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军论文,政治工作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6)04-0092-09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前期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兵力却损失过半。在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变会合计划，向贵州腹地进军，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即大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于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仅写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矗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广大指战员表现出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坚定信念，表现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铸造了世人称道的长征精神。 一、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的政治工作 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陷入危险境地。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两个直属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8.6万人撤出赣南闽西，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由于“左”倾领导人没有很好地进行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明了长征意图和前进目标，加之携带着大批辎重，行动非常迟缓，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遭受很大损失。为了克服指战员心头上的阴影，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前期开展了以下政治工作： 一是号召指战员敢打硬仗，突破封锁线。长征初期，红军在湘粤赣边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三道封锁线，部队疲惫不堪，埋怨和不满情绪在增长。11月14日，《红星报》发表了《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的讨论提纲，号召指战员振奋精神，“同一切对于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红军刚进入湘桂边境，国民党已在湘江上游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政治部发出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以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之疲倦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胜利任务上之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军军人的战斗精神。”红军靠着这股顽强拼杀的精神，一举突破了湘江天险。 二是要求指战员发动民众，创建新根据地。红军突破湘江天险时，兵力损失过半，蒋介石也摸清了红一方面军想与湘鄂川黔边的贺龙部会合的意图，抽调30万人马来阻击。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建议放弃会合计划，转兵入黔。12月1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应以一切方法，如党员会议、军人大会、化妆演讲、个别谈话等，“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务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1935年1月3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阀与地方武装，摧毁反动的政权，谨慎地采取灵活的策略，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努力扩大红军”，同时要“加强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建立新战士中党的组织。”这些措施，初步打开了入黔以来的工作局面。 三是严格执行纪律，树立红军的良好形象。遵义是长征途中红军攻占的第一座较大城市，在进城前就制定了严格的城市纪律。1935年1月5日，担任攻城任务的红一军团发布《关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宣布因执行战斗任务而入城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即开赴城外集结；在城内担任警戒任务的部队，不准入民宅和商铺住宿；对反动机关和财产的没收，由政治部和保卫局负责。1月8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宣布“红军是有严格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占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还要求指战员服装整齐，不自由行动，离开营地要请假，不乱买东西吃，不乱拉屎尿，无事不进百姓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前，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争取了政治局多数人转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在危难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为消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工作： 第一，肃清“左”倾错误对红军的影响。2月19日，《红星报》刊载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号召全军“一致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决议案还代表全体党员向改组后的中央表示：“一定以最大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达到“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军战士的积极性”的目的。随着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入贯彻，更多遭受王明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和肃反扩大化打击的人得到平反，恢复或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2月1日，中革军委还发出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要求组织技术人员参加各项业务和政治活动，并给予必要的生活照顾，使其更好地发挥技术方面的专长。 第二，恢复党对红军的集体领导和加强基层党的建设。2月1日，中央书记处对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迅速地恢复党对军事工作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委有权讨论作战原则和行军方向。2月5日和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致电中央苏区分局和湘鄂川黔苏区分局，要求他们着手恢复军分会，并在团以上单位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由于战斗频繁，基层的党员骨干伤亡很多。2月18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以及《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的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使支部在连队中起最高的领导作用”。支部要经常开展形势教育，讨论连队的生活、人员的稳定和纪律问题。还要求各支部“把锻炼与教育党员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要通过连队的党员干部、党小组长、政治战士以及士兵委员会、俱乐部来推动。 第三，进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教育。红军四渡赤水后，在川滇黔边实行高度机动的运动作战，有些指战员因每天跋山涉水，异常辛苦，产生一些怨言。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指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地区作战，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1]P793月5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发布了《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工人员多做解释工作，帮助指战员树立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思想。同时，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宿营不扰民，不乱打土豪，征集给养要有政工人员同去。对沿途寄养的伤病员给予慰问，妥善解决他们的困难。2月19日，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指出掉队可能带来的恶果，要求后方部队努力收容掉队人员；对无法跟上的老弱病残者就地安置，鼓励他们在地方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创建苏维埃；对痊愈归队的战友要开欢迎会，给他们送衣被和日用品。 第四，争取沿途少数民族帮助红军。