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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15-26
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强导致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讨论任何问题都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并进行整体性的深入思考。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战略年代实质也是整合的年代，而将整合视角纳入中国的战略思维，首先意味着要客观认识和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据此确立未来战略目标并加以主动塑造。
随着软实力(Soft Power)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分，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实力的总体评估并对其基本要素进行整合，正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着眼点。中国软实力已经成为战略界热切讨论的重点议题，尽管对其内涵和外延仍有不同的认识，但这并不妨碍战略界对此做出基本的评估。战略界普遍性的观点是，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和未来均令人忧虑。当前，中国软实力并不强大，或被视为弱不禁风，或被视为有剑无锋；另一方面，如何将中国增强的国家实力转化为有效的、建设性的国际影响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战略谋划的弱项。未来，由于对中国实力增长导致战略意图变化的路径不甚清楚，战略界更关注中国是否会利用其软实力资源来加紧塑造地区、全球的未来并由此变得咄咄逼人。
如何认识中国崛起的前景是评估中国软实力的内在线索。以此为起点，笔者认为，对中国软实力进行评估具有战略意义，其初衷不是为了与其他国家一竞短长，而是内省，对自己的战略路径进行反思；探究中国软实力增进之道，其目标不是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扩张，而是希望自我充实，从而找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于以上目标，本文由如下四部分组成：第一，探讨研究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意义；第二，梳理软实力的基本概念，提出中国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并探讨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径；第三，就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国际形象等中国软实力的几个核心要素进行评估；第四，就如何增进中国软实力提出政策建议。
一、研究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意义
世界已进入大规模实力转移(Power Shift)的时代，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变成世界性的，并为达此目的而到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把哲学、文学也变成世界性的人文科学”。基于此，“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如此”。①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实力转移的速度在加速，不仅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永恒性地受到重视，技术、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因素也越来越被视为实力的核心要素。
大规模的实力转移开拓出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不仅带来了国家兴衰，也造就了国家行为体实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升的趋势，从而为全球治理开辟出宽阔的路径。②从国家层面看，实力转移不仅有受益者，亦必然有受害者，某些国家的处境甚至愈加恶化，沦落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从地区层面看，国家集团化既是实力转移的来源，也是实力转移的结果，地区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家集团发展的依托，地区经济的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性实力转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在国际层面上，实力转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制度（尤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形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及其刚性的展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主义受到更多重视。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原则、程序和规范越来越成为大国拓展战略利益和小国维持基本利益的工具，冷战后出现的巨大实力转移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国际制度的战略约束。③与此相关，多边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战略意义得到重视，多边协调开始被视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之一。另一方面，实力转移越来越导致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国家政府不仅丧失了部分自主权，还要与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市场和公共舆论常常迫使最强大的国家更经常地遵循国际规范。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展示实力的意愿。这些变革昭示着一个全球治理的前景，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的再次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中国是农耕时代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时间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中国曾因此长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进入19世纪中期，中国成为国际实力转移的受害者，并一度衰落为濒临失败的国家，列强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通过强制性手段进入中国，导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为中国积极的国家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不成功试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抓住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开始成为国际实力转移的受益者。④
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国际实力转移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超越常规、超越发展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交叉转型）的进步，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后者主要体现在国内问题重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际压力增加、疑惧加深。这是一种“崛起困境”，与19世纪中期万马齐喑的局面完全不同，中国也比较容易确立并推行和平性的脱困路径，即软实力战略。
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俞可平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提高硬实力，即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国家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技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的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文化和道义力量。”⑤中国当前处于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文化重塑的特定历史时期，要实现现代化，要完成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离不开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是否实现崛起不仅仅要看其硬实力，还要强调其软实力，真正的崛起应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型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这也是自此中国观念变革出现更多主动意识的背后原因。我们看到，这种战略性调整的正面作用已经日益体现出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乃至文化投射能力都体现出与经济健康增长同步的良好态势，尽管不时依旧有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旧调重谈，但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进一步凸现了出来，尤其是中国以和谐理念为核心构建大战略框架开始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注入了更积极的内在动力。中国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软实力建设的问题，⑥软实力建设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建构的层次。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不仅国外存在着对中国软实力的误读，国内也不乏错误认识。从国外来看，由于曾经的硬实力羸弱，中国软实力长久以来未引起重视，对中国软实力的误读比比皆是。以最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为例，作者乔舒亚·库兰茨克(Joshua Krulantzick)指出，“直到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中国都没有什么软实力可言，1997年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展现之始。”这种观点等于直接否认了中国曾经凭借其先进政治文化和特有的建设性传播方式长期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对中国软实力增强做出了充满忧虑的误判：“中国试图运用其软实力逐渐将日本、台湾和美国排除到地区影响之外。”