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外政治家们因各种不同原因开始考虑起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强大后会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吗？自1992年起“中国威胁”论成了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一种重要观点。1992年11月28日的英国《经济学家》专刊《中国觉醒》提醒人们，拿破仑曾警告世界，要“让中国沉睡”。此后许多“中国威胁”论的文章都引用拿破仑这句话，“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她睡，因为当她醒来时，她将震撼整个世界。”经过3年的讨论，中国不构成现实威胁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坚持中国是“潜在威胁”的人还是不少，1995年“畏惧中国”仍然是时髦的说法。①
笔者认为，担心中国崛起后会破坏世界稳定和安全的看法是简单的历史推论。诚然，美国崛起后发生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德国与日本崛起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苏联的崛起形成了美苏对抗的冷战局面。然而，历史有重复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中国走向强盛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与美国、德国、日本、苏联历史上相似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实际但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他国的历史经验来推断中国的对外安全政策是危险的，学者可能会犯思想误导的错误，而政治家则可能犯政策决策的错误。要正确判断中国的安全政策，一定要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认识和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的。
研究安全政策的最普遍的方法是实力分析法，然而，实力并不是政策变化的全部依据。一国安全政策的变化受到特定时期综合国力、安全环境、国家利益、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针对国外的“中国威胁”论本文试图摆脱传统的实力分析方法，采取全面分析法，将中国的实力变化与冷战后其所面临的特殊安全环境、所追求的独特国家利益及其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冷战后其所面临的特殊安全环境，从中观察中国对外安全战略在未来强盛时期的性质。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一直面临着外部的直接军事威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威胁并未消失。中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50年代主要来自美国，60年代来自美、苏两个方面，70年代起则主要来自苏联。冷战后，中国的安全状况有了重大改善。随着苏联的解体，直接军事威胁消失了。虽然美国和俄国现在都有入侵中国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今后较长的时间里都不至于产生入侵中国的动机。俄国需要较长的时间稳定其国内政治秩序和摆脱经济危机，无力也无意向亚洲扩展其势力范围。而美国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孤立主义思潮重新兴起，国内反对美国卷入海外军事冲突的政治力量不断增长。1993年起美国主动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合作。由于美、俄不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所以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的外部军事力量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了。中共14大的报告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199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认为“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倾向明显增强。”
直接军事入侵威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安全已不成问题，中国仍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和边界纠纷的困扰。冷战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台湾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明显加剧。台湾的新领导层取代老一代国民党人的统治之后，加紧搞“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1989年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开始搞双重承认，1991年以“不予理采”的态度，容忍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1992年动员一些拉美国家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1993年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概念，1994年更明确说台湾是个主权国家。李登辉对日本记者说：“在外交方面我们本着务实的态度开拓了国际活动的场所。我们的努力使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轻视的国家。”②台湾分离主义的活动还为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借口。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较多的边界分歧，冷战后这些分歧还未能全部解决。尤其是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地区的争议被西方传媒炒得很热。这一地区的主权之争涉及的国家较多，美国和日本政府都对这一地区的局势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加上西方国家石油公司与有关国家签订的海底石油开发合同有地域重叠的情况，使这一地区的争议有了扩大化的趋势。
冷战后，安全环境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冷战时期，中国安全利益的重点是生存安全，也就是说，中国军事建设的第一任务是确保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当中国遭到外来的军事侵略时，军队要有能力把入侵者消灭或是赶出中国去。冷战后，由于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威胁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出现，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从生存安全转向经济安全。国防任务将主要是防止侵略战争给中国已有的经济建设成就造成破坏，也就产说“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③
中国经济安全的范围显然要比生存安全广泛，经济安全利益主要有三方面。首先，避免侵略战争的发生。从近代史看，西方国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之后，都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好处。与西方不同，中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雅片战争以来中国卷入的每次战争都使中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方国家起步晚，在经济发展方面远远地落在了西方国家后面，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为了避免战争毁坏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了避免战争阻碍和延误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要尽力避免卷入新的战争。
第二，中国需要把可能发生的战争阻挡在边境之外。中国的经济重镇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一地区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国的56.3%。不要说战争发展到中国腹地，只国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就会被长期地推迟。因此，中国有必要建立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国防力量，以确保战火不蔓延到本土上来，否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将毁于一旦。
