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得失论文,知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6-0121-06
20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以威廉斯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开启了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初衷是企图对传媒时代文学的形态变异作出理论上的回答，因此他们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对既往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补充。但由于其本身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在其后继者那里渐渐演变成大而化之的“对文化的研究”。本文认为，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文学理论需要面对文化研究的现实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问题之一：文学可否作为一种“书写”与“阅读能力”？
谈到文化研究不能不提到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威廉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按照威廉斯的研究，英文中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开始表示的是“书写”(writing)与“阅读能力”(reading ability)、“阅读经验”(reading experience)，也就是说，原先的“文学”是混整未分的，既包括诗歌，也涵盖了哲学、历史及散文随笔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形成于18世纪，它将文学定义为人类整体经验的表达，其特征是强调文学的“趣味”与“感受力”的审美品质，突出文学的“想象性”与创造力，并张扬一种“民族文学”的观念。这种文学观念的出现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种文学观念及其关于文学的定义，使文学与某种受过教育并经过审美与艺术训练的“特别的少数”人联系在一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当今时代的文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子传播及电子合成、访谈、形象传播等与文学融为一体，言语、写作与形象相互关联，但是细细推究起来，所有这些仍然都没有离开书写与阅读。所以，威廉斯试图恢复和重新授予文学作为“书写”、“阅读能力”、“阅读经验”这一被遗忘与被压抑的含义。因为该含义超越了近代以来对于文学过于小圈子化的狭隘规定，把人们多元化的生活体验包容其中，而且它可以把新兴的文学变异形态如影视和音像等吸纳在内。”[1](p.54)
威廉斯对文学的考察与重新界说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由于文学的边界不断地具体化并处于变动之中，“文学”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化的社会和历史归类，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性的界说。因而威廉斯将文学看成是一个历史的与相对的存在，并没有恒定不变的本质或普遍性，尤其是进入电子与传媒时代之后，文学常常以混合物的形态出现。但他发现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变化，依然未脱离“书写”与“阅读”这一古老的界定。恢复这一古老的界定，就能够找到分析当下文学存在状态的新的契合点。而读、写既是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化最基本的含义，威廉斯的文学观实际上是把文学看作一种文化现象。其二，威廉斯看到了历史上“文学”观念的变迁所蕴涵的权力关系，进而针对电子与传媒时代的文学现状提出了新的概括，并试图对这个文学状态所蕴涵的新的权力关系作出分析。后来的文化研究者秉承与发挥了威廉斯的这一做法。美国的乔纳森·卡勒在近著《文学理论》中，也把“文学”看作随一定时代文化观念的改变而不断地建构的一个过程。在他看来，文学的范畴并不十分明确，文学作为审美的、想象的作品的观念只不过是最近200年的事，这个观念并未能涵盖文学的其他属性，更难以囊括当今的文学存在形态。他的结论是，文学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2](p.23)，这就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是沿着威廉斯这个思路进行文化研究的。例如霍尔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便是取自威廉斯的“书写”与“阅读”。表征既是描摹，也是象征与替代，是一个同时可以应用于语词与图像中的概念。在《表征》一书中，霍尔认为表征是用语言向他人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它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运用。而表征活动更是一个牵涉到规则、生产、消费、认同等环节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在霍尔看来，语言就是一个表征系统，因为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使用书写文字、声音、电子技术生产的图像及音符来表征我们的观念和情感。霍尔不赞同反映论和主体意向论的表征观念，而认为事物、思想与概念、语言之间存在着多种中介关系，质料、概念与意指均受制于文化与语言的信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生产了意义，因此，表征活动是一个社会行为，是一种意义生产、一种实践。在论文《编码，解码》中，霍尔从视觉话语入手来透视表征问题。他认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并不完全对称，这些符码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霍尔以电视符号为例证，指出视觉话语本身已经将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从而不等同于所指称的对象，其次在视觉话语中职业符码对主导符码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以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进行相对自治的符码操作。霍尔意在表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主导的话语结构，因为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无所不在，这无疑影响编码和解码，所以存在着“被挑选出来的解读”方案。但观众或读者并不是被动的，他们未必在编码者“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而能够进行“选择性感知”，甚至作出对抗性阅读。霍尔注意到编码、解码的复杂性，特别是读者在阅读中的争斗与抵抗潜能，这对我们理解电子传媒时代文学的变异以及读者阅读经验的变异有积极意义。