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邓小平对斯大林模式的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坚定不移论文,中国论文,伟大旗帜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国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研究分析、批评和批判，起源于什么时候、起源于谁。新中国开国之父毛泽东和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谈论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否也是假命题？
1956年中共八大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之前最成功的一届代表大会。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八大前《论十大关系》[1]的主调是实事求是，以苏联的体制模式为鉴，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农、轻、重”、“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国际关系”等关系问题上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楚的。”[2]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更是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3]邓小平对筹备八大是有特殊贡献的，他后来回忆说：“1956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①但是，八大时期出现的这些先进而又宝贵的探索，很快被接连不断的“左”的浪潮淹没了。
不过，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并未被“左”的思潮压服。1957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批判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4]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坦率地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5]
此后不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发言权。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再次对“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作一系列批判。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按，指科学教育领域)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6]1978年3月10日他在国务院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7]同年9月15日邓小平批判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②1978年年10月3日，邓小平再次回到苏联政治体制问题上，说：“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8]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继续就改革开放发挥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按，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9]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再次深情地回到八大修改党章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问题上，称：“(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民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0]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有针对性地说：“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11]当时中国改革遇到的尖锐问题是如何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12]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的提法，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结，更是对照搬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否定。③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回顾我国发展经历的曲折时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13]1985年8月28日，他更明确地指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要害是僵化：“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
邓小平分析我们建国后的教训是：“建国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照搬别人的经验吃了亏，有时是自己太性急了，还搞了‘文化大革命’。”[15]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16]1987年2月6日他对草拟十三大报告的同志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17]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指出：“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8]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我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否定，更是针对苏联一向标榜的“向共产主义前进”、“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的。1988年5月18日，他阐述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于1988年5月18日再次强调继续研究“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9]
1988年10月17日，邓小平会见东欧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自己认为成功的东西，就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别人改变了，自己也跟着改变，用不着这样。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我们都吃了这个亏。”“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20]
尽管邓小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的发轫者多次强调必须时刻注意批判分析“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然有些人固守、留恋斯大林—苏联那一套僵化的东西，再次回潮，特别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问题、“引进外资”问题总是抓住不放。在这一关键时刻，1991年2月6日邓小平驳斥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2月28日再次阐述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这时，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成败的“标准”，给予了科学而又全面的表述。[21]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赞同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2]的提法，从而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自从我党提出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看作是对立的、互不包容的关系。症结在于他们把苏联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错就错在不能理解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目标，是一项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避免社会两极分化、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总战略。
注释：
①《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0页，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②《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379页；在1998年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里紧接“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还有一句：“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见该书第77页。
③《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43页；也有资料说，早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金庸)时就已经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