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系统性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公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4)05－0009－0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根本体现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即政治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就如罗伯特·达尔所说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异常规模宏大而又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颓败能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其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1]如何改造已有的精英主义民主模式，重建西方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家面临的重大课题。正是西方国家政治系统危机集中体现了西方民众对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不满和反抗，体现了民众通过扩大参与来弥补西方精英主义民主制度的缺陷的诉求，进而推动了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因此，总体来说，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一种体现和回应。本文试图通过较为详细地分析当代公民参与运动兴起的社会系统性因素，展示这些因素对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发展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一点启示。 一、公民参与运动的经济性起源：经济发展中的公民认同危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加剧、科技发展与人的境况异化、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异化，这些因素导致民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满和参与诉求的扩大，推动公民参与的兴起。 (一)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加剧 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兴起首先跟西方经济发展及其产生的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政治理论家利普赛特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关系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2]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统计，在1950年至1973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是先前和随后时期(1820－1870,1870－1913,1913－1950以及1973－1979)的两倍之多。1952—1965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8％左右，创造了“经济奇迹”。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4.4％增至60年代的5.2％。战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进入富足社会。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超越了先前的所有历史时期，‘黄金时代’似乎已经到来”[3]。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消除固有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的不平等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愈加严重。产生了经济学家罗宾逊所说的西方“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即战后25年中，西方国家财富的增加和贫困并驾齐驱，“当经济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则被驱逐出来。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的贫困却增长了”[4]。西方社会物质上极度饱和的状态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更为糟糕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有着恶化的趋势。社会底层的变化尤其明显。在英国，1980年，总人口中最穷的10％占有可支配收入总额的4％。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所占的份额进一步下降，占总人口1/3强的穷人只占有3％的可支配收入。1997年的相对贫困水平是20世纪60年代的2倍，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3倍。[5]在美国，从1968－1994年，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年均收入从7.3万美元增加到10.5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加了44％；而最贫困20％家庭的年均收入只从7202美元增到7762美元，仅增加了7％。据统计，1994年占人口25％的上层阶层在全美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为44.6％，而占人口25％的最低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只有4.4％，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1，属贫富差距悬殊的范围。[6]20世纪60年代之后，富人们开始大把大把地将钱送给一些保守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支持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减税、削减社会支出，这进一步恶化了经济不平等。新的经济不平等，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团结，使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社会共识出现裂痕，出现对自由民主制度认同的危机。“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担心未来和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7]至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不平等推动着底层人民开始积极参与到实际政治生活中来，为自己寻求经济上地位的改观而努力。总之，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平等主义和公民参与的压力在增加，允诺和期望之间的鸿沟甚至更为加宽。 (二)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存压力剧增 “人的境况”是阿伦特用来表述对西方现代性内在困境的一种忧思。科技的发展对现代人的境况的异化尤其突出。