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云南地方志的编纂与修订_新志论文

解放前云南地方志的编纂与修订_新志论文

解放前云南方志的纂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前论文,云南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前,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从1912年到1927年为纂修起始期。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民初数年,全国范围的修志之举,举步维艰,志书甚少。云南只有大理、建水等个别县建立了志局,筹划纂修县志,1913年修成《宁县志》、《石屏新志》、《陆良县志稿》。但总的来看,成就不多,佳构更少。191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纂修方志。1917年至1920年,《续修马龙县志》、《路南县志》、《龙陵县志》、《大姚县志稿》、《续修新平县志》、《续修建水县志稿》、《蒙化志稿》、《丽江县志》等8部县志先后编纂完成。1920年,云南省政府曾令各地征集地志资料,对县志编纂有所促进。1921年至1927年,《宜良县志》、《续修玉溪县志稿》、《蒙自县志》、《元江志稿》、《景东志稿》、《盐丰县志》、《昭通志稿》、《昆明县志》、《昆明市志》、《个旧县志》、《邱北县志》、《禄劝县志》等12种县志陆续问世。但就全省范围而言,“成书者尤居少数,虽经通饬一律修葺以重典献,乃以各地方限于人力、财力,多数未能举办”①。省级志书——通志的编纂也还未列上日程。

后一阶段从1928年到1949年为进一步纂修期。1929年十二月,当时的内务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令各省设馆纂修通志。次年二月,云南成立通志筹备处。云南通志馆于九月二日正式成立。云南通志馆成立后,即着手制定通志的凡例和分类纲目;制定出《修志概要》十八条和《全省各县志纲目草案》,对全省方志纂修作了具体的规定,内容涉及到体例结构、资料取舍、文字文风和图表数据。到1937年又有十余种方志付梓问世,其中著名者有《马关县志》、《维西县志》、《泸水志》、《罗平县志》、《新平县志》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全国的方志纂修活动基本停顿。云南由于地处西南大后方。除滇西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地方未发生战事。当时的云南地方政府还是重视方志编修工作。故而通志和县志的纂修工作继续进行。据笔者统计,抗战期间云南省有《富州县志》、《昭通县志稿》、《镇越县志》、《石屏县志》、《中甸县志》、《腾冲县志稿》、《墨江县志稿》、《巧家县志》、《续修昆明县志》、《弥渡县志稿》、《晋宁县志》、《昆阳县志》、《蒿明县志》、《大关县志》等14种县志纂成出版。云南通志馆所修之《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也于1945年修订完毕。嗣而又成立通志校印处,陆续排印《新纂云南通志》。

《新纂云南通志》的排版印刷工作历经三载,于1948年底结束。县志完成者有《永平县志》、《顺宁县志》、《绥江县志》、《缅宁县志》、《姚安县志》、《安宁县志稿》、《盐津县志》等7种。

民国时期云南方志的纂修活动,从1912年持续到1949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累计纂修成省志2种、县市志71种。成为云南地方文献宝库中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

民国时期,云南共纂修通志两种——《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以下简称《新志》和《长编》)。

《新志》的体例结构,吸起了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谢启昆《广西通志》、章学诚《湖北通志》、阮元《广东通志》、王轩《山西通志》等名志的优长,“仿诸志之例,分记、图、表、考、传五篇”②,厘为266卷。

记,即大事记,共6卷,“用编年体记载本省大事,始唐尧元载,迄周显王二十七年为上古代,自周显王二十八年迄宋淳祐五年为中古代,自元宪宗二年以至清季为近古代”③。根据云南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古代又细分为八个时期,近古代细分为五个时期。《新志》大事记的格式也颇为科学,正文部分顶格直行书写,其后注明出典;诸典籍有关该事的考证材料,低一格另行排列;编纂者的按语则低二格另行排列。读者既能明晰数千年云南历史上的大事,又可依据诸典相关材料进一步考查。

图,共有九个类别:恒星图、风向图、气象要素分布图、山川形势图、矿产分布图、历代沿革图、清代府州厅图、滇缅界图、现行设治区划图。某些类下又分为若干细类,如恒星图下分为“周岁恒星图”、“春季恒星图”、“秋季恒星图”等3幅,风向图按四季分为春、夏、秋、冬4幅,沿革图大致按朝代划分为21幅,等等。《新志》全书共收地图198幅。这些图均采用当时先进的测绘和制版技术,绘制比较科学和准确。另外,《新志》还“广收照片,随类插图”④以资互证。

