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弥留之际论文,对立论文,形式论文,福克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分析中的二元对立观念自索绪尔以来已为学界广泛注意，索绪尔的共时性与历 时性、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以及能指与所指这些最基本的语言学范畴都表现为二元对立 形态。在这里，索绪尔所关注的，是语词的意义值取决于诸词在语言系统中的区分性关 系，特别是在聚合关系中各词项之间的否定性的区分关系，进而把语词在语言结构中的 一切值项都看成是相互对立的，而非肯定性的或绝对性的。事实上，这一二元对立的认 识原则一直是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也是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基础，雅各布森结构 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承认对立关系在语言结构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列维-斯特 劳斯对俄狄浦斯神话所作的经典分析也利用了这种双项对立模式。格雷马斯在总结了诸 多结构主义学者的叙事理论后，建构了著名的符号学方形语义分析模型，同样将二元对 立原则运用于叙事文本分析，用它表明叙事结构中具有制约意义的诸种因素间的相互作 用。
这里，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语言系统的二元对立原则和叙事理论的二项对立 方法在叙事文本中所能标明和达到的语义学深度，以及我们是否可能循着这一思路去揭 示叙事表层形式所蕴涵的伦理道德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从理论上说，语言是多重意义 的聚合体，任何表达和概念都需要依靠对立面获得意义，道理很简单，若想把任何的两 个对象词项区分开来，它们就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差异。(注：A.J.格雷马斯《结构主 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24、307、24-26页。)因为如 果只有共同性，那就意味着完全的均等，而完全的均等就没有辨析的前提；另一方面， 如果只有差异，那就表明是两个互不干涉、完全独立的符号，二者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也就形不成判断。因而，以共同性为前提的、具有差异性的对立结构，是产生意义作 用的基础。特别有意味的是，在叙事表层由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所构成的聚合轴中，肯定 的一方占有确定的组合段位置，而且表现出意义指向。这种意义指向体现了叙事主体预 设的价值判断和潜在的道德取向，因而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倾向。我们注意到，格雷马斯 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已经达到了叙事表层之下的语义深层，他的理论毫无疑义地成为我们 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我们将从格雷马斯的叙事语义学生发开去，集中研讨福克纳 的《我弥留之际》呈现的语义学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形式对叙事结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 这种形式的叙事与作品的道德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紧密关联。
一
事实上，对立概念和二元对立形式不仅仅被语言学家所关注，人文各学科、甚至自然 科学领域都有学者注意到了它重要的认识意义。德国物理学和生物学家薛定谔认为，“ 属性之间的区别是离散性区别”，并且，“它们的离散性质实际上是一个根本的概念” 。(注：转引自海然热《语言人》，张祖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24页。)儿 童心理学家瓦隆指出：“一般来说，任何表达形式、任何概念都与对立面紧密相连，以 致无后者，思想便无法进行。……最简单也最深刻的界分有赖对立。一个概念首先靠其 对立面获得定义，而且也最方便。”(注：转引自海然热《语言人》，张祖建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9年，第124页。)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和普遍人文领域中存在的 二元对立现象与我们所讨论的语义学领域中的二项对立的存在并不尽相同，但显而易见 的是，二元对立特别为语言学家关注，首先因为二元对立被认为是人脑思维产生意义的 最基本的运作，显现了各种语言的固有属性，因而在人类符号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结 构主义就是据此推理，顺势把音位学的某些原则运用于语义层面，从而提出意义是由互 相对立的独立单位组合而成。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和格雷马斯等语言学家都指出， 文学作品中的符号表现(承担意义的单位)的意义，同样由属于同一聚合关系的符号表现 之间如何对立来规定的。而布拉格音位学派总结出作为语音区别功能的对立标志的意义 ，还在于他们对于语言运作方式的关注，它引导了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思维，在所研 究的各类素材中，寻觅功能性的对立形式。当然，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与语言学家区分音 位学中的非此即彼式的对立和一般意义上的仅仅显示二项之间差异的对立略有不同，我 们注意的是处于语义学描写层面的、彼此包容了相同性质的对立关系。通常，这样的每 一组对立项会共有一个语义轴，其意义在此衔接或显现。用格雷马斯的话来解释，就是 语义层面上的对立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如白/黑、大/小这样的对立项都拥有一根共同 轴，其中，前一组的共性是彩色的缺席，后一组的共性是连续体的度量。(注：A.J.格 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24、307、24- 26页。)这里，语义轴指的是对立关系所含有的语义内容，同时它也标示着叙事文本的 一个基本结构。
