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应用的几点看法[*]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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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和要求的，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服务和导向功能的中心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这在哲学应用经过多次研讨，并取得不少成绩的今天，应当说已形成众多哲学工作者较普遍的共识。在1985年初有篇拙作，登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文中讲到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既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也是思想方法论的好教材，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也表现在运用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去正确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党的理论、政策文件中，表现在运用这种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决具体科学领域或社会生活领域重大问题的著作中。这些文件和著作，不一定提出什么新的哲学范畴、概念或对原有概念作出什么新规定，但它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实际斗争或具体科学中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给人们以思想方法上的深刻启示和教育，这同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借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中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划分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基础理论的哲学形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且更多地体现于应用哲学形态。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应用哲学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际问题的典范。”大家知道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直到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都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指导下制定的，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的著作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应用哲学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际问题”，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同志没有写专门的哲学著作，没有新提出什么哲学范畴和概念，形成一个逻辑推演的体系，但他的全部著作中无疑都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核心的深刻的哲学思维，其中既充分体现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又闪耀着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个人风格的光芒。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发掘和吸取的宝库，他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为理论工作者指明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土壤是社会实践，它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个别哲人玄思默想的产物。如果说我们的物理学界，需要稳定的少数人从事理论物理的探索，而绝大多数人则活跃在应用物理的各个领域的话，那么，我们的哲学界在需要少数有条件的学者潜心进行元哲学研究的同时，多数学者关注和参与哲学应用或研究应用哲学，应当是合理的、有益的。要是哲学不“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就会越来越干枯和凋谢；众多的哲学工作者只有面向时代，深入群众，在应用上下功夫，才能既发挥理论应有的服务和导向功能，也使理论获得长流不断的源头活水，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哲学要“脱贫”、要繁荣，当然需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加强努力，包括对古今中外哲学文化成果的继承、吸收和整合等在内，但在应用中发展，无疑是基本途径和主要的生长点。

二

在当前世纪之交国际关系重新组合，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各种文化思想激烈碰撞，国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处于关键时期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更加迫切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去进行观察、分析，从而提出正确的理论和对策。这项工作作得如何，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对哲学应用提出了大量的而且会越来越多的新课题，使有志于哲学应用的理论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同时，我觉得要对这些新课题加以探索、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楚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需要组织起来，持续攻坚，结合实践进程，才能逐步阐述明白。讲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会前进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将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新课题中很多问题都是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敏感问题、尖端问题，要在这些问题上攻关并做出成效，我感到起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有乐于奉献、敢于开拓的精神状态，甘于含辛茹苦，不因困难而灰心，不因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却步；二是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他的思维方式和思路，特别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我们自己必须深刻理解，不动摇、不犹豫，这样才有可能澄清和克服来自不同方面的犹豫、动摇和偏差，使我们的工作始终不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地占有材料，扩大知识领域，动态地把握所研究问题的各种要素和相关条件，了解它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要迈开双脚，打开视野，向相关的专家请教，向干部群众请教，集思广益，反复斟酌，以求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建议。

三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是个很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政治招呼。哲学研究的是全局性关系，讲政治，抓全局，就必须从哲学高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才能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也才能更好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遵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江泽民同志强调，划清七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限，这同他去年讲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论述的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基本精神则是完全相通的，都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出发，着眼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估价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许多矛盾，揭示包藏在其中的本质和规律性联系，并据以正确地确定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在这些重大关系和原则问题上，理论工作者理应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地维护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在社会转型时期，客观的矛盾反映为不同阶层人们思想的矛盾，用不同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的人，各种看法以至怪议论不少。在极为复杂纷繁的现实生活中，要罗列一些事例来证明某种观点，是不用费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是不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从事实的联系和全部总和去掌握事实，抓住和揭示事物的本质。比如，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我们应当通过改革形成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归根结底只能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而不能回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维模式去。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其具体的结构形态、数量比例和要掌握的警戒线，则需在实践中深入探索。把国有企业现行体制的弊端错误地归因于公有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那样地鼓吹私有化，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把国有企业理顺产权关系，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当成私有化来反对也是错误的，其结果将延缓改革的进程，妨碍公有制优势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确实存在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我们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但个别论者把1992年以来，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的形势，估价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无法同意的。

四

哲学应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恩格斯说：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指辩证法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毛泽东也说过：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个规律（指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在哲学应用过程中，既要克服教条化、神秘化，又要防止庸俗化、简单化。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实用主义，这两方面过去都是有过教训的，两者之间又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时期的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独立思考地提出论点和对策，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大胆开拓，敢于触及现实矛盾、回答现实问题，不应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另一方面，紧紧把握住哲学应用的主要领域是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的实际，哲学不能越俎代庖地取代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直接地单独地去解决各种实际操作问题，它只能依凭理论思维的优势，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上进行帮助和指导，结合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去作用于实际，揭示那些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特征的实际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应用工作者需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哲学与这些具体科学的结合中，可能逐步生产出可列入应用哲学范围的一些分支学科；同时，也要提倡哲学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包括党政领导、企业家等）的密切结合，提倡哲学工作者同相关门类的人文科学工作者的联合作战，提倡哲学同自然科学技术的联姻，优势互补，协同攻关。坚持这些做法，对于探索解决世纪之交提出的各种重大现实矛盾和问题，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对于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繁荣，都会有极大的好处。

＊ 本文是作者在今年七月于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哲学应用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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