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关于投资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会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月3日—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投资问题自然成了两会比较集中的话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我国投资建设事业如何实现“两个转变”、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合理利用外资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下面是记者对两会提案、提议、两会代表发言的综述报道。
在投资建设领域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据国家权威部门分析和各种经济效益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二是偏重于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投入，造成我国主要行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三是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四是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小，一般加工工业能力过剩与基础工业瓶颈制约并存，同时产品质量差，附加价值低。针对这些问题，两会代表、委员就如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六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两个转变的关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没有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必须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竞争性产业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产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浙江代表陈华姣说，实现两个转变，一是政府对企业不要随意干预，如在具体工作中给企业定指标，加速量的扩张；二是地方政府不要互相攀比，给企业造成过大压力，使企业不得不追求速度。
二、传统观念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我国长期以来普遍形成了一种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经济发展观念，这种观念与走集约化经济增长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山东代表杨绵绵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变，树立竞争意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这对保护公平竞争、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分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竞争中的假、虚、空。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增长主体——企业的目标和行为的转变。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主要走外延发展的道路，对内涵发展考虑得少，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依靠大投入、铺新摊子，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要从推进两个转变来考虑，建立起真正的竞争机制，构筑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主体，特别是企业内部尽快形成有利于追求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的机制，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眼点，也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四、经济结构是经济增长方式赖以转变的物质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相伴生成或相一致的。民建安徽省委会副主委黄舜委员提出，抓好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要求根据国情厉行节约，将社会的有限资金用在最迫切的地方。北京代表阎承宗提出，修订国家的产业政策，制定技术政策，对高消耗资源的企业进行限制，推动他们联合起来，搞技术进步，提高技术水平。山东代表俞正声说，实现两个转变要抓住结构调整这个关键，一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新产品，增加附加值；二是培养名牌，提高市场占有率；三是抓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发展企业集团。
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福建代表陈泉源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教育先行是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教育先行说到底要舍得投入，不能急功近利。徐国敏代表认为，教育经费不足是长期困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老问题，他建议及早制定保障教育投入比例的法律、法规，依法保证教育的投入。江苏代表吴锡军说，政府要制定倾斜政策，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要赋予高科技公司融资权，增加它们的拨、贷款，增强它们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六、抓好区域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也影响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区域性经济差距的客观存在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渐近性、地域性、时序性的特点。东部地区可以先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更大步伐，把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视角转向西部，国家也要调整经济发展的布局和规划，促进各地区的资本、技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全国最终走上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
切实加强对农业的投入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农业放在突出的地位，农业的稳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确保农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山东代表唐与山说，发展农业，增加投入很重要。除了国家增加投入外，依靠集体的力量也是一个重要途径。乡镇企业发展积累了不少资金，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分配关系，不能光强调农民的人均分配，还应当使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果各级集体组织都能将自己积累的一部分投入到农业，并使之有个好的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农业的发展后劲就会越来越大。
民进中央副主席路明委员认为，农业投入不足是造成我国农业徘徊、农产品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要实现“九五”计划中农业的增长目标，关键在于落实对农业的投入。目前我国农业资金仍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建议今后在逐步缩小工农业“剪刀差”方面做些文章，并确保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应大于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收的总和；同时建立严格的农业资金管理制度，增加银行支持农业的贷款，运用税收、价格、信贷等手段鼓励农民和集体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农业吸引外资，引导二、三产业的资金流向农业。
新疆代表马建国说，各级政府要千方百计开辟农业投资渠道，为农业发展增强后劲。云南代表程政宁说，改变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使之迈上一个新台阶，才能确保“九五”目标的实现，为此，要努力把首位意识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基础建设，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强农业持续发展的后劲。
此外，代表和委员还希望政府对支农工业采取倾斜扶持政策，制定一套鼓励农科人员深入农村、扎根山区的激励机制，引导工商业参与农业开发，实施科教兴农战略，鼓励农业走集约化、产业化发展道路，使农业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纲要》指出，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九五”期间东部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依靠高新技术，集约经营，重点发展资源能耗少、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同时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中西部地区要加强水利、交通、通信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及其加工业，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提高加工深度，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来自中西部、东部、北部的代表委员就如何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献计献策。