由于二项对立在思维和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对立关系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被广泛 运用着。文学叙事文本中最典型的类别是故事或小说，一个故事在表层上是若干句子的 集合，但句子的集合却并不都能构成故事。在作品中，作为运行过程的叙事和作为书写 的叙事都有其结构秩序，并且，依照格雷马斯的说法，“意义初级成分结构当被定义为 至少两项间的关系时，它只基于语言聚合轴特有的一种对立区分法。”(注：转引自李 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长期以来，二元 对立形式在叙事文本中既是一种常用的叙事手段，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本分析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受布拉格音位学结构主义的启发，在对俄狄浦斯神话所做的分析中，将 普罗普的叙事功能概念纳入聚合和组合关系轴上的诸对立关系中，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 系两个轴向来描述神话叙事结构。他认为，一个神话的某个特定成分的意义总是与相关 的特定社会状况、历史事件、地理气候等情况密切相关，而神话的各个单独的成分，诸 如巫师、蛇蝎、花草等，本身并不是具有意义的叙事单位，它们不像是单独的词，倒像 是单独的音位。只有把这些独立的成分纳入类似音系学中的各种双项对立的机制中，才 有可能深入到神话思维的理性层面。这样，他首先把各种叙事成分分类整理成一组组的 对立的组合，将每个轴上列举的一组事件看作一个聚合的组，从两组事物构成的基本的 双项对立中，找出蕴藏在神话故事逻辑结构之后的精神逻辑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分 析表明，神话中许多角色的功能分布是互补的。在他之后，布雷蒙在普罗普的句法式研 究之上也加入了对聚合结构的思考，用与列维-斯特劳斯相似的“矩阵”来分析作品结 构。布雷蒙指出，普罗普忽视了故事发展过程中各个功能之间形成的对立关系，即聚合 性结构，而是把叙事文本中的所有功能都排列在同一性的句法轴上。在普罗普看来，“ (坏人与主人公的)战斗”之后必定是“(主人公来)解决”，但是，从可能性上看，“( 主人公的)胜利”与“(主人公的)失败”对立，“(主人公来)解决”与“(主人公的)解 决的失败”对立，它们构成了聚合性组合。但是，普罗普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表征出的 内在意义。而“假若我们不能指出童话叙事中的模型在其他价值哲学领域里的效用，假 若我们不能把它应用到不同的叙事形式上，这个模型的意义就一定十分有限。”(注：A .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24、307 、24-26页。)这一工作是由格雷马斯完成的。
格雷马斯发展了上述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的理论观点，他的理论兼顾了叙事表层和深层 的叙事逻辑意义和价值意义。他认为叙事结构是把握意义问题的首要条件，各种叙事话 语的表现介质虽然不同，但都呈现出整体性的意义结构。这种基本的叙事结构存在于深 层的对立形式中，具体来说，语义层面上的对立建立在同一轴线上的两极，语义轴对语 义衔接具有进行归类、整合之功能。格雷马斯接着设计了一个关系型的结构描写模型， 这个模型一方面标示出关系中对立的双方，另一方面也标示出该关系所含有的语义内容 。他解释说，“分析和描写的意义基本结构应视为黑白对立这种二元义素的逻辑发展， 其两项之间相互对立，而又与其矛盾项相互投射，两个矛盾项又能和对应的反对项生成 前提关系”；“可以把它看成是成对的矛盾项之间建立的一种关联关系。”(注：A.J.G reimas,On Meaning: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 ta Press,1987,pp.65-66,p.68.)比如用A和B来命名两个对立的对象词项，用S来称呼语 义内容，这一结构大致可以表达为：A与B有(S)关系。而A与B之间的关系可分解为：1、 “有关系”这一部分，是对两项之间存在关系的“抽象”肯定；2、关系的语义内容是( S)，即语义轴。格雷马斯说，词项A、B属于对象语言，是话语过程的产物和感知的对象 。语义轴S则是我们对A、B二词项的异同进行整体把握之后的结果，因而，S轴属于描写 性的语义元语言。(注：A.J.格雷马斯《结构主义语义学》，吴泓渺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第22、24、307、24-26页。)他进一步分析说，初级结构是语义赋予和内容 形成的基础，“从此模型开始，价值体系和价值哲学才能获得明确表达。意识形态的价 值系统也才能得到显现。”(注：A.J.Greimas,On Meaning:Selected Writings in Sem iotic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p.65-66,p.68.)