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观动机是对电子传媒时代文学变异形态的研究，旨在研究文学与文字在电子图像、广播、广告中的地位与表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的阅读经验。应当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如今电视已经以其直观的视觉冲击取代了静观沉思的文学作品成为最广泛普及的艺术消费方式。欣赏也走向平面化，由先前静观、默想的沉思变为直观、参与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视觉形象几可乱真的真实感让人觉察不到从文字到形象的转换过程，人们耽溺于应接不暇的视觉形象仿真，遗忘了传播媒介与符号的存在，思想反思让位于精神恍然。网络文学更以其匿名性与参与性，打破了文学精英对创作的垄断权，网络超文本写作的流动性与及时消费性与纸质文学文本对永恒性的追求格格不入。这说明，随着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的蓬勃发展，在传统的所谓文学活动与非文学活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灰色区域，上述现象体现了新的文学经验，也突破了先前对文学边界及其特性狭隘的规定，迫切需要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与回应。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
不过，虽然电子图像、广告和语词都包含书写与阅读问题，但其制作、传播与接受途径则大不相同。文学是一种依托于语言符号的文化形态，是通过语言来负载文化、表达意义并进行反思的。而图像文化的编码、解码有挣脱语言符号羁绊的趋向，无论是其制作与欣赏都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反思因素，具有浅制作与浅消费的特征，不能简单地以“书写”与“阅读”来加以界定。当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者自以为他们仍然是在研究文学及语言现象时，他们事实上已经不经意地逸出了文学的框架，实际上是将文学研究变成各种文化传播形式中的文学性的研究。而如今的文化研究有进一步脱离语言形态，指向形象或仿像形态的趋势，已在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原先文化研究者对文学的界定，不满足于从文化角度看待文学与文学性，而进一步把触角伸向了广告、MTV、流行歌曲、同性恋、服装与时尚，文化研究不知不觉演变为“对文化的研究”。这或许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始料未及，却又是合理的必然。
问题之二：文学研究可否作为社会政治研究？
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将文学看作一个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约的非自治的领域。威廉斯认为，“现实”与“虚构”的二元区分以及对文学“想象性”、“创造力”的本质规定建立在近代哲学主客对立的基础之上，也与当时文学的状况有关。如今“书写的多样性”早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文学种类以及跨文类与超文类的写作类型，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的文学实践，关注文本真实的形成过程，因此现在对“文学”的指认更多地取决于惯例，而不是纠缠于关于文学的陈旧定义。大众文学与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之一。大众文学与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威廉斯及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做的一个主要工作便是消除高雅、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对大众文学与文化的价值进行了重估，指出其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并形成共同文化。
此外，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为文化研究者所看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文化研究影响很大。他把意识形态普遍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3](pp.201-203)。意识形态是对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参与主体的建构过程。从威廉斯开始，文化研究者便摈弃了将意识形态等同于统治阶级骗局的简单化说法，视意识形态为“意义与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1](p.55)，他并且认为这个生产过程不仅存在于理论与观念领域，也存在于文学艺术活动中。因此文化研究者执著地追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既注意发掘意识形态对文学隐秘的渗透，又探讨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文本的语言创造潜能对既有意识形态的颠覆。女权主义通过文学对男权统治的结构与功能的解剖，东方主义对西方压迫东方的殖民话语方式所作的指证，都是意识形态批评的典型范例。后来的文化研究逐渐演化为注重政治参与的文化批评，致力于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的隐秘实质，种族、性别、阶级与文化冲突问题成为文化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文化传播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和意识形态功能格外受到关注，因此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对既定的统治秩序和文化形态富有颠覆性的力量，“文化研究一直试图表达被贬低的或曾受压制的人类体验和文化表现。通过文化研究，人们力求发现并了解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实践及产物，包括基于种族、阶级、地域、性别或其他可知的劣势标志而产生的种种为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歧视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悄悄地在文化研究工作中糅合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社会表现实践都理应受到尊重，理应给予同等的深思和解释。……将人类从冲动、偏私、排斥、强迫和压抑中解救出来。”[4](p.301)
