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主义论文,史学论文,宋代论文,试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宋代是中国封建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史学政治功利主义目的空前强化的结果。那一时代的主要史学家们能够自觉担负起总结封建统治经验和进行儒家纲常教化的责任，积极用世，勇于革新，贵乎自成一家。他们的史识和史学抱负远比六朝史家高超，也胜过唐人。六朝多以世胄文人领史任，好尚文辞的华美而不贵史笔的简洁朴素；体例陈陈相因，内容繁芜失真，迷信充斥，质量高的传世之作很少。有唐一代竟未能革除这些积弊。而宋代的史学家在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驱使下，努力从封建道德领域，从历代典制因革的角度，从封建国家行为的过程和结果，乃至文化学术的变化来探索封建统治得以生存和兴盛的各种条件，大刀阔斧地摧陷廓清数百年积弊，使中国封建史学由此达到了极盛。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政治功利主义如何成为历史学家孜孜追求的目的，他们又是如何实行自己的主义的？孟子把史学的内容析为事、文、义三要素[1]，实为不刊之论。笔者也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宋代史学家的政治功利主义。附带说明：这里的“义”就是唐宋以后史家所谓的“道”。先秦时代“道”是百家学说主旨的泛称。孟子在此处不言道而言义，实为《春秋》所道“名分”，也就是唐宋以后儒者所认为的“道”的核心内容。
史与道
一、道统说的确立
先秦诸子各道其“道”，逮至六朝，“道”的释义并未归一。史家言道，“多饰玄言”[2]，老庄以“自然”解“道”，这当然和儒学精神不完全吻合。到了中唐，韩愈等人明确阐发“道统”[3]，为古文运动张本。古文运动到唐末五代衰落下去，北宋中叶，古文复兴，古文家重新打出了“道统”旗帜，学界大有呼唤韩愈复生之慨。著名的《春秋》学家孙复重申“道统”云：“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也”[4]。出自孙复门下的石介作《尊韩》一文称：“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5]。曾师事孙复的欧阳修自幼学文便以韩为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都是当世学术领袖，追随他们的人很多。宋人在一片宗韩声中，确立了“道统”，“道”的内涵的解释也随之归一：即儒家伦理纲常和治国理论就是千古不易的“道”。
“道统”虽由古文家提出，但在宋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宋廷提倡《春秋》学，大讲纲常名分。《春秋》研究著作迭出不穷。其大旨不外褒崇王室，尊君抑臣。《春秋》尊王精神几乎笼罩了学术界。南北两宋的史学名家，都精于《春秋》之学，他们都在自己的史著中竭力宏扬《春秋》精神，借以惩创人心，矫正世风，护持王纲。有的作史仿效《春秋》笔法，励行褒贬，如尹洙《五代春秋》、欧阳修《新五代史》等。有的虽不用《春秋》褒贬之辞，但从善恶是非的论断和治乱之迹的考察两个方面更广泛深入地贯彻《春秋》精神，代表作品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开卷一大篇“臣光曰”论“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揭橥全书宗旨，实同一篇讲经之文，经学、史学在这里实现了统一。清人邵廷采就说：“《尚书》、《春秋》经而史矣”，《通鉴》、《纲目》“史而经矣”[6]。有的专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重定义例，改编他书。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该书“纲效《春秋》而参取群史之长，目效《左传》而稽合诸儒之粹”[7]。书中贯穿着朱熹的理学思想。其书序文说，《通鉴纲目》成，“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两公之一是著名理学家胡安国，曾作《春秋传》。朱序是说《纲目》一书冶胡氏理学与司马光史学于一炉。有的以《春秋》名分观点为准绳，专论前朝是非。如范祖禹《唐鉴》专论唐事，实际是一部以史阐经的书。
二、用世思想的高涨
宋代史学家纷纷高扬“卫道”、“明道”的旗帜，宣称自己以史经邦之志。这种积极用世的态度，直接来自于“道”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熏陶使然。至宋代，门阀制度被荡除，科举只看成绩，不论士庶，且取士名额不断增加，又多次改革考试科目和内容，以经义、策论为先。这样，给更多的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宋王朝统治的基础扩大了。加之宋太祖称帝，即有不杀言官之诫，所以北宋较长时期内言路较宽。这无疑会鼓励士大夫以道术用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宋学的兴起促进了史学与经学的结合。宋人治经，不惑传注，讲求经世致用，能够激发学者的入世思想。在这种政治空气与学术气氛之下，经过国家数十年的涵养培植，涌现了一大批博通经史的硕学大儒，他们研经以求致治之源，治史以明经世之迹，经、史结合，政、学相济。以名儒为名臣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格言，正是那个时代优秀知识分子胸襟的写照。在他的周围，有许多经史名家与之相师友，如胡瑗、孙夏、石介、余靖，富弼、尹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人都怀抱济世之志，治学自成一家，从政则勇于任事。从宋初开始，就不断有史学家以史学著作向朝廷献策解决外侮交侵、纪纲紊乱、财政拮据等问题，都是应时务之举，而非为史而史。