河南代表王有杰说，中西部问题存在多年。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希望“九五”期间真正把（支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来自湖南的全国政协委员王世英教授希望中央像当年设立“特区办”那样，建立专门的中西部开发的权威组织机构，指导协调这一地区的建设。陕西代表程安东希望国家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和建设的投入力度，多安排一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快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引导更多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资金、项目流向中西部，引导更多的外资投到中西部，同时，他希望中西部地区克服“等靠要”思想，从自身努力上更主动些，进一步转变观念，奋发图强，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都跟上时代步伐。
香港一洲集团董事会主席庄永竞委员提出，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能源开发，需要大批融资，可以允许外商采用目前在东部地区尚受限制而在国际上通行的融资工具、经营方式。对于中西部边远贫困地区开展的大型项目、特殊贫困地区的投资项目、边远贫困地区发展影响面大的外商投资大型项目，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特殊对待，给予优惠政策。中西部地区外资项目规模审批权限也可以扩大，以有利于大型投资项目的引进。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建议，从中央财政总盘子中切出一块，增加对西部地区的专项投入，加大扶持中西部农牧业发展的力度，加强对大西南区域合作的协调和支持。
来自经济特区的代表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广东代表吴波说，几个经济特区无论在规模、发展速度和水平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但也面临新的挑战，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希望中央继续给予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权。广东代表厉有为进一步说，没有试验权，特区就难以发挥作用。现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应各地区政策一样，不能有地区之间的差别政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公平竞争，但是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全国各地都实行一个政策是不可能的。福建代表洪永世建议中央今后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在“九五”期间发展快一点。
东西差距问题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同时，南北差距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来自环渤海地区的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围绕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发表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人大代表聂璧初说，希望中央像支持浦东、广东那样，支持环渤海经济圈的改革开放。王福重、余国琮、陈慧、李光羲等11位委员对振兴北方经济提出了建议，他们在发言中指出，加快京津冀地区联合发展，进一步带动环渤海地区乃至中国北方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大家在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是：改革开放17年来，以沿海地区为先导，中西部地区紧随其后的“雁阵”区域发展模式已经构成，东部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向中西部、北部转移，而地区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起来需要有个过程，急于求成不行，不紧不慢也不行，要从全国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既要保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快一点，先走一步，又要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步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参加两会的代表围绕投融资体制改革，补充了如下几个观点：
在谈到投资体制改革时，武汉大学教授辜胜阻委员认为，投资体制改革首先是一个观念变革的问题。现在是厂长、市长的关系错位，投资权力与投资责任不对称，因而无法防止没有效益的投资，无法扼制铺新摊子、大上项目的热情。云南代表普朝柱指出，现在搞项目靠贷款，而贷款利息高达1.5—2分，借1个亿到年终要付2000万的利息， 企业哪里来的效益和还款能力？这种高利息的投资体制怎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靠少量融资、短期贷款而不是大量借贷。推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怎样解决，从哪里来，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要从投资体制改革上做文章。
陕西代表施润芝说，国家从1996年起，对新建项目实行资本金制度，可资本金的来源是一个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资本金从哪里来？有的项目可通过股份制办法来解决，有的项目要通过融资方式改革来解决。国家应区别不同项目，制定不同政策。对竞争性的项目，可实行资本金制度，但考虑落后地区的实际，可否适当调低比例，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项目，能否通过全额贷款来解决，或者对落后地区新建项目暂缓执行资本金制度二、三年，以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关于投资主体问题，广西代表洪普洲说，目前我国的投资主体很不明确，企业投资主要是政府行为，企业跑项目的很少，跑项目的都是地方、部门的行政领导，而且规格、级别越来越高，这说明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投资建设中缺乏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动力和压力，所以一定要明确投资的主体，真正把竞争的项目推向市场，促使投资主体注意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益。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广东代表厉有为说，现在应以金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专业银行若不转变为商业性的，企业就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中央领导经常说，效益好、有市场的企业可优先贷款，可这方面的政策措施现在还未真正落实，它与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有直接关系。
赵新先代表说，这次会上，我高兴地看到李鹏总理的报告中关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的论述，的确既为解决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国有企业外部环境指明了方向，又说明了改革投融资体制，是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特别是资金使用率的重要措施。产业资本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这里要找到一种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使企业从根本上提高资本运营的效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重视搞好国有企业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产融资本的结合，实现“大公司”战略和规模经营效益。具体来说，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挥市场作为配置资金这种特殊重要资源的基础作用，尽快建立并完善金融市场；其次要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强化企业作为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步伐，尽快改变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贷款发放甚至频繁干预金融市场的行为；第三要区别情况，对经济效益好的国有大企业，开放各种融资渠道，包括企业债券、短期拆借、发行股票、国外融资等，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大企业中迅速结合，最后要加强有利于产融资本结合的法律建设，在全社会中建立并完善商业信用关系，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保证整个社会资本运营的质量和效益，这是企业界希望与金融界加强进一步合作的一种意向，也是对未来金融及投资体制深入改革的一种期盼。
合理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引外资1200多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今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为经济发展服务，许多代表和委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一是在引资过程中，还应该善于利用政策引导外资向规模大、层次深、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以及基础产业方面投资。二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特别是多安排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的形式。三是由优惠让剩为主吸引外资转向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四是要避免只顾引资数量而不重视投资质量的倾向。五是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增加外资工作的透明度，改善行为规范，端正服务态度，加强投资后的服务管理。此外，还要把好外资审批、评估、验资关，注意老企业嫁接过程中的无形资产流失，对外商要求控股和控制市场的行为要警惕，对引进外资要注意不能让外商在行业中形成垄断，同时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阎海旺、杨新农、吴波、洪永世、俞云波、胡法光、戎易等代表、委员还呼吁：要牢牢抓住国际上难得的机遇，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