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歌的认同焦虑——以“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展论文,焦虑论文,诗歌论文,群体论文,现代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以下简称“大展”）是20世纪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通过仪式化的方式，第三代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强行登上历史舞台。对于“大展”的评价，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一直众说纷纭。就第三代诗人来说，“大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把运动型写作发挥到了极致，成就了诗人“英雄出演”的渴望；另一方面，这一诗歌方式尽管一定时期非常有效，但却留下了巨大的“革命”后遗症，人们对诗歌行动的关注超过了诗歌文本。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来看，“大展”的轰动本身正预示着一种内在的匮乏。这种匮乏与青春期的狂热相互纠缠，使第三代诗人处于一种悖论性情境，既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作，又呈现为鱼龙混杂的局面。之所以会造成这一局面，在笔者看来，与80年代城市改革所带来的整个社会文化结构转型有重要关系。从这一角度切入反观“大展”，对于理解其后直至今天的先锋诗歌都有启示意义。
一、“大展”的特定文化空间
表面看，似乎“大展”的出现非常偶然。策划者徐敬亚到《深圳青年报》副刊部任职，该刊顺理成章成了诗歌活动的策源地。考虑到该报并非专业诗歌报纸，徐敬亚又联合安徽的《诗歌报》，共同推出了这次大展。整个过程，已经声名远播的徐敬亚在组织、策划、宣传、鼓动方面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大展”之所以出现，与围绕《深圳青年报》周围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有密切关系。从1984年到1986年，该报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持续震荡，成为“开明派”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诗歌大展正是得益于这一异常活跃的特殊文化场。
随着1984年城市改革的兴起，整个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骤然加速。在结构重组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利益冲突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这在率先进行改革的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各种亚文化群体趁机浮出历史地表。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深圳，这时形成了一个异常活跃的特殊文化场。《深圳青年报》积极呼应了这一社会思潮，极大调动了各个阶层的社会参与意识，精英与大众共同出演了一场文化的盛会。
在这一特定文化空间中，从1985年开始，特别是在1986年，精英文化思潮涌动、异常活跃。一方面是国外各种文化思潮的大规模涌入。该报分别介绍过第三次浪潮、新个人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思潮。另一方面是面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知识分子的呼声非常强烈。大量激进的话题成为谈论对象：真心实意搞四化与民主，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在经受挑战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尖锐的声音的出现，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激进姿态。
由于历史时段的特殊性，知识分子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着比一般民众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又必须直面“文革”遗产，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他们担负着启蒙者的责任。另一方面，经由对“文革”的深入反思，他们产生了很强的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思想，这种思想和远离现实的乌托邦冲动相结合，常常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母胎与催化剂”。加上现代化构想的逐步推进，改革过程中暴露了大量问题，随之增加了进一步深入改革的难度。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困境的忧患意识不断加强。此时，思想界保守与激进的冲突就异常强烈。从该报展示的文化景观中，我们看到的异常强烈甚至尖锐的激进表情，显示了当时思想界最为激进的一面。
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相对，民众的大众文化也显得异常活跃。在改革的推进，民众的热情被广泛地调动了起来。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有强烈的对平等的渴望和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意识。“由于各类群体被纳入社会的中心制度之中，平等便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而成为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所有的群体都有权日益具体地参与一切生活领域。”①对平等的渴望和参与的热情在文化领域就表现为文化的大众化。这种文化大众化的潮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自身的亚文化色彩使人们逐渐获得更为宽广的文化活动空间。同时为精英文化争取更多的群体认同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大众化对平等的追求意味着文化民主化，这种民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精英文化的深度模式，破除了精英的神话。
