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本位、现实主义与社会性别歧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个体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29-36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学中的女性主义学派如异军突起，但迄今尚滞留于该学科的边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主流学说，尤其是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国家间关系的认知密不可分；而女性主义同样存在着自己的不足。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在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
一、“公共的男子，私人的妇女”①
自从将自己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相分离时起，人始终希望通过驾驭外部世界来展现其作为万物之灵长的风采，这在民族国家体系率先形成的欧美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作为其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负山面海的地形、狭小的平原和贫瘠的土地使居民以向海外殖民、从事工商贸易等方式谋求生存，为此人们必须应对来自自然的各种挑战。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人的典型看法，即人必须千方百计地对外拓展和进取，百折不挠地为自己寻求自由。这其中就蕴含着个体本位文化的萌芽。
在此过程中，一种以比较和对照的目光看待世间万物的两极思维悄然形成，其特征是将它们划分为严格区别真假、善恶、美丑、敌友的对立二元，“把其中的一元作为另一元的敌对和克制力量，并用自己认为好的或高级的一元压服或消灭另一元”②。这种划分不仅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征伐，也造成了人类内部的分化。
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获得了远远高于另一些领域的评价。在主要经济活动多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的情形下，由人们依据地域和财产关系建立的城邦高踞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之上，③ 以城邦公共事务的管理为本质特征的政治被看作是对旨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庭的压制乃至防范。④ 另一方面，社会的分裂使人们之间的某些差异被赋予优与劣、尊与卑等文化含义，用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性别便是其中之一。主流社会的男性凭借自己在海外商贸、征战等活动中凸显的体力优势，以人类的唯一范本自居，把女性打入另册。政治这一被定义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成为精英男子的独家天下，妇女则被迫栖居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庭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的女性是为了满足家庭内的生理需要；国家中的男人是为了达到政治生活的更高目标。……‘家庭的自然功能因而充当了使（政治生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女性和奴隶为了理性的男性公民而存在……这是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让她们参与这种好生活本身。’”⑤ 通过管理公共事务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必备的品质，如强硬、果敢等，被当作男子汉气概，反之，温柔、关爱等则被视为只适用于在家中精心侍奉男性的女人味。社会性别界限的上述划分既是为两性行为确立的规范，也被主流群体用来作为表达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方式——男女地位的天壤之别令性别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发挥作用。在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心目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意欲追求和对之构成妨碍的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激情、秩序与混沌的化身。⑥
在个体本位文化崭露头角的文艺复兴时期，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将政治包括国家间政治看作人们争权夺利的博弈，这一见解建立在将政治从伦理中剥离出来的基础上，后者被与家庭联系在一起。在强调政治家务必以凭借自己的铁腕和计谋夺取和保持权力的同时，他主张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中。其所著《李维史论》设专章论述“国家是如何因妇女而毁灭的”，指责她们的胆怯、软弱、犹豫不决和强烈的依赖心理等会导致江山的沦丧；在《君主论》中，他以古罗马神话中被等同于自然的命运女神（Fortune）比喻有待君王凭借自己的强大军队去加以征服的外部世界：“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自己被勇敢地而不是冷漠地走过的人战胜。”⑦ 对政治家而言，被称为女人是其最大的耻辱。
及至近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确立了其在西方社会中的中心位置，推动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1651年，现实主义学派的另一位先驱托马斯·霍布斯发表《利维坦》一书，阐述自己对人类社会由大乱走向大治的思考。他假设国家产生之前的人类处于一种彼此为敌的“自然状态”中，利己的本性使之围绕有限的资源展开殊死竞争。为避免同归于尽，人们自愿缔结契约，建立国家。而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恰如“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为追逐权力而激烈对抗。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类似于政府的最高权威机构的条件尚不成熟，战争构成了国与国关系的主旋律，和平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
霍布斯表达上述观点的思想背景是，世界的秩序被看作是由人类自身而非上帝等外部力量所建构，个人在社会上的处境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⑧ 因而在《利维坦》中，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下，女性与男性一样强壮和狡猾，但其所履行的生儿育女的天职使之比只需“自扫门前雪”的男性更容易陷入危险境地。为确保下一代免受伤害，也出于自保的考虑，她们不得不委身于男性，建立以后者为首的家庭，以求得他们的保护，从而沦为对方的奴隶。