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是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的结果，但是生产中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采用，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的不良后果。一方面，科学技术加深了人的异化，造成人的压抑。科学技术成为生产生活中一种决定因素，个人在庞大的机器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无力感空前增加。技术的进步也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从事服务时自由做出决定的需要，个人逐渐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奴隶和附属品。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个人受制于科学技术和产品的程度就愈强。另外，自动化和机械化不仅在工厂中而且在家庭里用人与机器的联系代替了人与人的联系，在粗放的手工劳动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丧失殆尽。这些被马尔库塞称为“科学技术对人的‘攻击性’”的现象，使许多人在工业社会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压抑，致使他们对传统的经济思想——生产至上、效率第一等等——表示怀疑，甚至对整个科学技术本身丧失了信心。同时，各种毁灭人类的新式武器的相继问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核竞争，把一层浓重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科学家)有这样一种想法：面对着科学应用的混乱局面以及当前制造威力越来越大的毁灭手段的严重威胁，对科学工作加以限制是否会更好一些。这些人论证说，要使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适应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这需要时间。”“对我们来说，技术革命进行得太快了，要是能把这一革命停止住(如果可能的话)，以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解力能迎头赶上，那倒是一件好事情。”[8]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平衡的严重失控。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环境问题已经是世界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各种公害事件频频出现，如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等。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狂澜以来，急速发展的生产力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更加严重，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更大，从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生态后果。正如加尔布雷斯指出的那样，战后环境污染问题的蔓延，是由技术发展引起的社会“丰裕”而带来的必然社会失调现象，“财富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将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9]。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人们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广泛的不满，对政策的合法性也产生了质疑。人们发现，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已经直接侵害到自身的生活环境，再也不能消极地面对生态危机，而是要积极行动起来，环境保护首先成为公民直接参与的重要领域。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 (三)消费社会发展和人的异化 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导致了西方社会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消费、投资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引擎，消费无限制刺激和增长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社会生活方式的革新，但是也引发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断裂、冲突和震荡，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首先，消费联结着经济与文化，铺天盖地的消费产品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日益主宰着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其次，消费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分层结构。通过不断升级的商品消费，人们重新调整社会关系，进行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膨胀，社会的阶级构成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再次，消费模式的变革也引起社会精神气质的全面转变。对商品的无止境的追求，导致了消费主义伦理的滥觞。它强调花销和占有，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本质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于彻底满足的“欲望”，它所表征的是人们被煽动的消费激情和被刺激的消费欲望，所代表的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10]第一个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特征明确地指认为“消费社会”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学派创始人列斐伏尔。他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概念之要义是：新资本主义发展与统治的重心已经从生产转向消费。按照列斐伏尔深入而细致的洞察，“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之主要现象特征就是：(1)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神秘化；(2)这是一个欲望被制造被引导的心理躁动世界；(3)符号——想象的“假装”成为“现实”；(4)形形色色的时尚或流行的符号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11]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不复是一个“贫困的但有风格的生活世界”，或者一座“巨大的工厂”，而是一个被“餍足型”消费逻辑所引导着的，也就是可怕的“时尚”这种生产消费周期所牵引的、焦虑不安的文化心理世界。在异化的消费中人是不会真正健康快乐的。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贪婪地吞食着一切可消费之物，精神的、物质的，追求着不受限制的消费及其带来的愉悦。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的幸福观，这个堆积着各式各样商晶的貌似繁荣的社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经济发展导致的西方“消费社会”的异化产生的最大后果就是公民对资本主义“市场万能”的质疑，对西方的现代化进行全面反思，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性的认同危机。