随着对香港、台湾和海外社会百态的介绍，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通俗文化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革命。在文学领域，通俗文学以连载的形式多次在该报出现，如《碧血剑》《影后蝴蝶与军统头子戴笠》等。在“大展”前后连载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也吸引了很多读者的目光。同时，从该报所展示的文化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宽泛的大众通俗文化的潮流。时髦发型、化妆艺术、展销会、国际新潮服装展、气功、减肥、泳装变革、女子健美班、时装表演等等粉墨登场，引领着青年一代“自由化”的生活方式。和“大展”预告同期刊出的一篇谈健美赛的文章认为：“三点装”首次登上中国舞台点燃了一次“心理大爆炸”，冲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禁区，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有否敢为天下先，敢冒传统弊习之大不韪的勇气”。②可见，在当时人们的想象中，大众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功能上是同构的，它们都意味着和传统相对立的“现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具有某种集体狂欢色彩。一方面，这种集体狂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该报曾多次报道了深圳青年业余时间组织的化装舞会。在一些重大场合集体狂欢的性质更加明显，如84年五四青年节的化装舞会吸引了五六百人，而参加国庆狂欢舞会的青年则多达两万多人。这种以群体形式出现的舞会将一代青年人推向了社会的前台。在激情展览中标示着自己的一种文化身份，在大众心里这无疑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这种集体狂欢表现在文化的展览上，如该报报道的“青春’85深圳青年美术作品展”，副刊开辟的深圳小说专版、诗歌专版、深圳女诗人专号、小小说大赛等专版，这种群体展览造成了一种颇有声势的运动。诗歌“大展”无疑是这种文化展览的自然延续。
考察这份报纸和第三代诗歌的特殊关系，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文化生态对诗歌运动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历史语境中，围绕这份报纸，形成了一个以现代文化建构为核心的文化场，多种文化要素的并置使得这一特定文化空间充满活力。在这一充满张力的文化结构中，大众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两者在当时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不断挑战禁区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在这种文化生态的变异中，第三代诗歌的出现实际是一种“场效应”，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这份报纸所展示的文化景观来看，“大展”的出现是顺理成章的，其价值取向代表的就是这一舆论空间的公共意识，根本没有任何横空出世的感觉。
借助大众通俗文化策略并不能否认第三代诗歌的先锋性。对于第三代诗人来说，精英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在功能上是同构的。两种文化形态在他们身上恰恰是交融在一起的，它甚至就是当时前卫青年真实的生活方式。山头林立的大众狂欢景观，恰恰在精神上与文化激进主义的精英意识是一致的。
二、占位与出演：诗歌场域的重新设定
新时期先锋诗歌场域的建构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早在70年代前期，白洋淀地下诗歌就在知青群落中造成了一定影响。“文革”结束后，随着《今天》的创刊和广泛传播，先锋诗歌的阅读空间迅速扩展。到了80年代，在意识形态压力下，经过激烈的论争与对话，朦胧诗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一过程非常艰难，但正是由于反对声音的异常强大，朦胧诗才迅速赢得了激进青年的广泛支持，很快获得巨大的象征资本。对于“种族的触角”、“历史和良心的双重负重者”的诗人而言，“敌对和重负往往是他们创造力的直接源头。”③朦胧诗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几乎集中了一个时代想象力的极致，成为人们久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宣泄的突破口。
对抗姿态给朦胧诗人披上了一层“文化英雄”的外衣。他们经过长期艰难的地下探索，对历史困境有更为清醒的体验和审视。历史的巨大压力使他们不可能直接宣扬自己的诗歌观念，他们的声誉是通过长期以文本召唤读者的艰苦努力获得的。正如西川所言，“中国诗歌有限的光明习惯性地依附于广大的黑暗，它的成功和确立是对于普通失败情绪的一种补偿。”④另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朦胧诗开始逐渐被主流诗坛有选择地接受。这就更增添了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力。在80年代中期，由《拉萨晚报》和《星星》分别组织的两次十大中青年诗人评选活动中，朦胧诗人都以绝对优势入选，⑤可见其在诗歌界和读者群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从总体上看，朦胧诗的社会影响力不一定如后人想象得那么大，但在诗歌爱好者那里，朦胧诗人受到如同今日影星歌星一般的追捧。
