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观———种受众研究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众论文,新思路论文,斯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费斯克(John Fiske)是西方后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英国，任教于澳 洲，后又被聘为美国维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教授。他的研究深受威廉斯和霍 尔的影响，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更加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性受众观”(the productive audience)。
一、费斯克生产性受众观的内涵
1.谁是传播者
在费斯克早期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78，与J.Hartley合著)一书中 ，他们就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把电视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开辟了传统实证科学之外的研究视野。
在该书的“电视的功能”一章中，费斯克明确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大众消费” 还是“大众传播”；二是：“谁是传播者”。对于前者，费斯克和哈特利引用麦奎尔(
D.McQuail，1975)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 ，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1](P57)。由此，他们的受众研究重点就不仅仅只 限于观众的数目、购买的能力、社会经济的地位、个人的意见态度等，还必须同时考虑 受众成员中彼此沟通传播的方式等。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以往受众研究的局限，需 要全方位的研究受众还应需要从传受双方的交互关系上下手。
在后一个问题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异常解码”的传播现象，即传播过程两头的当事 者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且传者的制码和受众的解码之间存在着各自使用一套不同的符 码和成规的现象。换句话说，传播者的制码信息和受众的解码信息之间存在着差异。在 我看来，这种差异是受众生产意义的一个前提因素。他们在书中说，“这种对受众解码 质性的不确定感，产生了一种双重效果，一方面促使传播专业人员投向文化的中心，另 一方面也保护受众不受任何强制而接受某种特别的论调”[1](P60)。于是他们认为传播 者到底是谁的问题可以分三个层次来回答：(1)传播者是电视荧光屏幕上的形象；(2)专 门化的传播机构、员工、专业规范等等；(3)讯息意义之所托的文化。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在第三个层面上，他认为，传播者是一个大群体，由数以万计的人口组成，而其受 众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有特色。他进而指出，传播者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作者”身份 。[1](P61)言外之意就是，传者和受者之间是互动的，受者也可能是传者。
2.生产性文本(the productive text)
1987年，费斯克出版了他的专著《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John Fiske,1987 )，把他的受众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这部著作中，费斯克把用分析文学作品的符号学 、结构主义等理论用来阐述“通俗”的电视作品，提出了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 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 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生产性文本的概念是费斯克从意大利学者艾柯(Eco)和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的有关文本理论中引申出来的。艾柯把文本分为开放和封闭两种，开 放的文本(open text)蕴涵多种含义，是允许丰富而复杂地阅读的文本，要求阅听人参 与；而封闭式文本则相反。巴特则把文本做了可读文本(the readerly text)和可写文 本(the writerly text)的区别，简单说来，前者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 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是一种 相对封闭的文本，易于读者阅读，对读者的要求甚微；相反，后者则不断地要求读者去 重新书写文本，并从中创造出意义。诚如费斯克所言，可写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 被建构性’(constructedness)，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2](P127)。费斯克认为， 电视文本既有可写文本的开放特点，又有可读文本的易懂的特点，是种生产性的文本。 这种文本“为了满足多种多样的观众，它必须允许阅读中存在大量的文化差别，因而必 须在符号中留出相当大的空白，以便亚文化可以用来协和，来形成他们的意义，而不是 发行人想提供的意义”[3](P144)。这也是电视文本能够流行的一个原因。电视反映的 是正在发生的事件，这种“现在时”的特征使受众对文本采取生产者的立场。
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们一脉相承，费斯克对文本意义的产生、表达和阐释给予了充分 关注，费氏认为意义存在于文本之间(intertextuality)，意义是由身处社会的读者和 文本相结合而产生的，并不仅仅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受众阅读电视文本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对话的过程，是阅读主体与文本期望的阅读位置之间的对话过程。在这一对话过程 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费氏是这样解释受众为什么具有 主动性的：每个人都有文化素养，不管他在物质世界中出于何种地位，每个人的社会经 历、文本经历都使他具有了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意义和乐趣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 力进行阅读时产生的。乐趣来自对意义的控制和积极的参与过程，被统治阶级的乐趣在 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或反抗，或独立，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4](P78)在《电 视文化》中，费氏明确指出，我们有必要并可把受众想成一个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社会 群体，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构成体的联盟”。[3](P133)