人们开始从“商品拜物教”中醒悟过来，致力于重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思公民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模式。 二、公民参与运动的政治性起源：政治发展中的自由民主危机 当代西方合法性危机集中体现在自由民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官僚统治的扩张性危机、专家知识的公信力危机。公民参与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这些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 (一)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建立在投票原则上的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确立后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模式。这一制度安排曾经有效地解决了幅员广阔的复杂社会如何实施选举和投票的问题。但是自二战以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缺陷更加日益明显，人们开始全面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寻求解决的方案。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主要体现在： 1.议会内政党竞争关系的危机。在代议民主中，议会是最核心的环节，而对于议会而言，政党是议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议会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政党政治。议会审议和批准法律草案，批准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政府进行监督，批准政府的人事任命，以及行使某些选举职能等等，都离不开政党活动。但是二战后，西方议会内政党竞争关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西方国家的政党(尤其是主要执政党)作为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以及代表某个阶级对国家实行阶级统治的传统作用有所削弱，主要执政党之间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不清。政党为少数精英和政治家把持，其对各阶级的民意代表功能已经虚化。其次，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在下降。现代媒体的出现和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选民对政党候选人的认识和判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媒体偏好的影响。另外，选民对政党的信任和忠诚度大幅衰减。政党对选民的吸引力减弱，这与各国政党体制僵化、执政党政治腐败、党内分裂、治理国家无方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英美两党制下，由于执政党通过小选区多数代表制(相对多数而非绝对多数代表制)当选，不能保证始终代表多数民意，常常出现得票数不过选民总票数的半数的政党当选或执政的情况。如1945年以来，英国没有一个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选民票数一半的选票。[12] 2.代议制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为代表和选民的关系危机，背离了民主原本的人们主权的基本价值：一是尽管周期性的选举可看作是对被选举人的限制，但是代表在一段时间内扩展权力，使公民的声音在以公民的名义进行的决策中越来越不重要。二是政治上的边缘群体在这种决策程序中缺乏参与，这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和观点被经常排斥在程序之外，或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三是经济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反映在政治领域中，减弱了作为代议制民主基础的政治平等。四是代议制民主中的社会选择机制不仅受到战略的操纵的影响，而且把偏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五是现存的政治代议制并不是为鼓励公民的参与和检验偏好而设计的，它导致全体选民中道德和政治水平的下降，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嘲讽态度的普及。[13] 3.代议制议会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议制政府内部权力结构慢慢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部固有矛盾不断尖锐，突出地表现为议会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化过渡，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已经不能保证资本社会运动的正常远行。因此政府作为总资本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它在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外部条件的同时，还要在社会再生产内部的一切领域、一切环节上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日益增多，权力的容量日益扩大，并且为适应这些新的需要，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府在内部的权力结构中把议会的权力逐步转移到行政机关。[14]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趋势更加清晰，西方学术界称英国的民主是“首相民主”，德国是“总理民主”，美国总统则被称之为“帝皇般的总统”，作为代议民主最核心的权力机关——议会权力被虚化，西方国家由此变成沃尔多所说的“行政国家”，由此产生了我们后面所述的“官僚制的扩张性危机”。 (二)官僚统治的扩张性危机 官僚制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较好地适应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所提出的要求，包括行政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官僚制化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是官僚制的内部存在着不可祛除的痼疾，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这些痼疾不可避免地日渐显露，尤其突出的是和民主的矛盾日益紧张。 1.官僚制的扩张导致了我们上述的对民主机构的威胁。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高度技术化、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使现代国家民主机构的许多立法权不得不转移给官僚制机构代为执行。这样，官僚机构就越来越多地垄断了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而民主机构却相对削弱。在国家政体的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出现了向行政官僚机构严重倾斜的趋势。这种趋势打破了国家政体内部民主力量与权威主义力量之间的力量均势，扭曲了国家权力运行的正常机制。这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力量的削弱和官僚制独立性的进一步加强，甚至于有可能摆脱民主机构的监督与控制的地步。 2.官僚制的扩张导致集权主义的泛滥。