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中生长的强势民主：任重而道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任重而道远论文,城乡论文,强势论文,民主论文,生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势民主模式提倡全民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从而实现真正的民主。至于它有地域、人口、利益分化程度、公共事务复杂性等多方面的缺陷性，现代民主理论家则毫不隐晦地认为民主——最重要的是，参与式民主或者社群主义民主——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民主。在古代或早期，只有小型的和面对面的共同体中，民主才是比较好的选择。①解析本文所调查地区的真实现状，作为城乡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基层单位，社区正好符合以上优点，因此不可否认，强势民主模式在我国基层社区中的运行堪称完美性，它培育和造就了强劲的公民资格和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它赋予了公民更多、更好的参与自主管理的机会。然而，“未来的公民治理能否实现，政治制度的质量与公民的特点都将起到重要作用”，由于面临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使其成为真实的民主景象依然遥远而漫长。②强势民主：反思中生长的新参与式民主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话语主体，民主不仅仅为世界上的各国政府所接受，其也被视为具有一种永恒的、持久的魅力。③在多彩缤纷的民主理论中，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1984年，巴伯在其著作中提供了直接民主所奉行的原则，并对于当时美国政府所倡导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那种自由主义所致力于实现的是一种“浅性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④“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势民主的产生以及社会资本、公共资本(civic capital)的发展形象地描述出美国社会的民主发展场景，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区。”⑤正如巴伯坦言，强势民主能够克服私人优势的倾向性，能够通过公共参与构建自治的体制，而不是仅仅以人民的名义实施代议制体制。⑥同时，强势民主非直接民主中所体现的多种原则也进行平衡，比如多数原则与共和主义原则等。⑦作为一种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进行深刻分析和全面反思的新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体现了当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当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成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强势民主极为强调公民身份，在强势民主中，公民的角色既不是全能的或者排他性的，也不仅仅是众多社会角色中德一种角色。它是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公民身份并不必然是个人可能认为的最高的或最好的身份，然而他显然是同等优秀或者卓越的身份。强势民主中的公民不是基于时空而是基于想象而成为“邻居”的。他们是能够产生同各种物质利益冲突做斗争的意识的邻居，在这种意识中，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对分裂和多元的现实中德对抗式竞争进行管制。⑧强势民主将民主过程自身置于界定公民身份的中心位置。从这种角度来看，自发的意志具有一种积极的和持续的政治功能，即变成对公民纽带的批判。公民是结合在一起的邻里，他们既不是通过血缘也不是通过契约结合起来，而是通过共同关注和共同参与结合起来。⑨
强势民主的核心则是讨论。然而强势民主的讨论不仅仅是演讲，在这里，讨论是指每一种涉及语言和语言符号的人类相互作用。自从亚里士多德将“逻各斯”认定为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人类和社会特有的机能以来，讨论就成了西方政治理念的根基。在考察当下作为利益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民主理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地发现讨论与演说想混淆了，然而作为沟通的讨论，明显地包含着接受与表达、倾听与演说、移情与倾诉。⑩此外，强势民主的讨论既能创建一个共同体也能维护个人权利，既能寻找共识又能解决冲突。讨论除了可以表明各种意思与意义外，它还提供了各种沉默、仪式、符号、传说、表达与恳求以及上百种我们共同的人性所具有的其他的宁静或者喧嚣的表达形式。强势民主所寻求的是能够赋予这些事务进行表达和倾听的各种制度安排(11)。
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犹如一朵耀眼夺目的奇葩，在民主发展漫长的时空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西方民主史的理性之光。邻里(neighborhood)民主并不是愚蠢的乌托邦，正如巴伯饱含深情的总结：如果民主可以幸免于世界的萎缩和现代性的攻击，那么它将会重新发现多种声音，并且再一次给予人们讲话、决策和行动的力量。(12)由此可见，强势民主倡扬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公民自由独立的社会身份等思想，并积极推崇采用讨论式与平等博弈方式的进行民主实践，这些思想与实践方式毫无疑问对我国城乡社区中正在孕育成长的草根民主将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从强势民主成长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也正逐步开展了强势民主成长实践活动，在民主程度相对进步和发达的城市开展了浙江温岭市“温岭模式——民主恳谈会”，以及江苏南京市市民论坛活动，这些最具代表性的强势民主的实践模式，鲜活地展示了我国强势民主的良好开端(13)，然而强势民主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缺乏民主的国度里，可以成为真实的民主图景吗?在对强势民主理论与实践进行充分考量之基础上，本文依据2008年在南京市城乡社区进行的实证调查结果，深入研究强势民主成为草根民主的真实图景之可能，详细了解社区中强势民主成长与发育之现状。进而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索城乡社区中强势民主与其他多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期望可以为推动我国社区田野间孕育和萌芽中的强势民主理论发展和实践模式的践行带来富含价值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笔者至2008年就开始关注南京市城乡社区中强势民主的发展状况，并对南京市城市基层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主要围绕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分别运用了分层抽样、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以及间隔随机抽样等方法。此次问卷调查总共派发10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70.8％。毋庸置疑，强势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独特的西方语境，对于中国而言，强势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进程还需谨慎开展，但在现阶段，强势民主对于促使我国社区田野间草根民主的不断成长与发展，对于以较小的代价与阻力逐步推动草根民主进程似乎更具特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然而南京市城乡社区中强势民主成长之现状究竟如何呢?是陷于幻境般的乌托邦，是呈现出真实的民主治理图景，还是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夹缝地带?通过剖析南京市城乡社区中强势民主成长的成效和局限，有助于深入解析强势民主在中国本土化环境中的成长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社区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强势民主：真实的民主图景抑或幻境?