在费斯克的姊妹书《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a)和《解 读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1989b)中，费斯克旁征博引，另加很多翔实的案 例解析，把他的“生产性受众观”发挥到了极致。
3.受众的层理(formation)
在费斯克看来，受众是个意义的生产者，他在“大众的层理”一节中论述了他的受众 观(注：笔者认为，在费斯克的著作中，无论英文的popular、mass、reader、audience 等，还是汉语中的大众、读者、观众、包括台湾学者一般译为的“阅听人”等等，都是 广义的受众)。费氏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文化工业促成的”[2](P29) 。众所周知，文化工业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专有名词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 众文化就其意义和风格而言是一种单质文化，这种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齐一化和强 迫化特征，给每一事物都打上了相同的烙印，这种单质性的文化是无主体性的，它以大 众性的幻象遮蔽着人们在文化生活中的被操纵性，即“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 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5](P275)。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眼中，受 众就是些被动的被操纵者，本身毫无主体性可言，是受压迫者。这也是阿多诺和霍克海 默用“文化工业”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而在费斯克看来，“文化工业所能 作的一切，乃是形形色色的‘大众的层理’制造文本‘库存’(repertoire)或文化资源 ，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拒绝”[2](P29)。在 费氏看来，大众的构成方式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同人员形成不同的分层，这些分层 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这就是受众的层理。
4.受众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
费氏认为，“大众(the people)、大众的(popular)、大众力量(the popular forces) 是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受众在这种精密的社会关系中穿梭时产生了‘游牧式 的主体性’，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 层理。”受众是“以主动的行动者(agents)，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 间穿梭往来的”。[2](P30)他举了牛仔裤的例子如下：本来，牛仔裤是文化工业的产物 ，但是大众穿牛仔裤的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扎染花色、不规则漂白或故意搞破等 等，于是这样穿牛仔裤的方式就表达了穿者的一种对既有文化价值规范的抵抗姿态。这 种抵抗姿态一方面是受众主体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受众通过抵制又生产出了受众自己的 文化。于是费氏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 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者底层，而 不是来自上方。”“大众能够而且的确在撕破他们的牛仔裤。”[2](P31)
5.受众的生产力
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 “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6](P204)。在这里，文本像一个“菜单” ，受众可以选择自己的意义和快乐；又像一个超级市场，读者在其中自由选择自己想看 的东西。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 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
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 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
在费斯克眼中，一个好的受众都是“游击队员”，他们施行的是“有啥用啥”(其他学 者又译为“怎么都行”、或“权且利用”、或“周旋”、或“将就”、或“为我所用” 等)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do)。有人总结到：这种周旋既不是激进的对抗或者拒 绝，也不是全盘的认同与臣服，而是在斗争中有妥协，且进且退，进中有退，退中有进 ，进退自如。[7](P93)费斯克认为，受众主动采取游击战术，从大众传媒资源中获取了 自己的意义、创建了自己的文化，有效地避免了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俘虏，这就是生产性 受众观的内涵。
6.受众生产的快感
受众阅读的方式不仅仅是种抵抗性的阅读，即读者利用流行文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生 产符合自己立场的意义，以抵制偏好的解读。正如香港学者肖小穗所言，对费斯克来说 ，仅仅是抵抗性阅读还是不够的，只有把这种阅读提升为一种“快感”，阅听人才可能 摆脱开文化工业，成为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角。[8](P109)费斯克认为，这种抵制 并生产出自己意义的快感，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理论”，在巴赫金看来：“狂 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 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2](P99)狂欢化实质上 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 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于是受众生 产所得到的就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2](P99)
费氏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具体解读了《摇滚与摔跤》节目，很好地阐述了受众 观看所带来的快感。“狂欢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压抑的机会，提供了被压制者的声音在最 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与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 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的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会规 范的拒绝。”[6](P148)费氏在解读电视竞赛节目时指出，受众实际上驾驭着双重话语 ，既可以参与支配性的话语，又可以参与对这种支配性话语的规避与颠覆，即“一个观 众可以同时参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话语”[6](P156)，并从中得到快感。
