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以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为主题论文,新中国论文,二中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3-0118-08
党的一大制定的纲领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谋划“重建国家”、建设国家的方略。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历史性中央全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一次以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毛泽东宣称：“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1](P260)全会确定的各项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方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精美的扉页。
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方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第二次高潮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亚大陆兴起了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新高潮“为世界各国人民民主势力的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2](P96)。此时，世界各国共产党员由战前的约四百万人发展到战后的两千多万。社会主义从一国向多国发展。各国共产党人相继建立的国家有：1945年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6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1947年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8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如朱德在1948年5月所概括：“民主高潮普遍兴起，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力量发展得很快。苏联已经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起来了。保卫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3](P229)高潮中有一股暗流：即美国帝国主义手里拿着原子弹，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准备向人民民主势力发动战争。但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争取时间制止战争”[1](P131)。这一切说明，当时的世界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4](P1260)。这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作出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处在第四次革命高潮中 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力争同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合作，争取和平建国。但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把屠刀砍向人民。人民经历了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抗争。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做准备，在高潮中取得胜利。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三次革命高潮，现在是“全国规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2](P219)。新高潮的特点如下：(1)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阶段。所谓新阶段是因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新高潮的“目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2](P316)。(2)它是我们党“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1](P86)，“处在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5](P91)。(3)新高潮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战争期间，革命高潮主要表现为军事的胜利。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称之为“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不单纯是军事的转折，而是“蒋介石的二十年的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4](P1244)。1948年11月辽沈战役以后，中国的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格局。新转折的实质是对1947年开始的历史大转折的深化和拓展。这次新高潮的态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2](P316)燎原烈火激励中国人民，宜将剩勇追穷寇，早日“重建国家”。
中国共产党已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更加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革命新高潮中，党的组织得到较大发展，管理着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党员人数从七大时的121万发展到1948年10月的300万。在过去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由此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为适应即将领导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党中央在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采取了解放区整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干部培训、召开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健全党委制等新措施，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扩大了党内民主，增强了全党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党和党员的先进性进一步增强。
二、党中央围绕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为“重建国家”积极准备，创造了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前提
颁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纲领和政策，推进革命深入发展 只有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使党的工作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革命新高潮中，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和“具体纲领”[1](P21)。为此，党首先颁布“具体纲领”。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的通商友好条约。这些具体纲领从新高潮中社会新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党在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主张。其后重新颁布了总纲领。七大上，毛泽东曾说：“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6](P304)1948年4月，中央正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的纲领首次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纳入其范畴。这一纲领是对具体纲领的概括和升华，它更加贴近中国时局的新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新高潮中党和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斗争的方向和目标。
根据总纲领总路线和具体纲领，党又全面制定了贴近各条战线的一系列行动纲领和政策 (1)确定了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的群众、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概括了打倒蒋介石武装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它极大地推进了军事斗争的胜利。(3)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基本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4)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5)提出了加强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指出统一战线的成分的新变化：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增加的是中间派，这部分人抗战时期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6)为更好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党还明确了一系列贯彻具体政策的规定和方式方法。在1948年的上半年中，毛泽东发表了近百篇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讲话，与时俱进地规定了哪些工作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而不适合在城市做的。总之，党运用新的纲领、路线、政策，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加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创立人民民主专政学说，解决“重建国家”的政治课题 新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做了创造性回答：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它的基本点是：(1)关于对现国家制度的态度，“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1](P132)。(2)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由来，“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是“联合战线”，在大革命时期，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当时有把政权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其后是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六大规定的，它的不足之处是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排除在政权之外；再后是人民民主专政，外因是“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国内条件是因为有了“从蒋介石那里分割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3)关于政权的阶级性和各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4)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基础力量是工农联盟。(5)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人民是主体。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6)关于政权的任务：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7)关于国家的组织形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以人民代表会议（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8)关于国家的组织制度：“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不采取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P134～135)。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对我党局部执政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了“重建国家”的政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为七届二中全会“重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各民主党派人士云集北方解放区，接受中共领导，迈开筹建新中国的合作步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提出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口号，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5月1日毛泽东分别给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写信，邀请他们北上，到解放区，拟订共同纲领，讨论建国事宜。1948年秋，周恩来主持，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五十余人分批接到东北。1949年1月16日，周恩来在平山县李家庄主持同民主人士座谈，讨论筹备召开新政协大计，商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强调“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郑重声明：“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决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7](P557)。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至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形成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合作局面。
三、全会明确了“重建国家”的政治原则
把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四项原则作为“重建国家”的政治前提即政治原则，七届二中全会是非常明确的、坚定的。
社会主义道路原则 1948年5月在阜平花山村，毛泽东曾说：“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8](P76)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1](P146)。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毛泽东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即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呢，还是半途而废，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回到黑暗的旧世界？“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4](P1375)。1949年2月在西柏坡，毛泽东向到访的米高扬介绍将要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时说道：“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8](P77)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重申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贯主张。在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在论及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前景时指出：“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1](P261)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说：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
人民民主专政原则 毛泽东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后，又指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未来国家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确认了新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了这个专政反对敌对势力和发展生产的双重职能。会议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4](P1436～1437)全会确认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打碎和取代蒋家王朝所代表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这就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根本政治制度问题，为“重建国家”锻铸了一块坚固的磐石。
共产党领导原则 1948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行对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4](P1272)。1949年1月，毛泽东强调，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4](P1375)。这些论述都清楚规定了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核心作用和执政地位。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重申：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P1430)。报告鲜明指出：有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4](P1433)。这些论断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建立和兴盛的前提条件。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 党的一大就把马列主义写在党旗上，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到党旗上。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全中国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这表明，在新中国里，我们要以马列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作为建设新中国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理论”，“它将造福于我们民族至遥远的后代”[9](P333)。由于国际上朋友的原因，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提出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为好”，请马、恩、列、斯来“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全会结论坚定地向世人宣示：(1)“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1](P260)(2)“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1](P259)。(3)“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1](P260)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一语，理论定位份量是很重的。全会实际上向世人庄严表明：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是不可动摇和不容置疑的，是我们最重要的建国之宝。