如何突破传统代议制的局限，成为政治学者的关注话题，而强势民主为这种困境带来了希望，正如巴伯所言：“参与中的政治是公民的自制而不是一种代议制的政府治理”。(14)强势民主理论强调积极的公民身份与自由、民主、平等与公正等政治价值相伴而生，而公民的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是孕育，培养，发展积极公民身份的重要途径。社区中的公民志愿服务也同样是塑造社区强势民主的必然景象之一，社区志愿精神催生的强势民主是否能在中国这片没有民主种子的土壤中成长，壮大需要时间的验证，更需要实践的不断演练。然而对于具有文明古国之称但缺乏民主意识的中国而言，孕育在社区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强势民主是走向真实的民主图景，还是思想意识中的民主幻境呢?
首先通过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意愿的李克特量表的分析来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进行深入解析与阐述。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整体而言接近一半的社区居民对“我乐于参加社区成立的志愿者队伍”、“我乐于利用闲暇时间去帮助社区里需要帮助的人”、“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各类志愿服务，随时关心社区里的人和事”这三个问题中持“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的态度。但是在“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社会政策还是尽量少管，理想的方式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问题中，表示赞同的居民则接近半数。从调查数据分析情况可以看出，部分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志愿活动的态度表现出比较积极与强烈，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社区居民志愿服务精神处于酝酿和逐渐成长状态，然而在居民志愿参与意识中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被动性和依赖性。
接着对于实际过程中的社区志愿服务居民参与状况进行分析。对“您是否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一问题，公民选择“没有参加过”的比例占了53.1％，居民选择“参加过”的比例为46.9％。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没有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这表明相对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而言，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居民比例更低，因此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居民志愿精神更为真实的体现于居民是否实际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因此本文将对影响居民是否实际参与过社区志愿服务的因素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8.7％。在笔者2006年所做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中，其中对公民是否实际参加志愿活动的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是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15)而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文化程度每增加一层次，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发生比则相应地增加0.33倍，由此说明社区公民受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实际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样受居住时间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社区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发生比则相应增加0.035倍，即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比率也不断提高。而对于不同政治面貌的居民而言，无党派人士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387倍，即无党派人士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比率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比较低。
以上分析似乎昭示当前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与居民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仍然不容乐观：相当一部分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动比较微弱，志愿服务意识非常淡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参与行为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并且受到一些客观的居民背景变量因素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社区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强势民主正在孕育和发展，因而这种强势民主并非民主的幻境；但由于其发展却较为缓慢，并且存在较多的阻滞因素，因此使这种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强势民主成为民主的真实图景还要经历漫长而遥远的道路。
社区讨论和协商中成长的强势民主：理想的民主图景
“强势民主创造了一种能够合理地进行公共审议和公共决策的能力，所以它拒绝了传统的还原论以及使社会纽带虚无化的原子化个体的虚构。”(16)而强势民主的核心即是讨论和协商。Landa和Meriowitz认为，协商除了能够使得公众得知重要的信息之外，还能够对于政策与政府机构的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能提升政治自治性，保证政策选择的有效公平性，而且能够很好地评估公民的个人动机。(17)强势民主中的讨论和协商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对代议民主进行修正和补充，具体而言即采用直接民主、市镇会议、小规模的组织、工厂民主、以及具有不同道德原则的公民之间公共理性的调解、自愿团体等形式对代议民主进行替代。此外，它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地域与范围、强调通过采用自由理想的协商逐步消除各种矛盾、保证公共理性和公共空间的持续和不断生成。它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生活间的界限。由此可见实行讨论和协商能够突出与彰显强势民主的优越性，能够实现规避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先天性缺陷与不足，更是对强势民主理论的最新诠释。
而本次调查中涉及的很多民主政治改革活动也可以看作强势民主中的讨论和协商在基层社区实践的典型案例。Lee，Chang和Berry曾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电子政府与电子民主重塑了当代治理。(18)2002年初，南京市政府开始设立了市长信箱和市民意见征集处。此次调查在“您认为目前南京市政府建立了政府门户网站和各区县局部网站，促进政务信息共享的举措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有作用吗?”这一问题中，选择“没听说过”达到25.2％，选择“没什么作用”的社区居民占了14.3％，而还有30.1％的居民认为“作用一般”。(19)这表明市政府与市民之间通过互联网这种媒体而形成的强势民主当前的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
