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识--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识--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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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4-0012-10

      如果检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是最为主导的话语。历经多年的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不仅对于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和实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重新看待实践唯物主义,或者说,今天谈论实践唯物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应当肯定,继续加强实践唯物主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限于或重复马克思哲学变革及其性质、特点讨论的水平和话题又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当代社会发展新的实践,需要进一步扩大视野,赋予实践唯物主义以新的时代性内容。值得深入审视的问题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与中国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内在关联?实践唯物主义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又对实践唯物主义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拓展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空间,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道路的哲学自觉,因而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事实上就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虽然从历史上来看,李达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提出过“实践的唯物论”命题,并认为基于对实践的正确理解,马克思“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但这样的观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研究氛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真正对实践唯物主义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对当时国内思想状况和现实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思,全国上下首先兴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并不特别复杂、费解,但其讨论的意义远不在学理层面,而在其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进一步研究的逻辑必然是理论聚集于实践本身,即重新探讨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理论发展中的基本性能,由此兴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开始启动,并且呈现出逐步加快的势头。这一新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更使实践问题推向了理论研究的前沿,实践唯物主义因之获得了旺盛的活力。特别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使实践唯物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广阔的舞台。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在我国有其现实的基础,它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一经兴起,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势头。但就总体而言,实践唯物主义主要形成了这样两种发展格局:

      一是作为哲学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研究中一大成果。对于这一指称或命名,学界向来存有争议,质疑的最直接的理由是:马克思何时将自己的新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新哲学有多种称谓,如“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这些称谓也并不排斥其他称谓。由于不同情况下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以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来否定实践唯物主义,并无什么道理。在哲学史上,一种哲学的称谓往往不是由创立者本人确定的,而是由后人加以提炼、概括出来的。像近代以来培根的经验论哲学、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休谟的怀疑论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费希特的同一哲学等,都是当时或后来的学者对他们思想的特质和基本观点的概括。所以,先有思想,后有称谓,这是理论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实际上,能否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关键是涉及对其实质的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哲学,一种“新唯物主义”,新就新在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进而以实践为基础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形态。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名副其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决不能排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者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表述。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离开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和“历史性”是无法得到透彻说明和理解的。正是借助于实践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才有可靠的基石,才能加以合理的理解。所以,就其三者的关系而言,可以这么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表现形态。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是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特征都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引申出来的,是这一本质特征必然展开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表现”②。通过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准确地阐述实践唯物主义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应该说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大建树,因而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二是作为思想方法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主要是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体现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由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研究一开始就生发于现实基础、现实需要,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以纯粹的哲学理论形式延续、发展的,而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以思想方法具体渗透于工作实践之中尤其是一些重大战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之中的;而且,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尽管这些思想方法没有冠以“实践唯物主义”的名称,但就其精神实质或基本特征来说,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种思想方法主要是以工作中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等形式具体呈现出来的。就思维方式来看,主要特点是破除了从“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如破除原有的思想禁锢,坚持解放思想;破除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坚持自主探索;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破除从概念出发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如此等等。就方法论来看,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实践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待、处理问题,确定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认识事物的方法、评价事物的方法、改变事物的方法等。正是思想方法的一系列重大转变,改变了许多原有不合理的思想认识,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道路,从而使中国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方法的确立也并非与学术研究无关,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术研究的成果。如在理论决策层面中一些重要观点、方法正式提出并作出规范性表述之前,通常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之中,继而形成学界某种共识,最后经过郑重的选择进入决策层面的思想方法之中。因此,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总体来说,实践唯物主义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既非是偶然的,也非是从国外简单“克隆”过来的,而是中国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世情和国情,加以艰辛探索的结果。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中国研究者的独特理解,含有中国式的某种“创造”,因而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和发展。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令世人刮目相看。对于中国模式和道路,目前国内外有不同看法: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力求从中国的实践中借鉴经验,加快自己的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既有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有戒备、警惕和敌意的心理。不管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谁也不敢随意轻视与否定。既然中国道路是一种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文明探索成果,那就必然包含着某种创造的智慧,有其独特的发展理念。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是由神学观念支配的,近代以来的发展则是和理性观念相一致的;美国的发展有它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发展有它的经验主义,等等。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有自己的发展理念。对于这样的理念和智慧,我们可能在实际运用,只不过并未明确加以概括和表述罢了。面对世人的关注,面对各种疑惑、提问,我们应当给予一个比较明确的概括和总结。我们有责任向世界表明中国发展的哲学理念,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向哪里去,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消除各种疑惑、误解,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同时,这也是我们应当实现的哲学自觉。因为理论的自信、道路的自信就是建立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哲学上的自觉有助于走好中国道路。

