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冷战后非洲政治演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战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非洲许多国家的一党制及禁党制已难于适应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需要
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代，非洲许多国家实行一党制（只有执政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及禁党制（禁止一切政党存在及活动）的政党制度。1989年，占非洲国家总数3/4以上的国家实行一党制及禁党制。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反政府势力不能合法地建立政党、公开地以政党名义在选举中及社会上进行竞争活动，所以一党制、禁党制在有些国家的相当长时期里产生了抑制反对派、稳定政局的积极作用。如贝宁在独立初期实行多党制时，三派激烈争夺权力，政局动荡不已。1972年以马蒂厄·克雷库为首的军官通过政变掌握政权后，先后实行禁党制及一党制， 使政局趋于相对稳定， 克雷库担任总统将近20年之久。其他长期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喀麦隆、多哥、加蓬、肯尼亚等不仅政局相对稳定，而且在六七十年代里经济发展也较快；坦桑尼亚、马拉维等经济发展不够理想，但政局却相当稳定，这不能不使人看到禁党制及一党制在一定条件下所产生的稳定政局的效应。
但一党制、禁党制的“稳定”效应是有条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执政党力量的强大及对其他政治派别采取正确的政策。乌弗埃·博瓦尼政府、肯雅塔政府等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并能掌握本国武装力量，又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它们比较注意在一党框架内对各部族、各派别做好团结与平衡工作。如科特迪瓦对内实行以“和平、稳定、对话、发展”为中心的政策。肯雅塔提出以“齐心协力”为建国指导思想。莫伊提出以“和平、友爱和团结”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和上述国家情况相反，有一部分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并没有获得稳定的效应，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政治力量较为强大，得到外国支持，拥有自己的武装，而政府对他们又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安哥拉反政府的安盟有较强的游击队，安政府对安盟一度采取打击、消灭的方针，拒绝与之和谈。
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国家内部各政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坚持一党制对这些国家的政局及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原因有：
第一，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已难以像冷战时期那样从苏、美等国家取得大量的军援和经援。苏联和东欧国家从80年代下半期起即逐步调整了对非洲的政策，削减直至取消对非洲一些较激进国家的援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也减少对非洲温和国家的支持。这就使长期靠外援的许多实行一党制国家的政府削弱了力量，难以镇压和对付反政府势力的进攻和发难。
第二，不少实行一党制的非洲国家执政党在长期执政中不自觉地培植了一批反政府人士。他们大多是在各种斗争中被赶下台或排挤出去的党政官员、群众领袖等，往往比较熟悉政府内幕，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在一党制下，他们不能另组政党与执政党合法抗衡，只得潜入地下，交朋结友，积聚力量；有些则侨居国外，等待时机。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以贷款、援助为武器在非洲推动“多党民主”的政策大大鼓舞了非洲各国的反政府派别。他们蜂拥而起，兴风作浪，要求改变“一党专制”，实行多元的民主政治。
第三，许多长期实行一党制的非洲国家由于政策失误等原因，没有把经济搞好。有些国家尽管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但到80年代，在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下经济形势恶化。如科特迪瓦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由六七十年代的8%下降到1987年的-2.3%。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人员增多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引起广大人民对政府不满，也对一党制产生反感，这又为反政府势力的发展及改变一党制呼声的高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执政党力量的削弱及威信的下降，反对党势力的发展及斗争的高涨，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强及求变心理的迫切，这一切说明了冷战后许多非洲国家如果坚持一党制可能激起更大的反政府浪潮，不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与经济的复兴。
二、允许多党合法存在，平等竞争，建立多党议会，组织民族团结政府已成为冷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的选择
在苏联东欧局势剧变后不久，非洲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即纷纷宣布改行多党制。至1994年6月为止， 已实行多党制及宣布准备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达47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90%。实行多党制是否符合非洲的国情呢？有的学者认为非洲国家“搬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制度“必然脱离非洲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从本世纪60年代起，非洲就有一批国家一直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些国家（如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在20多年实行多党制的过程中，政局稳定（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运行，没有发生军事政变及其他剧烈的社会动荡），经济增长速度位居非洲前茅。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时是世界上20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已成为非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多党制并非对所有非洲国家都不适合。
2.有些非洲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实行一党制，到七八十年代即改行多党制（塞内加尔、埃及两国是在70年代中期改行多党制，突尼斯在80年代初改行多党制）。这些国家在10多年多党制的政治生活中，政局比其他国家都稳定些。很难看出多党制比一党制更不适合于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
3.所有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今天非洲国家中掌握大权的议会、总统、内阁、法院及政党等机构都是从西方“搬用”到非洲来的。非洲国家的军人政权虽然在一定时期里解散议会、停止政党活动，但一般都表示将来要还政于民选政府、恢复政党及议会活动。中非的博卡萨于1976年加冕为皇帝，建立中非帝国，但仍保留议会及政党。卡扎菲于1977年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要在利比亚砸烂现有的一切国家机构，建立民众国。实践结果，至今只不过把全国立法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改名为全国人民大会，把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改名为全国人民委员会，司法机构仍称最高法院、人民法院等，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的机构仍完好无损。自独立至今，非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成功地砸烂从西方“搬用”来的现代国家机制，完全恢复起非洲传统的君主制及酋长制等一元体制。