有学者指出，霍布斯上述观点针对的是当时一种把国家当作家庭的放大，从父亲因生育后代而自然拥有的家长权力中寻找政治统治起源的论调，他因而将人描绘为在完全发育成熟后直接来到世间、除利益交换外别无其他联系的孤立个体，回避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在成长为具有自主能力的行为体之前，都不得不首先接受他人（也不分性别）的养育，把由此形成的人性中既彼此矛盾又互补共存的潜能，如独立与相互依赖、自利与利他等，肢解为具有等级制含义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使一个代际关系问题转换为性别关系问题，女性被等同于儿童。这意味着在人类走出彼此为敌的丛林状态、缔结有关创建国家的社会契约之前，男女之间已订立了一个性别契约。家庭由此成为国家的缩影，父亲如同君王的化身，母亲则在儿女通过对父亲的言听计从学习效忠国君时销声匿迹了。⑨
霍布斯笔下的男性和女性、社会与自然、国家与家庭分别代表着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这对国际关系叙事无疑具有广泛的影响。女性被用作描述列强的殖民地、战争中的敌方等的一种隐喻，对他国土地的占领常常与对该国妇女的蹂躏如影随形。在“日不落”帝国的明信片上，南非、新西兰等地的风光通过祖鲁、毛利等土著民族的女性展现；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被前宗主国以情感丰富、不可预测等其主流男性嘲弄女性的语汇加以形容。中国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指出，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共有8万妇女遭到强奸。⑩
二、国家中心主义下的隐性歧视
1948年，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和财富而斗争》一书问世，标志着现实主义学派的正式形成。在此前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冀依靠人向善的本性，促使人类建立普遍的道义原则并以此改造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各国和平共处的世界的理想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的甚嚣尘上中灰飞烟灭。基于对它的反思而产生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认为，政治受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因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各国在人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主义驱使下，为争夺以权力定义的利益而展开厮杀，权力意味着人对人的控制。国家间政治具有有别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自主性，国家在其中的所作所为只能以权力标准而非伦理规范衡量。(11) 上述古典现实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的结构现实主义堪称该学派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
在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引领国际关系学发展之际，许多国家的妇女都已赢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利，该学派的经典著作把主权国家看作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但是，女性在该领域的境况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观。自1893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给予妇女参政权的国家以来，截止到2006年，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担任或曾经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妇女尚不到70位；(12) 在各国政府中，被任命为部长的女性不仅数量远逊于男性，且多主管教育、卫生、福利等非强力部门。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也远低于男性。2003年，不少国家议会中女议员的席位尚未达到总议席的20％。(13) 而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方面，女学者中很少有人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等理论上的探讨，一些成绩斐然的佼佼者关注的主要是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南北关系等相关的问题。女性对国际关系的参与、国家间对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对她们的影响等鲜有人问津。总之，“女人被排斥在国际关系之外。”(14)
究其原因，女性参政权的获得并未改变欧美主流社会对政治的认知，这在古典现实主义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首先，国家间关系被认为是围绕着世界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形成和发展的，而权力被诠释为以种种方式迫使对方顺从自己的意愿，其中所隐含的自我对他者的敌视难免会触发在现实主义学者和政治家中占绝对优势的男性对女性的敌意；其次，对权力的上述理解反映的是把对实力、国家间政治、权欲等的强调建基于否定道德、日常生活和人性其他方面等意义之上的二元思维，它们中的后几者因此被与女性相关联。现实主义者将理想主义者看作女性化了的“失败的男人”(15)。在时任美国副总统哈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怀疑越南战争是否明智时，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指责他“像女人那么爱哭”(16)。一些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对国家领导人关心的国际问题，女人是不会明白的。(17)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借助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原理，使现实主义趋于精密化。它着眼于从整个国际体系的性质而不是个人和国家内部状况的角度，探求国际关系的真谛。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写道：“我们不关心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我们同样也不关心这些国家是革命型的还是合法型的，是专制型的还是民主型的，是意识形态型的还是实用型的……我们只考虑通过考察国家间秩序的类型以及能力的分配状况，我们能够怀有何种程度的预期。”(18) 他严格地区分了秩序井然的国内社会与混乱、无序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后者迫使每一个国家都不能不将维护自己的生存放在首位，因为“没有政府的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19)。这决定了各国必须依靠自助确保其不受外来侵犯和控制，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实现与否的关键。各国国力的悬殊差异决定了其国际地位的天壤之别。
