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伦理与治理结构的协同演进与创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伦理论文,治理结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企业开始采用法人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内部控制型治理结构，并对雇员实施终身雇佣制度和缓慢的评估与升职体制，这些举措使得日本企业异军突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指导日本企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如忠诚、信任、合作、和谐等伦理观念也使得日本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日本，企业普遍遵守这些道德伦理，这种伦理体系规定了其决策的结果，塑造了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并创造了企业独特的文化。[1][2][3]日本企业的治理和运作模式也充分地体现出日本企业对产品质量、雇员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对消费者和环境负责的伦理行为和态度。那么，日本企业的伦理属性在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它对治理结构的形成存在怎样的作用？企业采取的治理结构又与企业的伦理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呢？这种关系对推动日本企业治理的创新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而这些正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重点。
一、日本企业伦理的演变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决定作用
企业要想在社会体系中正常运行，必然要接受或适应其所处的社会伦理环境。否则，脱离这种伦理规范，企业的行为将会失去合理性。那么，隐藏在日本企业背后的伦理究竟是什么？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它又是如何变化的？本研究发现有两个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强调对人的重视；二是强调公平和标准化原则。这两方面都可以从日本企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强调对人的重视可以从企业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崇尚的集体观念上很好地体现出来。早在19世纪后半期，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在这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种教育举措为日后向企业提供稳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20世纪初期，财阀企业迅速发展，其为了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企业中去又实施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体制，企业授予职业经理相当大的决策权，并且决策权由总裁传递到更广泛的整个管理阶层，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经理的长期雇佣乃至终身雇佣的基础上的。逐渐地这种终身雇佣的承诺进一步扩展到了企业阶层的下层，并在20世纪50年代，大企业通过企业工会正式把终身雇佣的权利授予大企业的所有男性蓝领工人。这种终身雇佣制不只是一种政策，它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一种道德伦理规范，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企业的运行。
强调公平和标准化原则可以从收入分配形式以及日本雇员的评估与晋升中体现出这种伦理观念。[4][5]在收入以及其它分配来源方面，日本企业从顶层到底层的差别相对较小，企业组织倾向于稳定性而非变化。如果和美国企业的工资结构作比较不难发现，美国企业的管理阶层的工资要比日本同样的人员薪水高得多。在日本雇员的评估和晋升时，终身雇佣的体制抑制了人们在内部展开短期竞争的积极性，并促使雇员以公开的态度对待合作、绩效和评估。此外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中还实施终身轮换制，这种制度使得员工不断变化岗位，提高了雇员的技能和忠诚度。[6]雇员在不同的集体中不断被灌输奉献精神，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外部的评估和奖励相对于同级别同时实施的评估体制变得不重要。
这种伦理观念也使得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呈现出其独特的特征，并在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早在明治维新时代，政府已开始考虑把原来国有的矿山、船坞和工厂进行私有化，促使了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财阀的迅速崛起。在传统伦理观念的引导下，涩泽荣一创建了联合股权投资和由富人组成的投资网络，这种投资者网络为日本的产业发展以及银行的财务融资联合提供资金。通过向以股票为担保的企业提供贷款，大量的企业逐渐集中到财阀的控制中，形成紧密交错的企业网络。虽然二战后各财阀被强行解散，但是20世纪50年代，和过去财阀集团大致相同的企业集团又联系到一起，创立了一些新的集团。[7]处在集团中的核心企业通过把业务外包给其他中小企业，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依存关系又为后来逐渐形成的终身雇用制度和终身轮换制度创造了条件。[8]这些企业网络为后来的法人相互交叉持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交叉持股保证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股东之间相互投资，保证了投资者网络内部的共同利益并巩固了企业网络内部的商业关系。另外由于日本的银行大多由不同的财阀创建，当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时必须向银行借款，而银行具有是否向企业提供贷款的决策权力，这种日本银行体系确保了财阀通过银行对企业进行控制，企业也愿意采用较高的债务与股权比例，并逐渐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主银行制度。[2]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终身雇佣以及年功序列制成为日本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企业的伦理观念也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而企业的伦理属性又促使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并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在协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但日本企业的伦理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伦理决定了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二、日本企业伦理与治理结构的相机选择
由于企业伦理和外部环境的不断演变，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呈现出其独特的特征，主要以内部控制主导型的公司治理模式著称。企业的伦理与企业的治理结构遥相呼应，并为日本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和道德伦理保障。日本企业的治理特征体现在其董事会、股东和主银行制度方面，而这些制度的选择离不开伦理的支持。这分别可以从董事会伦理、股东伦理以及主银行伦理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的作用体现出来。
