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欧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成型——基于商务印书馆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印书馆论文,教科书论文,民初论文,学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2-0096-08
民初，由庚款留美生、各类官费留欧美生和自费留欧美生共同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欧美留学生队伍。据黄炎培统计，1914-1915年留美学生1248人中，庚款留美生约320人，省费留美生约160人，其余都为自费生。[1]由他们大力倡导并参与的1922年新学制及课程改革是一次承上启下的教育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192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依照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程委员会所定课程纲要编辑出版了一套新学制教科书，它集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智慧于一体，出版后反应很好，恰如《这本书儿》一课写道：“你也爱，我也爱，这本书儿真不坏。这面有故事，那面有诗歌；诗歌真是好，故事真是多。故事多，诗歌好，图画也不少。快快看下去！有没有大的牛、羊，小的鸟？”[2]琅琅入诵的文字，仿佛听到清脆的童声从耳边飘过；自由轻松的气氛，宛如初夏晨曦中一束明丽的阳光，透过河面的氤氲和树影的婆娑，照进我们的心田。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今天，我们细细品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时，无不惊叹这套教科书编撰者中欧美留学生之荟萃、无不震撼其从形式到内容对儿童生活与儿童心理的关注、无不折服其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创新……虽然时代的变迁决定了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但在繁华与时尚的变迁中，我们仍可透过这套教科书，来探寻中国现代教科书走向成熟的历程。
一、彼时的风气：海洋文化的韵致与情境
历史总是有因由的。民国初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与封建复辟，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社会变革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革新，更是深层的文化改造。于是走过清末的狂热与民初的迷茫，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开创的勃勃生机中，欧美教育思潮风卷中华大地，教育界积极酝酿新的变革。
1.那是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
1918年开始，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一批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如杜威，他是20世纪美国影响最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教授，也是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在哥大求学时的导师。五四运动前夕，他们三人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自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中国住了2年2个月12天，足迹遍及14个省市，大小演讲200多次。又如孟禄，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著名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美国国际教育会远东部部长，也是陶行知的导师，1921年继杜威之后受邀来中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京、津两地教育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实地教育调查社”，全程跟随他考察。1921年9月5日—1922年1月7日，他前后在中国待了4个月零2天，演讲66次，历经9省27个城市及许多乡村。陶行知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说：“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之前和至今都没有再出现的时代——一个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纷至沓来的时代。”[3]据记载，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达160多人。[4]这批留学生所修学科有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乡村教育、家事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心理学等，几乎囊括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中国教育研究会”，每周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5]1924年4月12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率领一个“国际大学访问团”乘船抵达上海，他是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来华访问的。这些大师的中国之行以及沐浴海洋文化的年轻人纷纷归国，形成了一道绮丽而独特的历史风景。
2.那是一场成功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
孟禄来华调查讲学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教育独立，“即中央对于教育，规定方针指导则可，管理干涉不宜。学校制度，教材，及教学法，应由各地方，按照本地情形为之.”[6]军阀混战和“弱政府”的现实，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境遇。在关注1922年新学制的提出、起草及整个议决过程时，我们发现新学制是由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①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新学制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依据，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标准，将整个学程分为三段。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的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思想指导下，于1923年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设置作了规定：