与古典现实主义相比，结构现实主义对物理学方法的运用使之更显得“客观”、“中立”和与社会性别无涉。苏长和、信强等国内学者以扑克牌升级游戏比喻华尔兹心目中的国际结构在国家决定用何种方式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时扮演的角色：“设想升级游戏中的规则为一种结构。参与游戏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愚钝善恶，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属性是相同的。在这种规则结构下，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性来出牌的，根据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算计预期对方的行为，因而做出自己的合理行为……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20)
但是，结构现实主义所遵循的科学主义原则同样立足于个体本位文化对世界的观照——世界由原子般的物体组成，可依据属性对之加以归类。(21) 国际社会因此被看成是在以边界划定的领土内各施其政、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完全依靠自身实力谋求其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国家的集合体。由于同类事物具有相同的本质，适用于同样的法则，所以犹如自然界的运行依据几条简单的、合理的规律，国际体系也按照某一固定的原理运作，凡是后者难以解释的现象均可忽略不计。(22) 以此类推，尽管各国的性质和内部状况千差万别，但都必须以依托强大的国防维护自身安全为己任。这种线性思维排除了以不同方式思考国际关系的可能，从而为该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提供了依据。与战争和军备竞赛相关的行为作为大丈夫气概而备受推崇，氢弹被称为“男孩”；军方官员提出，美俄之间的战争目标就是如何击落对方的男性器官，军队“以战争是男性专利的神话来定义战士的英勇行为和奖赏战士。营地新兵被叫做‘女士’，直到他们被训练成敢于杀戮的战士时，才成为男性”。(23) 华尔兹将其他学派理论上的过于简单看成女性般的思想含混不清，即缺乏男性的理性和明确意图，并把缺乏简约和变量繁多比作无休无止地唠叨和放纵——一种被看作女性特质的性格倾向。(24) 男女平等被理解为女性无条件地以男性特质打造自己。一些学者表示，在国际社会尚缺乏一个政府式的最高权威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无论是男是女，都只能将自己磨砺成薄情寡义的铁人。意欲在国际关系中有所作为的女人必须克服其天生的理想主义倾向，因为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5)
除此之外，结构现实主义也包含着国际问题与国内事务、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其中的后一方往往充当前一方的反衬，这种有A必有非A，双方势不两立，对其中一方的弘扬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全盘否定的两极化思维定势无形中造成男性对女性的贬抑。 “人们仿佛愿意承认这样一种区分，即高级政治的问题，如国家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等等，属于传统的‘男性’领域，而国内事务，尤其是人际间关系和地方性问题，可划入‘女性’范畴。”(26) 国家维护和增进本国安全的种种措施对女性有着各种影响：如增加军费开支会导致社会公共开支的减少，挤占了原本用来扶持女性发展的资金；开发和研制新型武器招致环境恶化，危害妇女儿童的健康；一些军人家庭中的女性受到暴力侵害等，往往被当作个人问题遭到冷落。女性主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主义在谋求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令其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和社会中的其他弱势群体失去了安全感。(27)
三、在走向社会性别平等的漫漫长途上
国际妇女运动自兴起以来，始终不渝地为争取两性平等的各项权利而尽心竭力，女性主义学术的脱颖而出为之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消除国际关系领域由来已久的社会性别歧视，女性主义学派的各分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主张。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要求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更多机遇，破除视国与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为男性禁脔的传统观念，使它同等程度地向女性开放。“那些在国际关系组织中工作的女性，例如在联合国，也应当完全享有这些组织内的各种权利，并有机会进入高地位、高工资的这些所谓的男性领域。”(28) 女性则应通过自我奋斗，按照既定规则与男性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另外，考虑到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经历和建树大多被视而不见，一些学者积极挖掘她们所进行的大量有声有色的活动、为学科发展注入的思想、发起的挑战和提出的建议。(29) 在《香蕉、基地与海滩：建立对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解》中，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以“社会性别转动世界”为主题，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各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国际关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以表明该学科通常探讨的政府间的结盟与对抗、贸易往来与竞争等仰仗的不只是资本和武器，也包括利用和控制作为消费者、工人，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及表达某种象征意义的女性：(30)“如果我们仅仅采用常规的、没有性别的眼光去建构国际政，治学，我们就会预期地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31)
但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质疑长期引领学科发展的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本身及它们赖以产生的个体本位文化，也未对二者有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是通过接受该学派所表达的精英男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为女性争取在国家间政治中的一席之地。没有看到这种男女“趋同”，不仅意味着女性依然没有摆脱“男主女从”情结的困扰，以致对女性的歧视被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与社会性别无关的表象所掩盖；还标志着两性都被一览无余地纳入某个追求均质化、绝对性的固定框架，而后者“排除了灵活思维的空间。理论在局部深化，思想同时被圈定”(32)。