      如果不是从发展的细节,而是从总体上、深层次上来理解和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理念或哲学基础。中国道路就是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实际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体说来,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主要是通过下述方面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1.实践理性。中国道路最大的特点是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既不同于自柏拉图以来所开创的以超感性的世界为对象的纯粹理性,也不同于康德仅限于“道德实践”领域的实践理性,而是真正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关注对象的理性。它的基本特点是尊崇实践,不盲从什么清规戒律、原则观念。由这样的准则所决定,理性的基础首先是实践,即理性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最根本的是来源于实践,是对社会实践真实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映和概括;理性的发展依赖于实践,即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理性的内涵是不同,而这种不同并非仅仅是理性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而主要是理性自身逻辑与历史逻辑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于社会实践;理性追求和服务的目标是实践,即理性的不断发展、完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实践,认识世界最终是为了改变世界;理性问题的解决也必须诉诸实践,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③。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理性在我国的复兴,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要旨就在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善于走自己的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于中国道路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就是依据这样的路线一步步发展过来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理性所突出的探索理念、试错理念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的幅员这么辽阔,情况这么复杂,发展这么不平衡,没有谨慎探索、不断试错的方式和方法肯定是不行的。当年的英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休谟就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认为正确的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后来的罗素在其分析哲学的阐释中,也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强调“事实”的重要性,认为“事实”是使一个命题或者真或者假的东西。这些思想不仅与英国的发展直接相关,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实践理性的复兴,不仅端正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突出了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就是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哪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对于思想解放,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起了重大作用。将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发展,便是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进而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倡导。这些标准都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强的导向作用。正是以这些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实践理性的重建,使中国步入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2.实践的主体性。强调实践,就意味着强调主体性。这是实践唯物主义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经常被提及:“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④在这里,“实践”与“主体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就在于高扬了主体性原则。这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⑤中国的发展,就在于发挥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群体和各种力量的主体性,激发了社会活力。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使得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和调动,使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现在要全面深化改革,其目的也在于通过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取消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与束缚,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是社会能量的极大释放。当然,强调发挥主体性,不能忽视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性。正因如此,在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这些年我们的发展开始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态,力求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3.实践的价值取向。实践唯物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既然要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那就必然突出实践的基本观点,对人的实践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直接受制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实践唯物主义的使命就是要通过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规律,分析和解决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推动实践活动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所以,实践的价值指向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具体到社会发展来说,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价值指向就是要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保障人的自由能够得以正常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此而言,社会发展的状况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客体发展或者是以纯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以发展的结果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确定的。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就是逐渐按着这样的价值取向一路走过来的。在其认识上,关于共同富裕的理念、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理念、“三个有利于”的理念、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规定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等,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尤其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倡导,不仅在发展观念上,而且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正是按照这样的价值取向,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民生、社会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的权利、民主与法制等,全方位地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深得人心的发展。