由于一个基本结构既可被理解和表达为语义轴，也可被理解和表达为义素的衔接。(注 ：格雷马斯解释说，雅各布森把两个分解出来的意义成分叫做区别性特征，他认为这个 概念就是索绪尔的“差别成分”，而格雷马斯为简化术语，建议称其为义素。)它遵循 意义的结构衔接规律，基本上给语义描写的逻辑建构定了位，因而格雷马斯的语义分析 模型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而他提出的符号学方形和二元对立形式是意义的基本构成模 式，其作用是研究意义在话语里的组织，因而是话语的语义学，这就与将语境因素排除 在外的单纯语义研究划出了界限。因而，我们建立在这一叙事模型上的分析就势必要从 叙述功能中的聚合对立关系出发，同时兼顾到指向价值层面的各种叙事关系，从而较为 精细地阐释叙事主体掩藏在语义结构之下的理性思考。
二
福克纳的主要创作年代，大致在1925年至1945年之间，此时正值美国南方处于深刻的 历史性变化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坏了资本主义在其上升阶段所描绘的良好预期，也 冲击了人类本已动荡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而对战后的美国南方而言，其精神价值领 域所遭受的重创则更为深重。南北战争和南方的失败对古老南方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 以及南方固有的家庭观念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处于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福克纳，同当 时的许多学者、作家诸如泰特、华伦、沃尔夫、兰瑟姆等一起，开始以世界历史的眼光 重新审视南方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奴隶制等社会问题，质疑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构成、 宗教文化信仰以及伦理道德取向，最终形成了当时南方的反叛的文学运动。当然，福克 纳的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着双重性，一方面，他以宿命的观念描绘了南方的颓势和个人应 对历史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放弃对他心目中的人类的良知和品质的信念， 他理解南方社会的道德观念是由历史环境造成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描绘了 作家本人推重的也是古老南方沿袭的某些人类品质，这就是“作为历史生物忍受命运的 能力以及因这种忍耐力而产生的自豪。”(注：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 世界文学》编辑部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20页。)
我们以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为例来分析福克纳作品的表征层面所呈示的语义学意 义上的二项对立的深层意义。我们注意到，该小说中各功能间的关系性质可纳入一系列 的二元对立形式，如喜剧-悲剧、存在-非存在、现实-幻觉、清醒-疯狂等等，而其中最 重要的是生存与死亡的对立，这种种对立表现了作品结构和意义的复杂性，以及福克纳 作品一贯的对话性质和戏谑、反讽的风格，其中，主人公的辅助者和反对者两种力量之 间的争斗，更是反映了两种矛盾的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作品提供的现存秩序是一种苦 境，在显得紧张的生存状态下，本德仑一家人人都有些被异化，个个性情古怪、行为诡 秘。在这种情势下，叙事便引入了一个精妙的调节机制：全家人必须实现早年男主人对 其妻的允诺——在艾迪死后将其遗体运回到40英里外的娘家人墓地去安葬。这一实现允 诺的事件犹如使本德仑一家获得展现的契机，他们每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经过 一系列的考验和奋斗中实现亲人的嘱托，同时也接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磨炼。在这个特 殊的时段，本德仑一家所代表的不争气的南方的丑陋性格也得到了完满的展现，从而间 接地投射出了南方在世界的存在状况。