史家“入世”思想高涨，隐逸高蹈之士的“出世”思想则受到批评。《资治通鉴》这样的通史巨著很少记载隐逸之士。司马光在《通鉴》中指斥那些负才遁迹，不为帝王所用的人不是“有道之士”。士应该“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8]。释、老宣扬“出世”思想，司马光抨击不遗余力。有《上风俗札子》说：“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礼，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9]。与司马光先后或并时的政治家、古文家、史学家多有辟佛排老的言论。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用世思想高涨的表现。史学家既以斯文斯道为己任，则史学与经学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之势。
史与事
一、治史重心的转移
宋代史学家肩负的政治功利主义任务是从两个方面入手完成的：一是纲常教化；二是治术总结。后者则反映了史学对于“事”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即考察和编述历史，由已往的以人物为中心转移到以制度因革和政治兴衰为中心。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进入了转型期。唐宋时代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化（主要表现贵族官僚的领主土地占有制让位于士、庶地主阶级占有制），促使封建国家的田赋、兵役、选举等各项制度多所变更。宋代科举制的屡次改革助长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抬头，从而引起教育制度和学风的转变。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些变化，给唐、宋时代，尤其是宋代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探索封建国家盛衰与典章制度因革损益关系的课题，也为这样的探索提供了条件。这就要求史学家把注意力从一个历史人物身上转移到长时期内社会的变迁和制度的因革上来。在研究的方法上就需要把历代典章制度纳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比较，验之以历朝政治盛衰。唐代杜佑首先具有了这样的眼光。他的《通典》开创了典制通史的先例，其书内容的重点不在王朝鼎革和帝座更迭，而是从国家的统一，人口的增殖，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与否等方面来比较历朝制度优劣，论析损益的缘由。可惜他的卓见在当时并未产生广泛影响，而到宋代却成为史学界普遍的思想，典章制度的研究空前受到重视。作为记录典制资料的会要体史书勃兴，更有高才绝识如郑樵者，独力撰成巨著《通志》。该书虽为经传体，而重点在其二十略。郑氏自云：“‘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又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10]已往纪传史书首重纪传，而郑樵首重“志”。其识见可谓卓尔不群。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发凡创始于宋末而成书于元初，他吸收了郑樵“会通”的观点而更强调古今贯通。《通考》自序云：“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又说，“窃尝以为理乱兴衰，有相因者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11]马氏欲以《通考》与《通鉴》相辅而行，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他把中国古代史书的内容归纳为政治史与典制史（包括文化学术）。合此二史，可以尽包纪传史书内容而有过之。《通考》与《通鉴》后代均有续作，《通考》续至清代，连同《通典》、《通志》的续作，遂有“十通”之目。上述两大系统之史书为史料渊薮，至今为治史者所重，有逾二十四史中前四史以下各史，这不是偶然的。
二、淹贯博通的治史风尚