4.冷战后美、法等西方国家把提供经济援助与实行多党民主相挂钩，胁迫非洲实行“多党民主”制，这是西方大国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表现。非洲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一方面谴责西方干涉其内政行径，同时又宣布改行多党制。笔者认为这是冷战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在当时具体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现实主义政策。当反政府势力不断发展，国内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党和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对反对派实行有效武力镇压的情况下，只好允许各派别自由组织政党，依法开展活动，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参加议会及总统的竞选。总之，多党体制已成为冷战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5.非洲国家由一党制改行多党制，只是政党体制及政府体制的一种变革，属于政体范围内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的基本类型。非洲许多国家自独立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未建立起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没有能够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国家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下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非洲有些国家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苏联的影响下，曾自称以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列主义为指导，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政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仍是民族主义，它们都还没有在非洲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非洲国家都处于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同阶段。它们改行多党制并没有使国体发生根本的变化。多党浪潮在非洲所引起的变化，从国体方面来看，和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等现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三、非洲国家在多党框架下根据本国具体条件建立起适当的政党制度及选举制度等，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多党制的不良效应，并利用其有利因素
不少非洲国家正在探索有利于抑制多党制弊端的多党体制。如莫桑比克在1991年实行的政党法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循维护国家统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巩固莫桑比克民族团结三原则；强调各政党必须具有全国性质，不得以地区、部落、宗教为基础；必须有利于国家和平、稳定，不得谋求通过暴力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不得搞分裂主义；每省至少有100名党员方能登记，其总部必须设在首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在1990年颁布的政党法中对一个政党应拥有的最起码的党员数量作了规定。
非洲有些国家在抑制多党制不良效应的同时，也尽可能利用多党制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形式，使之更好地为稳定政局和发展经济服务。如塞内加尔于1981年由“有限多党制”改行“完全多党制”后，于1988年举行全国圆桌会议，邀请所有反对党参加，商讨对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等问题的解决途径，以争取反对党对政府政策的支持。1991年塞内加尔执政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迪乌夫决定把社会党的一党政府改为多党联合政府，吸收反对党入阁，组成有社会党、民主党、独立劳动党参加的首届联合政府。塞由一党制改行多党制，又在多党制的框架下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收到了一些积极的效应：政治上既提高了各政党参政的热情，又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在国际上由于举起“结社自由”的旗帜、甩掉了“一党专制”的体制，受到许多国家的赞赏，被誉为非洲的“民主橱窗”。塞社会党还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使塞获得大量的外资及外援。80年代后半期，塞是黑非洲获得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最多的国家，平均每年约六七亿美元；按人均计算，等于其他黑非洲国家的3倍以上。 这些外援和外资对缓解塞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四、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同其他党派对话协商，建立适当的民主体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实现非洲政局稳定的重要途径
非洲有一部分国家在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战斗力较强，在群众中的威信较高，因而能够基本控制全国的局面。如坦桑尼亚革命党比较注意自身的建设，党内实行较严格的纪律。《阿鲁沙宣言》对党政领导人及其配偶的活动做了明确的规定，如“不能参加任何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活动”，不得在任何公司拥有股份，不得领取双份薪金及出租房屋等。尼雷尔本人带头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为各级干部树立了榜样。该党还强调对各级领导人进行系统教育，并开设党校培训党的干部。由于执政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坦桑尼亚的建设事业虽因经济政策失误而一度遭到严重挫折，但政局一直保持基本稳定。冷战结束后，坦也没有发生较大动荡，并有序地走上了多党制的发展道路。
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采取对话、协商等方式同其他党派搞好团结合作，以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机制。有的学者认为“黑非洲国家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民主，而是稳定和发展”。毫无疑问，稳定和发展是黑非洲国家面临的根本任务，但它又和民主密切联系。把民主排除在当前任务之外的观点是不妥的。当各民族、各部族、各利益集团、各地区居民以及各政治派别由于种种矛盾而产生相互摩擦和争斗时，如不妥善地及时加以解决，势必危及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还需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和建立民主的机制。对于当前非洲国家来说，民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非洲国家和人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适当的民主机制作为手段，来调整执政党内部各派之间、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以缓和国内各民族、各种族、各部族、各地区之间的矛盾，维持全国各政治派别在权利及地位上的均衡，从而把全体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协力地进行国家建设。
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深知民主与稳定和发展的密切关系。尼雷尔说得好：“人民需要民主，没有人同意受压迫”，“民主不必等到人民都富起来和都上大学时再实行”。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以一党制的民主机制来调节国内各部族、各阶层、各派别的关系，缓和其矛盾以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冷战后的今天，非洲大多数国家又在多党制框架下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具体条件的民主机制，作为稳定政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从1991年起南非各党派以“民主南非大会”作为手段，推动南非沿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终于在1994年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和压迫，建立了民族团结政府，开辟了南非历史的新纪元，为南非各族人民建设民主、和平、繁荣、昌盛的新南非奠定了基础。
自1991年7月以来， 埃塞俄比亚在探索多党民主体制的道路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并于去年5月举行了多党大选。 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于同年8月组成了有多党参加的联邦政府， 还吸收了各民族代表参加。这几年在新的民主机制促进下，埃塞经济扭转了过去多年倒退的局面，1992～1993年第一次达到7.4%的增长率， 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外汇储备均呈增长趋势，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中心任务是稳定政局、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一任务，非洲的执政党和政府就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非洲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