第三，中国需要保卫自己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上的经济权益。中国大陆海岸线有18000多公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会不断增加。为了保证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中国需要保证海洋经济活动的安全。为了减少海上走私及海盗活动对中国的关税收、海上捕鱼及海上运输构成的威胁，中国需要建立有效的海上防御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制定安全战略的影响也很大。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曼考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别后，认为与西方对外扩张的文明不同，“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不包括那种侵略性的使命，既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④这种认识虽然忽视了中国传播文明的一面，但它看到了中国文化不强调对外扩张是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殖民者到处以武力征服殖民地，把他们的扩张遍及世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经济上掠夺殖民地。而中国的封建王朝则不同，他们只与周围属国建立一种从属关系，提供军事保护，却没有任何经济要求。1405年到1443年的28年里，明朝郑和七次出使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远至非洲的索马里和肯尼亚。这比哥伦布远航早80多年。郑和所乘船只长约150米，可容纳千人，其舰队有几十艘船，随行人员万余，其舰队规模足以殖民所到之处。然而，他没有用这种军事力量去扩张中国的领土，而是向所到之处的居民传播中国的文明，送给他们工具、种子、书籍、器皿、绸缎等。东南亚地区有许多郑和庙，纪念其功德，可为佐证。
美国政治学家乔纳森·阿德尔曼研究了1840—1980年中国卷入的11场战争和军事冲突。他认为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目的与西方有很大区别。他认为，对中国来讲“战争主要不是获得领土、击败敌人或是取得权力。即使战争用于威慑敌人，威慑效果也难于解释战争的动机。战争主要是用于表示决心，使敌人难堪，惩罚或自卫——完全是传统的中国观念。”⑤这种看法虽然没有区别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封建帝国在作出战争决定时的不同之处，但是它点出了中国使用武力的非功利主义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行安全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建设的目的在于自卫而不是为了扩张。中国武术号称天下第一，民间习武十分普遍。与武术技艺同时发展起来了一种武德，即习武的目的在于健体强身、防身自卫而不得欺凌弱小。武林高手既要武艺出众又要武德高尚。中国武林人士常以“武”字由“止”、“弋”二字组成为据，教化弟子习武的目的在于阻止动用干戈。这种武力止于自卫而不寻求利益的观念对中国军界、政界人士都有影响。中国政府不断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国防力量仅用于自卫目的的防御。中国不在国外设立军事基地，也反对过多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国际维和，特别是反对武装卷入地区冲突。中国派兵参加的唯一一次国际维和行动是在柬埔寨，派遣的还是工程兵。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和中越自卫还击战中，中国在军事上明显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却主动单方面撤军，并没有把已经控制的地区划归己有。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安全政策的第二方面影响是使用武力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不义之师必自毙”，所以他们历来注重“师出有名”。这就是说，中国人在作出是否使用武力的决定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即受到使用武力的正义性的规范。中国人认为，正义之师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保证使用武力时在道义上占据有理的地位，中国总是到了最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主动使用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中极为少见，而被动使用武力则是普遍现象。比较中美两国的核战略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使用武力的不主动性。美国的核战略是，美国认定有遭受核打击危险时，它将对造成核威胁的国家进行先行摧毁打击；而中国的核战略是，只在遭受核攻击后进行核报复打击。由于中国不主动使用核武力，所以中国与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核政策，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还呼吁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对外安全战略
冷战后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冷战时期，中国军事战略与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核心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在一场全面战争中，这种战略可以做到以弱胜强，其有效性已经得到世界军事战略家们的肯定。然而这种战略是否适合冷战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局部战争就值得研究了。在80年代，中国军界曾讨论过诱敌深入应是战役方面上的还是战略方向上的，应进行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等军事战略问题。冷战后，这些战略问题在中国军界达成一定的共识，要保证中国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不受战争的摧毁，中国的军队就必须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已任。冷战后中国最可能卷入的战争是高技术战争，要作到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就需要有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于是，提高军队快速反应能力，准备进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积极防御也自然就成了中国现实的军事防御战略。这种战略的目标是避免战争发生或将战争控制在国门之外。
积极防御战略的目标决定了其政策取向有两个方面。一是确保有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一方面可以威慑敌方不敢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确保能将战火阻挡在国门之外。二是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减少他国进行武装攻击的动机。积极防御战略的政策取向促使中国采取了国防现代化、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三结合的安全防御政策。
国防现代化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目前中国军队的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无法充分有效地保证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为此，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成了一种必然的安全政策。中共十四大提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革命军队，不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