(一)日本企业的董事会伦理
从董事会的构成来看，日本企业的董事会既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单层董事会结构，又不同于德国的公司董事会结构，因为在德国的企业中还有一个和董事会独立的“监事会”来负责监督企业的运营[3][9]。日本企业的董事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要对经营和战略方面做决策。[10]其构造呈现“金字塔”状，其中代表董事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人事权，而代表董事之下还设有若干专务董事、常务董事和一般董事。
这种董事会结构和企业的伦理关系密切。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以及内部晋升经营者的治理伦理约束下，董事会内部实质上以内部董事占主导。[1][7]雇员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从企业内部晋升上来，这也解释了日本董事会的人数普遍较多的原因。董事们由于对企业内部运作相当熟悉，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更能做出较为合理的选择。但是由于董事会内部等级分明，由董事会主席和较为重要的董事做出的经营决策很容易获得全体董事的批准，这就存在对董事会监督不力的问题。
(二)日本企业的股东伦理
在日本企业中，股东一般不愿意随意干涉公司的经营决策，因为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加强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来保证企业经营稳定同时增加利润，而不是出于获取股票投资收益的考虑。通过相互持股，经营者牢牢控制了企业，而这种集中使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机能低下。这种以法人相互持股为基础的安定性股权结构实际是日本商界做出的一种集体保证：保证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它们不是为了追求股份可能产生的收益，而是为了追求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共同利益。
这种交叉持股的股权结构也源自于企业的伦理，并在企业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与之协同演进。早在明治维新时代，许多财阀的控制权都是由家族分享的，而有才能的经理人被赋予较大权利并可以成为企业所有者的继承人。[4][11]虽然二战后，盟军最高统帅对30家财阀控股公司进行分拆，使得企业的股票所有权大幅分散。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时期下，个人股东还不具备管控公司的意图和能力，并在随后的通胀下大量抛售股票。新的管理层为了保持经营稳定采取依托证券公司或关联企业持有股票。通过交叉持股也使得原来被打破的财阀集团的各个部分又恢复到一起。在战后，这种交叉持股制度既保护了日本的组织控制通常采用的经理层级制，使得企业高层保有最终战略的决策权，同时又起到了保证企业财务投入和对雇员采取终身雇用制度的作用。
(三)日本的主银行伦理
在日本企业的治理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主银行制度。[10][12]通常认为，主银行既是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又是大股东，在很多情况下，主银行为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有时还会提供相关的管理资源并对企业的运行管理进行监督。主银行伦理也跟日本企业治理结构关系密切。
由于战后财阀被解体，股票市场一片萧条，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保持和稳定货币并支持重建，日本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远远超过其自身所持有的资金，这时许多原财阀成员为企业经营重建要求原财阀的银行牵头提供贷款。而日本法律规定禁止银行持有任何特定公司5％以上的股票，所以主办银行并不能提供企业所需的全部贷款。当它同意向该企业贷款时，它也同时向集团外的其它银行提供了一种信号，表示应该支持该企业，这样的关系也意味着当关联公司需要外部融资而资金超出主银行提供的最大额度时，主银行会组织其它的银行财团为企业提供贷款。主银行的发展和交叉持股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为了保持企业股份的安定性，防止外部人利用自身持有的股权拿走企业经营发展和偿还银行贷款的利润，企业集团内部及其银行之间相互持有对方的股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的内部网络就日益牢固了。这种主银行的治理模式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企业所尊崇的信任、合作的伦理理念。
三、日本企业伦理与治理结构的创新与发展趋势
随着1990年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在整个90年代陷入了经济的衰退期。虽然日本发起的全面质量管理、及时生产制等运营模式在世界范围依然受到热捧，但是对日本企业治理结构有效性的质疑日益强烈，同时在日本企业内一直奉行的终身雇佣制也受到了来自经济全球化和公司战略和技术变革的冲击。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日本企业在治理结构和伦理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例如伦理观念也由为经理和雇员负责向着为股东负责的方向转化，在治理结构中引入执行官制度等。[13]这些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日本企业长期坚持的“终身雇佣制”的某些方面做了灵活的调整，但是没有放弃终身雇佣制。[4][10][14]例如，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和出生率的下降，日本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为了改善这种经营压力，很多大企业为了维持老员工的就业而减少了对新员工的招聘，并且在招聘时竞争要比以前激烈许多。以前企业招聘的新员工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企业要对他们进行培训，而现在很多企业选择直接雇佣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而对其技能的来源不再加以限制。另外企业对员工的激励机制也发生了改变。以前员工的薪水只与其资历挂钩，而现在许多企业把个人表现作为升迁和薪酬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并逐渐引入绩效薪酬制，把董事和雇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1][2]另外很多企业虽然履行终身雇佣，却通过以临时派遣的形式向非关联企业转移员工，扩大了员工的就业范围。这种劳动资源的再分配削减了管理层次并对管理责任进行分权化。企业“金字塔”型的管理逐渐转变为网络型的管理。这些举措都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使得企业的运行更具活力，同时也增强了其竞争优势。
其次，股票价格和公司利润的下降稀释了交叉持股，并随着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股权结构日趋分散。由于金融泡沫的破裂，交叉持股对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迫于压力，银行等机构投资者都减少了对企业股权的持有，这导致了国外投资者大举入侵，他们持有的股份明显增加了。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为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10]在以前，这种交叉持股制度保障了日本公司治理的组织控制而不是市场控制，日本公司拥有足够的财务投入，因而原来的企业都奉行把盈余保留在企业内部做再投资，即“保留盈余加再投资”，而现在外国投资者倾向于要求更高的股权回报，他们积极地利用他们的法律权利向管理层不当行为提出诉讼，而内部董事和经理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些股东的利益，逐渐引入“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治理观念，并对企业的经营做出调整。