宋人治史，气象博大，学风崇尚淹贯博通。到南宋初郑樵提出的“会通”主张，就是这一史学风尚的集中体现。《通志》本是纪传通史，叙事自然世代相承，此即郑氏所谓的“通”。郑樵的创见主要在“会”的方面。他把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的内容都纳入到通史著作之中。郑氏在夹漈山中读书三十载，把毕生所学萃为二十略。其淹贯博通确实惊人。不过，郑樵贯彻自己“会通”思想的方法只是对材料分类归纳纂集到一部书中，这样只是作到了“会”。于“通”的方面他只是主张恢复司马迁通史家风而已，对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并无创新。在这一点上，马端临的思想比他深入一些。《文献通考·总序》指出，秦汉至唐宋的典章制度有因革关系，“其变通驰张之故，非融合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可说是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主张的恢复。他“力图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整理出头绪，是由归纳法去寻求历史规律的初步尝试”[12]。马氏又肯定历代改革，初步阐发历史发展阶段思想，这些都是“会通”思想的发展。
两宋史学名家学术研究的领域都很宽广，他们大都集史学、经学、文学于一身，有的还在文字、音韵、金石、自然科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象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博学多能的学术大师。南宋四川籍史家二李（李焘、李心传）都是著作等身。李焘著作除千余卷《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外，尚有50余种，其中如《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易学》、《春秋学》、《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陶潜新传》、《诗谱》等经学、文学研究著作[13]。李心传专精史学，尤尽瘁于当代史。除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传世外，还著有《丙子学易编》、《道命录》等经学史研究著作。作为宋代史学余响的几位人物如王应麟、黄东发、胡三省等都是历史考证名家，有巨著传世。他们的渊博学识，历来为世所敬仰。
三、修史义例的考求与创新
我国史家有重视修史义例的传统。《春秋》意存褒贬，例随“义”生。后来史家，对《春秋》义例多所探求，到刘知几作《史通》，始形成系统理论。刘氏义例之学，重在言“例”，尤详于纪传体之例。宋人考求义例，重在言“义”，“例”只是服务于“义”，负载“义”的躯壳。为了“义”的需要，他们变旧例，创新例，甚至不惜牺牲史实而以特例曲存其义。如宋初徐铉随南唐主归宋，作《江南录》。王安石曾说其“书至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实录，其于《春秋》、箕子之义得之矣。”[14]其后，马令著《南唐书》亦有相同论调。足见此类“有愧实录”的书法竟是被当代史家认可的“特例”。
宋人考求义例，直法《春秋》，不取史传。苏辙认为，《左传》“不得圣人之意”，他作《古史》，要“追录圣贤之意，以明示来世”[15]，口气大得很。这种尊《春秋》，贬群史，好为大言以重己论的作风到南宋仍然不息。胡宏作《皇王大纪》，记尧以下迄三代事。其《序》云：“若夫史传，则莫之为主，追录于杂识多闻之事，或出于好事者之胸臆，……大道之为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指宏父安国）上稽天运，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圣之志，作《春秋传》为大君开为仁之方，深切著明。”一些更重要的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等，都直接从《春秋》经文中钻研义例。这种作法和宋人治经不惑传注，直接由本经探求义理是一致的，而且钻研《春秋》义例，原本就是在宋代特别发达的《春秋》经学的内容之一。宋人取法《春秋》制订修史义例，大致不出二途：一是仿《春秋》褒贬书法，励行惩劝；二是法《春秋》“春王正月”之义，釐定正统年序。前者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自云：“《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16]该书本纪书法高简，体现《春秋》笔削的严峻；叙人物多立类传，而依传主于臣节上的表现分类，褒贬分出等差。《新五代史》效法《春秋》义例，而更趋精密，故比前代群史具有更为突出的“史义”。后者较早的著作是宋庠的《纪年通谱》。《郡斋读书志》卷二上《编年类》介绍其书“自汉文帝后元戊寅止周恭帝显德庚申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庆历年辛巳年为一篇，皆曰‘统元’，以甲子贯之。有王号，曰正、闰、伪、贼、蛮夷。以王莽十九年系孺子更始，以接建武；东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系中宗，绪神龙；朱梁十六年通济阴天祐，续同光；捃晋恭帝掸宗之岁，对魏明元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谱》之新意也。”自从汉代的《春秋》公羊学家表出“春王正月”之义后[17]，历代史家都认为帝王纪年书法是君统所系，也是《春秋》义例的首要内容。虽然司马光等人另有新说，但正闰之争并未息灭。到南宋出现了更多的严申《春秋》“春王正月”之义，辨明正统所在的著作。