强势民主对政治境况的解决方法出自于参与性的公民行动和持续的共同体建构之间自给自足的辩证运动中，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和平等被孕育出来和赋予了政治生命。同时政治参与也被视为直接民主的一种替代方式，正如Gould所说，“政治参与式公民的一种直接性与立即性的参与决策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的权威不是通过代表而获取，而是直接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实现”。(20)本次调查中也对居民在社区社会政策中的讨论、协商和参与进行了调查。对于“我可以在居(村)委会会议上充分表达我的意见”这一观点，选择“比较同意”与“非常同意”的社区居民分别占了28％和12.1％。而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都经过居民协商表决”这一说法中，则有30.2％和9.5％的居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对于“社区里公共事务决策的最终执行考虑了多数居(村)民的利益”这一说法中，36.5％和11.4％的居民分别选择了“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对这些说法表示认可的比例基本上都不到一半。居民在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讨论和协商体现了社区中强势民主成长之现状，而以上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社区中强势民主的发育与成长还是较为缓慢的。
而在对“社区里的公共事务决策都经过居民协商表决”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中，不同职业的社区居民的评价有很大的区别。对职业与居民对“社区中公共事务决策都通过社区居民协商表决”这种说法的认同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后的F检验表明，职业不同的居民在对“社区里的公共事务决策都经过居民协商表决”这种说法的认同度方面存在明显不同(F=10.737，df=12.P=0.000＜0.0001)。方差分析表明，对这种说法的评价农林牧渔劳动者和下岗失业人员的认同度是最低的，分值都低于2.5分。其次对这种说法的评价比较低的是工人、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与离退休人员这几类职业中的社区居民，分值在3分以下。
只有在信息公开透明的良好前提下，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讨论和协商才能良好进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影响到自己利益的政策进行自由而平等地讨论，并通过共同性的审议而赋予决策的合法性，最终实现有助于提升民主品质的目标。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影响当前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分别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与居住地区等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对当前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评价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综合考察影响当前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各种背景因素。
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回归方程：Y=2.618+0.073X1-0.127X2+0.077X3+0.093X4-0.316X5-0.113X6-0.308X7+0.02X8-0.195X9-0.041X10-0.244X11-0.277X12+0.064X13+0.186X14-0.324X15-0.265X16-0.001X17-0.508X18-0.138X19-0.365X20-0.066X21+0.133X22(其中：Y：居民对当前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评价的均值，X1：性别，X2：年龄，X3：月收入，X4：文化程度，X5：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X6：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办事人员，X7：专业技术人员，X8：私营企业主，X9：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X10：个体经营者，X11：工人，X12：农林牧渔劳动者，X13：学生， X14：离退休人员，X15：下岗失业人员，X16：其他， X17：居住时间，X18：共青团员，X19：民主党派， X20：无党派人士，X21：郊区，X22：郊县)
上述回归模型，调整后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R[2]=34.2％。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反而不断下降。而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居民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也不断提高。随着学历的增高，居民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也不断提高。在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比中共党员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均值平均低了0.508分，无党派人士比中共党员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均值平均低了0.365分，这表明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比中共党员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低。
由此观之，居民在社区社会政策中的讨论、协商和参与依然面临诸多的限制与约束，显而易见的制约条件如居民的年龄、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其中更为明显的是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等职业的居民，以及文化程度与月收入较低的居民，他们在社区社会政策中的协商、参与和互动似乎望尘莫及。概而言之，要使社区强势民主在一个完全无等级的公共领域里实行，对于当前而言是一种美好的憧憬，社区里的强势民主逐步走向一种真实的实践必须付诸更多艰辛的努力。
草根社区中孕育生长的强势民主：任重而道远
强势民主的发展能够极大地提高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质和能力，而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的过程中，居民通过沟通、协商、妥协、宽容实现公共交往，逐渐复兴一种久已消失的公共精神，进而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发展。以上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经过多年的努力，南京市这几年的民主政治改革有很明显的成效，社区强势民主在南京市的实践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推进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方面做了大量尝试。社区强势民主的孕育与成长拓展了民主政治的生长空间，将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然而，从实证调查结果来看，虽然强势民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发展的局限性。只有不断地推动强势民主中的讨论与协商的真实实践，才能够使南京城乡地区的强势民主实践不被陷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情境，而是逐渐地将强势民主引入一种真实发展景况。
以上的Logistic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均表明文化程度这个背景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以及居民对社区社会政策过程中讨论和协商现状的评价均有很大的影响。Johan Meyer和 Richad Rubinson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中逐渐被一种观点所主导：一个人教育的程度成为影响一个人政治感情、政治能力与政治行为的强大变量。(21)因而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加强居民的素质教育与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以及促进居民志愿精神的培育将极大地激发社区居民志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参与社会政策讨论、协商的积极主动性。而政府还须特别关注影响社区强势民主成长过程中的其他居民背景因素，如社区公民的年龄、收入、政治面貌等，以此获得逐渐消除社区居民对社区强势民主实践参与程度较为薄弱和志愿精神较为淡薄的发展困境，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以改善社区强势民主成长较为缓慢之现状。