表,共有六个类别:历代建置沿革表、各府州厅县地方面积方界经纬度表、历代职官表、历代使命表、历代纂修通志题名表、历代贡举征辟表。各类之前均有文字简述其体例。各类表下又分为若干表格。其中,历代建置沿革表和各府州厅县地方面积方界经纬度表值得一提。前者分为“汉晋设郡表”、“汉晋设县表”、“隋唐以后设治表”、“元明清建省表”、“历代设治表”等5幅,其缘由在于“自汉以来,云南之建置名目繁多,难以一目了然。为表驭之,庶可清醒眉目”⑤。后者则按府分立十四表,州厅又合为一表,每个表有面积、四至、角界、经纬度等栏目。面积采用内政部年鉴统计数据。经纬度也改变以往以京师子午线为基点的计算法,而采用国际通用的格林威治子午线计算法,使数据更加科学和准确。

考,即各类专志,这是《新志》的主体部分,共设25考:天文、气象、地理、交通、物产、方言、艺文、金石、宗教、祠祀、庶政、军制、学制、农业、工业、商业、矿业、盐务、财政、币制、荒政、边裔、外交、族姓、土司。与明清云南诸通志相比,《新志》的“考”有如下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新志》的考摒弃了某些封建色彩和迷信成份浓厚的内容。明清云南通志中,所谓圣谕皇言连篇累牍,《新志》则对此大加删削,认为“无庸别崇”⑥。旧志的“天文”门,止载星野、祥异等,内容多荒邈无据,殊难征信,《新志》的天文考则“博采前人所记,证以科学方法之观测,分为‘星象’、‘授时’两门”⑦,并且“分别立表加以科学之说明”,较以往通志实在是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新志》的考比较注重经世致用。云南山高路险、交通梗阻,路政之兴最为急务。《新志》专设“交通考”,将当时建成或未建成的各条铁路分别详载,其他有关交通的史实凡可考者,也备载其中,以俟日后开发之需。由于民国以前,云南“工商业皆未发达,出口货少、入口货多,漏巵既巨,关榷、金融皆受影响,人民生计大为枯瘪,故农、工、商、矿、盐务、财政、币制等,皆宜注重、记载加详,以谋补救之策”。《新志》设“荒政考”,目的在于“以资考鉴,期恤民者善政不至成为具文,而天灾流行亦可以有备无患”⑧。这些具有“开发”、“补救”、“备患”作用的内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新志》的考根据客观实际分类设目。前代通志或分建置、经政两门,或以建置统领经政,并在建置之外分立食货、学校、祠祀、武备、秩官、选举诸门,而把水利属建置、户口归于食货,标目纷糅,未尽适当。《新志》根据“治化演进,政务日繁”的客观实际,分别设置了军制、学制、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盐务、财政、币制、荒政、外交等考,其余不能归入上述诸考的内容(如保甲、警察、咨议局等),则专设“庶政考”以统领之。

传,也是《新志》的重要部分,共分为十七大类:名宦、耆旧、列传、名贤、忠节、孝友、义行、宦绩、武功、儒林、文苑、实业、艺术、隐逸、列女、寓贤、释道。《新志》的编纂者认识到“农、矿、工、商为人民生活之要素,近世欧美各国其富强皆基于此”,遂仿太史公《货殖列传》之例,在人物传中专门设置“实业”类,收录吴尚贤等13个实业家的传记,这确实是对旧志“耻言利,遂不列货殖一门”⑨的突破。人物传的“艺术”类,也改变了旧志中所充斥的筮卜、星象、堪舆等内容,止录医学、书画、算学、音乐、篆刻等方面的杰出人物。也应该指出,其中有糟粕、落后的内容。

加上卷首序言、凡例、目录,卷末轶事、异闻、编纂始末、跋,《新志》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资料赡详,在民国间各省通志中也属上乘之作。

《长编》是与《新志》同时纂修的一部姊妹书。云南通志馆成立之初,即决定“此次纂修通志,系分两部办理:一自滇省开辟至清宣统三年止为一部,名曰《云南通志》;一自民国初元起至二十年止又为一部,名曰《续修云南通志长编》”⑩。《长编》的编纂和审定,大致与《新志》同步进行。1943年,通志审定委员会对《长编》进行审定。其后,由于通志馆的机构、人事屡有变更,加上财政困难、经费拮据等原因,故一直未能刊行。1948年前后,《长编》原稿被汇订成册。云南和平解放后,《长编》由文献委员会接收,后又移交云南省图书馆。1985年,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力量对《长编》进行点校整理,适当调整了原稿的篇次,辑补了编纂人员的传记或简历,于1986年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全书约500万字。