红一方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彝、藏、回等民族区域，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要求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禁止骚扰少数民族；开展宣传教育，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5月中旬，红军进入大小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毛泽东指示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去与彝族达成友好。”刘伯承与彝族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还成立了红军彝民沽鸡支队。5月21日，红军占领冕宁县城，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由于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两天时间便顺利地通过了彝族聚居地区。 第五，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以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全军树立了榜样。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分别以熊上林为首的17勇士和以廖大珠为首的22人突击队打冲锋，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去，抢占战略先机，为大部队顺利通过打开缺口，从而粉碎了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图谋。红军翻越夹金山前，总政治部于6月10日以“万万火急”发出《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由于藏区自然条件差，部队筹粮困难，能否做好藏民的工作，关系到能否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的大问题。各部队通过访问藏族贫苦民众、召开座谈会、张贴宣传品、赠送小礼物等，不仅筹足了七天的粮食，而且找到了当地的向导。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气候恶劣。红军作了思想动员：“以强帮弱，以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起的抬着走”，一个掉队大家帮，一人出事大家救，终于翻越了重重雪山。 第六，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和反对分裂。6月14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集结于四川懋功的兵力达10万之众。总政治部针对团结问题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宣传队连夜编词谱曲，教唱《两大主力会合歌》，火线剧社演出文艺节目。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企图吞并红一方面军。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作出于北上川陕甘的决定，张国焘拒绝执行，另立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四川毛儿盖和甘肃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等人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始终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区别开来，号召红军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必须通过松潘大草地。7月3日，总政治部针对缺粮问题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作好宣传，使藏民自愿地将粮食卖给红军；对藏民的口粮不得强迫购买，对已逃走藏民的庄稼可作价收割(留下信件和付款给邻近群众)。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政治部代主任袁国平发出《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的指示》，要求每人准备15天的干粮，做两双皮草鞋、一副包脚布、一件皮毛背心、一根棍子；“普遍擦洗武器、进行洗衣、洗澡、剃头等个人清洁工作”；晚上由政工人员测验过草地的知识。大草地荒无人烟，水草年久积腐，许多人受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长眠在草地上。红军指战员以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带领大家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得知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根据地，决定将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抵达吴起镇与陕北苏区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从此，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迁到了大西北。 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期间的政治工作 1934年8月，任弼时、肖克率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西进湘黔边，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共同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达。由于国民党派重兵阻击，红一方面军被迫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师计划。国民党调动130个团对其进行“围剿”，红二、六军团的1.3万人于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政工人员进行了形势教育和政治动员，目的是使指战员明白：红军面临10倍于己的敌人，根据地刚开辟，且面积也不大，难以与敌周旋；要求指战员不怕走路，特别是当地战士要克服乡土观念，主动转移到更适宜发展的地方去；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将老弱病残者遣散回家，或寄养在适当地方；开展扩红运动和补充物资，做好远征准备。据红六军团总指挥肖克后来回忆：“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2]1936年上半年，红二、六军团在川滇黔流动游击，政工人员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采取多种教育形式，激发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作风。1月初，部队在贵州石阡休整了7天，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政工人员从白区的报纸上找来一些反映抗日救亡运动的材料，进行形势教育。政治机关还针对翻山越岭、给养和宿营困难的条件，要求指战员吃苦耐劳。2月下旬，部队进入乌蒙山区，那里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群众贫苦不堪。有人说风凉话：“不知要把我们拖到哪里去？”“干脆到外国去吧!”任弼时及时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要求多做解释工作，以消除疑虑，鼓舞士气。由于在黔东各县补充了一批新战士，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知之甚少，政治部印发文件，要求采用竞赛、开晚会等方式以及派人到连队讲课来提高新战士的阶级觉悟。 第二，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2月8日，部队在大定县孔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由贺龙任主席。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红军开展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的工作。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曾任省长，后辞官闭门读书，贺龙、任弼时登门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红军撤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时，考虑他年事已高，准备送他去香港定居。他执意随红军长征，并一起走到了陕北。 第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扩大红军影响。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云南盘县多次收到朱德、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求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贺龙、任弼时决定放弃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计划，渡过金沙江，进至中甸藏族同胞聚居地区。贺龙、任弼时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向藏民颁发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放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经过对藏民家访、开茶话会，一些藏民消除了恐惧心理，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指引行军道路。龙绒寺的“堪布会议”(寺庙决策会议)作出决定，赠送青稞15万斤，还动员藏民出售粮食4.6万斤，帮助红军克服困难。 第四，政工干部以身作则，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在翻越玉龙雪山时，有的政工干部没有注意把政治工作与物资保障工作结合起来、认为政治工作就是开会上课，甚至坐在连队等候外出办给养的人回来补课。5月1日，政治部为此发出通报，批评那种脱离实际、不关心战士生活的“空头政治”。部队翻越大雪山时，掉队现象日渐严重。各级政治机关加强了收容工作，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马匹、组织身体强健的战士帮助掉队者。