我们看到，在这个叙事文本中，上述一些相互矛盾的叙事因素和价值观念以聚合形式 凑在一起，堆积了一系列的二项对立组合模型，其中最重要的词位是：生/死，火/水。 由于在一个相对局限的上下文中，一个不变量词位是由一个拥有多个变量的类来定义的 ，我们只需找出含有以上词位的多个新词位，使之构成一个序列，就有可能阐明福克纳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生与死、火与水场景的语义内容。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些片段：(注： 本文引文均出自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 文随文注出页码。)
第一个系列：死亡
1.她的脸瘦得只剩皮包骨，显露出一根根白色的棱条。她的眼睛像两只蜡烛，那种烛 泪可以滴落进铁烛台槽孔里的蜡烛。(第19页)
2.可是我从未想到怄气的原因会是一具死了都有四天的尸体，而且还是一具女尸。(第 113页)
3.一切都矗立在动荡不定的水面上——树、芦苇和蔓藤——没有根，与土地隔断，周 围是一片广漠却又隔绝的荒凉，显得鬼气森森，空气中响彻着……哀怨的水声。(第134 页)
4.这片景色有点从右朝左倾斜，让人害怕，仿佛我们来到的这个荒芜的世界正在加速 运动，差一点就要掉到万劫不复的悬崖底下去。(第138页)
5.我又一次看见两头骡子出现在两个波峰之间。他们一头接一头地在水上翻滚，四脚 朝天，直僵僵地叉开着，它们跟土地失去联系时姿势就是这样的。(第141页)
6.卡什滑回到水里去时，脸朝天仰起了一下。那张脸灰溜溜的，眼睛闭着，脸上横着 长长一道污泥。接着他松开手翻身跌进水里。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包靠在岸边一上一下洗 涮着的旧衣服。(第146页)
7.我只能依稀记得我的父亲怎样经常说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安眠作准备。( 第160页)
8.停栖在谷仓屋脊上的秃鹰足足有十来只之多，小鬼像赶火鸡似的在空地上追赶另外 一只，那只秃鹰仅仅飞起几步不让他逮住，……刚才小鬼就是在这里发现那只秃鹰蹲在 棺材上面的。(第175页)
第二个系列：生命
1.……卡什在将逝的天光下一直弯低了身子在锯木板，他对着暮色干活，逐渐投入了 暮色，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会发光，木板和锯子都是有能量似的。(第53页)
2.爹呼吸时发出一种安详的、刺耳的声音，他在用嘴在牙龈前努动那团鼻烟。“上帝 的意旨要实现了，”他说。“现在我可以装假牙了。”(第57页)
3.我的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是席卷大地的那股狂野、沸腾的血的，是我和所有活在 世上的人的。接着我发现我怀上朱厄尔了。(第165页)
4.……那股狂野、汹涌的血液流走，它的喧哗声也停下来了。现在剩下的只是奶水， 温暖、平静……。(第166页)
5.我们在那儿时爹说他要到理发店去刮刮脸。到了那天晚上他说他有事要出去一下， 说的时候眼光移了开去，他头发蘸了水梳得光溜溜的，喷了香水挺好闻的……。(第237 页)
从上述两个序列可以分别提取出两个次类：
1.疾病——尸体——老朽——断裂——恐惧——挣扎——假象——衰败，等；
2.信心——能量——真理——美感——骨血——哺育——爱情，等。
这样，我们就找出了这部描写送葬历程的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序列——死的序列和生 的序列。其中我们提取出的每个品质词都与相关序列保持着上下位关系。我们尽可能地 从附属于该同位关系的小说上下文(语料库)中提取了大部分有关的意义成分，使之能有 效地涵盖作品叙述所包容的主要信息，从而使我们的论析具有可适性和完整性。格雷马 斯曾说，人生由生与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状态中的两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 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演绎的人生的生与死的苦斗中，提取与死亡相关序列的词 位相当容易，而寻找与生命相关序列的词位却要费一番工夫。也就是说，在这部被死亡 鬼魂般缠绕住的小说中，作为标示生存状态的由生与死构成的二项对立的基本结构完全 找不到平衡。本来人类的生存状态理应是生优越于死，死亡是为了新生，反映在叙述的 语义学中，生命与死亡顺序位居正项与负项，生存与死亡形成的聚合项当然要向生命这 个正项倾斜，使生命居于主导位置。但这部作品的设置刚好相反，这里的负项力量过大 ，它占据了描写的主要情节和内容，使正项的比重大大降低，在作品中处于且战且败的 尴尬地位。