如前所述，在社区强势民主的实践中，讨论或协商是其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对于成功开展社区讨论或协商而言，巴伯指出镇民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强势民主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镇民会议，它的参与式直接的，然而它的沟通却是地区性的甚至全国性的。沟通的电子化的加强为解决规模困境提供了可能。它带来了新的风险，但是现代电信技术能够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和安全性的民主协商工具。”(22)巴伯的关于镇民会议尤其是电子化镇民会议的理论对于我国类似镇民会议的强势民主实践活动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这也就是说通过成立一些类似公民电子通讯合作组织的自治组织，可以增强城市社区中具体的类似于恳谈会和市民论坛活动的舆论影响力，例如在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和南京市的市民论坛活动等强势民主实践中，加强和突出类似公民电子通讯合作组织的自治组织，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更多的居民关注和参与社区强势民主活动。
在社区强势民主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推进和促进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网络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加强推进农村社区的上网工程意义更加重大，促进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网络社区”建设。Fails和Etling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成本已经不再成为信息迅速传播的障碍，社区中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E-mail、博客、网站等，能成为一个报道者、政治活动的组织者。(23)社区上网对社区强势民主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它在流程的改变中缩短了时间，提供了方便。基层政府行政人员在推进网络社区建设工程中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即通过BBS／论坛、贴吧、公告栏、群组讨论、在线聊天、交友、个人空间、无线增值服务等形式在内的网上交流空间吸引社区居民充分利用便捷的上网渠道详细了解基层政府与社区的状况和互动，加强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协商、沟通与交流，使居民与基层政府对社会政策与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合作治理。
在当今世界政治领域内，多数公民对于政府的认识都并非个人的直接接触，多是通过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了解政府，媒体作为信息的过滤器，对于公民的政府认知产生重要影响。新的世界局势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公民的实质性参与成为一项世界性议题。(24)自二十年代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便开始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诸多探索，然而众多以民主发展为主旨的上层的政治变革都终以成效甚微而告终。无可否认的，来自草根社区的强势民主已然成为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发展中的软肋，强势民主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也犹如虚拟的场景仅仅成为学者的天真幻想。面对中国草根社区中强势民主发展的艰难前行，怎样使得强势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常态将成为中国学者长期关注与持续思索的主要论题。在我国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进行强势民主的真实运作与走向真实的民主治理道途，还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强势民主之发展依旧任重而道远，需要持续不断的探索。
注释：
①⑧⑨⑩(11)(12)(16)(22)[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吴润洲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264-265、260,205-207、209、349、161、317页。
②Benjamin,R.B.(1998),Thre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Strong Democra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13 (4),pp.573-589.
③Benhabib,S.(2010) ,Review:Democracy Incorporated: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Perspectives on Politics,8(1),p.353.
④⑦(24)Galley,J.S.(2000),Democratizing Democracy:Strong Democracy,US 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Internet,Democratization,7(1),p.36,p.37,pp.36-58.
⑤Musso,J.,Weare,C.,& Bryer,T.(2011),Toward “Strong Democracy” in Global Cities? Social Capital Building,TheoryDriven Reform,and the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Council Exper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71(1),p.102.
⑥Barber,Benjamin R.(1984).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4.
(13)有关南京市市民论坛的论述，参见笔者的拙文《“公民论坛”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以南京市“市民论坛”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市民论坛：离协商民主还有多远?》，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8年第7期等论文中的详细论述。
(14)Barber,B.(1984).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51.
(15)梁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3-234页。
(17)Landa,D.,Meirowitz,A.(2009),Game Theory,Information,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53 (2),p.427.
(18)Lee,C.P.,Chang,K.,& Berry,F.,S.(2011),Tes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E-government and E-Democracy:A Global Perspectiv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71(3),p.444.
(19)梁莹：《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2页。
(20)Gould,C.(1988).Rethinking Democracy:Freedom and Social Cooperation in Politics,Economy and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59.
(21)John,W.M.& Richard,R.(1975),Edu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Vol.3,pp.134-162.
(23)Faris,R.,Etling,B.(2008),Smart Mob: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Democracy,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32(2),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