《史》、《汉》而下，纪传体风行千年，最受重视。自宋代以后，编年体取代了纪传体的地位。其内在原因是史家历史考察重心的转移，反映时势的变化，考察制度因革需要按时序排比史实，以时间为本位的史书编纂形成就显得重要了，于是编年体振兴成为必然之势。前代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的有荀悦、袁宏等人，然其说不行。到北宋中叶，孙甫修《唐史记》又申论编年体之优，认为纪传体例“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18]。孙甫谢世20多年后，司马光才得此书，表示“遇同好则传之，异日或广布于天下。”[19]
司马光制定了《通鉴》纪年不别正闰的原则是编年史书义例的一大突破。张熙侯先生《通鉴学》评说：“即以不别正闰一事言，当时直无与同调者，刘恕诘难之，范祖禹自著之书则显违之，同修《通鉴》者尚然，更无论乎郭伋之私刊而擅改（指改司马光《历年图》）。然温公无所回惑，其与曹魏纪年如故也。”南宋史家包括朱熹在内，修史也多违司马光之论，以争正统为要义。尽管如此，《通鉴》谨严的义例，优良的编纂方法仍然被一代又一代的史家奉为教科书。有宋一代，李焘《长编》，李心传《要录》等，都因师仿《通鉴》而成为传世名作。史家究心编年史书义例，蕃衍出“纲目体”、“年谱体”等新的编年体例，“运历图”、“帝王谱”之类的编年史纲也层出不穷，两宋间几乎形成了以编年史为中心的史体革新热潮。此外，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朱熹《伊洛渊源录》则为学案体之滥觞，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又是专门史料汇纂的新形式，《通鉴考异》开作者自注之例，《通鉴新注》扩大史注内容范围等等。凡此种种创新都和史家深研义例有极大关系。
四、史料的精密考证
宋人治史重心在于明乎历代治乱兴衰之迹，总结统治经验。只有所据史实精确可依，才可以观盛衰，知利病，言得失。故官私修史，都注重史料考证。宋代的史料考证比前代的规模大得多，而且呈专门化（形成历史考证学）发展趋势。归纳内容，大致有三：一是前代史书的校勘，其中包括史事的考证；二是作者自撰“考异”，报告自己史作的史料处理情况；三是开展编纂学和史料学方面的批评。
1.前代史的校勘。宋廷重视典籍文献的校勘。太祖朝就开始组织较大规模的校勘活动，历太宗、真、仁三朝，前四史、南北朝七史等已校勘数过，产生了一批精校精刻的善本史籍。六朝史职的遴选，令先作一传，试其文才。宋时，先入秘阁校勘书籍，有成绩才可秉笔修史。校勘工作需要广博的学识，尤其是要具有文献学的功底才可胜任。宋代不少著名史家都出身于馆阁校勘。这份工作考核了他们的学识，也锻炼了他们的史才，其影响扩大到史学界，逐渐蔚成重视史料考证的风气。一些学者也自行校勘前代重要史书。最著名的是刘攽、刘敞及其子奉世的《三刘汉书刊误》。南宋孝宗朝，吴仁杰著成《两汉刊误补遗》，补正三刘之失。吴氏尝谓“汉事至三刘，若无遗恨矣。”[20]《四库提要》评吴书说：“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此外，有改作汉唐史者，对史事也有考证。兹不赘述。
2.自撰考异。司马光《通鉴考异》首开此例，南宋李焘依《通鉴》法作成《长编》980卷，自注史料之审查、取舍、辨正、补充、存疑、备异等情况，分散于相关正文之下，性质等同《通鉴考异》，而考证的详确精密实有过之。如126卷叙述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至三月事，就有注文33条，上述史料考证的诸方面都涉及到了。写作近千卷的大书其工程已相当浩大，何况又作这样细密的史料考证，其繁难艰巨可知。南宋著名学者叶适表彰《长编》史料考证的精密说：“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21]叶评不为过誉。此后，史家纷起效法《通鉴》、《长编》自作《考异》，推动史料考证逾趋逾精。李心传在《要录》注文中考证异同，辨析真伪，纤细必举。清人孙源湘谓其书“较之李巽岩之《长编》，用心尤过之。”[22]至宋末相继出现专门历史考证著作，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汉制考》、《通鉴地理考》；黄震《黄氏日抄》等皆为名作，至今为人所重。
3.当代史著史料学的批评。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青年史学家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关于吴氏二书价值，研唐、五代史者多有论列，兹不评述。这里值得表出的是同时代人以专著的形式，对当代史书提出史料学的批评尚无前例。吴氏以青年后辈，敢于纠前辈大家著作之谬，更是难能可贵。南宋初吴元美二书《序》云：“今吴君于欧、宋大手笔，乃能纠谬纂误，力裨前阙，殆宴子所谓献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吴缜自己对历史编述的史料学和编纂方法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吴缜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史学家对史料考证工作的重视。