小学设立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地理、历史(公民、地理、历史三科初小合称“社会”)、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初中必修的课程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国语、算学、自然、图画、手工、音乐、体育。从初中开始实行学分制，中学一律采用选课制，分为社会科、语言文学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六科，并实行学分制。
高中实行分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公共必修课包括：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这是不管哪一科都要修的课目。分科专修课反映不同的科目特色，第一组科目为特设国文、心理学初步、论理学初步、自然科或数学一种。第二组科目为：三角、高中几何、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大意，以及物理、化学、生物选习两种。纯选修课反映各人不同的兴趣爱好。[7]
1922年新学制明显反映了五四时期人文学术科学化思潮对学校课程的影响，其中以欧美留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场教育改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二、惊鸿一瞥：凝聚全新视域与寄托的教科书盛宴
“学制从硬性的变成弹性的，固是一大解放。但教育的精神究竟在内容而不在学制的系统。”[8]1922年新学制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十分清醒地提出上述观点。这种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细细翻阅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教科书时，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扑面而来，这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是吸收东西文化后气象恢弘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构筑了中国现代教育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并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文化自新运动。“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场——用胡适的话来说即‘再造文明’运动，而他们共同的聚焦点便是教育。”[9]正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的很少，但是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力量就无限大了。
1.全新的名称与种类展现出教科书的多样与完备
商务印书馆新学制教科书从1922年开始陆续出版，大部分教科书初版于1923-1925年间发行，个别高中教科书晚至1928年才编撰出版。商务印书馆编撰的适用于中小学新学制教科书有三大类别，初步统计有148种467册。
第一大类别：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103种336册(小学41种226册，初级中学36种77册，高级中学26种33册)。
初级小学教科书17种136册(教科书9种72册，教授书8种64册)：
“《国语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作文教科书》8册、《社会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自然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算术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常识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形象艺术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工用艺术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音乐教科书》8册及《教授书》8册”[10]。
高级小学教科书24种90册(教科书13种50册，教授书11种40册)：
“《国语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作文教科书》4册、《公民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历史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地理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算术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自然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卫生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商业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农业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形象艺术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4册、《工用艺术教科书》4册及《教授书》2册、《英语教科书》2册”[11]。
初级中学“混合编辑”的教科书17种43册：
“《国语》6册、《公民》2册、《历史》2册、《地理》上下册、《人生地理》上册、《自然科学》3册、《实用自然科学》4册、《混合算学》4册、《习题答案》1册、《英语读本文法合编》3册(同上教授书2册、同上草写本1册)、《乐理》前4册、《唱歌》3册、《风琴》1册、《图画》2册、《手工》2册”[12]。
初级中学“分科编辑”的《现代初级中学教科书》19种34册：
“《国文》6册、《公民》3册、《本国史》3册、《世界史》上下册、《本国地理》2册、《世界地理》上册、《矿物学》1册、《动物学》1册、《植物学》1册、《生理卫生》1册、《物理学》1册、《化学》1册、《算术》1册、《代数学》2册、《几何》2册、《三角术》1册、《英语》3册、《英文法》上册、《水彩画》1册”[13]。
高级中学教科书26种33册：
