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比较法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比较法论文,语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比较法产生于十九世纪印欧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之中。印欧语言的特征决定了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比较基本词汇，比较形态变化，根据语音对应规律确定同源词。这种语音对应规律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词汇形式上的语音对应，一是形态变化形式上的语音对应。也就是说，确定两种语言的一组词是不是同源词，既要看它们词(词汇意义)的语音形式是否符合语音对应规律，又要看它们形态变化反映出来的语音形式是不是符合语音对应规律。正是这种词汇和形态上的“双重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同源词识别的可靠性。印欧语言语素的多音节性本身也有助于同源词的识别。
汉藏语言的特征同印欧语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历史比较法运用于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识别同源词的“双重约束”，只剩下词汇上的一层约束(形态上的约束用不上)。约束力的降低造成了同源词和借词识别的困难。汉藏语言语素的单音节性使借词与本族词容易混同，更增加了识别的困难。
当前，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的归属之所以引起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源词与借词不易识别造成的。例如，在汉语与侗台语族的历史比较中，一些学者根据语音对应规律找出一批认为具有同源关系的词，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它们是借词，前者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后者并使之信服。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邢公畹先生(1993，1995A，1995B)经过多年悉心研究创造了“语义比较法”，设法用语义的约束力来加强同源字证明的力量。邢先生将“语义比较法”主要用于汉语和侗台语言的历史比较，我们认为“语义比较法”也可以用于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比较。本文将全部使用汉语和藏语的材料来对“语义比较法”的功用作一些探讨。
语义比较法是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工具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同音异义”、“同形多义”、“同义异形”和“表层多重”四种对应表达式。例如③：
夏河htu “穿透”：广州kwu: “贯” 上文四个对应表达式从左到右的排列顺序为藏语夏河话、藏语(藏文)、藏语字义、汉语广州话、汉语上古音、汉语例字。对应表达式中的符号“<”代表演化关系，即符号“<”左边的语音是由右边的语音演化而来的；引号“：”代表两个字的对应关系。 “同音异义”对应和“同形多义”对应可以归为一类，都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义项的对应来增强“语音对应规律”的约束力。“同义异形”对应和“表层多重”对应可以归为一类，都是通过同义字将一组字联系起来，用语音上的多重对应来加强“语音对应规律”的约束力。 二 语义比较法的“同音异义对应式”是利用同音字来排除借字。单个字容易被借贷，一组同音字同时被借用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不同时间借入的字或借字与本族字也有可能形成同音字，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语义比较法排除借字的有效性问题。 我们统计了张怡荪的《藏汉大辞典》、格西曲吉札巴的《格西曲札藏文辞典》、于道泉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和华侃、龙博甲编著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等四本词典(下文简称它们为《大》、《格》、《拉》和《安》)的汉借词。由汉语借入藏语所造成的同音词，在《大》和《格》中，共有32对。其中由双音节汉借词构成的同音词有10对。它们是④： 在《大》、《格》、《拉》和《安》四本词典数目庞大的语词中，只有43对由汉借词所造成的同音词，这数目是非常小的。这些所谓的“同音词”大多是根据现代语言的读音来说的。如果用汉语上古音跟藏文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词其实并不同音。例如： 汉语 汉语上古音 汉借词 这仅仅是从语音上来分析的。实际上，上文的有些汉语词和义项上古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语义比较法的“同形多义对应式”是利用多义字(包括同族字)来排除借字。借字一般是单义的，但也不能排除多义的可能性。这同样关系到语义比较法排除借字的有效性问题。 《大》和《格》收录的多义汉借词有4个。它们是： 在《拉》收录的多义汉借词中，上两本词典未收录的只有2个。它们是： 在《安》收录的多义汉借词中，上文未提及的只有1个： gjis[hji]“清油；电池” 多义汉借词总共才7个，其中双音节词3个，单音节词4个。可见借词的多义或词义的引申现象都是非常少见的。 我们说由汉借词造成的同音词有43对，多义借词有7个，这仅仅是就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来说的。