      4.实践的辩证法。与西方哲学史上纯粹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相反,实践唯物主义突出的是实践的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就内含着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在承认现实世界客观实在性的同时,从来不把现存世界看作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看作由人的活动造成的辩证的、历史的运动过程的结果。辩证法就源于实践的内在矛盾和辩证本性,它是以变化的、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实践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是对现实世界、现存事物辩证运动的理解和把握,也必须在其实践中并通过理性的思维,才能正常进行。也就是说,事物的辩证运动,不是“直观”出来的。实践的辩证法对于我国的改革发展有其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充分吸收和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样的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因而是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它所赋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生动地反映了实践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规律与道路等的辩证法。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这样,而且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由于坚持按照变化了的实际来对待、处理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认识、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矛盾和重大关系的思想,如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均衡发展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思想等。对于这些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充分体现了实践辩证法的智慧,这在任何辩证法教科书中都是无法找到的,只有在实践这一大课堂上才能学到和掌握到。此外,随着改革发展的日益深入,这几年全党上下所强调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等,均是实践智慧的具体体现。

      5.实践的合理性。实践合理性问题的提出,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践行影响很大。近年来,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并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如何认识发展的“科学性”,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有的是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角度来理解,认为科学发展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发展,按客观规律行事;有的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认为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是否科学,尺度就是人的发展,等等。应当说,这些看法都是有益的,但在总体的理解和把握上还有待提高。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发展的科学性就源自实践的合理性。所谓实践的合理性,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加以理解,但其基本内涵则是清楚的:一是其合规律性,二是其合目的性,合理的实践应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的科学性就是从实践的合理性引申出来的。发展的科学性主要是针对以往发展的不合理性而言的,它既有合乎规律的含义,又有合乎目的的含义,即合乎人的发展这一最终目的。前者反映的是对规律的尊重,后者反映的是对人的尊重;前者体现的是科学维度,后者体现的是价值维度。发展的科学性或合理性就体现了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在我国,科学发展观事实上就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提出和践行的。这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发展的速度,又要关注发展的质量;既要关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涌流,也要关注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既要关注经济实力的增长,也要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既要关注开发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也要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要关注群众基本需要的满足,也要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⑥。实践合理性观念的彰显,确实成为科学发展的哲学灵魂。

      6.实践的探索精神。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受到高度认同并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鼓励探索创新。探索创新是实践的一种本性。实践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本性,主要源自人的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在实际生活中,需要的产生总是从人们对现存条件的不满开始的。“自古以来‘条件’就是这些人们的条件;如果人们不改变自身,而且如果人们即使要改变自身而在旧的条件中又没有‘对本身的不满’,那末这些条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⑦正是需要与“不满”的矛盾,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促使人们不断进行探索。在其探索、发展过程中,原有的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⑧。这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不断转化,就意味着开拓创新。实践是无止境的,开拓创新也是无止境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强调,客观上弘扬和激发了一种创新的精神。这从改革不久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⑨没有自主探索,没有大胆创新,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走好自己的路。中国道路前无古人,完全是探索出来的,所取得的成就是创造出来的。离开了探索创新,根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必须坚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总的说来,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实践唯物主义对我国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所确立的理念、所发挥的作用,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日益得到彰显。

      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理念的运用和践行,同时也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发展既是一个加速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也是一个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总结概括中国发展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我们走向哲学自觉的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经验,如渐进改革、扩大开放、稳定协调、科学发展、和谐建设、顶层设计、自主探索等。由于这些经验是和“中国奇迹”联系在一起的,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所以又被特称为“中国经验”,乃至成为“中国模式”的同义词。

      经验之为经验,总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可借鉴性。不具备这些特性的经验不成其为经验。参考性和可借鉴性的依据是什么?简要说来,就是经验中所包含的一定的共通性或普遍性。就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发展的创造,因而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经验也是在总结世界许多国家、民族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逐渐形成的,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中国经验不光反映了对中国发展的成功探索,而且体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探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这些普遍性和共通性对于任何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由此说来,中国经验不论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是一种贡献,值得认真总结。