“《国文读本》(2册)、《古白话文选》(2册)、《近人白话文选》(2册)、《词选》(1册)、《修辞学》(1册)、《本国史》(1册)、《西洋史》(2册)、《本国地理》(2册)、《政治概论》(1册)、《社会科学概论》(1册)、《社会学概论》(1册)、《社会学问题》(1册)、《经济学》(1册)、《心理学》(1册)、《论理学》(1册)、《人生哲学》(1册)、《戴东原的哲学》(1册)、《科学方法》(1册)、《公民生物学》(2册)、《地质矿物学》(1册)、《天文学》(1册)、《代数学》(1册)、《三角术》(1册)、《解析几何学》(1册)、《水彩风景画》(1册)、《医学常识》(1册)、《英文读本》(1册)”[14]。
第二大类别：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30种105册。
初级小学6种48册(教科书3种24册，教授书3种24册)：
“《国文》8册及《教授书》8册(分编春秋季始业各一套)、《常识》8册及《教授书》8册”[15]。
高级小学12种48册(教科书6种24册，教授书6种24册)：
“《国文》4册及《教授书》4册、《公民》4册及《教授书》4册、《历史》4册及《教授书》4册、《地理》4册及《教授书》4册、《算术》4册及《教授书》4册、《自然》4册及《教授书》4册”[16]。
初级中学11种16册：
“《公民》3册、《本国史》1册、《本国地理》2册、《植物学》1册、《外国地理》2册、《化学》1册、《动物学》1册、《矿物学》1册、《物理学》1册”[17]、《生理卫生学》1册、《世界史》2册。
此外，笔者所见有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教科用书《新撰唱歌集(初编、二编、三编)》。
第三大类别：“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15种26册：
“《新著国语文法》1册、《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1册、《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参考书》1册、《新著国语发音学》1册、《新著国语文学史》1册、《新著本国史》2册、《新著东洋史》2册、《新著世界史》1册、《新著西洋近百年史》2册、《新著公民须知(卫生编、道德编、法制编)》3册、《新著图画研究》5册、《新著图画研究法》1册”[18]、《新著中国近百年史》3册、《新著人文地理学》1册、《新著国语教学法》1册。
自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撰出版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开始，经过20年的不断革新变化，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教科书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从《体操》到《体育》，从《唱歌》到《音乐》，从《手工》到《公用艺术》，从《图画》到《形象艺术》……《卫生》、《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以全新的名称与编撰种类，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2.全新的编撰队伍荟萃学术精英
五四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开放、文化多元的局面，造就了整整一代文化大师、学术大家。在中国百年教育史上，这是至今唯一汇聚如此众多社会精英与学界名流的一套教科书，编撰与校订者有：
陶孟和、胡适、冯友兰、任鸿隽、陈哲衡、竺可桢、周鲠生、周越然、傅运森、凌昌焕、计志中、顾颉刚、叶绍钧、周予同、吕思勉、郑贞文、萧友梅、易韦斋、周玲荪、朱经农、高梦旦、丁晓先、吴研因、杜亚泉、骆师曾、蒋维乔、王云五、张其昀、庄适、陈铎、沈圻、段育华、范祥善、李泽彰、熊翥高、王欣渠、何元、陈捷、程瀚章、顾寿白、万国鼎、李泽彰、魏屏三、何明斋、宗亮寰、王振瑄、汪奠基、陆志韦、张慰慈、瞿世英、郭任远、吴遁生、郑次川、江恒源、胡宪生、王钟麒、何鲁、段子燮、赵修乾、王华隆、张资平、洪式闾、鲍鉴清、俞物恒、杜若城、王守成、刘秉麟、何明斋、杜就田、杜其堡、周宣德、林翥青、刘正经、杜其堡、吴在渊、杨长洲、严济慈、李泰棻、黎锦熙、胡怀琛、缪天绶、万良浚、胡达聪、胡君复、周传儒、周昌寿、陈兼善、谭廉、缪育南、陆光宇、高阳等。
在90余人的庞大编撰与校订队伍中有教育部特聘教授(如常道直、张其昀、何鲁等)、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胡适、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有留学欧美的博士(胡适、冯友兰、竺可桢、张慰慈、周鲠生、郭任远、萧友梅、陆志伟、瞿世英、严济慈、周传儒等)和硕士(常道直、段育华、任鸿隽、陈衡哲、汪奠基、朱经农、何鲁、赵修乾等)、有功勋彪炳的科学家杜亚泉、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张其昀、有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有《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李泽彰、有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周予同……似乎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真的落到了某些人头上，经历了民初的挫折与彷徨，他们开始放弃“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进步意义的洞察力，努力实施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对海洋文化强烈的感受及向往中，他们痛彻地意识到自身语言文化传统中的某种匮乏，并以其在社会生活场域获得的身份优势，使时代精神完全融入教科书中。
3.全新的开拓进取精神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信与创新运动
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要是以文化方式体现的，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最后都要归结到文化上。一个民族拥有文化自信，不但能彰显它思想的深厚、想象力的活泼、创意的奔放，更能决定它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在封闭的环境中，教科书具有传递所谓“法定知识”的特性，那么面对全球文明，教科书就需要在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基础上，确立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化标准”。[19]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教科书不仅呈现了中华文化以开放的胸襟接纳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包容性，而且也彰显了其鲜明的文化自信。如周昌寿编撰的《物理学》“用浅近文言叙述物理学之基础原理及现象，俾学者得一正确的物理学概念。计分物性、热学、力学、音学、光学、电磁学等六篇，取材极为精审，最近发明之放射能、电子说、原子构造说等亦皆搜罗在内。”