现代民主政治赋予了公民政治主体的地位，倡导公民参与、主权在民，然而，在官僚制中，由于强调集权主义，强调下级对上级在职务上的绝对服从，从而抑制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官僚制对官员队伍的专业化和专家治国的强调，更是将“理性无知”的社会民众排斥在政府行政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基层成员的民主参与权利，使行政失去其民主特质。 3.官僚制的扩张导致了责任缺失和功能失调。在官僚制模式中，政务官是政党轮流坐庄，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执行政策的文官不直接对民众负责，官员只要遵循组织内部按部就班的各种规定，就会沿着职业发展的设计前景稳步上升，而不必担心外部群众的意见会影响自己的升迁，从而导致他们对政策执行的结果评估漠不关心。这种封闭性使政府系统逐渐退化为脱离环境、脱离群体、只顾自己利益的特殊集团。而民众由于难以了解政府部门的内情，也无力对政府行为进行制约，从而造成政府与民众的脱节，互动机能失调，造成政府的回应性差和低效率。[15] 4.官僚制的扩张造成了对公民个人民主权利的僭越和侵犯。随着官僚机构权力的不断扩展，现代国家的官僚机构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搜集、保存、监控各种社会和私人信息的技术和权力，对社会组织和个体成员的自主权、自由和隐私权产生了无形的渗透和侵犯，而这都涉及民主的本质，构成了对民主的侵犯和伤害。 5.官僚制的扩张加重了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现代官僚机构以关注民生的名义向公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人民是愿意接受的。但是，官僚机构通过控制这种服务的供给，实际上却增大了他们的权力，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同时，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服务。福利国家政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这些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甚至是生命，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要依附于负责配置这些资源的官僚机构。[16]公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越重，公民自治能力的提升越来越不可能，由此导致政府集权更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三)专家知识的公信力危机 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公共决策的原则一般为：公民把决策权力交给选民代表，选民代表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和建议下制定公共政策。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西方民众对专家越来越质疑，专家知识遭遇到公信力的危机，公众对专家知识的质疑主要体现在： 1.对专家决策动机的质疑。一般民众相信，作为帮助政府决策的专家在激励动机上也同样会首先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经济安全。一项决策制定必须是基于理性及对该问题的专业知识，或者决策应该是综合考虑历史发展历程的结果，然而实际上，如果面临着与专家个人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的矛盾时，专家也要在风险和实现目标的价值之间进行计算和选择，人们预期，专家在他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多数情况下政府决策会受到专家个人利益的考虑。 2.对专家知识无限性的质疑。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任何专家都不可能是“通才”，毫无疑问，专家知识的“无限性”在今天再也不会被接受。民众相信，专家知识优势也会显现它的有限性。就算是最好的专家，在今天的社会也不一定能洞察到潜在的和既有的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政府在执行那些缺乏科学保障的专家委员会的提议方案时显得越来越困难。 3.对专家确保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质疑。对许多专家来说，是否能够运用一定的技能促进“经济发展”持续性进行乃是一个日益迫切的压力。对专家来说，将他们的角色定位和实质性的经济发展目标相联系，实际上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他们帮助了经济精英，并使自己高度地“可市场化”，他们由此可以获得更大实际利益。但是，环境保护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常常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17]因此，很多专家并不是综合性地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是和强势人群联合起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抛弃。 4.对专家能否关注社会公平的质疑。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一种信念在西方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那就是认为由于社会等级和经济地位的悬殊，西方社会已经相当危险了。在美国城市中不断发生的泛文化革命、种族骚乱就是明证。但是某种程度上，专家作为精英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下往往会以牺牲弱者和无权无势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关照富者和当权者。 5.从公民自身来看，随着教育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今天的普通公民未必就真的像一些政治家和专家眼里那么无知。1950年－1975年，美国各大学的招生人数增长了347％，英国增长了472％，法国增长了586％。到1992年，69％的美国人把电视作为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而随着因特网的普及，普通公民能够及时掌握大量的政治信息。[18]公民有时完全有能力对公共行政提出独到的见解和有用的建议。[1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家们必须和其他公民合作以弥补他们的不足，同时消除专家知识的公信力危机。 三、公民参与运动的社会性因素：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运动兴起 当传统的政治参与受到削弱的时候，非传统的参与行为却迅速扩张，公民采取直接行动成为公民社会日益突出的特征。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推动公民参与的实践发展，最终也推动了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 (一)新左派运动中公民参与的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在欧美社会兴起，这场运动给处于“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不仅打碎了战后资本主义和谐共识的假象，而且甚至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同性。在运动的高峰期——法国的“五月风暴”就直接导致了该国政权的更迭。正是新左派运动开始直接推动了公民参与运动的产生，使参与式民主的理想广为流传，也使得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大。