第三代诗歌出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已经获得巨大象征资本的朦胧诗。当朦胧诗被社会逐渐接受的时候，实际上朦胧诗人创作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他们的创作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所以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抗，隐含着取而代之的内在渴望。特定的时代氛围造就了第三代诗人运动主义的诗歌方式，将一种放大的理想主义抒情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作为“非非”领袖的周伦佑就曾在85年进行过全国漫游和演讲，诗人柏桦生动描述过周伦佑在西南师范大学进行演讲的一幕：“在一个月夜，在一间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抬起苍白、焦渴的脸朝向一个很有经验的雄浑的声音，他正讲到‘象征’或‘超现实’。一个热血汹涌的抒情战士现在驾驶着非非的船启航了。”⑥柏桦的回忆给第三代的“英雄出演”提供了几乎完美的注脚，尽管没有证据怀疑这个回忆的可靠性，但实际上，第三代诗歌根本没有获得朦胧诗那样的巨大影响。
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反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先锋读者”的争夺。即使在朦胧诗的全盛期，它的接受者相比当时较为庞大的读者群依然是少数，先锋诗歌的接受空间依然非常有限。1986年初《当代诗歌》对“诗爱者”（向该刊投稿者）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在诗爱者对诗歌内容所表示的欣赏兴趣一项中，喜爱“朦胧诗”的仅占7.79%。⑦尽管这次调查的权威性有待甄别，但至少可以说明诗歌爱好者接受状况的多元化。朦胧诗的情形尚且如此，更遑论很难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三代诗歌。这种情形对于在小圈子内被看好的诗人自然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查尔斯·泰勒在分析多民族社会之所以可能分裂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某个群体不能得到其他群体对其平等价值的（可以感觉到的）承认。”⑧诗歌同样如此，发表空间和公共阅读空间的普遍缺失，对第三代诗人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种读者接受状况，来分析他们纷纷加入“大展”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运动的兴起体现的是他们急于进入历史的强烈渴望。
为了让诗人们的出场更有气势，该报在“大展”前还专门向诗坛放出了一枚重炮弹——《诗的贫困和贫困的诗人》。作者在文章中声称：乏味、无聊、贫困的诗坛一直让自己处于“悔恨、屈辱和不可言状的怒火”之中，诗坛的热闹只是一个虚假的表面现象，而实质上诗坛不过“是一座贫困的荒山，上面孤零零地只长着几根草”。“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不同程度和争先恐后地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观念所奴化，而相当数目的诗人都是骗子、可怜虫和坏蛋。”⑨正是这种激进的姿态和急于获得盛名的渴望，使第三代诗人和当时的诗坛主流包括朦胧诗人断然决裂。这在舒婷标明写于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有过很到位的描述：“朦胧诗刚刚绣球在手，不防一阵骚乱，又是两手空空。第三代人的出现是对朦胧诗鼎盛时期的反动。所有新生事物都要面对选择，或者与已有的权威妥协，或者与其决裂。去年提出的：‘北岛、舒婷的时代已经Pass!’还算比较温和，今年开始就不客气地亮出了手术刀。”⑩
诗歌场域的重新划分，遮蔽了第三代诗人和朦胧诗之间很深的渊源关系。其实，民刊的兴起本身就是直接受朦胧诗影响的结果。《他们》的负责人韩东大学期间就曾经因为传阅《今天》被隔离审查，差点儿被学校开除。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他们》和《今天》创刊号，就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栏目设置上，两刊都是既包括小说又包括诗歌，而且都是小说在前，诗歌在后。甚至在诗人的排序上，韩东和北岛都排在第四位，需要说明的是韩东是《他们》的实际主编，该刊标明的主编付立是虚拟的，并不存在。在刊物的命名问题上，韩东一方面强调是直觉上的喜欢，另一方面又强调受美国女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的影响。但是仔细阅读一下《今天》创刊号的卷首语《致读者》，就会发现其中反复出现十多次的“我们”和韩东的“他们”似乎有某种内在的呼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深受《今天》的影响。
在诗歌创作上，对《今天》的阅读也成了韩东写作的动力源：“直接激起我写作欲望的就是《今天》，北岛。应该说这些人是我文学上的父亲，也不过分”。(11)当然开始阶段的模仿是必然的。由模仿进而走向反抗也是一个诗人获得个体独立性的重要标识。无论是模仿还是反抗，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深刻的历史关联。有意思的是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后来就是经北岛推荐在《中国》上正式发表的。但是，第三代诗人急于登上历史舞台的愿望使他们逐步走向了极端，以断裂的方式对待朦胧诗也就不可避免。韩东对此有过清晰的表述：“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辞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12)