政工人员在山下熬辣椒汤，给过路战士每人喝一碗，并监督在山上不准吃雪水，不准坐下休息，指出这样做有生命危险。红军进入得荣县县城，尽管饥肠辘辘，仍秋毫无犯。有个连队在驻地的牛圈内发现一缸青稞，因主人不在，党支部专门召开一次支委会，决定用50块白洋和12块云南小银币买下这缸粮食，还在空缸内留下一封信，向主人致歉。 另一支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创建于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后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兵力达8万之众。1934年11月，部队在通江县毛裕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有连以上政工干部800余人参加，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条例》、《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条例》、《红四方面军训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得知红一方面军入川，决定西渡嘉陵江进行策应，开展了以下政治工作： 第一，进行军民总动员，保证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政治机关配合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动员船工、木工、铁工赶造了一批木船和三座竹扎便桥构件。各级政工干部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字训词开展战场鼓动，至4月21日嘉陵江战役结束，歼敌12个团。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红军报》上发表《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奋斗，争取更大胜利》的文告，对向川西发展作了政治动员。接着，部队攻克中坝。把国民党县政府前的“德政碑”碑文铲除，将其改凿成高21米、宽7米的红军胜利纪念碑。四面碑文分别是：“百战百胜的工农红四方面军光荣胜利纪念碑”、“为争取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战”、“铲除封建势力，消灭卖国贼蒋介石，坚决赤化全四川”、“彻底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贫苦农民，坚决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 第二，团结藏族同胞，建立民族自治政权。5月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康地区，政治部印发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介绍了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求开展宣传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纲，承认民族自决权”；要向他们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此后制定的《关于部队南下政治保障计划》中，再次要求指战员“运用一切方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感情，不许毁坏庙宇经堂，不准到群众家乱翻，不准毁坏居民房屋”。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帮助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依得瓦共和国两个藏族自治革命政权，分别由克基和多德担任政府主席，设首府于绥靖和甘孜。藏族群众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作战和救护伤病员。 第三，开展捐献和慰问活动，慰劳红一方面军。5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纷纷捐出平日节省下来的粮食和衣物鞋袜，准备赠送给远道而来的兄弟红军，以表达自己对党中央的崇敬心情和对中央红军的友爱感情。两军会师后，两支部队的政治部发了简报，表演了文艺节目。 可是，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9月掉头南下，走上了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道路。由于在川康边境苦战数月，红四方面军损失近半。1936年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他们为实现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第一，坚持党性原则，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7月5日，中革军委从陕北来电，将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粉碎了张国焘打算控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也提高了红二、六军团及其领导人同张国焘作斗争的地位。当时仍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的情况，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团结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张国焘提出要向红二方面军派政委、召开两军联席会议、送《干部必读》等材料，都被贺龙、任弼时婉言拒绝。贺龙在干部会上强调，要学习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战斗作风和牺牲精神，缺点由人家自己讲。任弼时、关向应也找张国焘、陈昌浩谈话，希望他们为增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作贡献，终于促使他们停止了分裂活动，到陕北去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第二，加强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实行第二次北上。7月初，红四方面军发布了《第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出必须“大举北上，配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铲除西北抗日障碍”，要“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保证二、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要“广泛宣传我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沿途张贴与书写各种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遵照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利用出发前的时间来传达文件、座谈讨论、认清形势、明确任务。红二方面军也在甘孜分别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干部会议和军人大会，分别作过草地的动员。政工人员出面向喇嘛寺购买粮食、牛皮、帐篷，发给每个指战员10天的干粮和用牛皮制作的草鞋和背心。踏进茫茫草地后，原来携带的物资耗尽。威胁指战员生命的除缺粮断炊外，还有深浅莫测的泥潭沼泽。在死亡和困苦面前，广大指战员互相帮助，与大自然搏斗。晚间宿营，党团员和政工干部带头组织简易晚会，以此鼓舞士气，驱赶疲劳。8月12日，部队由包座出草地。 第三，实现思想转变，迎接三大主力会师。由于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减员严重，政治部制定了《收容队工作须知》，行军中遇到走不动的伤病员，党团员就帮助背枪支和被包，扶他们到宿营地。两支红军进入甘南后，均接到中共中央从陕北发来的电报，通报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政治部立即编发了《关于新策略战线的具体运用政治问答》，分16个问题回答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若干政策和策略问题。10月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三、政治工作在长征胜利与长征精神形成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 长征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两年间跨越万水千山，战胜艰难险阻，使革命转危为安。其中，红一方面军长驱2万5千里，纵横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穿涉600里莽莽草地，渡过24条汹涌奔腾的河流，通过6个少数民族地区，击退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过380多次战斗，平均每天行军70里，几乎每天都有遭遇战。红二方面行程1万8千里，途径8个省；红四方面军行程1万3千里，途经3个省，终于到达目的地。正如毛泽东所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3]P149-150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转移，打开了进入抗日战争的新局面。长征胜利的意义还在于：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集合在一起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虽然只保存了3万多人，但他们是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骨干。长征的胜利也是在克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时取得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就在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从失败走向胜利。长征中红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无愧于“红军的生命线”之称号。 取得长征的胜利，靠的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指引，靠的是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和沿途各族民众的支援。