“新左派”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最早发轫于英国，早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其领域内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他们向老左派提出挑战，要求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积极更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入60年代后，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学生运动的迅速崛起，新左派运动开始超出英国的界域，席卷美国和欧洲大陆。此时的新左派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理论批判，而发展成为一场实际的政治文化反抗斗争和民主运动，青年学生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在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学生团体和组织成立起来，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SDS)。1962年，SDS制造了一次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在休伦港集会并发表了一份长达62页并在此后5年间刊行超过10万份的《休伦港宣言》，该宣言被称为“新左派的第一篇宣言”[20]。该宣言以4/5的篇幅对美国现行的制度和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美国的病症就在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普遍的非正义现象严重危及着美国的社会理想并损害着民主的机体，官僚主义和庞大的技术社会体制使得个体的自由精神被淹没在深刻的无权意识下的无能为力的状态，冷战的恐怖战略平衡更让个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助，这些都与真正的民主理想差之甚远。因而他们主张更广泛的参与民主制，“我们寻求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个人参与式民主制，是由两个主要目标决定的：一是个人参与那些决定他的生活特性和方向的社会决策；二是社会被组织起来，旨在鼓励人的独立性，并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手段”[21]。参与式民主是新左派运动的核心理念，其斗争目标之一就是要求同当代西方官僚化和集中化的统治形式进行抗争，以恢复民主理念的价值目标和道德标准。在新左派那里，参与式民主社会不是通过激进的或暴力式的社会政治革命，而是经由统治的政治、经济体系改革以及市民社会的更新来实现。他们主张恢复黑人和移民劳工的公民权，呼吁对官僚化、权威化的议会和政党组织进行改革，倡导由公众集体决策重要的社会问题等等。新左派还将参与式民主的理念积极付诸实践。在《休伦港宣言》之后的几年时间里，SDS成员纷纷走出象牙塔，在北部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实践参与式民主的宣传活动。他们积极呼吁公民参与，倡导不仅要参与政府决策，也要参与包括学校、基金会等在内的各种组织，这些事件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理念的流行和传播。在实践中，参与式民主的思想方法不仅激发了大量的政治行动，而且通过相关民主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运动本身的实践经验。当然，新左派运动的参与式民主并不是一项系统化的理论设计，它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抽象的构想，新左派运动本身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新左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政治理论重新思考如何运用参与的方法来解决民主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与基层参与民主的参与过程，促使了社会参与全面制度化。 (二)新社会运动中公民参与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后，新社会运动异军突起，成为当代西方最显著的社会政治现象之一。作为一种动员了广泛社会力量的群众性运动形式，新社会运动在客观上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社会运动相比，在斗争主题、组织形式、参与力量以及价值取向上都有大的改变，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新左派运动的参与式民主理念，同时也使之得到深化和拓展。新社会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相比，参加者范围更广，其主要的支持者是新中间阶级、部分传统中间阶级(农场主、店主、工匠等)以及那些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外围人群”(学生、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22]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危机不断、矛盾重重，结构性失业、劳动危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民主权利危机等等，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展现出来。因此新社会运动将其斗争触角延伸至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既包括城市社会运动、环境或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平运动等运动形式，也包括争取动物权利、反堕胎运动、消费运动等形形色色的日常抗议运动。新社会运动在政治上反对集权性、等级性以及职业取向的科层体制，尤其要求变革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民主结构。在新社会运动看来，当代西方的代议民主实质是政党斗争，它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权利，从而导致公众对参与政治活动存在一种“特别强烈的厌恶情绪”。自由扩大规模参与的范围，推动公民直接参与，才能唤起人们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新社会运动支持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主张在基层和地方发展民主参与，倡导建立自助团体以及合作模式的社会组织，号召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增强责任感并掌握自己的生活等方面都具有参与式民主的特色。新社会运动在价值诉求上强调人的自主性，反对官僚化等级结构的统治和压迫，抗议政府对生产活动的管制和干扰。倡导认同政治，主张“个人即政治”，要求摆脱个体压抑回复个体自由的日常生活的坚定的立场。在实践上，新社会运动已经溶入西方政治体系，并且经常地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决策机构；而有的新社会运动甚至直接作为政党参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角逐，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绿党在欧洲的迅速崛起以及在美国各地方层面的突出成就，反映了新社会运动发展方向上的重要变化。新社会运动是重构自主性公民社会的具体表现，它在政府规制和国家干预之外拓展了集体行动空间，目的在于建立奥菲所说的“非制度化政治”。[23]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它使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相互融合。它在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威之间营造了中介性的公共领域，社会力量可以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发挥作用。