史与文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而是史学内容与其文字表述形式的关系。崇尚朴素典实，反对浮靡雕饰，是唐宋以来史文改革的方向。宋初史文，沿习唐末五代绮靡之风，学韩、柳古文者，又不免偏于僻涩。如宋祁与欧阳修同修《唐书》，宋严于用字，时常改得险怪不可读，欧阳修戏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而谑之。《宋史·欧阳修传》说：“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菼菼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欧阳修《苏氏（舜钦）文集·序》也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偶淟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苏氏）独与其兄才翁（舜元）及穆参军（修）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可见当时振兴古文，革新史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嘉祐二年（1057年），欧知贡举，将作险怪奇涩之文的士子尽行黜落，引起落第者聚噪于马首。这样用行政手段推行古文，才收到显著成效。
欧阳修为一代文宗，又是史学家，他对于史传文风，除要求去雕饰，务平实之外，还强调尚简。他曾与尹师鲁商议撰五代史说：“今者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于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于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23]欧所撰《新五代史》及《新唐书》本纪，刻意求简。《新唐书》本纪删去旧书本纪十分之七；《新五代史》，宋《四朝国史》本传称“法严词约”。二史行世，几乎取代旧史。对于矫正史风的繁芜是有作用的。
宋初一些人作古文追求意新语工，宗尚韩愈奇险的作风，欧阳修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24]。他把自己的古文主张施于史传的写作，提出了“事信言文”的质量标准。事信就是记载准确。欧阳修认为自己笔下称述的人物都是出处大节有过人者，事信就是他的史文贯彻“道”的一个方面；言文就是要剪裁，要凝炼、含蓄，足以传世。他用记录历史的严肃态度，为人写墓志。曾作《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范、尹、杜生前都是欧的挚友，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略去了先人的一些事迹。欧阳修不惜反复申述自己的用意以求得理解。他有《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25]《论尹师鲁墓志》一文还讲到互见之例，在别人文中讲到的就不必重复等等。按史笔的规范要求，欧阳修的做法是对的。出自欧阳修之门的古文家兼史学家曾巩就理解欧阳修的做法。他有《寄欧阳舍人书》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信中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在《南齐书·目录序》中发挥欧阳修“事信言文”的主张说：“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言，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对史传作品来说，什么样的“言”，才算“文”呢？我们由欧、曾等人的文论和他们的历史著作，约略可知：第一，作者内心必须充实着“道”，因为“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第二，要剪裁，就是“书大节”，“存大体”，删去不必要的材料，所谓“大节”、“大体”也就是关乎“道”的行为和大事；第三，文字要朴素畅达。关于第二、三点，最好用欧、曾等人史著为例进行分析。但限于篇幅，不能过细。今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为例概言之：观本纪，知其简约；观《唐六臣传》及论，知其剪裁匠心与论断义深辞畅；观《伶官传序》，知其文章腾挪跌宕之妙。上举数例未足以尽欧阳修史笔之美。总之，史文的改革和古文运动同时获得成功，与欧阳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里再谈谈司马光。司马光是当世公认的纯儒，他的文论重道，自不必说。他的《资治通鉴》史笔优美，也是不待言的。作为政治家司马光，他论文更强调“用”。《答孔文仲司户书》说：“光昔也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孔子曰‘辞达而矣’，明其足以达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辨也。”[26]《通鉴》叙事之文质朴流畅；史论读来更觉委婉亲切。张熙侯先生盛赞“《通鉴》合史学文学而成一家。”认为《通鉴》融录众史，浑然天成，又具剪裁之工，穿插之妙，故“读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杼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者，非惟可观，而又可颂。”[27]又说：“《通鉴》剪裁穿插，经营位置，诚不能出《左氏》规模之外，然而大段落墨，片片平直，既不肯掂斤播两，尤不为弄姿逞奇之文。故纪事而至《通鉴》，有江出西陵始得平地之观”[28]。司马光史文的基本特征是平实，这和司马光为人的谨重朴素是一致的。