如果考虑到汉语藏语历史比较的具体对象是上古汉语和九世纪的藏语书面语(即藏文)、比较的单位是单音节的字、择字的范围是基本词汇中的根词或词根这样三个因素，那么，7个多义借词将全部被排除，43对同音词也很少有几对能进入汉语藏语历史比较的视野。当然我们不否认还存在没被发现的借词。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借词所造成的同音和多义现象，对语义比较法识别同源字的干扰是极小的。 语义比较法的“同义异形对应式”和“表层多重对应式”是利用同义字来排除借字。甲语言原来有一个字，又从乙语言引进一个语义大致相同的借字，由此形成了一对同义字，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但是，从乙语言引进的借字与甲语言的原有字不但字义相同或相近，而且语音上也相近并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这就十分罕见了。“同义异形对应式”和“表层多重对应式”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甲语言的两个语音相近又有某种特殊联系的同义字分别跟乙语言的两个同义字对应，后者是甲语言的两个语音相近又有某种差别的同义字跟乙语言的一个字对应，甲语言两个同义字语音上的差别恰恰分别对应于乙语言这个字语音上的不同成分。两者都是用语音上的双重约束来弥补语义上单层约束的不足。这同样是排除借字的有效手段。 三 有些学者(徐通锵等1998)把“深层对应”和“同族词对应”并立在起来，认为“深层对应”实质就是“同音词对应”，而“同族词对应”是一组有语源关系的词的对应。这是对“深层对应”的一种误解。“深层对应”至少包括两个内容：“同音异义的对应”和“同形多义的对应”。“同音异义的对应”确实就是“同音词对应”(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同音字对应”)，但是，“同形多义的对应”却是“同音词对应”无法涵盖的。“同形多义的对应”和“同族词对应”有相同的一面，都关注语义相互间的联系，但是，它们的不同面更大。“同族词对应”比较的对象是同族词，同族词的界定是个难题，具体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同形多义的对应”比较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字，也可以是几个字，只要它们语义上有关联就行了，操作起来十分方便。“同族词对应”注意的是词与词之间的音义联系。“同形多义的对应”既注意字与字之间的音义联系，又注意字内部义项之间的联系，它的视野更开阔，因此它有可能比“同族词对应”更细致更深入地观察到语言演化的痕迹。 语言演变年代久远，难免失落一些中间环节。同音字与同族字的界限有时很难区分。当同族词比较法为确定同族词犯愁的时候，语义比较法可以轻易地把难以确定的字归入“同音异义的对应”之中，当失落的环节找到后，又可以把它们归入“同形多义的对应”之中。无论把它们看作同音字还是同族字都在语义比较法的视野之中。可见，归入“同音异义的对应”之中的同音字，实质上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同音字，一是由于失落中间环节暂时难以确认的字。 “同形多义的对应”，它关注语义间的相互联系，并不是为了求证有语义关联的字是不是同族字，而是想通过语义的关联增强识别同源字的约束力。在这个意义上，它跟“同音异义的对应”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之为“同音的对应”。请注意，是“同音的对应”，而不是“同音词的对应”，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 四 语义比较法把语义引进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之中，不但能有效地排除借词，而且能揭示语言之间词汇-语义系统的种种联系。这种词汇-语义系统的联系正是不同语言亲缘关系的有力证据。例如： 例4)和例5)汉语藏语每个字都有三个义项彼此对应。例4)中的“引导”和“引述”两义显然都是从“拖拉”义中引申出来的。例5)中的“离间”和“抛弃”两义显然也是从“分开”义中引申出来的。这种语义引申的根据是客观现象之间的自然联系。面对相同的客观现象，不同的语言有可能作相同的引申。然而就是这种语义的“一般引申”，拿去跟属印欧语系的英语作比较，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英语pull、tug、drag和draw四个词都是多义词，都有“拖拉”义。但是，pull、tug、drag没有“引导”或“引述”这样的含义。draw有“拖拉”义，也有“引导”义，但没有“引述”义。英语divide、separate、part和sever四个词都有“分开”义，但没有“离间”或“抛弃”义。abandon和forsake有“抛弃”义，没有“离间”或“分开”义⑥，“离间”的意思，英语一般要用词组来表达。如，sow discord或set the party against another。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客观现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仅仅为语义引申提供了可能性，一个词语义是否引申，朝哪个方向引申，引申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具体的语言。可见，两种语言属这种语义“一般引申”的义项的对应是可以作为有亲缘关系的证据的，更不用说属这种语义“一般引申”的义项的大量对应了。例6)和例7)各有两个义项。例6)从“九”引申出“多”，例7)从“羊”引申出“福禄”，仅根据字面含义很难想象为什么有这样的引申义。这种引申是比较特殊的，它跟特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如英语，nine和sheep就没有“多”和“福禄”的意思。英语nine有引申义，在成语nine times out of ten(几乎总是)和to the nines(十全十美地)中，nine带有“全、满”的含义。两种语言属这种语义“特殊引申”的义项的对应毫无疑问是它们来自同一个原始共同语的有力证据。 一个字刚产生时总是单义的，多义是字义引申的结果。多义字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分化为几个字，即同族字。