新社会运动也改变了人们对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的二元划分，使不同于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非制度化政治”成为处理集体事务的备选机制。如果说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仍处于“老政治”的范畴，新社会运动则重新定义了现代政治的内涵，标志“新政治”的诞生，它呼唤“公民社会内部的政治行动”[24]。 (三)反全球化运动中公民参与的拓展 随着全球化的蔓延，作为其对立力量的反全球化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自1999年美国爆发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型抗议以来，反全球化运动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从运动的主流来看，反全球化运动所反对的，并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方式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作为新社会运动延续的反全球化运动也积极推动着参与式民主的当代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对当代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 1.反全球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现实西方国家正视并尝试运用参与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中的危机。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认为全球化与民主法制以及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之间存在悖论。在反全球化人士看来，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治国理念发生了尖锐的碰撞，造成了矛盾的激发，进而加剧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人们民主选择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商业目的、战略和策略的推动。政府所作出的关于自由贸易协定、一体化等经济政策并没有经过全国性的讨论和民主投票，民众屈从于受到商界和媒体精英利益驱使的大众宣传计划。而这种非民主的过程却以民主的面孔出现。全球化实际上成为服务于精英集团的工具。“全球化逐步削弱民主，部分是由于无法预料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抑制劳动力成本和削减福利国家要求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建立起对国家的牢固的控制，同时削弱国家对大多数群体的要求进行回应的能力。”[25]全球化使市场处于主宰地位，造成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休戚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社区和村庄等。面对全球化运动的指责和抗议，西方国家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参与式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26]通过扩大参与来补充、完善代议制民主，如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争取更多的人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以世界银行为例，在缓解贫困改革方案的决策过程中，世界银行开始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弱势群体代表参与讨论，并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27]反全球化运动客观上有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推动了公民参与的实践。 2.反全球化运动推动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存在和影响。反全球化运动针砭全球化带来的时弊，填补了当前国际政治运动的空白，成了对现存制度和各种问题不满的发泄口，工会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无政府组织、反战组织、妇女组织、学生组织和一些地方性组织，几乎所有活跃的NGO都多多少少与反全球化具有某种联系，NGO成为反全球化中举足轻重的“超级力量”。[28]NGO非官方、非营利的特点，决定了它代表的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公司企业，而是国际民间社会的立场，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代言人。它基于社会道义、良知及公平、公正等价值取向，支持人民运动，促进人人参与制度环境的形成，主张共创平等民主的未来。这与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贫富分化、环境恶化、民主退化、文化同化，要求平等、民主、公正、和谐的愿望不谋而合。发达国家的NGO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相当活跃，它们是许多反全球化活动的参加者、支持者，如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地球之友、大赦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乐施会)、全球贸易观察、公司观察、救助平民的金融业务征税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的正义性、公益性与反全球化运动对现存全球秩序的抗议、对社会鸿沟的不满相得益彰，客观上推动了NGO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显然，作为得到西方参与式民主实践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对于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性危机发展的结果，反映了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体制造成诸多问题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寻求对国家发展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公民参与，发掘公民参与新的意义、价值和途径，并不只是亨廷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参与矛盾运动的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样所面临的重要难题。由此观之，西方政治理论家以自由民主为标准的所谓民主“历史的终结”和西方民主超越国界的所谓普遍价值输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也是不攻自破的。当然，从当代西方公民参与运动的系统性起源中，我们也发现了现代化发展中对公民参与排斥的潜在性因素和危机，有些因素不仅仅是发达国家所独有，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国家建设中，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和即将产生，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公民参与运动的应对经验和教训也是值得中国汲取和参照的，这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标签：消费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