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等原则，多数是建党以来全党的共识，但“四位一体”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成为我们党的建国基本原则或立国之本，始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重建国家”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是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四根柱石。这些基本原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灵魂和精髓。
四、全会作出了“重建国家”的几项重要决策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初，党中央确定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规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4](P1272)。毛泽东曾多次论述，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94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依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建立新中国的客观需要提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10](P815)这就赋予新政协以选举产生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认为：“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4](P1435)。决定在“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4](P1436)这是“重建国家”的一项重要决策。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4](P1437)这些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大政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得到了确认。这一决策启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历程。
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构成 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成分是：(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个体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对于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在1949年春天有一个形象概括，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关于“另起炉灶”，全会报告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4](P1434)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受奴役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全会确定：“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4](P1435)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统治达百年之久，他们的军事力量被赶走后，经济势力还很大，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在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前，应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全会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P1435)这是经济上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五、全会提出了新中国起步时的国情观和发展观
新中国起步时的国情观 国情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概念，内涵丰富，包括国家、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情况。江泽民同志告诉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11](P1634)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领导人民革命面对的是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将面对怎样一种国情？全会指出：第一，“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4](P1433)。“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4](P1430)第二，“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4](P1432)。对文化落后，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12](P39)，是“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13](P663)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是党制定经济建设战略的立论基础，是确立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发展目标的根据。这个建国时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把它概括为“一穷二白”。
新中国起步时的发展观 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中国起步阶段的发展观，这就是：以城市和生产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善工人生活和一般人民的生活。这个发展观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的时局特点。这一发展观指导了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是新中国起步阶段的正确发展观。
六、全会确立了新中国发展的各项目标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新中国发展的总目标。《新民主主义论》把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国家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任务和目标是什么呢？近百年的血泪史说明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庄严宣告：“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1437)这一纲领性口号和战略性目标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建国初，它多次被重提。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总题目就是：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4](P329)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对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了阐发：“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15](P89)这个“总目标”是毛泽东八大开幕词的主题词，是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词，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是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其后“总目标”内涵不断深化和丰富，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词始终没有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它定位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表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党和国家发展“总目标”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矢志不渝的长远目标和纲领。
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是新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七大前，毛泽东就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6](P146)。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郑重宣布：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16](P1080)“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8](P1081)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始终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目标。因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再次重申：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至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近期目标，全会报告认为：由于国民党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4](P1433)。这表明，“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先进工业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建国方略的题中之义，刘少奇、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明确地把它单独提了出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中心和龙头，大规模工业化是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举国一致的宏伟纲领。
引导农业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 这是新中国农村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消灭封建制度，是为了解放农民。土地改革是为打碎封建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怎样对待农业、农村、农民呢？全会报告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强调发展工业时，决不能忘记农业，相反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等等，则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17](P469)。面向未来的新中国，确定什么样的发展农业的目标呢？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使得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4](P1430)；“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4](P1432)这里的“集体化”是党的农业发展的近期目标，‘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
七、全会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两个“善于”的要求
针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情况，毛泽东对党的干部提出过一系列“善于”掌握具体本领的要求。(1)关于学习问题：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从老百姓变成军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12](P181)。(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应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6](P820)。(3)关于干部问题：党要具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就要“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党员和干部要发挥积极性，就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13](P529)。(4)军事干部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期的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海战确保胜利”[2](P309)。(5)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6](P108)，既懂军事政治，又懂经济文化；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4](P1331)；还要“善于总结经验”[18](P369)，这是领导者的一项任务；(6)党的宣传战线的人员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4](P1319)。(7)将要进城工作的干部要“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4](P1405)。全国革命胜利之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将摆在全党面前，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面对执政任务，党应当有怎样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七届二中全会简洁而明确地告诉全党：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两个“善于”的新论断，高屋建瓴，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概括和理论升华，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能力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党和党的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新要求。
八、全会提出了永葆党的先进性的两个“务必”的要求
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曾作过许多论述。关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作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以我党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因骄傲而遭受挫折的教训，要求全党同志读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从七大预备会至会议结束，毛泽东有四次讲话，每次都论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其主要之点是：(1)在革命事业顺利进行或发展壮大时，要谦虚谨慎；接受党的历史上两次大的发展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2)面对未来的事业和任务，要谦虚谨慎，把困难想充分。(3)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谦虚谨慎，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要谨慎，不要忙于作结论。关于艰苦奋斗，在井冈山开创时，毛泽东就培育了红军的艰苦奋斗作风。到延安，他把艰苦奋斗称之为清凉山上的“三面大旗”之一。1939年5月1日，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面》的讲演中，他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后来他在各种场合对不同对象都讲过艰苦奋斗问题。党执政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将有深刻变化。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可能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对此，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概括的两个“务必”保持的作风，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作风，又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和培育的作风。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党和毛泽东把它概括出来，为的是使全党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坚持立党为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搞以权谋私，不搞腐败，防止因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胆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永葆党的先进性。
结束语
建立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这项工程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立项”，党中央移驻北京，即开始了工程的“施工”阶段。全会确认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立国原则、建国方略，对建设新中国发挥了长远的指导作用。会议的伟大主题使七届二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永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收稿日期：20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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