这就带来两种可能性，一是在两种语言中多个义项对应的多义字(或同族字)，在原始共同语时期就已存在，一是它们在原始共同语时期并不存在，多义是后起的，对应是平行发展的产物。那些在原始共同语时期就存在的多义字(或同族字)，现在两种语言中多个义项对应，理所当然是这两种语言同源的证据。那些在原始共同语时期不存在的后起的多义字(或同族字)，现在两种语言中多个义项对应，是否也可以作为这两种语言同源的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语言具有系统性，作为语言子系统的语义也有系统性。两种语言大量语义成分的平行发展，说明这两种语言曾经有相同的语义系统。语义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对外界客观现象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是用同一种语言来交际的，也是用同一种语言来思维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语言，造就了人们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思维方式。两种语言语义的平行发展，说明说这些语言的人们曾经有相同的心理素质和相同的思维方式。 五 语义比较法并不特别关注同族字，但由于它关注语义，在实际操作中，就必然或多或少地要涉及同族字。例如： 这5例语音相近，不少义项彼此关联。如“圆形”、“圆圈”、“圆块”、“围绕”、“环绕”、“旋转”、“回来”、“弯曲”、“宽度”、“区域”、“晕倒”、“跌倒”、“失败”、“失误”。我们可以把带有这些义项的字看作多义字或同族字。带有“扶助”、“虫害”、“石头”等义项的字也许可以当作同音字。“伪品”、“近处”等义项的归属暂时难于确定。对藏语来说，上述5例就是由5个多义字(除去同音字)组成的一个同族字群。藏语多义字用加词缀的方式来区别字义。如例8) 六 语义比较法在历史比较中关注语义，发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语言现象。例如： 例13)到例17)是“同义异形”的对应，例18)和例19)是“表层多重”的对应。例13)的同义字是声母有差别。例14)到例17)中的同义字都是韵尾有差别。这种语音上的差别，曾经起过什么作用，是构词的，或者构形的，还是其他什么的，现在无法断定。例18)和例19)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例18)藏语sbor(ba)和sbar(ba)其实是同一个动词的两个形态变化形式，前者是现在式，后者是过去式和未来式。汉语跟它们对应的“焚”和“燔”是否曾经也是同一个动词的两个形态变化形式呢?例19)汉语“杀”和“伐”的声母恰好分别跟藏语bsad(pa)声母的两个成分对应。藏语bsad(pa)是动词gsod(pa)的过去式，跟藏语bsad(pa)对应的汉语“伐”是否曾经也是动词表示过去时的一个形式呢?可惜，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我们只能推测，而无法下结论。如果上述例子中同义字语音上的差别曾经具有构形作用，那么可以说，语义比较法从语义入手已深入到语法的层面。至于语义比较法通过语义揭示种种语音现象，我们将另文讨论。 ①本文是根据本人博士论文的一节改写而成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为邢公畹先生，瞿霭堂先生参与指导，谨在此向两位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丁邦新先生在《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发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一文，对语义比较法提出了批评。对丁先生的批评我们将另文探讨。 ②本文的“字”，不是书写符号，而是语言中的一个单位。它是音义结合体，具有单音节性；同源字是指不同语言中有共同来源的字，同族字是指同一语言中有共同来源的字。 ③由于篇幅关系，书证全部省略。汉语上古音从李方桂(1980)的拟音系统。藏文用国际音标转写。汉语广州话字音按李新魁等著的《广州方言研究》标记(略有改动)。藏语夏河话字音按华侃等编著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标记。词典中没有的字音，按语音发展规律标出可能的语音，并在这个字音下加一短横。如夏河话口语里有这个字音，没有这个义项，同样在这个字音下加一短横。 ④同音词的两个义项，前者是汉借词义，后者是藏语本族词义(有个别是梵语词义)。 ⑤汉语例字下面加个点“.”表示这个字是前人和时贤已经找出的汉语同源字。 ⑥这里的“义”是指“义项”。从语义蕴含角度来说，“抛弃”自然含有“分开”之义。
<*kwanh
khor后面可以加上-kha或-ba表达不同的意思。同族字之间用不同的声母来区别字义。例12)gor的声母由单辅音承担，例8)khor和例10)skor的声母由二合复辅音承担，例9)khjor和例11)skjor的声母由三合复辅音承担。这5个字的基本辅音声母都是舌根塞音，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可以交替。跟藏语对应的汉语同族字数量远远超过5个，语音形式变化较大。汉语用不同的声调、不同的韵尾和不同的声母等手段来区别字义。如例8)，平上去入四个声调都有。*-
d和*-n可以交替，即所谓的“微文对转”，*-an和*-n可以交替，即所谓的“元文旁转”。声母都是舌根塞音，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可以交替，这一点同藏语。汉语藏语同族字之间的比较，显然有利于揭示语言演化的细节，进一步证实两种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语义比较法从寻找同源字进入同族字领域，“同族词比较”从寻找同族字进入同源字领域。两者操作过程正好相反。没有语义比较法，人们很难会把汉语的“圆”和“围”、“圆”和“卷”，或者“卷”和“蹶”看作是同族字，更不会把它们看作是一群同族字了。因此可以说，语义比较法为同族字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