原本在生命序列中起支撑作用的的词位如生育、爱情，在作品中不但不能与 死亡脱离干系，而且还沦为向死亡逆转的缘由和引擎。婚后不久，艾迪就把爱情、孕育 这类概念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在第40节的“艾迪”篇中，艾迪全面反省自己的婚恋 和人生，她的表白让我们体悟到，她本人从未对婚恋、生育、儿女这类与女性生命有重 要关系的活动和概念发生过兴趣，相反，这些活动倒成了她向死亡过渡的筹码。这一节 里她断断续续地表达了以下看法：“于是我接受了安斯，后来当我知道我怀上了卡什的 时候，我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这就是结婚的报应。……接着我发现自己又怀上了达尔 。起先我还不肯相信。接着我相信自己会把安斯杀了。这好像是他骗了我，他躲在一个 词儿的后面，躲在一张纸做的屏幕的后面，他捅破纸给了我一刀。可是接下去我明白欺 骗了我的是比安斯和爱更为古老的言词，这同一个词儿把安斯也骗了，……科拉总是对 我说我对我的孩子们、对安斯、对上帝欠了债。我给安斯生了孩子。我并没有想要得到 他们。……我的父亲说活着的理由就是为永久的死做好准备。我终于领会他的意思了， ……我给了安斯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接着我又给他瓦达曼来补偿我从他那里夺走 的那个孩子。现在他有三个属于他而不属于我的孩子了。于是我可以准备死了。”(第1 62-166页)艾迪求死欲望的坚决，用安斯的话来说，就是：“我越来越清楚了。她的主 意已经拿定了。”(第51页)可以说，艾迪从头到尾都是被死亡笼罩着的人物。相同的例 子也存在于描写杜威·德尔的篇章中，在杜威·德尔这里，怀孕也是引发她堕落的原因 ，她为了能尽快堕胎，不惜受人侮辱，结果是以新的过错掩盖旧的过错。而且即便以错 换错也不可能达到堕胎的目的，因为杜威·德尔拿到的所谓堕胎药是药店的流氓伙计给 她装的六个塞着爽身粉的胶囊。而我们知道，堕落又是组成死亡序列的重要词位。
可笑的是，与死亡相关的事在本德仑家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先是他们家那个气质 和人品均还属上乘的卡什，在为其母所做棺木时显出的一丝不苟、尽善尽美，而且大有 以此作为创作，当成事业干的劲头，已使读者觉得滑稽可笑且悲从心来。接着这家人发 生的送葬途中的故事，更让读者哭笑不得，以致摸不着头脑。艾迪重病时，安斯老嘀嘀 咕咕的觉得这么个壮劳力忽地躺倒了实在是冤枉。她的两个儿子由于不肯放弃一笔三元 钱的活儿，而没能赶上送别母亲。他们说，拉一车货挣三元钱简直是笔买卖。但就是这 样的一家人，却都能加入送葬活动(尽管动机并非都那么纯粹)，为自己的亲人奉上最后 一份爱心。我们这里关切的倒并不是本德仑家良心尚存，还有基本的伦理道德意识，而 是想搞清，福克纳出于什么考虑，要如此倚重死亡意识，要让死魂灵死死缠住本德仑一 家，并且在送葬途中设立了那些不可逾越的困难，让本德仑一家备受折磨，使艾迪求死 的灵魂不得安息。从作品中我们得知，本德仑一家要实现艾迪的嘱托，把她的遗体送回 40英里外她娘家的墓地。途中遭遇洪水，桥被大水冲掉了，他们只好多走八英里，去过 另一座桥，但是那座桥也被冲走了，他们又返回来从浅滩上涉水过去。结果骡子淹死了 ，他们又想法子再弄来一对骡子。卡什为了护住棺木不落水，折断了一条腿。接着又发 现路也被水淹没了，他们又不得不绕道走另一个镇子。就这样在路上足足折腾了六天， 直闹得尸体发臭才赶到下葬地点。他们沿途一路奋斗的狼狈和滑稽场面足以与唐吉诃德 遭逢的某些场面相媲美，具有流浪汉小说的许多特点。
显然，福克纳忍心让他笔下的人物陷于如此尴尬而悲惨的境遇，是有其苦衷的。作者 对本德仑一家家庭观念的质疑，是对当时缺乏思想传统、缺乏道德意识和精神价值观念 的南方人的激烈抨击，并以此告诉他们，现存的世界和社会秩序不属于他们。同时作家 借助这个残酷的小说也印证了他心目中古老南方永恒的优秀品质，即“与(《喧哗与骚 动》中的)那些无法适应改变了的世界、已处在毁灭中的贵族式的康普生们不同，这些 处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白人，在福克纳看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论遇到‘死亡’ 、‘洪水’、‘火灾’还是其它什么艰难险阻都会生存下去，并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293页。)