⑦另一些学者则对中国运用软实力能力表达了怀疑，认为中国在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结果方面存在严重的制约。⑧更有大量的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是否会在崛起过程中采取侵略和战争等方式解决本国所需要的资源表达了忧虑，认为制度属性决定了中国难逃德国等的崛起路径。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硬实力发展受制于软实力而支撑不够的窘境，但国家建设模式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战略调整的滞后性，甚至不重视软实力建设的情况依旧比比皆是。决策部门的相关人士指出，软实力的工作都在做，但是确实没有将之上升到战略思维的高度。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战略界在软实力的含义、研究路径、现状评估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均没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索，中国软实力研究刚刚开始。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对中国软实力进行客观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和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打破大国崛起悖论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向，是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加强软实力研究，推动中国软实力建设，恰逢其时矣！
二、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路径
国家实力评估实是古已有之的思维，而对软实力的强调也不是今人才有的战略思路。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就指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强调“以德服人”，而兵家之集大成者孙子则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可谓将软实力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现代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西方，相关学者早就强调了软实力的价值，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genthau)对道德的强调、雷·克莱因(Ray Cline)对战略意图和国家战略意志的重视等。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20世纪80年代末则明确提出了软实力思想，从而确立了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一个独立的综合性视角。
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实力被他国视为合法，则它将遭受更少对其所期望的目标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则它毋须被迫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他国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毋须以高昂代价运用硬实力。因此，软性的同化性实力与硬性的命令性实力同样重要。当前，实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政治问题的现代趋势和变迁对实力及造就实力的资源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奈看来，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一个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国家通过观念的吸引力或确定政治议程来塑造他者倾向的能力，即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奈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作用、相互增强，制定议程和吸引其他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同等重要。⑨
软实力思想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实力的性质或来源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性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在一定意义上，奈的软实力理论是对传统实力思想的补充和发展，⑩为分析国际舞台上国家的实力定位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当然，软实力思想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实力思想的回归，既重视具体的、物质的实力因素，也重视抽象的、非物质性的实力因素。从软实力基本概念的界定来看，奈强调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融合，从而跨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且着眼于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奈提出这一概念之时，恰逢世界进入新的实力转移时期、美国进入战略转型时代，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居安思危的素质和能力。
当然，奈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意图来剖析软实力的，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存在颇多模糊。他采取枚举法来分析软实力，将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视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用一个连续体来表示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11)（见下图）
毋宁说，这种分析模式的目的不是发展严谨的理论，而更是着眼于现实分析的需要。实际上，奈在分析美国软实力时就曾一再强调信息、国家政策的重要性，并将之列入软实力范畴。基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软实力时，必须根据中国的实践对此概念加以充实，实现概念的本土化，(12)从而形成中国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中国软实力包含如下核心要素：
(1)文化。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精神财富。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改变客观世界，但可以改造人，而人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改造客观世界的。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任何主导性的文化都不是封闭性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必然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化趋势相契合，而这种互动必然要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2)观念。世事沧桑源自观念之变，人类进步与观念变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对进入大规模战略转型的中国而言，观念变革扮演着现代化先锋的积极角色，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堪称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3)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13)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模式曾经对东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溢出到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莫斯科共识”），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曾经并继续对世界发挥重要影响，尽管美国秉持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并正在遭受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质疑。1978年以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开放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为“北京共识”，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发挥着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从而与华盛顿共识形成了对照。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保持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在发展模式上开始同时关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并追求二者的有机结合，这种努力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积极变革，也使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之一。(14)
(4)国际制度。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支撑。一般而言，国家制度建设也是软实力研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创新使一个国家居于国际关系的领导地位并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对象，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政治收益。从国际关系史上来看，居于国际格局主导地位的国家往往是制度创新者，早期的海上霸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现当代的世界霸权英国、美国莫不如此。(15)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与自身体制的不断创新相辅相成，正在产生巨大的效应，而进一步的国家制度建设已经提上议程。当然，便于分析的需要，一般将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而将国家制度的吸引力视为潜在因素。国际制度是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外交的产物，也是一个现代国家进入国际社会的主要路径。随着国际社会在秩序化、组织化方面的进步，国际制度作为一种进程性因素的作用凸现了出来，它甚至逐渐积淀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意义有所增强。作为影响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元素，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进一步展现了出来，它代表人类发展之公意的观念价值也得到了重视，且其工具性价值中的约束意义有所加重。(16)作为国际制度参与的后来者，中国经历了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被普遍视为中国软实力增强的标志。
