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应用趋势与应用哲学方法论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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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是迈向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因为应用是哲学的本质要求和自我价值的最终体现,哲学满足历史和社会需要的命运是通过应用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走到尽头,当前它的失落,只是应用不当和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反思,哲学只能在应用中发展和完善,在应用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起应用哲学,是应有之义。

邓小平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未写过大写的哲学著作,却给我们写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逻辑。他把实事求是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贯穿其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通过解放思想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胜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又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实现了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开展全面改革,形成党的基本路线。还在实践中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我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实现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启迪,不但对我们应用哲学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树立了榜样,也预示着在应用中发展将成为我国今后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

启迪之一:在应用方法论中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在历史上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阶段。科学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定义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这就科学地规定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内容,并把它娴熟应用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强调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根据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修正和发展真理的原理,反对坐而论道,号召广大干部去实践、实验,去“冒”、去闯。坚持认识也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坚持真理、摒弃谬误的过程,错了就要纠正,不断总结经验。他提出不搞争论,使改革绕过姓“社”和姓“资”问题上的纠缠,赢得了时间,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走向成熟。还根据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实践标准延伸和推广到社会领域中去,用“三有利”去取代姓“社”姓“资”,成为判别改革和一切工作成功得失的标准,使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根哲学支柱。

启迪之二:在解决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它所提供的是总的指导原理, 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页)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时空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事物发展是普遍和特殊、过程和阶段的相统一及其相互转化的原理、转变观察世情和国情问题的视角,在国际上用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在国内用初级阶段去纠正过去对我国社会主义不结合实际的估量和一味追求超越的错误。既清除了“左”的恋旧情结,又排除了放弃社会主义右的干扰。他及时地摒弃那些已不适合时宜的观念和政策,从当代的世情和我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调整发展战略,用增强国力的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对抗,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特殊中把握普遍,在同一中把握斗争,坚持普遍和特殊、斗争和同一的统一,抓住机遇,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成功地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启迪之三:在历史的超越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基本原理、具体原理和个别论断构成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发展表现为克服保守倾向,扬弃自身,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重大突破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在分析、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以及相应地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又说问题是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他指出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对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头脑一直不清醒。说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把过去想做没有做,过去没有条件做的现在做了,把过去做错了的改正过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及其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既是对苏联的错误实践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列宁开始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和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肯定和继承。他强调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因为只说马克思说过的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超越与肯定、发展与坚持相统一的辩证否定和扬弃的思想,成为成功地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从对邓小平的科学理论作经典诠释,向应用这个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的新问题转变。因此研究邓小平同志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学习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也是研究我国迈向21世纪哲学发展趋势的需要。

应用化是哲学迈向21世纪的一种重要趋势

哲学界对我国迈向21世纪哲学趋势的种种预测,不是相互否定绝对排斥的。我认为哲学应用化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趋势,其根据是:

首先,应用化是哲学走向新发展必经的阶梯。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并把它应用和推广于社会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列宁为了解决帝国主义阶段任务的理论和策略,完备了认识论和确立对立统一在辩证法中的本质核心地位,宣告辩证唯物论取代资产阶级机械唯物论的哲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的完成。毛泽东、邓小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未突破其哲学体系,而是在应用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主义在度过战后极端困难时期之后,利用高科技的成果,调整产业结构,出现了繁荣,重新赢得优势。相反,社会主义各国在经过大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长期动荡和分化的时期,最终导致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当前世界正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间隙时期,与积蓄力量为革命的新高涨创造条件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处在酝酿重大突破的历史时期,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特点。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另一方面要不断对改革发展中的新鲜经验进行抽象和概括,丰富和完备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过渡到新阶段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其次,哲学应用是实现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依次出现了辩证唯物论、实践唯物论以及目前被炒得火爆的社会历史哲学的若干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被其中的一个方面所取代,而是标志着它在克服哲学遇到的困难,回答实践提出的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加深和拓宽其自身的研究,推动了哲学发展的结果。而无论突出哪个方面的研究,都是以满足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历史重大转折相联系的。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科学哲学的新成就,但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资产阶级哲学的终结,当作它再不发展了,忽视了继续吸收西方反映科技和社会大生产发展的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充实和发展自己。又过高地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更新的能力,结果窒息其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循环系统。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须与我国传统的人文哲学相结合,西方重实证和学术,中国则重人文和伦理。中国传统的人文哲学渊远流长,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西方工业文明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关系。在哲学的发展中真理只有一个,是一元的,但认识真理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它仍然需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扬弃、吸收西方科学哲学和我国人文哲学中的积极成分和合理内核,坚持和发展真理。而这一切的实现只有在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实践中,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次,哲学应用化是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政治经济学是两者的中介。离开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离开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庸俗的经济学,离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是思辨的哲学。正是马克思最早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劳动异化,但只有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发现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产生劳动异化的真正原因之后,才找到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剥夺剥夺者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他不只一次地把哲学同社会主义比作“头脑”和“心脏”的关系,宣告他们的哲学是为了世界革命化,实现历史向世界的转变。哲学在当代的命运,主要是看它满足当代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程度而定,在我国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揭示从科学社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及其哲学基础,不仅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仍然是一个未竟的课题。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实际根据及其构成的科学体系,既是哲学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需要。