国防现代化是积极防御战略所要求的，但是冷战后直接军队威胁的消失又降低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性，加之促进经济发展成了国家的最主要战略目标，于是中国必须在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中国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国防现代化的前题，“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增强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⑥所以中国领导人要求军队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对军事将领们讲：“四个现代化要有个先后，国民经济建立起较好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军事现代化。⑦1991-1995年，中国国防开支的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2.7%、12.6%、12.6%、21.5%和12.3%。有人认为中国国防开支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国防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变化。1994年国防开支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7%，比1993年还有所下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以上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如果把中国近几年通货膨胀率高于20%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下跌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国防一支在国际和国内的实际购买力都下降了。
在保持国防现代化适度发展的同时，中国支持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增加亚太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1993年1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措施”的会议上，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地区安全合作，并提出了五点建议。在1994年7月的“东盟地区论坛”首届会议上，中国又提出了五点原则与措施，其核心是建立友好关系，和平解决纠纷，不搞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促进安全对话，增进相互信任。
为了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中国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高层军事往来。1994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访问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总参谋长张万年访问了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印度。同年中国接待了美国国防部长、俄罗斯总参谋长、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老挝国防部长。1995年1-3月中国又接待了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日本防卫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地区安全合作的问题上，中国当然要特别重视美国和俄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中国强调安全合作应为多种形式而且不应针对第三方。在亚太地区，主要的军事力量是美国、中国和俄国，坦率地说，只要中国、美国和俄国三方能真诚进行军事合作，这一地区的安全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冷战后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发展得比较快。1994年9月中俄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合作，并且发表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4年起，中美之间恢复军事往来的速度也加快了。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从此中美之间就具体的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达成一些共识。如《指导国防工业军转民联合委员会工作的原则声明》、《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东亚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单一的地区安全合作机构不一定能有效地促进相互信任，所以中国建议双边与多边的安全对话都应该进行，不应局限于一种方式。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是冷战后的合作安全与冷战时的集体安全的重要区别之一。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有助于减少安全合作组织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矛盾，有助于防止安全合作组织对其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鉴于经济安全在冷战后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所以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在禁毒、反走私、打击海盗、禁止非法武器交易、对付恐怖主义活动等打击国际犯罪活动方面都开展了合作。中国与亚太国家达成了多项有关的条约和协议。
在亚太地区缺少整体的安全合作制的情况下，中国注重加强双边的睦邻友好政策，创造和平解决纠纷的条件和减少武装冲突的可能。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政策在冷战后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国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睦邻友好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将执行睦邻友好政策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无论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针有什么样的区别，只要双方坚持平等互惠等原则，这种友好关系就能发展下去。
为了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这一建议是由邓小平1984年所设想的，冷战后这一设想成为中国解决国际纠纷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并在国家的许多文件中得到反复的重申。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国与日本关于东海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基本上已经搁置起来；中国与俄国的西段边界协定签署后，中俄边界中95%以上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两国领导人已同意加快东段一两处争端的解决；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也召开了专家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共同开发，1995年4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又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中国与印度1993年达成“保持边界和平与安全”的协定，双方减少了边界驻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就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合作的问题进行了14轮谈判，中国还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核安全保证。
分析中国的安全认识和安全战略后，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的安全环境变化，安全利益变化和传统文化对中国安全战略影响是相辅相成的。这使得中国安全战略的三个方面，加强国防现代化、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目标十分一致，即都是为增强自身的安全防御系数，而不是向外扩张。
注释：
①纳扬·昌达，《对龙的畏惧》，《远东经济评论》1995年4月13日，第24页。吉姆·曼，《美国战略设计师们害怕中国将构成威胁》，《洛杉矶时报》1995年4月17日。
②藤野彰和佐伯聪士，《李登辉答记者问主要内容》，《读卖新闻》（日本），1994年11月9日。
③《中国一向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3月14日。
④马克·曼考，《位于中心的中国——300年的外交政策》，伦敦自由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⑤乔纳森·阿德尔曼和池玉石，《象征性战争：1840-1980年中国人使用的武力》，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93年出版，第238页。
⑥《江泽民在解放军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3月23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