显然，《我弥留之际》中显现的生与死的二元对立关系，其着眼点并非生死界所代表 的物质内容，而是这一相互矛盾又相互转换的二项复合的基本结构所能显示出的人类精 神状态的向度。符合理想的生存状态是其正项(生命)压倒负项(死亡)，反之，即本书中 时时出现的情况，就是负项处于主导地位，以致几乎吞噬了正项。“棺材”、“尸体” 、“水”等这类标示死亡的品质词频频向作品中有限的生机挑战，它们纠集相应的词位 使语义轴在死亡一线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语义衔接，而使叙述真正成了一个有向的运作。 更为重要的是，被这类向死的品质词所缠住的男女主人公无论从思想品质还是从行为方 式上，竟然都与这类死亡字眼保持着高度的亲和力，鬼使神差地帮助发展了小说的死亡 主题。
三
小说中一家之长的安斯和艾迪的品质形容最具代表性。安斯虽然没有像艾迪那样重病 在身，却也是一副衰败样，他年轻时就像“一只寒天弓着背的高高的大鸟”，老来更显 颓势，“自从他牙齿掉了之后他一吸鼻烟嘴巴就不断慢慢往里瘪陷。胡子茬使他下半个 脸看上去像只老狗。”(第27页)更要命的是安斯的行为品质。他占据了属于死亡系列的 诸多品质，如冷酷、仇恨、虚伪、懒惰等等。妻子艾迪病重，他一直拖着不肯请医生， 说，“还让我为这个破财。”“现在我非得付给他诊费不可了，可我自己呢，嘴巴里连 一颗牙都没有……”(第44-45页)待到艾迪去世时，做丈夫的满脑子想的还都是自己： “上帝的意旨要实现了，现在我可以装牙齿了。”(第57页)“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那 倒不假。”(第106-107页)在为艾迪送葬的过程中，几个孩子几乎都做出了牺牲(不管是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安斯一人从中捞到了好处，他配上了牙，还找到了新太太。 新太太是在给艾迪下葬的当天，安斯去借把铁锹的一会儿工夫对上相的，此人的冷酷确 如死亡之冰冷。安斯对子女也毫无感情，卡什曾在干木匠活儿时摔断了腿，安斯就怨天 怨地，因为这一来卡什几个月中不能干活儿，错过了许多赚钱机会。达尔在送葬的路上 为结束这次荒诞行动，放火烧了过路停放棺木的谷仓，被家人送入了疯人院，以逃脱连 带责任。面对亲生儿子后半生就要在疯人院度过，作父亲的抱怨的依旧是让他缺了人手 。安斯搜刮子女钱财更是有一手，卡什、朱厄尔以及杜威·德尔的血汗钱都不能幸免。 安斯的毛病很多，他还出奇的懒，一个庄户人，衬衫上没有一点汗渍，谁都知道是劳动 使生物进化到了人类，在语义学的分析实践中，生也是被定性为活动的区域，而死被定 性为静止的区域，安斯的所作所为都带有生物学上的退化意义。而且，依照结构语义学 的描写，安斯品质形容的词汇如冷酷、无情、吝啬、自私、懒惰等，均属吮吸类动物的 功能，这种动物的行为方式与安斯一样，就是吮吸一切，剥夺他人的所有。
当然，安斯本人倒也不能为本德仑家的衰败负全责。根据本德仑家中的情形，他们家 的各个成员对此都有相当的责任。艾迪的孤独、虚无和厌世倾向是这个家庭不能成为幸 福之家的根本原因。而她早年与惠特菲尔德牧师的婚外情和由此带来的私生子朱厄尔， 就已为这个家庭的语义不纯洁性打下了基础。属于正项的同一性(纯洁)与作为负项的不 纯洁之间会形成对立的冗余，产生语义学的复合结构。反映在这个家庭中，就出现了情 感和感觉上的复杂现象。作母亲的在心目中把孩子分成是属于自己的，或者是属于安斯 的；而作为私生子的朱厄尔则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便是这种对立的冗余所带来的复杂 情况。与艾迪相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杜威·德尔身上。即使是本德仑家人性稍微高尚一些 的卡什，也有许多和生命相逆反的倾向。首先从他多灾多难的身体(两次断腿)提取出的 疾病这一词位，就是标准的形成死界的序列词；其次他对亲兄弟的背叛(帮助家人把达 尔送入疯人院)，表明他品质中的虚伪和冷酷的一面。本来，他心里也明白达尔的所作 所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做对了”，但还是出自本德仑家的自私本性，出卖了达尔。其实 ，从作品情节看，达尔尽管在性格上沿袭了本德仑家的孤独、偏执和喜好抱怨的特点， 但确是家庭中最为理性最长于思考的人，他始终在思考自己在世界、家庭中存在的位置 ，自己和周围世界究竟是否是真实的存在，自己是否真正拥有母亲这一类问题。而福克 纳让达尔陷入此类困扰现代人的敏感问题，并最终为他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是有其用 心的。是达尔最先觉察到，拖着母亲发臭的尸体长途跋涉的行为之荒诞，进而放火烧了 在途中停放棺木的谷仓，以结束这个非理性的滑稽行为。有意味的是，在结构语义学的 描述中，火与水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和状态，火是生命的等值物，其功能信息包括的是 变化、热度、光亮这些有关生命表征的概念。