陆哲学的代表哲学家胡塞尔也关注逻辑问题；并不是分析哲学家只关注认识论问题，许多分析哲学家也写过许多关于道德、文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参见Some Thoughts About ''Continental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但是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与尼尔·利维(Neil Levy)等学者坚信二者存在对立并试图弥合(2) 大多数学者承认二者的区分。Brian Leiter认为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有着明确的区分( on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引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部分学者表示支持这一观点，如Michael Rosen的《欧洲哲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Neil Levy的《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philosophy )，国内学者韩东晖在《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一文中也承认二者的区分。。如果我们认同二者的对立，就不能像一些学者(如普拉多等)那样把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野归因于“分析(或逻辑)和综合(或非逻辑)的区分”[1](P.10)。因为这种观点不但没有击中问题的根本，而且也不能涵盖二者内部繁多的理论类型。因此，应当撇开这种表征性的区别，从二者与康德思想的源流和谱系入手诊断问题的症结，反思当代科学哲学的康德主义的解题方案，进而以康德的“最后综合”(《遗著》)寻找沟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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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康德主义的源流考证：对待“先验逻辑”的两种态度
康德之后的新康德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3) 米切尔·弗里德曼的《分道而行》对这一部分的考证影响较大，但是笔者的考证有三点不同。其一，弗里德曼认为马堡学派的先验分析方法在早期分析哲学中消失或中断了，而我认为先验分析方法贯穿于始终；其二，弗里德曼认为源自新康德主义的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歧是如何对待知性和理性关系问题的分歧，而我认为不是观点分歧，是如何对待先验分析方法的分歧；其三，在历史考证上，我提出一些新的材料，如卡尔纳普的未发表的手稿，这些更能说明与康德主义的联系。 )与20世纪的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具体而言，西南学派的李凯尔特认为，逻辑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逻辑应服从于价值。为了强化这一服从，李凯尔特又退回到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谬误推理一节批判的先验心理学，发掘逻辑的心理意义上的有效性，使其趋向价值，但是李凯尔特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先验心理学。李凯尔特的学生拉斯克通过对先验逻辑的降级，把李凯尔特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他直接拒斥先验逻辑，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判断、概念、推理等等的形式是与范畴意义上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2](P.55)。这种解读切断了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联系，但是他没有否定先验主体，而是用先验主体把存在与有效性的领域联结起来。胡塞尔也受到西南学派影响(4) 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受到西南学派的影响，Adam Christopher Konopka经过严密的考证认为，“胡塞尔从狄尔泰和西南学派那里吸收价值优先原则”。参见Adam Christopher Konopka,An Introduction to Husserl 's Phenomenology of Umwelt ,2011,Biblio Bazaar,P.235。，他以意向性统摄逻辑，他把自己的哲学与心理主义做了区分，他认为现象学不是心理学，而是要分析心理现象内在的先天结构，只有对心理学进行严格的批判和先验分析，心理学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就是意向性活动的结构与机制。