二、对传统受众观的反拨与能动
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 ”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9](P1-10)。
纵观传播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传播研究中关于受众理论的探讨，大部 分是同传媒的效果研究分不开的。传播效果论实际上是种“传者中心论”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靶子论”把受众看成被动的接受者，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传者提供的信息或宣传 ；二战前后，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才引起人们的真正关注，“受众中心论”开始占上风 ，影响较大的理论有“使用和满足”研究、“信息寻求模式”、“民主参与理论”等。 [10](P138-141)这些受众研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受众的能动作用，但是与费斯克的研究 相比，却还有很大的差距。费斯克在他的《传播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1990)中开篇就指出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过程学派 ”和“符号学派”的分野，前者认为传播即是信息的传递，认为传播是种行为过程，即 传受双方的信息传播过程，所以其受众观基本是被动的；后者则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 交换，对这个学派而言，传播研究就是文本及文化研究，其受众观则是能动、生产性的 。[11](P13-16)传播不仅仅是讯息从A到B的简单传递，费氏指出，这只是结构关系中的 要素之一，这个结构关系还包含外在的真实、产制者/读者。文本的制造和阅读即使不 相同，起码也是个平行的过程，而且它们在这种关系中，也占据着同等地地位。在此， 费斯克总结出了他的有关传受的三角模式，如下：
在这个模式图解中，费斯克把读者(受者)和文本的产制者(即传者)放在了一个平行的 位置，传受双方都是意义的生产者。
费氏在《传播研究导论》一书中大量运用符号学的有关理论来解释传播现象，他指出 ，“符号学的焦点在于文本”，“符号学认为读者一词暗示较高程度的主动性，也暗示 了阅读是经由学习而来，因此必受读者的文化经验所影响。读者藉由引进其自身经验、 态度和情绪，一起创造出文本的意义。”[11](P60-61)费斯克在以后的章节中指出了研 究“意义”的几种方法，并探讨了符号在生产意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说明受众产生 意义的方式和功能。由此可见，在这本《导论》中，费斯克把他的主观性受众观做了符 号学上的溯源研究，这种符号学研究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主观性受众观。
以前有关受众能动性的研究中，“使用和满足理论”变化了效果研究的视角，即从讯 息主导效果转向了受众主导的视角[12](P622)，正如学者郭庆光所评价的：“使用与满 足研究指出了受众的某种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是很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体提供的 内容进行‘有选择地接触’的范围之内，因而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 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13](P18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费斯克的生产性受众研究突破了原来的受众类型论的模式，十分 重视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突出受众的意义生产功能，这一点是以往的受众研究所 忽略的。其次，费斯克的受众研究采用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受众研 究的方法论视野。这都挑战了以往的受众观，也是费斯克的突破之处。
三、费斯克生产性受众观所面临的批评
费斯克对受众主体性和生产性的过度偏爱，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尖锐的批评。当代知 名传播学者戈尔丁认为，这种认为受众是积极的主体的理论，努力地解释受众生产意义 的方法，而忽视了受众也是“一种主导的生产系统的被动的诉求对象”，戈尔丁公允地 评价到：“作为对简单的‘效果’概念和轻蔑地视流行文化为浅薄的和操纵性的评论的 一种强有力的反对，它显然是种可观的收获。可是正如我们以下将要看到的，它很容易 同那种主张消费者享有不受约束的选择自由的保守派的颂扬合流共谋。”[14](P580)
吉姆·麦克由根(Jim McGuigan)在他的《文化民粹主义》中认为，费斯克所说的受众 是“一个狡猾的消费者，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精心盘算，讨价还价”，麦氏认为，费 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受众观“看不到权力关系，看不到主流与从属之间的辨证性”，他 的立场“代表了一种新边沁(neo-Benthamite)式激进主义，它与实用的寻求快乐的隐晦 结合，实际上与自由放任经济相当一致”[15](P83)。他认为，费斯克未能说明受众的 日常文化和他进行物质建设所凭借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对于普通民众的直接 解释与控制”[16](P280)。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认为：“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 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 ‘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用政治术语来说而且说得好听一点，它是‘消 费者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说得苛刻一点，它与占优势的‘自 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一唱一和。”[17](P298)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则指出了费斯克著述的五大缺陷，在关于受众这一 方面，史蒂文森指出，费斯克常常“以自己对文本的体验来取代受众对文本的感受”[1 8](P160)。中国学者赵斌在《理解大众文化》的中文版导言中也批评了费斯克的理论， 他不无尖刻地批评到，费氏的文化研究“打着平民主义的旗号”，“自以为站在了平民 主义的立场上，对他们日常的文化和物质消费进行花里胡哨的诠释，给平凡的琐事戴上 一种奇异的符号学光环”，这无疑给广大的受众“提供了一种廉价的精神和理论安慰” 。总之，“在费氏的文化解读体系中，战略上的失利者总可以变成战术上的胜利者”[1 9](P2-4)。赵斌在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费斯克忽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 ，一种是资本的支配权这个大权力，一种是对商品的选择权这个小权力，显然，费氏的 受众拥有的是后者的小权力。这可能也是费斯克受众观的最大弊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