也就是说，达尔本来或许能改变这个家庭 的生与死之间的力量对比，引导家庭摆脱非理性行径，成为拯救本德仑一家的主要力量 。但是他的理性敌不过本德仑家强大的非理性力量，这股力量驱使他们毫不顾惜家人亲 情，用武力制服达尔，将他送入疯人院。达尔在被押往杰克逊疯人院的途中，情绪激动 ，精神错乱，达尔被毁灭了，本德仑家也将陷入更为复杂的生存状态中。这个家庭本来 是冷酷无情的，但作出送葬的决定和送葬的艰难困苦的过程确实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契 机，促使这一家人在人性的和亲情的感召下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当然，我们也会清楚 地意识到，福克纳在此设置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讽喻。因为送葬一事本是艾迪用来惩罚安 斯的诡计。但以安斯之为人，他还能坚定地完成妻子早年的愿望，已属不易)。但达尔 纵火这一突发事件，又将送葬逆转成了另一个负面的契机，本德仑一家又借助这一事件 返回到人人自私冷酷、彼此缺乏亲情的旧日状态。此外，瓦达曼是个弱智儿童，但也同 样是辅助发展本书的死亡主题的人。呆傻愚笨亦属于疾病，会从内部对人的身体造成耗 损，因而其信息功能也是与生命相对的“自反”。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本德 仑一家所有成员的共同语义赋值，形成了小说以死亡为主题的稳定的意义场。
综上所述，结构语义学描写的生与死的二项对立，与我们这里探讨的《我弥留之际》 中呈现的语义学意义上的生与死之间的二项对立，标示的是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两项，它 确立了相应的两个不同的精神空间。由于生与死的结构项可以被描写者和创造者赋予形 象层和内容层上的某些品质，展示出语义丰富的义素衔接，从而体现角色分配和功能分 配的主体性，最终使内在的叙述语言转换为外显的话语，因而，这一语义描写模型实质 上是一个潜在的价值判断系统(诚如格雷马斯指出的，如果肯定和否定的两项只局限于 单纯的叫法，而不包含任何的价值判断，就会产生混乱)。而福克纳的体现了生死对立 关系的书写，也是蕴含了作者意识形态的和伦理道德意识的评判的。詹姆逊在评述列维 -斯特劳斯和格雷马斯在语义描写中所运用的符号矩形时明确指出：“任何二元论都是 一种意识形态。只要你有对立的两项，你就有了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这个矩形起 码是思考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注：詹姆逊讲演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 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155页。)我们看到，《我弥留之际 》的语言描写中对死的序列的有向运作，辐射到言语通讯的社会情景方面——描画了美 国南方乡镇社区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精神心理方面，生与死的价值 结构的对立体现了“好”与“坏”的伦理道德内容，这样，小说实际上是通过“个人与 他者立场之间的差异……表明‘我们思想习惯上对伦理范畴的坚持’”，(注：谢少波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代前言第10页。 )二元对立形式展现的是意义世界中的人类精神和历史意识的一般的语义学共相。当然 像理论家们指出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的)不是一组推演性的陈述，……而是一种 说故事的方式。”(注：Stephen Zelnick,“Ideology as Narrative”,(ed)Harry Gar vin,Narrative and Ideology,London: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81.)因而 ，整个故事既是作者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本德仑家为代表的一方社会利益进行的合理化安 排，也是叙事主体“尝试对动机不明的态度、观念、感觉等做出符合逻辑或者伦理的解 释的一种程序和过程”。(注：J.Laplanche and J.B.Pontali,The Language of Psych o-Analysis,London:Hogarth Press,1980,p.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