海德格尔不但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方法，而且发展了李凯尔特对逻辑的降级。根据弗里德曼的考证，这个时候的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拥有的是一种比李凯尔特更为明确和发达的‘先验’心理学观念，它能够对特殊的心理现象进行丰富而细致的本质分析”[3](P.40)。然而，1912年，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不同于胡塞尔的观点，他认为心理学与逻辑、变化与有效性之间的沟通只有通过具有历史主体意义的“活的精神”(Der lebendigegeist)，其后的《存在与时间》中，他把“活的精神”推进到了此在，此在被抛入现实世界，而不是像胡塞尔那样通过悬置隔离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此在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实践的，而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论关系，此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而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非历史关系。此在更为基本的特征是时间序列中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使得主体必须直面有限的终结，向死而在由此敞开了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本真性的存在。
从真理观方面来说，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是一种“直接现实性”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并不是比较或者相符而得出的，而是“存在者在自我同一性中显示自身”[4](P.218)。海德格尔的“直接实在论”是比较特殊的实在理论，存在者不是一种认知中介，处于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关系中，实在性的获得在于朝向存在的历史性与行动性。一定程度上，这种直接实在论是对康德理论哲学的回归，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直接实在性在于，在经验材料与知性、时空之间确立一种中立的图型，避免陷入笛卡尔式的自我论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困难，而海德格尔寻找直接实在性的做法是，把知性和感性建立在先验想象力之上，把先验想象力赋予此在或存在，使其具有时间性。
与海德格尔的西南学派传统不同，马堡学派的柯亨认为，康德的真正方法是一种先验分析方法，这是“分析科学事实的基本工具”，“确保了批判哲学中先天条件的先验有效性”[5](P.217)，是康德实现哥白尼革命的真正方法。柯亨的同事纳托普则把分析的对象扩展到道德、艺术和宗教事实，进而提出，哲学必定证明了“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的逻辑或合法基础(Gesetzesgrund)”[6]。事实上，这种先验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肯定了康德先验逻辑的核心地位，必然导向一种对认识无限性的肯定。柯亨的学生卡西尔也认为先验分析的对象是“数学物理学的结构和形式”[7]，以及“艺术和有机体中的基本事实”[7]。但是他也指出，既然数学物理学、艺术、文化等学科处于不断演进之中，那么“这种功能在它的任何活动中都不会达到终结，它的任何可能给予它的解答背后都能看到新的工作”，每一步分析及其结果都是递进的过程，“通过与先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每一个新的设定都构成了确定存在和发生事件的新的一步。个体事物的认识的方向确定为无限远的点”。[8](P.309)也就是说，先验分析方法认识的对象永远是无法达到的，只能无限接近。
总之，康德去世后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表现出对康德纯直观能力的拒斥。但是，在如何对待先验逻辑的问题上有着严重分歧，西南学派降低先验逻辑的地位，其后的现象学使得知性和理性回溯到先验想象力的时间性，走向一种分析此在之路，马堡学派通过提炼对于精密科学的先验分析方法，强化先验逻辑的核心地位。20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受其影响，通过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测量问题进行分析，引入约定主义，使得先验逻辑成为具有构成性特征的实证逻辑。
《遗著》(Opus postumum )是康德晚年写成的手稿，集中在德国科学院版《康德全集》(21卷、22卷)，长期被学界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Eckart Förster对《遗著》的编译才引起学界的重视，现已翻译为多国文字。Förster认为，康德《遗著》是“康德的最后综合”(7) 书的名字是Kant ’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其重要主题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向物理学过渡”，以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一主题触及早期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分歧的关键，即逻辑与有效性关系问题，《遗著》思想切入沟通二者分歧具有合法性，可做两方面论证。首先，康德的先验构成性策略关联当代分析哲学的语言逻辑分析。从知性范畴的构成性来说，根据弗里德曼的考证，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言明，相对论语境下康德绝对先验形式转化为相对先验形式，该形式以逻辑为核心，融入了具有约定、符号功能的先验形式，保留构成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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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虽然跟随布鲁诺·鲍赫(西南学派李凯尔特的学生)研究康德主义，但是他却深受马堡学派的影响，这从他的早期著作中对于先验分析方法的使用与康德构成性原则的认同可以看出。作为博士论文的《论空间》是卡尔纳普的康德主义思想的奠基之作。其中，在相对论的测量理论与非欧几何学先验分析基础上，卡尔纳普认为，形式空间和直觉空间的拓扑关系构建经验材料并形成了关于物理对象的知识。卡尔纳普把经验对象的拓扑学事实表示为F，把我们局部度规规定为M，把认识对象的整个度规结构命名为S，那么三者的关系是(F+M)→S、(F+S)→M、(M+S)→F。这就用拓扑关系取代了康德的先验范畴。