文化研究的政治化首先是基于对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及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不满。这类文学理论将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的和语言活动的领域加以考察，其特点是突出语言在文学创作、语言建构、文学解读中的地位，使文学语言以及作为语言系统的文学成为文学理论的焦点，但有脱离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对文学进行孤立化研究的倾向。文化研究对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关系的关注是对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矫正。另一方面，最近二三十年来，种族、性别、宗教与文化冲突问题日益尖锐，这些问题在文学中也多有反映，文化研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适时地作出了理论上的反应。
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主张一种社会政治批评本来也无可厚非，因为无论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的“怨”，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还是西方所说的“愤怒出诗人”，都包含了对文学社会批判功能的指认。19世纪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更是将文学批评视为社会批评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对范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关注以及对传媒时代文学变异形态的研究，提醒我们需要建立当代形态的文学社会学，也表明文学理论建设应当具备强烈的现实品格。
问题在于“文化”是一个极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文化研究一旦成为“对文化的研究”，便导致了这种研究漫无边界的泛学科化。因为如果不对文化的边界进行勘察，似乎什么问题都能够纳入“文化”之中做大而化之的分析。文化研究过于执著于社会政治与当下时尚，轻视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在拓展了文学理解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与文学研究自身的危险。另外也应看到，审美研究或文本分析是近代以来文学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文学原本是隶属于一般的文化的。文学活动本身没有独立性，而是与政治、宗教祭祀、道德教化等社会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所以古代文学理论多从社会政治文化角度看待文学，缺乏对文学的审美研究。但是文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又是一个缓慢地意识到自身特性的过程。自从康德将科学的对象划分为知识、意志、情感三大领域，并相应地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进行研究，他所提出的以无功利为核心的美学原则便成为对文学艺术审美特性的初步概括。这样，康德首次提供了一幅认识、道德和艺术分治的图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更进一步对艺术作出了自由性、非功利性、天才与创造力等的本质规定，这种审美的文学观念正是近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一般认为，“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分离、个性化生产、以及区别于前者的个性化接受”，是艺术自律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也是审美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5](pp.123-125)20世纪的形形色色关注文学审美特性的文学理论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俄国形式主义对陌生化与文学性的研究，现象学文论对文本意义层次的研究，英美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的隐喻、象征、张力的研究，法国结构主义对文学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的研究，接受美学对读者接受的研究，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学研究路径不能轻易否定或放弃。对审美研究重视不够是文化研究的一大缺点。
然而，文化研究的批评者认为文化研究过于关注文学的外部问题，主张完全退回到文学的审美研究，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康德所开辟的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研究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局限性，需要结合新的文学发展状况加以变通与更新。康德的美学观念使艺术的审美被引向静观与超验性，艺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经验相分离。应当说，上述思想既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想以及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也与当时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宫廷、贵族和教士，带有某种精英化倾向或贵族色彩有关。20世纪各种审美的或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继承并发挥了康德的美学观念，而如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文学的兴起以及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早已突破了康德当年奠定的美学原则。但时至今日，学院化的讲坛仍然传授的是上述文学观念与美学观念，崇尚文学经典，对大众文学以及其他新兴文学变异形态的意义与功能重视不够，这与文学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如何超越康德所奠定的美学原则，建构与变化了的时代和文化发展现状相适应的新的文学观念，是摆在所有文学研究者面前的迫切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主张完全退回到康德式的审美研究，而呼唤对文学做与时俱进的审美研究。
问题之三：文学理论是否必然会成为文化理论？
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不可分离的观点首先是威廉斯提出的[1](p.144)，到了卡勒那里文学理论被明确地等同于文化理论。他在回答“理论是什么”时说，“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理论’，那么答案就是：它能说明实践的意义，能创造和再现经验，能构建人类主体——简言之，它就像是最广义的文化。”[2](p.49)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也认为，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甚至反学科性质使之成为了一种文化理论。他说，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6](p.400)。