[20]萧友梅编撰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唱歌教科书》第1册第3课《五度音程》中，选有英国国歌、德国民歌，第5课《六度音程》中选有丹麦玛特曼(J.P.E.Martmann)作的《猎歌》、法国鲁利(Lully)作的《对月》等；在第7课《八度音程》中，则选有萧友梅自己创作的《卿云歌》；在第8课《各种音程的混合练习》中，选有易韦齐作词、萧友梅作曲的《校歌》、《十二时》、《中华好》、《晨歌》、《花时》、《春歌》、《国旗》、《春郊》、《进行歌》、《诚求》……教科书中全新的西洋文化为灰墙黛瓦增添了灵动与瑰丽，而传统的文化品格使新学制教科书以强大魂魄在意义添加与背景链接中彰显沉静与优雅。而且，教科书编撰群体“自己的见解”也在这套教科书中彰显出个性。如“中国现代第一位女大学教授”陈哲衡编撰的《新学制高级中学西洋史》，从文化史的、综合的宏观视野来考察历史活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深受当时西方新史学理论的熏陶，并以此作为标鹄指导编纂活动。更为显著的是，《西洋史》叙述的女政治家、女英雄、女学者、女诗人等女性人物之多、涉及的阶层之广，在同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可谓绝无仅有。不仅如此，《西洋史》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叙述近代欧洲妇女运动的起源及发展等。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洋史》，能有如此眼光，非常难能可贵。胡适在评价《西洋史》时说其“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21]，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22]。可见，新学制教科书在构建海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共同空间”中，明确自觉地具有“我们”意识。在教科书中，中华文化的凝重与尊严依然存在，深层古雅的传统风貌并未流逝，在课文的叠压间，点点滴滴彰显着书香儒家醇厚的大家风范。
三、成熟与完善：教科书密切围绕儿童生活展开探究
商务印书馆新学制教科书封面设计一改民国初年共和国教科书豪放粗大醒目的标题风格，明显带有欧美审美旨趣，表现为标题字体缩小，置于边框内，并竖排于封面中间。同时，教科书所体现的科学的出版理念、编撰技巧、内容选择表明中国现代教科书走向成熟与完善。
1.教科书内容围绕儿童及其生活展开，凸显教育之人性意义
杜威认为，教育与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努力求得孤立的知识，和学习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23]他明确提出儿童中心论，认为一切有效的教育都必须基于儿童现有的生活、兴趣和智识水平，离开生活和经验就没有生长，也就不成其为教育。新学制教科书遵循儿童生理与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引导他们从熟悉的生活中，不断扩充、深化经验。翻开《新学制社会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第1册第1课，带给我们的是震撼：教科书的左边是一张母亲怀抱幼儿在看儿童画报的彩绘图，下面有两个大字“妈妈”；右边是4张小图，分别是母亲给坐在椅子上的孩子穿衣、喂水、在桌边游戏、守在床边睡觉的场景。教科书的开篇不仅是儿童熟知的场景，而且将“母爱、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启蒙老师”等思想直观呈现出来。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以儿童文学为主，低年级编写大量游戏教学内容，材料多可表演，“形式极美备，第一册有两幅彩图，第二册以后也酌加彩图，插图多取连续的动作，很合儿童的心理。”[24]又如《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世界史》上册“编辑大意”中写道“……编辑方针，依照新学制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有如下目的：a.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b.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c.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d.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25]冯友兰编撰的《人生哲学》第12章内容为“实用主义的观点与新实在论的观点、宇宙及人在其中的地位、人生之真相及人生之目的、欲与好、天道与人道、中和及通、人性与道德制度及风俗习惯”；第13章内容为“文学美术、宗教及宗教经验、意志自由问题、幸偶、人生术、死及不死”。[26]陶孟和编撰的《社会问题》则列有“何为社会、社会问题的性质、社会问题发生的要素、生物的状况的变化、人口的质的问题——优生政策、心理的状况、经济的状况、新经济状况的影响、历史的要素、贫穷的意义；贫穷的原因、贫穷的经济的原因、其他社会的原因、对于贫穷发现后的救济、社会改良的计划”[27]等内容。如果说清末民初教科书从“天”到“人”具有革命的意义，那么新学制教科书则凸显儿童的成长，关注儿童生长的可能性、可塑性和一种向前生长的力量，教科书直接以人性(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及人的行为准则为思考对象，并将人生观(人生价值论和行为准则论)、人治论(自治的修养论和他治的政治论)、人的社会理想论构成一个有机思想体系。如高阳、陶汇曾编撰的《新撰初级中学公民教科书》分公民道德、公民法制、公民经济三篇，各为一册，且“对于公民道德之修养、政治权利之运用、经济财政之常识，莫不扼要说明。凡公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知识，论列无遗。”[28]
2.教科书设计问题，并且引导探究，积极建构智能之发展
为使儿童能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新学制教科书在设计及编排上明确突出问题的探究。如范祥善编撰的《新学制常识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第1册的“编辑本书的缘起及略例”中说明“本书首二册，以研究问题为中心，所列简单的课文，只有和本问题有关的语句。……本书前数册的排列法，取前后联络主义，每册自始至终，蝉联而下，从一个大单元中，又分成几个小单元。”[29]为了构建一个使新旧知识发生联系的桥梁，教科书首次在课文前设问，《新学制常识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第5册第50课《早起的好处》课文前的问题为“(1)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起身？(2)早上屋外的空气怎样？(3)早起有甚么好处？”[30]教科书不但能积极引导儿童的探究兴趣、激发学习动机，也能强调知识的生活意义的构建、巩固及应用，如李泽彰编撰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第3册第16课《好政府》后“习问”为“1.什么叫做好政府？2.好政府要哪三种原动力？3.哪一种原动力最要紧？4.人民要想有好政府，应当怎样去做？”[31]为了体现科学的教学过程是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新学制算术教科书“前几册都用有趣的图画，插入游戏故事，从直观引起数量的基本观念，从欣赏引起儿童的习算动机，使儿童於不知不觉中，得着算学的智识，在同类的教科书中，可算是别开生面。”[32]凌昌焕编撰的《新学制自然教科书》“在课文插图外，前面有观察、实验、考察、考证、实习等项，后面有提纲、联络、比较等项，末有复习一项。”[33]且“凡关於某一问题的重要工作，如观察、调查、表演、实习、讨论……以及故事等，都详载在教授书中。”[34]以使儿童从直接所得的经验和间接所得的知识，联为一气，积极构建智能的发展。