为了在新的诗歌场域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第三代诗人越来越强化自己作为文化反抗者的角色。在文学场域的重新分化与重设中，“非非”显得快速果断、干脆利落。为了在文学场中获得最佳位置，“非非”使用的基本策略是在整体批判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划分。据蓝马回忆，当年周伦佑曾计划搞一本《第三次浪潮诗选》，诗选的范围主要是“放在北岛以后（包括杨炼、北岛在内）的一些正在倾向于成名的青年作者方面”。(13)此时的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这一设想在“非非”创刊时演变成了具体的场域划分原则。这一原则突出强调了“非非主义”对诗坛的巨大冲击力：“一方面，使许多写第二浪潮诗的人彻底迷惑；一方面对第三浪潮中大众化、平庸化倾向也是一个冲击”。(14)在这里，“非非”同仁不仅将自己和前两次浪潮区分开来，而且也将自己和一般的第三浪潮区分出来，强化了自己的先锋形象和独特价值，而且宣称自己一开始就拥有一个广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
在此之后，为了制造声势，“非非”还自编了“中国诗界1986年十大新闻”。其中之一是《非非》创刊，而且声称“非非主义”理论和创作引起国内外诗界的高度关注。随后，“非非”以义无反顾的精神阔步迈向了极端反抗的不归路，一种革命后遗症式的文化造反姿态成为其显著的标识。在创刊号上，他们还认为“非非艺术，不是反文化的。恰恰相反，它致力于凿通文化所以由来的道道源泉。”(15)而到了《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中，则毅然否决了这一设想，明确提出“反世界”的文化构想，认为世界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大案”，“我们将集结一切阳光，来对世界进行宣判”。这当然是在文化领域进行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废除形容制度”“废除动词制度”“废除数词制度”“废除名词制度”(16)等等。周伦佑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必须“从反文化开始”，而且“反文化是一场屁股对抗脑袋的运动”。(17)极力张扬非理性对理性的反动。难怪“非非主义”被人认为“可能是最早喊出‘下半身’口号的诗派。”(18)
然而，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凡人化为标志的第三代诗歌毕竟无法成为朦胧诗式的“英雄”，他们盲目走向极端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三、结构性空位与认同焦虑
“大展”前后正处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上。经历了十年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文学进入一个深化转型期，出现了结构性的空位。“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刘再复所作的带有总结性的报告，体现了文学规划者中“开明派”对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想象。(19)报告以人道主义的恢复和深化概括自1976年以来的文学潮流，认为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的转变，并且越来越走向艺术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同时，也强调了新时期文学存在的两方面不足：个体的主体意识还未完全觉醒，自审意识的缺乏。基于以上认识，刘再复在对第二个十年进行展望时，在总体乐观的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隐忧，那就是作家在综合性文化素养、人格气魄和艺术气魄以及长期艰苦劳动的准备上存在欠缺，认为有些作家可能要经过一段“休眠期”。这种看法虽然是粗放型的宏观概括，但是带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一种较为稳健的文化态度。
可是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80年代，这种文化态度遭到了一些激进青年的强烈反对。就在这次会议上，刘晓波对文学发展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以西方文学为参照，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危机在于“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一方面表现在“以‘寻根’文学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有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发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刘晓波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所以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20)正是对感性解放的极端强调，这个发言一时间成了“非理性”文学的纲领。
刘晓波和刘再复的论争隐含着现实层面文化认同的巨大焦虑。在基本点上，他们都认同西方文化，并且将这一身份认同纳入了对现代化的认同这一知识谱系。这一认同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的民族身份问题。寻根文学之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在激情式理想主义的覆盖之下，人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思考，而是仅仅以宣言式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刘再复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以艺术的自觉实现文化认同焦虑的转移，而刘晓波则在反传统上走向了极端，一切文化认同以西方为准绳。
第三代诗人和刘晓波在这一问题上立场非常接近。早在刘晓波发言之前一个月召开的“新诗理论研讨会”（因在兰州召开，以下称“兰州会议”）上，第三代诗人就开始阐明自己的立场。兰州会议尽管也是一个总结性的会议，但是并没有被冠以“十年”的头衔，对新时期文学的想象也不同于刘再复。会后的总结则声称“与会者认为，从79年到现在，新诗发展经过了两次聚焦，焦点就是使诗回到自身。”(21)这是一个大胆的判断，它没有承认1976年作为新时期诗歌的起点，而是将新时期诗歌的起点后移至1979年。也就是说这次会议以朦胧诗从地下走上地上作为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这样，通过起点的移动，一条以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为主导的发展线索获得了历史合法性。