卡尔纳普的此种思想与马堡学派的知识观进路相似，都坚持对精密科学的先验分析，同时坚持构成主义知识观。他认为，“有限多的规定能够建构出对象，可以在普遍对象的领域内清晰地描述它”[9](P.329)。不同的是，卡尔纳普去除了先验性质。其实，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石里克和赖欣巴哈都持有此种方法和构成主义知识观(6) 参见《科学的先天形式研究——从康德、逻辑经验主义到后康德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 。
二、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学：外在性的解题路径
弗里德曼创立了一种流变的理性动力学，试图为解决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提供可能性方案。在2012年1月召开的题为“重思理性动力学——纪念米切尔·弗里德曼”的研讨会上，毛里西奥·苏亚雷斯(Mauricio Suárez)和托马斯·乌贝尔(Thomas Uebel)等几十位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弗里德曼依照康德对理性的批判范式，重新创立了新的理性动力系统，可分为“经验定律、相对先验形式、哲学元框架”三层相互勾连的逻辑。其中，相对先验形式对经验定律具有构成作用，这一思想吸收马堡学派与早期分析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关于逻辑的基本洞见。同时，大陆哲学的基本理念被整合入驱动先验形式的变迁的哲学元框架。
20 m脚内侧运球过杆数据上，可以发现试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在20 m脚内侧运球过杆的平均时间上均有明显的进步，合作学习法和传统的教学方法都可以提高运球过杆技术，但样本T检验后发现，其p值＜0.05，差异非常显著，说明实验班采用合作学习模式所取得的成绩要明显好于对照班。
对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先验化诠释是弗里德曼解决两种哲学分歧的第一步。在康德那里，先验具有构成性与绝对性两种含义，后来的早期分析哲学面对相对论对康德理论哲学基础(牛顿力学)的挑战，没有完全摒弃先验理论，而是摈弃了先验的绝对性功能，保留先验的构成性功能，使得先验形式相对化。对此，弗里德曼有着严密的考证。他认为：石里克经过《相对论的测量问题》到《普通知识论》的思想演进，分析出精密科学的先验形式是“概念之网”，概念之网可以构建包括精密科学在内的知识；从《相对论与先验知识》中，赖欣巴哈把先验转化为“联接性公理”与“框架性公理”；卡尔纳普从《论空间》《世界的逻辑结构》到《语言的逻辑句法》，把康德的绝对先验推进到元语言和对象语言。弗里德曼结合这些早期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康德先验思想的发展，比对相对论理论系统， 提出“相对先验”以逻辑为中心，还包含约定的成分，对于科学知识具有构成、范导、约定、符号形式等多重功能。
弗里德曼挖掘早期分析哲学的先验(或康德主义)维度的目的是要在绝对先验和相对先验之间引入大陆哲学的元素，弗里德曼称之为哲学元框架。关于此，弗里德曼有着多重论述，他认为，“在差异极大的概念框架之间过渡中，哲学反思占据特殊和重要的地位”[10](P.107)。面对新的科学范式(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我们需要在哲学层面上反思其合理性，这必然发生与旧范式的哲学支撑之间的争论，但哲学反思和争论为新科学范式的认同和传播提供了可能。
弗里德曼的科学范式虽然指向爱因斯坦带来的科学变格的范畴体系，但是相对论带来的人类认识的变格无疑是分析哲学产生和出现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他指出的范式也是一种分析哲学的逻辑结构。哲学元框架的核心是哲学反思、哲学交流、哲学共识，这就为融入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一些洞见提供了可能。反思的主体必定是日常生活中在世的主体，此在的时间性由此展开，此在的“在世的演历”对于哲学反思具有决定作用。同时，此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操心”，以向外在的一种“意求”，寻求一种“外在联系”，进而达到世界的整体性。此在的“操心”与哲学交流、哲学共识联结，哲学交流和共识又使得弗里德曼引入了海德格尔的学生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然而，从海德格尔思想的发端来看，他只是把逻辑置于一种从属的位置，这从洛采、拉斯克到海德格尔的演变可以看出。作为西南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洛采在《大逻辑》第三卷“论认识”中，明确区分了“物的现实性(Realitaet)、事件的现实性、关系的现实性、定理的现实性”[11](P.511)。前三种判断的标准都是“是否存在、发生、持存”这种现实性标准，而只有定理的判断标准是有效性。洛采的观点影响了埃米尔·拉斯克，他首先提出“范畴”的现实性都属于有效性的领域，有效性的意义凌驾于一切领域之上，这种意义与对象的关系是拉斯克研究的根本问题，但是拉斯克所谓的“意义”这个词应当适用于后者,即先验逻辑的对象在主体意义上的需要“形式和质料的统一或关联”[12](P.34)。“这种统一不是现存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原事态。”[13]在拉斯克看来，形式不能独立于质料，形式与质料存在着相关的、特定的、客观的意蕴关联 (Bew andtnis)。然而，在洛采看来，有效性只是自己总体现实性的一部分。但是海德格尔的做法和拉斯克一样，是以存在为基底把有效性提到首要位置，存在的有效性牵引着现实性，传统哲学中真理符合论被扬弃了。海德格尔认为，形式只是“与对象的某种意蕴关联”[14](PP.224～225)，只是质料自身的排列或卷入。