重视应用哲学方法论的研究

哲学是什么,哲学不是什么,是当前哲学研究中经常被质疑的问题之一,于是就引发出哲学的冷和热、形而上与形而下、思辨与功利等,对哲学现状的不同估量和出路的各种设想,意见纷呈。“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决定哲学具有思辨性、批判性和超前性。哲学又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则规定了哲学“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和相互作用”(同上),所以哲学要关心社会生活,倾听人民的呼声。哲学不是抽象的思辨和为现代生活作简单的图解,它是对现实的抽象,但不搞抽象化,把它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哲学不是要代替各门学科回答具体问题,对现实生活贴标签,搞简单化和庸俗化,而是精华和时代、形而上和形而下、思辨和功利的统一。在哲学的发展中冷和热的交替出现,既受到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的决定,又受到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出现超前和滞后的自身发展状况的制约。历史反倾向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哲学出现繁荣即热时,要防止功利化;相反,当它受到冷落时,要防止走思辨的老路。当前哲学的被冷落,是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诸因素促成的,解决的方法也是多方面的。而应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审视同回答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是哲学的本质和社会需要发展的一种趋势,也不失为目前哲学摆脱困境,实现柳暗花明的有效途径。

当前,在应用哲学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工作者的双重任务。哲学在应用过程中建立应用哲学,是应用哲学和发展哲学的应有之义。这不仅一方面应用是哲学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另一方面是哲学在应用中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一个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构成的系统,揭示这个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过程,是应用哲学的内容;同时,哲学通过应用实现世界此岸性是方法论的范畴,概括方法论形成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是应用哲学的任务。几年来,应用哲学正是从应用哲学理论研究、应用哲学学科研究和应用哲学的具体实践研究展开的。现在正是创立应用哲学的有利时机,给应用哲学扣上简单化、庸俗化的帽子,是没有根据的。

应用哲学是对哲学改造世界的中介的抽象,也是世界观转化成方法论的产物。方法好比船或桥,没有船或桥是过不了河的。没有方法论的世界观,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同样,没有对方法论的研究,也就没有应用哲学。应用哲学体系的建立,包括对象、地位、性质、规律、类型、方法和实现途径等内容,而最重要的则是应用哲学的科学方法论。迄今,应用哲学采用的方法,一方面是来自哲学的一般方法,如辩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法等;另一方面是借鉴社会历史的方法和科学技术的系统方法,这在推动应用哲学研究发展的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肯定,应用哲学的方法论是离不开哲学一般方法的指导和借鉴、吸收社会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方法的,但指导不是简单演绎,借鉴也不是机械移植。而应用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创造出有别于其他学科又是适用于应用过程具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方法论。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应用哲学的问题,而是怎样应用和如何把应用理论化、系统化的问题。应用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固然是对哲学应用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抽象,也是离不开哲学工作者的潜心研究和加工创造。它的形成和走向成熟仍然离不开在应用中发展的实践。同样,揭示和形成这个理论的方法和方式也是多元的,真理应是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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