在对诗歌发展历程进行划分时，这条线索获得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会议认为新时期第一次聚焦是社会的焦点把诗人的目光聚在一起，艺术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反对虚假，追求真实和真诚，使诗从政治工具回复到表达诗人的感受。在朦胧诗之后，文化的焦点把诗人的目光聚在一起。诗歌不满足于正面的歌颂或反面的否定，而要寻求深层次的文化思考。这种划分和周伦佑对三次浪潮的划分是一致的。会议进而追踪了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诗歌中的发展线索，认为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只是拿来了现代派的形式，内容仍是介入时代、写英雄悲剧的。他们的贡献在于连结了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传统，使诗的自身和主体地位受到了重视。同时，这次会议已经对第三代诗歌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会议总结中认为近年来的“第三代”、大学生诗对“凡人化”的追求更为远离现代诗的形式，有可能是真正的现代派。
这个结论是大胆的，其明确的现代主义倾向和激进的姿态无疑对第三代诗人是一剂强心剂。这对于当时参加这次会议，同时正在筹划“大展”的徐敬亚无疑是莫大的鼓舞。而徐敬亚草拟发出的大展邀请发出后，得到了全国各诗歌群体的强烈反馈，这一事实可能也促使这次会议对第三代诗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与关注。当时作为第三代诗人出席此次会议的只有尚仲敏一人。本来会议议程并没有准备让他发言。但是他带去的《中国当代诗歌报》的广泛散发，促使第三代诗歌成为出席会议者讨论的重要话题。后由徐敬亚等人极力帮他争取了一个发言机会。据尚仲敏回忆，他在发言中大讲第三代诗歌，并且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第三代的概念。而他的发言对与会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以至于后来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第三代诗歌研讨会”。(22)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会议的总结报告，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确实对第三代诗歌走向历史前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自觉不自觉为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轮廓。
在80年代中期文化场域分化中，现代主义的叙述线索的构建异常显眼。这一线索是随着现代化构想的逐步展开，通过一系列关于现代主义知识的迅速累积完成的。从文学自身来看，这也是诗歌自身追求场域自主性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的取得是通过朦胧诗论争，历经一系列内部的严格筛选，特别是通过“对文革地下诗歌的遗忘与转化”逐步建立起来的。(23)所以，在朦胧诗场域自主性的建构中，关于现代主义的知识经过一系列变形和转换，逐步被叙述为一种追求艺术纯粹性的诗歌形式。这样，人们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开始逐步剥离它的丰富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美学化了，抽象成了一种价值符号，成为文学自主性的最高代表。”(24)通过淡化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强调审美性内涵这一过程的转化，使得最初以反抗者的姿态崛起的朦胧诗，具备了接受的可能。这种对艺术纯粹性的强调和朦胧诗的最初追求发生了巨大错位，并没有给朦胧诗人带来创作的转机，但是在朦胧诗论争中确立起来的文学“自主性”成规必然会支配其后的诗歌。
对于第三代诗人而言，这也是他们必然的历史起点。但是艺术自主性的要求和当时社会的剧烈升沉存在着巨大的冲突。对自主性的强调会有脱离艺术场域的危险。布尔迪厄认为“一旦艺术家试图实施一种超越艺术场分配给他们的职能时，即实施一种非社会功能（为艺术而艺术）的职能时，他们立刻就会重新发现他们的自主性，其实是很有限的。”(25)但是多数第三代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很快进入了语言的狂欢。在许多第三代诗人那里，对语言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杨黎的“语感”、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这样，对诗歌审美性、纯粹性的探求直到走向反对的一面在所难免。“继续深入的必要和困难甚至导致了生命—文化—语言领域内更趋极端的反叛以至暴乱。”(26)这种反叛和暴乱由于和具体历史语境的脱离，带有很大程度的文化乌托邦色彩。他们极端的语言试验也阻挡了一般读者进入文本的可能性。所以，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文本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对于文学史来说，运动到最后，必然要靠文本说话。理论和文本的脱节似乎成为了很多第三代诗人的一个重要把柄。