激进女性主义把性别看作两性地位剧烈分化的根源，认为男子对妇女的奴役乃人类最基本的压迫形式，种族主义、阶级剥削等其他社会不公皆由此而生，因而她们力图建立一个由女性领导、依照女性特质的原则组织的世界。有关人士视母爱为女性生命活动的核心，“不管我们事实上是否生育并且抚养了自己的孩子，激进的唯物主义者都将女性描述成爱的载体，并将之推及为公众中的爱好和平者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真正的人道主义观念的一贯维护者。”(33) 一些女性和平组织广泛地开展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非暴力示威。(34)“在这些事情中，激进的女性主义再次孕育了古老的价值——不是身体——而是新的社会秩序。”(35) 有的女性主义学者希望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该领域的重要岗位，以期她们所具有的爱与关怀等思想和行为“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公共机制和个人关系……使社会崇尚母性、彼此关怀、关心孩子，而不是以男性统治的竞争和战争等为目标。”(36)
相对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有助于女性走出对男性亦步亦趋的阴影。但它并没有摆脱社会性别歧视赖以生成并存续的二元思维，而是“仅仅把旧式的本体论基础、序列及评价颠倒过来，要求能从一个仁慈的、女性化的、改变的、私人的国内领域，自由地进入一个源于女性化以及变化而实现和平的公共领域”(37)，进而从反面为其所抨击的社会性别压迫提供支持。此外，为从两性的差异中探寻女性存在的价值，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刻意把妇女建构为一个与男子截然相反的同质性群体，忽略了男女各自内部因阶级、种族等差异发出的不同声音。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样，它反映的只是在由中上层男子引领的世界中备受压抑、却享有其他各类女性所难以企及的特权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诉求，而在“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的名义下将它们推而广之的做法难免遭到女性群体大多数成员的抵制。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坚决反对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宏大理论，解构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等级制二元思维，质疑有关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假设，提出两性间的区分很大程度上系人为的产物： “‘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特征上只有细微的差别，他们在政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由社会构建的主体身份，进而由劳动、个性、地位、权力等因素强化其性别特征。就‘社会构建’来说，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人为叙述出来的‘故事’，当他们被讲述时，被告知是‘男性’和‘女性’，一旦我们进入这种故事情境，就有了对性别的确认和约束。两种性别的相互缠绕甚至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38) 所以女性主义“不想简单地通过将女性的地位置于最重要的首位来颠倒社会的统治秩序……更合意的做法是‘识别女性主义者与代表男性利益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学会如何在坚持有益趋势的同时，与那些导致退化趋势的社会条件抗争’”(39)。琼·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将“‘占有主导地位的男性公众形象和摇曳不定的女性私人性形象’结合起来”，以再现国际关系学中国际／国内、战争／和平、伦理／政治这三组概念中被割裂的联系，(40) 她“所探索的是被隐含起来的事物意义”，“揭示……可能为其他学者所无视或忽视的潜在的意义、细微差别以及解释性概念的内涵。”(41)
从消解社会性别冲突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女性主义没有为凸显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特殊身份而讳言她们内部的差异，而是将双方间的权力关系与阶级、民族、种族等将人类划分为各种等级的其它社会机制结合起来考察。琼·爱尔希坦指出：“虽然性别对于某些目的和目标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这个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是城市的天主教徒还是农村的浸会教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42) 但某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为强调女性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时便急于将它解构。对女性群体内部“同”与“异”、“一”与“多”之间关系处理的这一失误说明，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落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陷阱，从而潜藏着被主流学术机构用来破坏和扰乱妇女运动内部政治凝聚力(43) 的危险。
四、结语
消除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性别歧视，必须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赖以生成的个体本位文化进行严肃的反思。它在激发人的聪明才智，给世界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割裂了人与外部环境（包括自然与他人）的联系，造成唯我独尊心态的恶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对“非我族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国际社会中大国之间的对峙、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的境况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通过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二元思维彼此关联，无所不用其极的压迫和寻求翻身的努力在全球各地引发此起彼伏的冲突和动荡，此间主流社会以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划分表达其价值取向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困境。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充分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消除各种人为制造的隔膜与鸿沟。当前，女性主义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改进日益走向成熟，积极推动两性的平等交往，使之相互汲取对方的长处，促进不分性别的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潜能，引导双方在携手建设消除了一切有形和无形暴力的和谐世界中结成比翼齐飞的伙伴。