应当说，文化研究将文学理论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存在有一定的道理。古代就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审美的文学理论，所谓“古代文论”在东西方大概都只能算是一种杂文学理论。古代的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便是将对文学的发生、功能和属性的认识纳入自然和人文之中加以整体的文化观照。孔子曾经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的道德内涵，他对于文学教化功能的重视奠定了儒家的“诗教”传统，影响非常深远。西方古代流行的文学理论也多从文学审美属性之外的立场观照文学，比如它要么认为文学是对世界或外物进行模仿的“模仿”论（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要么是重视文学对社会的功能和效用的“寓教于乐”说（贺拉斯）。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将文学从其他文化现象中区分出来，也没有将有关文学的知识系统从其他知识体系中区分出来，可以称之为杂文学理论。
审美的文学理论是近代的产物，而文化研究所主张的跨学科的文学理论则带有晚近的特征。近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进与学科建制的完善共同推进了纯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天才、想象、虚构受到推崇。在浪漫主义之后，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各种标榜文学形式与审美特性的文学思潮蔓延开来。文学理论也是这样，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推动了独立的文学理论学科的产生。在康德之后，克罗齐从“艺术即直觉”出发，否定艺术是功利的活动。20世纪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也普遍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文学自身。俄国形式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雅克布森声称，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性，也就是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看作是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独立的符号结构或符号系统，一个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艺术、科学、道德是混整不分的，文学艺术通常依附于各种政治、宗教和伦理道德的目标，文化的进步就表现在各个领域意识到自身的特性和价值而不断地分化，在近代文化活动日益区分为认知—工具理性（科学技术）、道德—实践理性（法律道德）和审美—表现理性（审美艺术）三大领域。当文学艺术不再按照非艺术、非审美化的依据来操作时，它便具备了自身的独立价值。按照知识社会学的看法，启蒙时代的人们普遍把知识看作社会存在的条件，从而致力于纯粹知识的建构和各门知识分门别类的研究，关于“文学科学”的系统建构催发了独立形态的文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追求文学自律的纯文学思潮无疑对各色注重形式与审美的文学理论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近50年来文学活动经历了剧烈的形态变异，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的文学理论学科边界被打破，纯审美的、自律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跨学科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这是因为文学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生活与艺术的界限。这样一来，近代以来形成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越来越难以概括当下的文学经验，文学理论呼唤着多学科、多文化形态的交叉与整合。因此，现今的文学理论著作常常与人类学、艺术史、影视、性别、语言、哲学、政治、心理分析、社会和思想史呈现出相互渗透的特征，成为跨学科的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变化。
但是如果说只有跨学科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代表着当今的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向，恐怕又言过其实。虽然上述三种文学理论形态的演进大体对应着文学发展的实践，但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既与文学思潮的演变有关，也与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有关，还与社会的政治、伦理、教育及文化等的制度建制有关，甚至与具体理论家的学术个性与创造性有关。每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出现，既是对相应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经验的一个总结，也包含着对未来文学的展望与期待，而这种自我的更新与调适恰恰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也是它作为一种另类的声音作用于文学的要素。从知识构建方式看，后一种出现的文学理论也时常将前面的文学理论形态纳入其中，是对前一阶段文学理论的一个综合与提升，包含了对文学进行各种概括的角度与可能性。所以从近现代文论的历史看，各种文学理论形态尽管在时间上是先后出现的，但在空间上却可以是并存的，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连主张对文学作审美与形式研究的韦勒克也承认，即便到了20世纪，也还存在着将文学混同于一般文化的杂文学理论。[7](p.7)此外还应当看到，以审美与形式研究为宗旨的文学理论研究仍然方兴未艾，而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是在文学理论获得学科与知识独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际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审美研究的成果。综观历史悠久的杂文学理论、近代以来兴盛起来的审美的文学理论以及发展势头正旺的跨学科的文学理论，可以看出，每一种文学理论形态都有其优势，又存在着各自的弊端。因而我们认为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研究模式，但不能以此取代其他文学理论研究模式。我们主张文学理论研究观念、方法和模式的多样化，并期待着在更高程度上对它们进行超越或综合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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