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人高校的历史终结_成人高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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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77(2002)04-0014-05

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成人高校是三个有区别、有联系,但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教育都需要有载体,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也离不开载体,成人高校是成人高等教育的载体,但不是唯一的载体。这里的成人高校特指独立设置的管理干部类成人高等院校。成人高等教育可以由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完成,也可以由自学考试完成,并可由网络教育、远程教育完成,还可由普通高等院校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学院完成。因此,成人高校的历史终结并非意味着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的历史终结。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角度考虑问题,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是“万古长青”的教育(事业),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的历史终结呢?

成人高校大体上分为职工大学、教育学院、管理干部学院、独立函授学院、农民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等几类。职工大学一度占到比重的68%,但现在已所剩无几,多数自生自灭或转向;教育学院波动不大,从严格意义讲教育学院属职业技术类院校,其职业定位非常清楚,其数量目前是成人高校中最多的;独立设置的函授大学、农民大学即使是高峰期其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现在已基本销声匿迹;电大说多,各省、市均有,说少只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一所,作为远程教育是发展与加强的方向;管理干部类学院几乎全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建立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建立的属风毛麟角。在成人高校的鼎盛时期,其数量仅次于职工大学、教育学院,位居第三,有170所左右。

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是时代的产物,曾为弥补“文革”带来的人才断层、学历断层起过重要作用;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曾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者。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其功不可没,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一、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从名称上看,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同其他高校在名称的组合上有明显的区别,其他高校的名称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后缀为高校的“法律形式”,如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职工大学,前缀是地名(区位名)或校名,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教育学院等,少数由三部分组成,在上面前缀与后缀的中间加上“属性”,如师范类加“师范”二字,体育类加“体育”二字,仅指大学(学院)的属性。而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后缀为其“法律形式”——管理干部学院,前缀为隶属,前缀与后缀之间是隶属下的主管部门,如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隶属中央,其主管部门是司法部;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隶属于武汉市,其主管部门是武汉市经委。故前缀冠以“北京”二字与冠以“北京市”二字,其隶属关系是绝对不同的,前者隶属于中央各部委,后者隶属于北京市各政府部门。其他各类高校,特别是普通高校,从名称上是无法确定其隶属关系的,只有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从名称上一眼就可看出其隶属,“官本位”的特色十分突出。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从名称的结构上看,是不符合高校名称组成的,因此,将管理干部学院逐步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从法理上看是科学的,从形式上看是十分必要的。称谓的变化,意味着体制的改革取得第一步成效。

(二)从管理体制上看,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人们通常说“名字”只是一种符号,它本身的真实意义并不太大,但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的名称都代表着“出身”与“身份”,有他特定的内涵。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从名称上就可以判断其管理体制。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战略中心的转移,而不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政策性开放,而不是体制性开放。因此,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带有鲜明的计划体制色彩,典型的部门办学,如北京28所管理干部学院,22所属中央各部委办学,6所属北京市政府各部门办学。各部门办学突出特点是垂直领导,强调的是部门利益,要求的是为本部门、本系统培养“专门”人才。部门办学缺乏横向沟通与联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去甚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其中包括办学职能的转变,办学由专门的教育职能部门提供服务,政府其他各部门理应与办成人高校脱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界限,部门之间的“封锁”随之取消,“壁垒”不复存在,为本部门、本系统培养“专门”人才亦成为多余。因此,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都应纳入“大教育”系统,使教育归教,方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管理干部学院的管理体制应从各非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之下,“回归”到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从而理顺管理体制。

(三)从优化配置资源看,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管理干部学院属政府各非教育部门主管,其教育资源的配置具有局限性,具有局部性,具有计划体制的特征,很难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配置教育资源,更不可能合理的、优化的配置教育资源。

成人高等教育资源的非教育部门所有,使低水平重复办学不可避免,使生源之争愈演愈烈。据有关资料表明,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平均教职工200人左右,专任教师的比例为40%左右,行政管理人员及工人等职工占60%的比重。一个高等院校80名专任教师能有多大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行管人员等多于教师,既是行政部门的“再现”,也是教育经费的浪费。管理干部学院的规模小,由师资队伍的数量少推及到学生数量也不可能太多,《中国成人高等学校简介》提供的数据表明,管理干部学院平均在校生1987年仅332人,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也不足千人,这样的学生规模与专任教师数,堪称“袖珍学院”,多数管理干部学院占地面积不大,小的仅10余亩,根本无发展余地。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部分管理干部学院已与原主管部门脱钩,建设经费失去来源,发展亦不可能有后劲。然而专科教育是一种大众教育,有规模才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是它不同于精英教育的关键。