具体而言，在对逻辑如何安放问题上，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是一种全方位、非符合性的逻辑观。一方面，卡尔纳普从经验到逻辑给出了严格的“安排”。用“准分析方法”的“外延性描述”确立不可再分的原初经验，原初经验又遵从一种基本关系形成了相似圈，相似圈形成性质类，相似的性质类属于同一感觉道，同一感觉道形成官觉类，作为知觉的官觉类在人们的约定下会形成物理状态值；另一方面，卡尔纳普又把作为逻辑的结构赋予或联结物理状态值，“结构描述是最高层次的形式化和非实质化”(《世界的逻辑构造》12节)，这就又使得早期逻辑经验主义有着康德主义构成性倾向，这种倾向在石里克的“配列的一义性”与赖欣巴哈的框架性命题和联接性命题中都有体现。
事实上，卡尔纳普的以上核心思想中有着矛盾性。一方面强调经验元素的组合达成命题的构成，类似与维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题、分子命题和真值函项论推理路径，这为检验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卡尔纳普也在强调逻辑的构成能力，以及符号的约定性，为类似康德的构成主义留下地盘。这种二律背反延续到《语言的逻辑句法》中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之间的矛盾，使得早期分析哲学面临实证和构成的矛盾。
60例甲状腺肿瘤患者中男24例,女36例,患者年龄21~80岁,其中30岁以下的患者有7例,31~40岁患者有17例,41~50岁患者有25例,51~60岁患者为6例,61~80岁的患者有5例。
以上矛盾双方的一致之处在于维护逻辑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外在感觉经验或质料的这种检测检验功能，必须服从于准分析方法、基本关系才能检测“结构”这一逻辑构建的命题，而准分析方法、基本关系的关系运作也是一种抽离了个性特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是检验还是构成，早期分析哲学都使得外在感觉质料服从于逻辑。其中，具有主观性约定仅仅是对符号本身或状态的约定，和逻辑的主体地位并不矛盾，其目的是达成命题的客观性。
理性动力学试图用哲学元框架与相对先验形式架起沟通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桥梁。但是，此种融通的中介或通道把逻辑看作一种此在哲学交往达成的共识，此种融通进路依然是一种外在性的联结方案。“哲学元框架”是以此在的“共在”的交流和共识来解释作为逻辑的先验形式的形成，这种解决方式依然是外在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把逻辑当作了此在或存在的一部分，使得分析哲学服从于大陆哲学，这不但没有达到平等沟通的目的，而且没有深入到两种哲学在逻辑与主体之间地位问题上的分歧。在逻辑与“有效性”问题上，早期分析哲学以整体的逻辑核心观统摄有效性和意义问题，而胡塞尔或海德格尔以“有效性”统摄逻辑；在主体何以安置问题上，早期分析哲学尽量排除主体，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逻辑和对象之间“嵌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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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大陆哲学与早期分析哲学的分歧也表现在对待主体问题上。早期分析哲学把主体的感觉逻辑化、符号化、量化，把主体间的关系简化为量或符号，试图达到非主体化的客观性。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正好相反，他试图在逻辑与对象之间嵌入主体。《教职论文》中海德格尔实际上沿用了胡塞尔的“意向性”观点，对象是认知主体“目光”“意向”的“质料”，意向性活动包含一种判断，判断依据就是拉克斯所说的有效性。他明确表示“意向性是逻辑领域的‘规定范畴’”[14](P.283)，《教职论文》之后的海德格尔，不再依靠有意向的主体完成有效性，而且把有效性置于活生生、历史性的此在或存在。
综上所述，早期分析哲学以逻辑为中心的理论系统与欧陆哲学以主体存在和有效性为中心的理论存在着“中心差异”，弗里德曼所说的此在或存在的交流和共识(哲学元框架)这种外在性的沟通方式不能完成两种哲学之间的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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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德《遗著》的形式、质料、自我设定：一种场域性的整合思路
在《世界的逻辑结构》中，他把拓扑关系推进到比先验逻辑更为复杂的“结构与关系”，但是这种结构和关系依然具有康德主义的构成性意义(5) 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的12节和75节中分别引用了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实体和函数》，并据此指出，“结构描述”和“基本关系”是其思想的重要部分。 。其后的《语言的逻辑句法》把先验的结构又推进为双层的元语言和对象语言，对象语言构成经验对象，元语言构成对象语言。接下来的问题是，“结构和关系”构成了认识对象的知识，知识本身如何保持客观性。在康德那里，这种客观性由处于经验材料与知性范畴之间的“图型”与先验演绎保证，但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使得纯直观形式失去合法性。那么，卡尔纳普的新知识论如何保持客观性，相关的问题就是康德主义构成性如何与实证主义相协调。为此，卡尔纳普引入准分析方法和基本关系分析知觉材料，在基本关系和知觉材料中间用物理学状态值联结。基本关系之上的逻辑系统具有约定性质，可以随着经验材料变动，具有公共性与客观性。