再次，由于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企业对主银行资金的依赖减弱，银行的作用下降。[5][10]在日本经济起步阶段，银行在使日本经济发展并实现繁荣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它通过大幅降低许多企业的授权等级，为企业注入资金保证正常运营。而现阶段，近几十年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的竞争成功为企业创造了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同时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也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新的选择，这就间接造成了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竞争。这些客观的原因使得企业对银行的资金依赖减少，弱化了主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且由于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银行资产造成的损害，银行很难像以前一样大量持有企业的股权，随着银行与企业之间业务关系发生调整，两者之间的交叉持股形成的稳固和紧密的关系也日益松动。但是不容置疑，主银行制的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仍然是很多中小企业创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
最后，董事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在尝试着进行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增强管理的透明度，并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越来越多的公司引入了执行官制度，提高了独立董事的比例，同时缩小董事会规模来提高管理效率，这也日益体现出治理结构向着英美治理模式转变，企业的治理伦理向着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倾斜。以前日本的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大部分股份属于安定性股份而不能在资本市场自由流通，这就不能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约束，在董事会内部占大股份的银行也不会过多地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在制定企业基本方针、战略的过程中并不重视企业的短期盈利，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保留盈余加再投资的长期战略。随着日本企业业绩的持续低迷，这种伦理和治理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独立董事的引入原则上会加强对董事工作的监督力度，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运作效率。很多日本经理们纷纷把美国企业治理所鼓吹的“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改进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企业伦理也由为经理和全体雇员负责向着为股东负责的方向转化，而这种伦理准则是否适合于日本企业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即使在这种治理制度盛行的英美国家，股东价值最大化制度也已经给美英国家的公司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经理层更重视企业的短期收益，而对未来投资支持不足，同时也存在经理为私利而不是股东利益服务的代理问题，以及财务舞弊等众多治理问题，美国安然、安达信等众多企业的倒闭也说明了这种股东价值最大化暴露出的弊端。
四、结论与启示
日本企业以法人交叉持股、主银行制为主要特征的内部控制型治理结构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视角阐述了日本企业的伦理发展背景和演变过程，推衍出日本企业的伦理属性决定了其企业的发展模式，日本企业的治理结构如法人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形成都受到了企业伦理的影响。随着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市场向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市场边界日益淡化，产品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此外全球金融的自由化使日本政府逐渐放开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外国投资者在日本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规模显著增加，企业的股权结构也日益体现出国际化的趋势。[12][15]在这种新形势下，日本的治理结构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例如主银行制造成了泡沫经济的产生，法人之间的交叉持股抑制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更趋激烈。这就需要日本企业对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减少企业交叉持股的数额、引进执行官和独立董事制度、强调个人股东的利益、加速证券市场的发展等举措。这些治理结构上的创新又推动了企业伦理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对于日本企业长期坚持的“终身雇佣制度”采用更为灵活的形式，对企业“金字塔”型的管理转变为网络型的管理等方面。[12]日本企业的伦理也由对经理和全体雇员负责向着对股东负责的方向发展。可以看出，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伦理是在协同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两者相互影响。但是本研究认为是日本企业的伦理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伦理决定了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目前，很多外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带来的公司治理理念对于中国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其他国家公司治理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中国企业思考。在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企业也加快了他们国际化发展的脚步，他们不但将产品市场拓展到全球，而且还从海外上市，融入到全球的资本市场中去，接受国际公司治理标准的检验。这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也对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符合国际公司治理的规则，并且不断地创新和完善治理模式，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占据优势地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