3.教科书尝试多样类型及编制，满足各种教学之需求
为满足各种教学需求，商务印书馆新学制教科书借助编撰策略和技术的改进，呈现了教科书编制的灵活、形态的多样、资源的丰富、言语的独特等多样化发展态势。如新学制改革提倡综合课程，谋求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隔阂，重新定位知识，透过重新组织学习内容，让知识变得更有意义、更生活化及情境化。王钟麒编撰的《初级中学地理教科书》中“编辑略例”写道“本书用混合编制，打破中外地理的界域。使学生注意人类全体的生活，容易得到统整的地理观念。本书的应用，注重问题的讨究，所以用讲演体叙述，不使用地志体；本书虽分章节，但材料的长短，全视内容而定，并不一律，教学时尽可参综活用。”[35]丁晓先编撰的《新学制社会教科书(小学校初级用)》则“包括公民、卫生、历史人生、地理四项，和旧制修身科大不相同。教授书详载教学方法和程序，并插入种种极有兴味的故事和工作，意味格外深长。”[36]1922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初中课程纲要有一显著改进，即初中课程采用混合法讲授，如算学以代数、几何为主，算术、三角为辅，合一炉而冶。但因师资难得，不少学校对混合讲授持有异议，坚持分科讲授。为此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一套新学制适用“现代初中教科书”。又因各地学校为适用环境要求，仍多采用文言教本，但因自学制革新以后，缺少适当用书，于是商务印书馆特请富有编辑及教授经验者，根据新学制课程纲要，用文言文编辑“新撰教科书”全份。同时，新学制教科书根据学科与内容的需求灵活处理编制，如《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分总论和分论两部，“总论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专述历代之兴亡。分论则就特殊情形为纵断的叙述，举凡民族之融化、学术之进展、宗教之传布、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达、法制之兴废及近世之外交等，无不详细叙述。”[37]《新撰算术教科书》的“分配之法，或採混合，或採分解，编列得宜”。[38]
四、结语
伴随着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及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正式实施，1903年“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39]出现。此后二十年间，社会思潮与教科书的发展激荡辉映，教科书编撰出版热潮不但迅速席卷全国，还兼及海外，并随着新学制教科书的出版达到最高峰。这是中国教科书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黄金二十年，整整一代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巨大的热情，勤力耕耘。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各类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如果说晚清留日学生群体是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40]，那么民初留欧美学生则是直接促使中国现代教科书成型的决定力量。
随着时光的流逝，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教科书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新学制教科书深远的意味、全新的教育理念、种类、编制、内容宛如一缕清风，带领我们踏上亦真亦幻的旅途。我们不但看到了儿童被热烈地重视，而且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充满了这样一些诉求：政治改革、思想革命、真理寻求、社会情绪表达……新学制教科书承载的文化使命，诠释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时代，一度也是理性保持乐观的年代。教科书是时代希望的种子，它寄托着勇敢、良知、理想、自由、社会正义、文化期待……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光辉和美！新学制教科书可谓是百年教科书史上的一次盛宴，却是一场寂寞的盛宴。在随后实施的党化教育中，一个时代在精彩纷呈处告别谢幕，教科书无人热语相送。最初满怀时代希望撒下的种子，却因大众失去兴趣变得无人料理，终至荒弃，这果实与当时种下的希望迥异。但它作为一个象征，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因其阐释超过文本而有了超越自身的意义。如今，人们在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与当时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启蒙是分不开的，新学制教科书再次为这种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的“规律性”作出了注解。唯愿新时代的教科书引领新的生活，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初级中学)》第1册中选编的蔡元培先生《我的新生活观》中所期望的，越来越好。
“……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进步的。旧生活的人，是一部分不做工，又不求学的，终日把吃喝嫖赌作消遣。物质上一点也没有生产，精神上也一点没有长进。又有一部分是整日做苦工，没有机会求学，身体上疲乏得了不得，所做的工作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不做工的人，体力是逐渐消退了；不求学的人，心里又逐渐萎靡了；一代传一代，更衰退，更萎靡，岂不全是退化吗？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时候要求学……而且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这还不是日日进步的吗？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41]
注释：
①这是一个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1925年解散。这期间一共召开11次会议，历次会议都对教育界重大问题提出了大量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