其次，康德理性的调节性功能与欧陆哲学的意向性与存在有着渊源，有两个方面的论证。从康德、洛采和拉斯克到海德格尔思想演变的过程来看，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洛采和拉斯克提出的有效性和意义问题相似于康德理性的调节性，只是把这种理性调节性进一步外化；就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而言，海德格尔力图把康德具有接受功能的直观与自发性功能的知性，共同立足于先验想象力，赋予此在的先验想象力以时间性，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排除理性的调节性功能，而是把理性也建立在此在的先验想象力之上，这样的想象力对于理论和实践领域都有规范功能。具体而言，一方面，先验想象力对历史性境遇中此在面对的诸多一般的自然法则具有调节性；另一方面，实践行动中由于先验想象力也具有接受性与自发性，以自身的“尊重”主动遵从道德法则，同时，通过自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先验想象力有着与康德意义上理性的范导性相似的功能。海德格尔对此认为，“自身服从的直接的委身于……(hingabe an…)是纯粹的接受性，规律的自由的自身规定是纯粹的自发性，两者是自在地源始统一的”[15](P.159)。因此，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是把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调节功能联结此在的先验想象力上。
通过以上论证，康德在《遗著》中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早期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分歧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是，早期分析哲学把具有构成性功能的知性范畴转变成同样具有构成性功能的逻辑，大陆哲学把理性的规范能力建立在此在或存在的先验想象力之上。
康德《遗著》的核心思想对于沟通二者关系具有启发意义。在手稿中，康德用以太运动力构建一种“场域”，以太运动力的证明分为主观证明和客观证明。在标记为“Übergang 2-3”的手稿中，康德提出，客观证明是一种从可能推出必然的论证，即由知识具有统一性可以推理出，不但存在知识成立的先验形式，而且存在使其具有同一性的先验“质料”。康德又通过一个选言否定命题证明这种质料具有力的特征；在标记为Übergang 11中，康德提出，主观证明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证明方式，既然外在的物质运动力激动主体，那么主体放入一种自我激动的运动力，由于直觉空间具有唯一性且不能为空，所以直觉中充满运动力。总之，以太运动力是“我们拥有的效能力(Formenunserer Wirkungskräfte)”，驱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是构成知识的先验“形式-质料”条件。康德认为：“既然以太是无所不包的和独立的(拉丁语nunica)，它必定具有普遍的分散性(量)；为了成为全部的运动力的基础，它必定具有无所不能的穿透性(质)；既然以太的内在运动被认为是物体形成的条件，它必定具有无所不在的运动性(关系)；既然经验的统一性不允许有断裂，以太的内在运动必定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模态)。”[16](P.97)
为呼应主体所在的场域，康德把批判时期的自我激动推进到自我设置(或自我设定selbstfet zung)，由于先验的我把自身的身体设定在时空中，那么主体不但是由肌肉等组成的机械体，而且也是自我控制、有着渴望(Begehrungsvermögen(8) 此为组合词，Begehrung有“导致”，vermögen有着“功能或能力”，英文翻译为“desire”，本文翻译为“渴望”。 )能力的有机体，也就是说，主体有着构成性和调节性双重功能，可以施加具有形式性和质料性的以太运动力，主体通过以太运动力与外在以太运动力为基底的世界发生交互作用。
在紧跟自我设置之后的第V束的第9、10、5张，自我设置就把“我”过渡到了实践领域。批判时期的康德在实践领域悬设上帝存在，德福一致需要上帝作为保证，但是，由于自我设置原理的出现，使得康德在《遗著》中明确表示上帝就是理性存在者。他认为，“存在这样的上帝：在道德实践的人有范畴命令，这一命令属于全部的理性存在者，以此全部的世界存在者得到了统一”[16](P.198),“这样的一个道德的存在者被称作上帝，因此有一个上帝”[16](PP.203～207)。康德现在认识到，作为道德人不可分离目标的最高的善存在于人的社会行动中，实践本身与自我设定相联系，“作为统一原则的道德范畴与实践的自我设定联结”[16](P.140)。
自我设置原理与以太运动力思想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统一起来(9) 《遗著》研究方面的重要专家Eckart Förster也持这样的观点。Eckart Förster他指出,“康德在晚年最终解决了一个他的哲学中的古老问题：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问题，这一解决协调源于人的自我设定的自发性中的理性双重运用，以及由义务定律限制的自然存在的人的相应对象(上帝与世界)的一致性。”参见Eckart Förster,Kant 's Final Synthesis :An Essay on the Opus Postumum ,P.146。。在《遗著》之前，上帝是自然、道德、宗教领域统一的承担者(10) 批判时期，康德曾经提出过上帝的四种功能：作为动因的上帝；上帝是德福相配的裁决者；上帝是自然和道德律相统一的担保；上帝是道德共同体的创立者。