(5)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一种综合认识与评价，是一个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关于该国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的印象，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正是根据这一印象来回应该国的行为并藉此预测其未来行为，特别是在战略博弈中以此作为预期和反应的依据。国际形象的构建并不完全是一种国际行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更多的是国内政治和国内事务的延伸，(17)也受到国家主动建构能力的影响。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对内可促进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能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形象制胜的时代，国际形象被视为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各主要大国均将国际形象视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加以塑造。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其中文化、观念、发展模式构成软实力的“内功”，国际形象构成软实力的“外功”，而国际制度联结并跨越两者，成为中国展示和建构软实力的主渠道。
评估软实力需要综合研究，在笔者看来，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研究法颇具启示意义。(18)首先，中国软实力研究需要纵向的历史视角。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但历史确实时有重复。来者不可知，往者足可鉴。中国曾经的历史失误或忽视而导致的战略错误会给我们警醒，中国曾经的成功经验也为世人至今津津乐道，我们可以从历史进程中找到逻辑阐释。例如，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软硬实力的相辅相成如何造就汉唐盛世？明清时期的创新停滞如何导致了国家衰败？汉唐之际，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是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可谓空前强大，但当时的决策者并没有用军事实力征服世界，而中国文化、政治观念、发展模式都受到了推崇和追随。明清末季，中国表面上繁荣昌盛，但以创新停滞为标志的软实力下降导致了国家实质性衰败，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产生了摧枯拉朽的效应。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为什么建国初期新中国走向独立和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应，受到了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崇；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后期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径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大多数人士却并不否认中国软实力的下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差异才导致了我们在国际上遭受围攻和反驳吗？(19)基于此，将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为剖析中国软实力的一条主线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中国软实力研究需要横向的国际比较视角。中国一直强调“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确实，在如何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问题上，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向外国学习。我们往往将学习的目光投向美国，但近邻日本也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发现日本通过融入西方实现了崛起，但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流失，日本在积极引入外来文化的同时确保民族文化完整性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三思。当然，新加坡、韩国等其他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东亚近邻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可以交织构成一个分析中国软实力的基本框架，结合历史、当前和未来梳理出增强中国软实力的路径。
研究中国软实力，需要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定性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定量分析则更有利于我们将问题讲清楚。源于定量分析的难度，目前的软实力研究均采用定性方法。实际上，已经有成熟的定量分析用于衡量中国硬实力发展水平，有些评估方法可供我们借鉴。另一方面，中国迅速的硬实力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冲击，使得中国不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应提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现状的发展指数，其中应包含各类软性指标，以进一步有效确定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特性，防止中国发展成就被无限放大，从而既能为中国发展提供衡量标准，也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定位提供明确的启示。
三、中国软实力的基本评估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结构形式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正在迎来全面转型时期，而且恰恰处于一个拐点上。成功转型有助于中国的进一步快速崛起和顺利发展，设若有太多不利因素的集中反应，则国家的良好发展态势会受到制约。实际上，近年来关于中国软实力下降或制约中国硬实力提高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基于此，重温邓小平关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教导具有深远意义，评估中国软实力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Workable)的增进软实力方略恰当其时。
1.文化要素
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力上，而且体现在东亚一波波崛起浪潮（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等）中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上。最近100多年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发起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和国际实力向亚太地区转移为标志，中华文明传统正在积极弘扬之中，而西方文明则进入反思和调整阶段，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将展开崭新的一页，而中国正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
李光耀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20)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21)当代的美国如此，古代的中国亦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主张平等相待、诚信合作、互利互惠，以此作为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冲突，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在历史上，中国以其“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性文化价值”为各方人士所倾倒。(22)中国传统文化重精神，并在相当长时期里获得巨大的物质支撑力，软硬实力的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以其先进的文化优势为基础，中国通过积极的国际交往将其文化远播海外，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时代，建构了以文化为底蕴的东亚朝贡体系。古代中国东亚秩序核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生活方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力，(23)天朝治理的视角是内向的，并无扩张权力的野心。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只是自然地将内部伦理秩序向外扩展，中国与属国的关系主要依靠华夏礼仪的吸引力，依靠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华夏伦理秩序的自然扩展，朝贡体系是一种隐含超越民族、种族畛域的天下秩序，代表了东方国家对世界制度、国际秩序的早期实践，中国致力于追求道德目标的战略路径也为当代东亚秩序建设提供了最具深意的启示。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具有广远的开放性。天生的文化优势、长期的文化中心主义熏陶赋予中国一种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即勇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异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的产物，在文化上中国真正实现了有学无类、有教无类。古代中国挟其文化优势，大胆从各种文化吸收营养，实现了文化交流上的“教学相长”。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了数次交汇，中国通过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确立了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造就了盛唐气度，中国文化自此向外辐射、扩散，构成了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主脉。