      对中国经验加以总结,重要的是要使经验经过提炼,将其中一些重要因素上升为某种理论。由于成功的经验中总是含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规律性因素的提炼、概括,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这并不是要使所有的经验都变成理论,进而将理论变为“一般模式”向世界推行,而是旨在将经验中所内在的理论价值更好地加以提炼概括,凸显其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意义,用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从经验提升到理论,一方面对经验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即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⑩,另一方面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又是一个推动,可以促进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对中国经验加以提炼总结,可以从多方面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

      一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实践在其发展中总是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这就会迫使人们形成相关的新看法、新认识,将这些看法和认识加以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便会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如在实践观问题上,除了对“实践”通常的理解外,学界又根据新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创新实践”的概念,以区别于常规实践;在社会发展的标准问题上,除了通常讲的生产力标准外,又提出了人的标准,即把人的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标准;在对实践基本特性的揭示和描述上,除了通常讲的客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外,近年来又根据发展的成败得失,提出了实践的合理性;在对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评价上,除了通常讲的真理观和历史观外,现在又明确提出必须注意价值观,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等等。所有这些理论观点都不是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根据新的发展实践概括出来的。这些理论观点在原有理论教科书中很少涉及,现在明确提出来,自然给实践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是充实原有的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原有的认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结果是不断丰富和充实原有的理论。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多年来国内外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又是对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观的重要发展,它所提出的新观点、新理念,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观的内容。比如,对于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本身的理解,过去多是从客体方面来阐释的,对人的活动和人的发展虽有涉及但重视不够,现在通过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科学发展观的讨论,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发展不能仅仅以客体发展的程度来界定,同时要以发展的结果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确定;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相一致的;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这样的理念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对社会发展概念的重要补充和深化。另外,科学发展观所涉及的全面与片面、协调与矛盾、可持续与不可持续、和谐与冲突、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等关系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关于具体发展过程的一些对策性意见,而且可以经过适当提炼,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实践辩证法。

      三是修正和完善某些理论。由新的实践所形成的新的经验和认识,往往会与原有的理论认识发生冲突,进而提出严重挑战。在其冲突和挑战面前,是固守原有的理论,还是需要面对新的现实、新的经验?显然是后者。既然是后者,就要对原有的某些理论观点加以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使之得以完善。如过去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时,主要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突出的是“人化”自然的作用,似乎弱化“改造”“人化”不足以显示人的能动性。其实,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对于正常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对自然的改造和开发力度越大越好,也不是人化自然的程度越高越好;人化自然应当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这就要对原有的“人化自然”理论作出必要的修正。这不是要否定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而是要对其理论阐释更全面、更富有合理性,同时更适合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修正是发展和完善理论的一种不可回避的重要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并不排斥发展教训的总结。经验与教训是很难截然剥离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验”固然值得称道,发展的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值得重视、回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训比经验更为深刻,更富有启迪性。通过教训的吸取和总结,可以更好地促进对发展的理论思考,进而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实际上,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大多是从教训中领悟出来的。正是由于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以致引起严重的生态危机,才有“生态文明”的提出;正是由于发展的急功近利引起了各方面的比例失调,直接威胁到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才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由于社会转型、体制变革引起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各种利益冲突、社会冲突,才有“社会公平正义”的倡导……可以说,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就是由教训“倒逼”出来的。善于从教训的总结中来思考和把握一些带有规律性、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是推进实践唯物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总之,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只要通过认真提炼总结,可以从中提升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水平,使其真正富有时代内涵和新的创造。

      此外,还要值得注意的是,提炼总结“中国经验”同时也包括着提炼总结群众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群众的事业,中国的改革发展是群众的实践。离开了群众的生动创造,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道路”,也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中国经验”。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验的产生,就来自群众的实践、来自群众的智慧。要总结提炼中国经验,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必须对群众的首创精神予以尊重,对于群众中鲜活的经验和创造性的哲学智慧予以总结,从中吸取理论营养。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来看,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往往是落后于现实、滞后于实践的,因而不断吸取和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这是理论发展创新的必然途径和重要手段。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后总结”,而是应在事后总结的同时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说明和提示,以加强思想性和方法论的引导。