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和朦胧诗断裂，以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就需要造文学“自主性”的反，同时他们又不可能重回50年代诗歌的老路。这就注定了第三代诗人走向极端，对所有诗歌成规的全面否弃。这一要求虽然和第三代诗人“英雄出演”的内在渴望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面对的对抗性压力要比朦胧诗小得多。历史岩层的错动使得第三代诗人的装扮英雄变得多少有些面目可疑。而且，第三代诗人出于文化认同的焦虑而对自己的假想敌朦胧诗进行反抗，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化结构上的复杂性。如邹谠所言，“中国现代文化在整体、内容、价值观念、目标以及显而易见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等方面基本上是外来的，而部分内容与形式、具体的生活方式、方法（尤其是权术、人际关系）以及潜在的有利和无利条件则大都是从传统中来的。”(27)正是这种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使得对西方文化仅仅浅层次上以概念化的方式持有的第三代诗人，必然会遭遇文化身份的迷失。诗人越来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失去了引起社会轰动的心理基础。
应该说，作为对历史压力的回应，第三代诗人“去政治的政治化”有特定时代的合理性，但是面对文化结构性空位的历史境况，多数人缺乏足够的诗歌经验和文化资源来平衡文化认同的焦虑。于是伴随着“英雄出演”的渴望，加入了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行列，在80年代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扬弃过程中，选择了后现代主义式的反叛立场。这一立场作为“推销”第三代诗歌的战略选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遗憾的是多数第三代诗人在享受“成果”之时，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回应历史压力的耐心，创作难以为继。在“大展”中呈现出的文化认同的悖论和复杂性关涉到整个先锋诗歌场域的建构，与其后整个先锋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是我们今天反思先锋诗歌建构过程时必须要面对的。
注释：
①【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
②见《东莞女子“三点装”健美赛的冲击联想》，《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
③欧阳江河：《对抗与对称：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56页。
④西川：《诗歌发展的自律》，同上，第313页。
⑤1985年9月29日《拉萨晚报》刊出“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评选结果：舒婷、顾城、北岛、杨炼、傅天琳、徐敬亚、江河、马丽华、李钢、王小妮和杨牧并列。1986年10月号《星星》刊出“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评选结果：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叶延滨、江河、叶文福。
⑥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⑦杨冬南：《诗爱者的自然结构与审美动向》，《当代诗歌》1986第3期。
⑧【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汪辉、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322页。
⑨尚仲敏：《诗的贫困和贫困的诗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14日。
⑩舒婷：《潮水已经漫到脚下》，《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2期。
(11)韩东：《韩东访谈》，杨黎《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96页。
(12)韩东：《长兄为父》，《作家杂志》2003年第8期。
(13)见蓝马的书面访谈，引自杨黎《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584页。
(14)杨黎《编后五人谈》，《非非》创刊号1986年5月。
(15)蓝马：《非非主义宣言》，《非非》创刊号1986年5月。
(16)蓝马：《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非非》1988年理论卷。
(17)周伦佑：《反价值》，《非非》1988年理论卷。
(18)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00页。
(19)刘再复：《新时期文学主潮》，分三次刊登于《文汇报》1986年9月8日、9月10日、10月7日。
(20)刘晓波：《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21)董希武：《“全国新诗理论研讨会”就诗歌理论建设问题展开争鸣》，《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6期
(22)尚仲敏：《尚仲敏访谈》，杨黎《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507页。
(23)赵寻：《八十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重建》，臧棣等编《激情与责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330页。
(24)姜涛：《“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该如何讲述自己的“身世”》，《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59页。
(25)【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56页。
(26)唐晓渡：《纯诗：虚妄与真实之间——与公刘先生商榷兼论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27)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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