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积极吸收域内其他文化流派、域外各种文化的精华，是中华帝国形成的原动力之一。(24)此外，中国文化不仅走向亚洲，而且还走进欧洲，对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支撑也逐渐遭受销蚀，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遭受的一系列惨败，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反思和重新建构的历程。泱泱上邦为什么坠落得如此体无完肤？中国仁人志士从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自此，这种反思就没有停止过。关于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一直是人们所讨论的最热门话题。进入20世纪，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就成为分野，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基本主张。这种批判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全盘西化主张在中国发展进程时隐时现，导致了中国一再的政治风波；另一条主线就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强调“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25)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不断，在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学术研讨中长生不衰。但是，源于国家总体实力衰落的历史，中国在文化上不乏盲目模仿，甚至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而自我否认向来是我们的一个传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西方物质文明开放，而在精神文明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引进。在西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西化的进程；而在中国看来，这一进程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依旧是世界的未来面貌。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革故鼎新成为中国突出的文化特征。中国实现了物质崛起，这种崛起与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唱和，导致世人激发起重新审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世界性问题——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的解决路径上，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显现出积极的整合价值。经济的重量决定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重量，(26)物质上的成功使中国文化和思想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中国的文化强势地位开始恢复。当然，这与中国多年来重视高等教育、加强文化交流有着莫大的关系。根据中国教育部2005年12月提供的数据，1978年至2003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17.28万人，留学国别108个，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之一。(27)中国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中国要加强文化交流，共同促进文化繁荣。例如，目前中国已经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在法国、埃及、韩国等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自2004年开始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06年9月，中国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和12所孔子课堂，目前尚有30多个国100余家正在申办建立新的孔子学院。中国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举行了中国文化节活动，加深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积极展现了友好、温和的形象。近10年来，中国吸引的外国留学生增加了3倍多，其中来源于周边国家、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学生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占到总量的3/4以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外国留学生在校生总数为64107人（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4》，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外国留学生为55769人），2005年则达到78323人。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50年到2005年底，中国共接受各类来华留学人员884315名；2005年是建国以来留学生最多、生源国最多、就读学校数量最多的一年，各类来华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4.1万人，其中汉语类留学人数为86679名。(28)外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不仅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魅力，还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文化磁石，且中国政府的经济推动作用也是明确的。(29)
通过这股文化热潮，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外在风险。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还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我们在热切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继续保持着批判民族文化的传统。须知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与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日本通过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实现了现代化，但是日本并没有丢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日本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否定了全盘西化的可能性，而体现为两种主要观点的较量：第一种是儒学复兴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是所谓中体西用的进一步延续；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辉映、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即所谓中西互为一体。然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是以外国文化为本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是必要的，但中国文化是中国国土的独有奇葩，其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而生存。我们需要继续强调中体西用的正确性，但要扬弃其中贬抑西方文化的成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吸收有益的成分，也要防止西方文化的泥沙俱下，抛弃其糟粕。中国文化的外在风险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西方文化原本就有着渗透和改造“他者”(The Other)的冲动，通过文化渗透推广价值观念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性目标之一。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西方文化的负面——如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观念、混乱的价值观取向、功利主义、非道德倾向正在颠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化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第二，中国文化的产业化程度过低。例如中国人口占22%，但中文信息量只有全球总量的4%。这种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总体处于守势。
2.观念要素
在国家的整体层面上，观念是一种软实力，观念变革更是一种软实力。自1840年遭受败绩以来，中国的观念变革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充满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交锋和渐进融通，且与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现代化进程等密切相关，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尤其是，197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长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观念变革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现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改革主义和开放主义是中国观念变革的主线。中国的观念变革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抓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一脉相承。在其进程上，中国改革始自国内，而其推行的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外溢到国际层面，中国成为国际事务变革的积极而稳健促进者；中国的开放则是从对外开放转向国内开放。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一个积极变革时代的来临。
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不仅使得中国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创造了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提出“北京共识”，对这种现代化路径进行了初步总结和升华。(30)从某些方面讲，渐进主义的改革具有普世性的启示意义。当然，中国改革依旧处于进程中，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理念目的在于矫正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从而完善正在型构中的现代化道路。(31)