参见Vilem Mudroch，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ant and Kantianism ， The Scarecrow Press,2005。，但是《遗著》中康德提出，二者通过力的场域中的人的自我设定加以协调，自我设定原理把我自身设定在充满力的世界之中，人的先验的以太运动力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人的自我设定自身是实践行动的基础，那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统一于人的自我设定。因此，自我设置与力的场域使得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一种力的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践哲学的统一建立在行动基础上。“上帝与世界二者统一进一个系统，世界是有能思考、有着内在原则的人”[16](P.237)，而以太运动力制造的内外场域起到了沟通作用，“运动力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我把我自己设置为物理时空中的对象……我不仅把握自己设定为对象，而且我们也使自己成其为人，即自我行动的人”[17](P.140)。
事实上，《遗著》中，康德对于知性和理性关系给出了一个二元统一为一元的解决模型，给早期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沟通以新启示。以太运动力营造的场域是核心，自我设定把自己的身体设定在世界，以力的交互作用展开和世界的联系，这一观念虽然还尚未达到海德格尔历史性的此在或存在的含义，但是自我的行动已经有着此在的意味，以太运动力的调节性功能勾连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动的意义和有效性原则，以太运动力的构成性功能承认了逻辑的地位，勾连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观。早期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争论的核心是逻辑和有效性何者为核心的问题，康德《遗著》给予了一种一元论与行动论的解决方案。
讨论：反诘与回应
关于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分歧点“如何安放逻辑”问题，康德在晚年将知性逻辑、理念、信仰统一于以太运动力的场域与主体的自我设置中，被誉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定律”，这是一种一元论或整全式的解决方案，对此，学界反诘的要点是康德又退回到了斯宾诺莎主义。在斯宾诺莎那里，外在世界是神与实体的合一，主体的认识方式分为两种。在“自身之内”认识“神和实体”之类永恒和无限的对象；在“他物内”认识“神和实体”的分殊或样态。神即自然决定了对万物“分殊”的逻辑认识与对“神和实体”的理念认识具有同一性，就此而言，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相似于康德的先验形式与先验质料的统一。“康德引入了一种类似于斯宾诺莎的物质整体”[18](P.170)，但是康德的“场域”解决方案更具优势。其一，以太运动力既是先验形式，又是先验质料，是一种相互渗透式的联结，而斯宾诺莎“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形式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19](P.80)，这是一种“格物致知”式的先后联结(11) 洪汉鼎也认为，在斯宾诺莎那里，“样态的认识可以达到实体的认识”。参见洪汉鼎《斯宾诺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其二，不但主体的先验“以太运动力”的调节性功能有着欧陆哲学“意向性”的倾向，而且自我把身体设定于时空中的实践意味，有着现代存在主义的思想萌芽。
然而，在解决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关系问题上，《遗著》的整合方式依然面临着两重阻断。其一，康德以太运动力的科学基础是拉瓦锡的热量粒子彼此的作用力，当代物理学发现了四种力，热量的引力只是其中的一种力，依据热量说的先验分析出具有普遍性的以太运动力必然存疑。但是，从长远来看，虽然四种力的统一问题在当代物理学尚未解决，但是统一是必然趋势，因此，从力的场域入手分析的总体思路依然有效。其二，当代欧陆哲学的意向性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无法在康德那里直接找到融通方案，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欧陆哲学的“意向性”这一核心性范畴可溯源至康德A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具有综合能力的想象力，分析哲学与康德的先验逻辑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而在《遗著》中，想象力、先验逻辑统一于自我身体所处的运动力场域，逻辑与存在达到了一元的行动性统一，这一方案在当代依然具有扩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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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当代科学哲学的康德主义转向研究”(编号：17YJC720001)。
[收稿日期] 2019-07-25
[作者简介] 代利刚，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6.009
[中图分类号] B5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6-0054-07
(责任编辑 冯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