      在我国,实践唯物主义的复兴与中国的改革发展是相伴而行的。经过多年的讨论,理论研究确实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没有真正展现出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那种感染力、影响力,不少理论著述依旧停留于关于实践问题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描述,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实践唯物主义”没有实践性。应当说,加强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纯粹延用意识哲学的范式又是绝对不行的,这就要求研究的视野、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重要的是要回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本性。这就是要真正面对现实的实践,而不是面对抽象的“实践”概念。当代社会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实践,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大课堂,也是其研究的具体对象。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其提出的新课题,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应当有所作为,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这样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研究中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面对实践,说到底是要面对问题。当年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在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中各种经济、政治问题以及工人运动重大问题中创立起来的,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直面现实问题,并在问题研究、解决中凸显其理论价值。突出问题导向、加强问题研究,首先是要恰当地提出问题。这就是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并能准确地提炼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11)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更不是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其次是要合理地研究问题。这就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特点,对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加以深刻的理论反思,包括各种“追问”,以廓清认识的迷雾,明确解决的方向和出路。同时要发挥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用批判的精神和方式来研究问题,善于深刻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以寻求矛盾的合理解决。因此,研究的成果应当具有较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社会洞察力,切实能够发挥其社会性的影响。现在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国正进入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日趋复杂,而且,许多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哲学研究确实责无旁贷。

      研究还必须克服路径依赖。中国道路的形成,在实践上就是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对西方的路径依赖、自主探索的伟大成果。与这种实践探索相适应,中国道路的理论成果——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自主探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发展实践的成功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示了方向,未来的路仍需要打破路径依赖,不断探索。就其理论探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应当承认,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加强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交流也是确实需要的,但重视不等于依赖,不能仰仗西方哲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相关重大问题。在一些著述中,有些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总想在西方哲学中来寻求,似乎有西方哲学作注脚才感到踏实。这样的研究,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西方学术的盲目推崇,会妨碍我们的独立思考;对西方理论资源和研究方式的过分倚重,会遮蔽中国问题的真实性质。西方的一些理论信条虽然很诱人,但其往往没有前提、边界和条件。脱离了实践基础和具体条件,非现实性地提出的问题,只能是一些虚假的空洞的概念。

      在路径方面,确实需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路径或面貌出场的?显然不是为了解决哲学思想史中某些内在局限或内在矛盾而去研究哲学的,而是为了揭露和解决现实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寻求人类解放道路而研究哲学的。易言之,马克思不是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己哲学的,而是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超越了以往的旧哲学、形成了自己的新哲学。马克思哲学的革命不是在哲学领域中发动的,而是在现实社会批判中实现的。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哲学走的不是一条道路。现在要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同样需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走。而且,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和社会主义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今天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他问题可以说都是由此问题派生出来的。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从哲学上充分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引。

      作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当然要面向现实、体现实践性和时代性,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有一个研究方式问题。关注实践、研究现实,并不是用现有的原理对有关实践问题作简单的诠释,也不是对改革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作一些理论图解和哲学论证,更不是要给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解决开具方案。哲学还是要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问题、来与现实结合,最重要的是通过理性思考,从理念上、思维上给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提示和参考。

      实践唯物主义介入中国发展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必须在现实中实现,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哲学”只能加以终结。以往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被拒斥、被终结,就因为它热衷于用思辨的逻辑演绎世界,无法在现实中加以实现。让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使得现实生活不仅为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内容,而且为哲学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实际舞台。因此,“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简言之,推动哲学前进的,不是纯粹抽象的思辨,而是每一时代的实践。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实践唯物主义应当有所作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②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⑥参见《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1)《维纳著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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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哲学意识--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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