史文改革和古文运动一样，到宋代才获得最后的成功。史文简净平实，非常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这是中国古代书面语言的一大进步。
缀语
宋代史学的辉煌成就，是伴随着古文运动的成功而取得的。宋代的古文运动高标“文以载道”[29]的宗旨，史学家以斯文斯道自任，因而他们的史学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史学与经学（道）的合一，是宋代史家高度发达的主要因素，也是封建史学成熟的主要标志。因为“道”的权威地位的重新树立，是一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反复实践和选择的结果。到了宋代，封建的思想家才有能力用思辨的方法把儒家所设计的礼乐政刑（封建统治的模式）抽象为一种精致的哲学，这就是兴起于北宋中叶，发达于南宋的理学——后世称为道学。史学在北宋中叶以后，日益和“道学”结合，又是它渐渐走向衰落的内在原因。
道统之说以理学家宣扬最力。理学思想浓厚的史学家论史尤重纲常名分，而无形中削弱了“通变”之旨。如著名史家范祖禹所作《唐鉴》就是这样：开卷即说李世民胁父起兵于太原（反隋）是“陷父于罪”；论李世民杀兄夺位，武后、肃宗称帝为“无君父之篡”！[30]这种论调只是名分说教，并无历史认识价值，而理学家却大加赞赏。程颐认为《唐鉴》“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31]。从尹洙、欧阳修开创的师法《春秋》，励行惩劝的史学风气，到《唐鉴》往前跨了一步，以经论史，以史阐经，史学的理学化已显端倪。理学家以义理观史，以“穷理尽性”，论君臣之道，以天理性命论国祚兴衰。他们以擅发义理为职志而忽略史实，以至发展到轻视史学。其中以朱熹的言论最具权威性。他认为《左传》、《史记》这些典范性作品只是二、三等著作。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论《史记》、《汉书》等说：“迁、固之史，大概只是计较利害，范晔更低，只主张做贼底”。司马迁“说经世事业，只是第二、三著”[32]。朱熹本来把司马光当作道学传人之一，还认为他义理见识浅。如门人黄义刚问朱熹：“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识浅”时，答曰：“是”[33]。在南宋兴起的永嘉学派，讲求事功，重视史学，而被朱熹看不起，朱批评其代表人物陈亮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34]。总之，在朱熹看来，绝大多数史书义理上都差。
宋代史学的高度成就足以彪炳千秋，但自南宋中叶开始，道学占据思想统治地位，渗入史学，史学界便缺少了北宋中叶史家的那种驰骋古今，深察世变肌理，勇于革新的恢宏气势。史学家停止了向新领域的探索和更高境界的追求，连史学固有的鉴戒作用也削弱了。
注释：
[1]见《孟子：离娄上》。
[2]《史通·论赞》。
[3]其说肇端于孟子，详参《尽心篇》。
[4]《孙明复小集》二《集道堂记》。
[5]《石徂徕集·尊韩》。
[6]《思复堂集》卷10《卷史提要》。
[7]王应麟《玉海》卷47。
[8]《通鉴》引韩愈《争臣论》。
[9]《司马光奏议》卷30。
[10]《通志·总序》。
[11]《文献通考·序》。
[1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四卷下844页。
[13]据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66《平园续稿》卷26。
[14]《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伪史类》。
[15]见《古史·序》。
[16]《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序》。
[17]说见《公羊传》。
[18]孙甫《唐史记序》。
[19]《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3《书孙之翰〈唐史记〉后》。
[20]曾绛《两汉刊误补遗·序》。
[21]《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20引。
[22]《天真阁集》卷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
[23]《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17《与尹师鲁第二书》。
[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25]《欧阳文忠公集》卷69。
[26]《传家集》卷61。
[27]《通鉴学》第七章。
[28]《通鉴学》第七章。
[29]周敦颐《通书》。
[30]《邵氏闻见后录》卷7。
[31]《河南程氏外书》卷12。
[32]《朱子语类》卷38。
[33]《朱子语类》卷130、卷122。
[34]《朱子语类》卷130、卷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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