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遵义会议迈出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反对右、反对“左”，基于中国国情和红军战略转移的实际，实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其次，红军沿途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的财产秋毫无犯。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交朋友。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兄弟”的故事，便是长征中的千古佳话。由于红军真心诚意为民众办实事，帮助穷苦人翻身求解放，沿途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称之为“穷人的队伍”和“菩萨兵”。再次，指战员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成为红军的精神支柱，而且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置生死于度外，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正如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写的：“在草地上行军，我们一般是在不断地进行工作，支持活动未停止，干部的积极性和刻苦耐劳性大大提高了”，“干部差不多没有骑马，还要替战士背枪，干部得病的亦不少。”[1]P88正是依靠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才使红军一往无前、战无不胜。 长征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写下了政治工作史上最光彩的一页，铸就了被世人称道的“长征精神”。 革命理想主义是长征精神的深层底蕴。红军长征是一次追求理想信念的伟大壮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念。无论雪山草地的自然屏障、饥寒伤病的折磨，还是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毅力。广大指战员的大无畏精神，源于忠诚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源于“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正是凭着这种理想信念，红军迅速从初期失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胜利的坦途。 甘洒热血、不怕牺牲是长征精神的直接体现。长征的每一步都凝聚着红军血与汗的代价，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8万6千人，到达陕北时仅剩7千多人。那时，前有敌军、后有追兵，不容许红军有立足之地和喘息之机。红军在敌占区转移，人生地不熟，物资供应毫无保障。转战途中天当房、地作床，日晒雨淋，风餐露宿，野菜充饥，篝火御寒，而且每天几乎都有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数人献出生命。仅江西省兴国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达1万2千人，平均每一公里就倒下一人。即便如此，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从百万敌军中杀出了一条生路。如果说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这部史诗的每一章节都浸透着这些民族英魂的鲜血。这种精神在对待革命同志上，体现为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和高度的阶级友爱。长征的艰难历程熔铸出革命同志间深厚的感情，残酷的斗争环境使红军指战员在平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同舟共济，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又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是贯穿长征过程的一条主线。它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民族大义为重。长征是在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红军既要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剿共”战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把革命理想和北上抗日的奋斗目标融为一体，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抗日救国的先锋。第二，以党内大局为重。在长征途中，坚持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既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最终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第三，各路红军自觉地服从大局，互相配合。作为一次涉及全国各支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大范围战略行动，红军能否完全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否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尽管各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同，都能自觉地服从大局，互相配合支持，形成了一个形散神不散的整体，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实现不了各个击破的图谋。第四，遵纪爱民，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红军每到一处，都广泛地开展宣传，并以实际行动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人民解除苦难；同时严守秋毫不犯的纪律，把人民群众视为红军生存的根基、行动的靠山、力量的源泉。 长征精神的铸成，是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它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的：“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4]P164长征精神一经形成，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宝贵财富。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长征精神并未过时。“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5]P368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方向。80年前，长征精神让红军指战员谱就了人类英雄主义的壮歌；80年后，长征精神仍将闪耀在实现“中国梦”、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苦难成就辉煌，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磨砺出伟大的军队、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奇迹。今天，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激励和鞭策全党全国人民敢于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征服，敢于压倒一切挑战而不被挑战所压倒。虽然红军长征已成历史，但长征精神永存。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它往上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往下延伸为延安精神和抗战精神，以至创建新中国的西柏坡精神，建设新中国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团体，只要具备这种精神就能成就事业、创造辉煌。80年前的长征是这样，80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在“新长征”路上，应该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的长征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把红军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激励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到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到后来仍在这条路上跋涉的以色列军人武大卫……近80年来，因各种初衷而关注长征的外国人，不约而同地聚焦长征精神——那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6]P4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各国军人景仰。虽然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坎坷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吃的、没有交通工具，凭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精神，空着肚子，光着脚，爬雪山，涉草地，竟比敌人的现代交通工具跑得还快。有人说红军是超人，是飞毛腿，一点都不为过。漫漫长征路，许多地方是红军走过之后才有了人的足迹，也才有了路。红军的政治工作堪称中国红军胜利之本，也是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它是一笔世界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军事财富，值得我们永久传承。 [收稿日期]]2016-01-22标签：张国焘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任弼时论文; 贺龙论文; 红四方面军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