建国初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对中国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中国主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展贸易和接受部分外援。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种部分开放因中苏交恶而陷入困顿。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开始从一个“体系改革者”向“体系维护者”缓慢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大门，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进入经济开放和逐步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黄金时期。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相辅相成，亦体现出渐进特征。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多边谈判，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和推动自由贸易机制，并推动形成更有利的多边规则，为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体制性障碍等，这些问题有赖于进一步的改革和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而全面开放被视为深入改革的一个力量源泉，利用外部压力加速国内改革更成为对外开放的深层目标。
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是当前中国观念变革的主要体现，它们与改革主义、开放主义构成了中国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全面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出以经济主义为主导的战略意识。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亦表明以经济为主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在国内，中国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经济发展思想的优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统筹国家宏观战略的意义，成为以国家利益为依归、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相互协调的指导原则，代表了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在国际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崛起的核心。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不再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近年来，中国在减免部分极不发达国家的债务、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大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基本特征），开辟了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新渠道。
所谓制度主义，不仅包含着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制度、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积极完善国际制度，还包括国内的基本制度建设。从国内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是经济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结合。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本身是一个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的过程。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法制建设大规模推进，中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捷的立法进程，尽管其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弊端，但中国推进法治的决心可见一斑。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创新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处于国际关系的领先地位，而中国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成就彰显出中国模式的示范意义，中国所逐渐确立的发展道路开始产生出巨大的溢出效应。建国以后，由于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挑战者。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开始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特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新领域国际制度的创设，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从地区主义角度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一个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震动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地区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地区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的提供机会。(32)中国对地区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提供了启动地区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地区合作，地区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与双边关系并列。此后，中国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新方式。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及“10+3”机制的进程，逐步加大对这两大地区合作制度的投入，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33)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地区合作的消极、被动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提高了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和谐主义成为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术语，也代表了中国明确的战略指向。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突出位置，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社会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国内看，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转型、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等，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国际看，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实现预期目标，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也需要继续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将这一传统理想引申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明确提出了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的概念，并强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互为条件。和谐主义代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理想意识，和谐是一种承诺，既是对中国国内的承诺，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承诺。这种承诺演化为责任，成为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自我战略约束。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将国内发展不平衡与国际影响不平衡结合起来思考，将和谐世界作为结合对内和谐、对外合作战略的中间点，从而为谋划中国发展战略提供思想指导。
观念变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主义、开放主义、经济主义、制度主义、地区主义、和谐主义等均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结，其最终价值在于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指向标和路线图。检视中国观念变革的作用，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以上中国观念变革充满了进程性的思考，却少了终极性的价值追求。换言之，中国观念变革摆脱了昔日的激进，体现出相当的务实色彩，但被动的意味犹在，也似乎缺少了理想性的要素。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没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不仅是有缺憾的，还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危险的。可喜的是，和谐主义提供了矫正和补足，更昭示着发展的方向。展望未来，中国观念变革将会体现出更加开放、更加中国化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处于新的观念变革进程中，中国对西方模式有了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已经是“昨日黄花”，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理念、通过更加积极、更加平等的文化交流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将是中国观念变革新的动力与源泉。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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