收稿日期：2010年8月
注释：
① Jean Bethke Elshtain,Public Man,Private Woman:Woma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② 滕守尧：《文化的边缘》，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 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④ 杨效斯：“家的哲学纲要”，载牟博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6页。
⑤ ［加］巴巴拉·阿内尔著，郭夏娟译：《政治学与女性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⑥ 同上，第16页。
⑦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0页。
⑧ 见［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⑨ 同上，第1-63页；第178-180页；第181-182页。
⑩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1) 见［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鸣译：《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和财富而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27页。
(12) 见“WORLDWIDE GUIDE TO WOMEN IN LEADERSHIP”，网址：http://www.guide2womenleaders.com/index.htm，上网时间：2005年5月24日。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29、331-334页。http://etc.usf.edu/clipart/1800/1898/victoria_4.htm
(1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7页。
(15) Charlotte Hooper,Manly States:Masculinit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103.
(16) ［美］罗伯特·麦克艾文著，王祖哲译：《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17) Ann J.Tickn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4.
(18)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苏长和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32页。
(19) 同上，第136页。
(20) 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载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苏长和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1)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著，李秀霞译：《思维的版图》，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2) 见［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3)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24) Charlotte Hooper,Manly States:Masculinit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nder Politics,p.105.
(25) 见Peter R.Beckman,“Realism,Women and World Politics,”in Beckman Peter R.,Francine D'Amico(eds.),Women,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Perspectives,Policies and Prospects,p.24.
(26)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27) Spike V.Peterson,Anne Sisson Runyan,Global Gender Issue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9,p.51.
(28)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52页。
(29)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12页。
(30) 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Pandora Press,1989,p.xi.
(31) 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 &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译文引用［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49页。
(32)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6页。
(33)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8页。
(34) ［美］艾莉森·贾格著，王政译：“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页。
(35)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68页。
(36)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37) ［美］琼·贝思克·爱尔希坦：“女性主义议题与国际关系”，载［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38) ［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5页。
(39) 同上，第71页。
(40) 见珍妮·埃德金斯，韦罗妮克·潘法特：“琼·贝思克·埃尔丝塔：跨范畴研究的不懈努力”，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414页。
(41) 珍妮·埃德金斯，韦罗妮克·潘法特：“琼·贝思克·埃尔丝塔：跨范畴研究的不懈努力”，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第416、第418页。
(42) 同上，第435页。
(43) ［美］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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