管理干部学院非教育部门所有,限于各方面原因,不仅不可能做大、做强,而且只能是攀比式重复办学。管理干部学院不仅名称照搬,属经委主管的叫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属政法部门主管的叫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于是形成同一类型的中央部委的管理干部学院,省市的管理干部学院,省辖市的管理干部学院,而且各管理干部学院(包括纵向的、横向的)专业设置大同小异,从而失去了特色与个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部门资源”转变为“社会资源”,使“部门人”转变为“社会人”。部门所有的教育资源理应由市场配置,只有将它纳入市场统一配置,才能通过优胜劣汰、优化组合形成规模资源、特色资源,改变现在管理干部学院散(不到170所管理干部学院,分属几十个部委和29个省、市主管)、小、滥、不经济的状况,使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通过强有力的统筹,打破部门界限,整合教育资源,防止低水平重复办学和教育资源浪费。将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纳入“大教育”系统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培养目标的转变势在必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意味“服务产业”的起点和归宿是市场。高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还应面向市场,高校应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确定自己的培养目标、确定自己的培养目标类型。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的培养目标显然是有区别的。成人高校不能再以培养对象划分类型,而应适应市场需要,以培养目标确定自己的类型,确定自己的市场位置。

管理干部学院,顾名思义,其培养目标是为各部门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培养大专层次的管理干部,或者对本部门、本系统内现有各级管理干部进行培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中的广大干部是相对于工人而言的,因此有所谓“以工代干”、“转干”的说法与做法。干部和工人的“身份”是固定的,工人要越过鸿沟转为干部,一般比较困难,需要满足许多硬杠杠规定的条件;而一旦“身份”是干部,就犹如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更不可能成为工人。“干部制”适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任命制”的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逐渐成熟,企业中干部与工人之间的藩蓠已经撤除,企业员工竞争上岗,实行岗位责任制与岗位薪酬制,干部的称谓淡化。以“干部”为培养目标的管理干部学院向企业是无法输送“干部”的。行政机关自己推行公务员制,由各地行政学院对口培训公务员。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线,凡正式聘任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位的人员,职业身份均称职员。干部的身份在企事业单位逐渐消失,使以培养“管理干部”为目标的学院走向尽头。市场经济的起点与终点是市场,而干部的需求市场萎缩与消失,培养干部的摇篮理应转向与“转产”。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正处于十字路口,究竟向何处去涉及到培养目标的确定,涉及到“市场定位”问题。

“干部”角色的隐退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的首批成果之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披露,中国当代有十大社会阶层:一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二是经理人员阶层;三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四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五是办事人员阶层;六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七是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八是产业工人阶层;九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十是城乡无业、半失业者阶层。十大阶层的划分具有稳定性,但每个阶层的成员则是变动的、变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给自然人带来的最大“震动”是人由“经济人”、“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人的职业不是终生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每个自然人、社会人究竟属于哪一个阶层,不可能“一锤定音”,人的一生可能“进出”多个阶层是常有的事。一个人要保住自己的职业,要寻求好的职业、理想中的职业就得不断充电,就得终身学习。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究竟定位于何种职业呢?究竟给培养对象何种能力呢?是培养学术型、研究型、精英型人才,还是培养技能型、操作型、业务型、大众型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其办学的层次定位不同。目前已有不少管理干部学院“分道扬镳”,一条走向与普通高校合并的道路;一条走高等职业教育的道路;还有一条是改为培训中心,放弃高等学历教育。为培训系统内在职职工、轮岗职工,或招聘人员的职前培训提供服务,不同道路的抉择实际上是不同培养目标的选择。不管选择何种道路,其实质是管理干部学院培养目标的转变,是管理干部学院的本身终结。

三、管理干部类成人高校教育类型的确定势在必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普及化水平的提高,教育逐步产生了类型的分化,由教育类型的“单轨制”与“独木桥”向教育类型的“双轨制”与多样化发展。这里的教育类型是按照培养目标的不同将教育分类,而不是接培养对象、办学主体、办学形式、专业种类划分的教育类型结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6年制定了《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年对此重新进行了修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新标准是按教育体系的发展阶梯将教育划分为七个层次,并将第二层至第五层划分出A、B、C三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如下图:

注:箭头表示上升通道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我们可以统一如下认识:一是要有教育类型结构的观念和概念。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有类型之别,只有将层次与类型合理搭配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如我国卫生人员的总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类型结构不尽合理,反映出我们的教育类型结构不合理。事实上,我们尚未建立教育类型结构,其结果是培养的人才用非所学,或是职业、技术型人才缺乏。二是高等教育归并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普通高等教育,以培养知识面相对较广的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为目标;一种为技能型、职业型高等教育,定向培养某特定职业技能的人才,侧重于应用性、操作性。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对象为标准划分的类型,从年龄上划分为培养“成人”的高等院校,这一类型过于含糊,与之对应的该是未成年人教育,但我国并无这一类型的教育,且普通高等教育已打破年龄的限制,参加高考者不乏壮年、老年的考生。故成人高等教育应按培养目标归类,确定自己的教育类型。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应明确自己的类型定位。三是普通教育与职业(前)、技术(前)教育是沟通的。职业(前)、技术(前)教育的受众者,既可以在完成本类型的教育之后走向劳动市场,亦可直接或间接进入普通教育类型接受高等教育,使两条平行的轨道有“立交桥”顺利接轨,使教育类型体系的上升渠道畅通。

我国的普通教育已形成完整而成熟的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到高等教育的长廊畅通无阻,普通教育的“金光大道”既具魅力,又具诱惑力。但我国的技术职业教育尚未形成体系,上升通道“肠梗阻”,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结束之后,无法再上一个层次,既无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的通道,又无进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通道,唯一的通道是成人高等教育,进入成人高校,对中职、技校的学生而言,纯粹是“文凭”层次的提高,由中专、技校文凭换成成人高校大专文凭,对自己职业、技能的提高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成人高校既不属于职业、技术类型的高等教育,也不属于普通高等教育,故由中专、技术转向成人高校的“深造”,对学生技能档次上升并无多大作用,因为成人高校的初始动机是解决“成人”的大专学历问题,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现有职工的大专文凭问题,纯粹是学历层次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下岗、失业现象,靠竞争上岗;市场经济体制出现“跳槽”、“炒鱿鱼”现象,靠自谋职业。因此,成人高校提升学历层次的历史功能开始失去效力,其重心应转向给予学生就职、创业的本领,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我国各大城市技师、高级技师奇缺,有的企业甚至开出16万年薪诚聘高级技工。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带来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原因在于现成的技术在具体的制造中走了样。据新华社2002年3月10日电,仅我国软件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就达42万。我国城镇共有1.4亿职工,其中技术工人占一半,在0.7亿技术工人中,初级工所占比例高达60%,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占5%,1.4亿职工中高级工只有350万人,我国技术工人中高级工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的1/7。高级工的严重短缺,以及技师、高级技师的匮乏,说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落后,说明我国的教育导向出现偏差,高考指挥棒使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仅要读普通高校,而且要进名牌大学,进一步制约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国一方面是应用型、操作型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高级技术人才的紧缺,另一方面是失业向高学历蔓延,据上海2001年的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11%,深圳市失业队伍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占相当大的比例,企业用人的“高消费”现象较为普遍,即大专生能做的事招本科生来做。这说明我国的教育过度深化。我国的教育要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发展,只完善普通高等教育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必须在巩固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加快步伐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而且使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升学的比例远大于普通高等教育升学的比例。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类型的在校生、毕业生均大于普通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

世界“制造业中心”开始向我国转移,但迎接它需要有大批能够熟练应用信息技术,具有坚实的职业专业理论和广博的相关知识并具有扎实的操作动手能力的实务专家型人才,否则,一切将成为空话。所以有人说,同样的零部件组装成手表,要比瑞士表差几个档次,原因何在,我国技能型人才不如人家、技能型人才差人家几个档次。原产地德国(习惯称“德国造”)的产品质量过硬,源于其技能人才的素质过硬。因此,我们需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类型的体系,既使职业、技术教育层次结构合理,又使各层次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人才的职业、技术类型合理,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意味着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已提到议事日程,而其主要途径是成人高等院校逐步规范为“××职业技术学院”,名称的变动不再是形式的更名,而是培养目标、培养方向的变化,是教育类型的变化。管理干部学院更名为职业技术学院是其时也。从而完成我国教育类型结构由单轨制向双轨制过渡,进而解决好它们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使教育类型结构体系得以完善。

综上所述,成人高校,特别是管理干部学院与普通高校合并,或者独立门户转为职业技术学院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又是国际教育类型划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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