《长编》在当时未能定稿刊印,故舛误难免、阙漏尤多。且因各编出自众手,文风也颇有差异。但其所载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整个民国时期”(11),同时其中许多材料尚未公诸于世,从资料的角度而言,仍然是研究民国时期云南历史的重要的文献。

县志之最早修成者为民国元年的《永平县志书》,最晚者为三十八年的《盐津县志》和《安宁县志稿》。全省绝大部分县都有县志或县志稿编纂完成。即使是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怒江僳族自治州这两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纂修了《镇越县志》、《泸水志》、《上帕沿边志》等,填补了空白。

解放前云南的县志,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旧志的格局,但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西方和日本新的史学理论的引入,省颁《修志概要》和《全省县志纲目草案》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因而在思想观念和编纂方法上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

第一,开始注意到人民革命斗争和帝国主义侵略史实的记述。民国六年周宗麟主纂的《大理县志稿》,通过采访大量的民间口碑资料,首次揭示了杜文秀起义的纲领——“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田赋征米,除丁银。诉讼速审判,禁羁押”。与清季某些方志对起义的连篇谩骂大相迥异。1932年段承钧《泸水志》的大事记,对清末英帝国主义侵占我江心坡事件,对当地少数民族英勇的抗英斗争作了详尽的记录。民国末期的许多县志对抗日英烈尤为重视,倍加褒扬。这些带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使许多方志增色不少。

第二,暴露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人民的行径。1948年由云龙主纂的《姚安县志》详细记录了咸同间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血洗姚安城的惨状。民国二十七年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如实记录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元以来,除正赋之外,各机关附加者名目繁多”,“苛捐税,病民已甚”。民国三十四年张殿甲主纂的《保山县志稿》也揭露道:“征收之法,多变本加厉”,“田赋征实,丧失耕地之业户,实苦不堪言”,“山区瘠薄,每季收益,往往不敷纳税,人民受苦实深”。

第三,改变旧县志重人文、轻经济的状况,加强工商农矿等方面的记述。如《个旧县志》专设“实业”门,记载矿业、农业、林业、蚕桑、蓄牧、商业等内容,其中的“矿业”条目又细分为“矿山之历史”、“矿山之种类”、“矿产之位置”、“矿山之交通”,“锡矿”、“采矿法”、“大锡成色之鉴别”、“买卖矿砂之情形”、“矿山工人之生活”、“个旧厂规”等10个细目,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巧家县志》的“农政”门,设有“土地与农民”、“农时与土宜”、“办谷”、“肥料”、“水利”、“农具”、“园蔬”、“蔗棉”、“蚕桑”、“养蜂”、“畋渔”、“造林”、“蓄牧”“农产概要”等14个细目,把劳动条件(土地、土宜)和劳动工具(农具)专门设目记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第四,吸取引进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使方志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大理县志稿》的“石质识别”条目,运用了地质学和化学的分析方法,较为科学地记述了名产——大理石的形成原因及其化学成份。《昆明市志》采用了现代统计学方法来绘制“人口比较表”、“职业总数与全市人口百分比例表”。《宣威县志》借助于近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对该县的山脉、河流进行考察,纠正了旧志记述的讹误。《元江志稿》中的“县城街市图”、“元江县全图”采用科学测绘方法制作,并附以比例尺用法、图例,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民国后期的许多方法,还采用摄影技术,拍摄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入志。凡此等等,都使传统的方志编纂法大为逊色,使方志的面貌有了极大的改观。

当然,解放前云南的县志中,有糟粕,其中,不乏体例失当、内容芜杂、条理混乱之作。民初数年的县志,粗制滥造较为明显。这些都是需要指出的。

注释:

①《云南行政纪实·文献·饬修各县县志》

②③《新纂云南通志·凡例》。

④《新纂云南通志·凡例》。

⑤《新纂云南通志》卷十《表一序》。

⑥《新纂云南通志·周钟岔序》。

⑦《新纂云南通志》卷十七《天文考·序》。

⑧上引见《新纂云南通志·凡例》。

⑨《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三十五《实业传·序》。

⑩《云南行政纪实·文献·纂修云南通志》。

(11)《续云南通志长编》1986年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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