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_语义分析论文

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模型论文,语言论文,类型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义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是语言类型学近年兴起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目的是采用几何图形来表征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揭示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本文基于初步的文献调查,介绍近年来国外语义图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同时也对这种研究模型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1.什么是语义图模型

语义图模型是研究多功能语法形式(特别是多功能语法语素)的重要工具。其基本假设是,人类语言的多义形式或多功能范畴在语义关联模式上虽颇多歧异,但不同语言对应或相关的多功能形式在语义组织上一定存在相似性,也一定具有共同的制约和限制。语义图模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揭示人类语言多功能模式的殊相(变异模式)和共相(普遍特征),特别是不同的多功能模式背后的跨语言规律性。下面是语义图模型的几个关键概念:

(i)概念空间。概念空间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建立起来的普遍的语义空间,是语言中特定编码形式(语法语素、语法范畴、句法结构及词汇形式)的不同功能及其相似关系构成的几何性概念网络。概念空间由节点和连线两部分组成;节点代表不同语言中对应或相关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连线表示两个功能之间的直接关联。图1是Haspelmath(2003)构建的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

概念空间的构型(configuration)体现于不同功能在概念网络中的空间位置及连接方式。语义图模型假设,概念空间中不同功能的区域位置及连接方式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Haspelmath 2003:217-8):任何语言的对应或相关语素所具有的功能均应在特定概念空间内占有某个区域位置,换言之,所有语言都是将其相关编码形式的不同功能映射到同一概念空间之上。另一方面,任何语言中相关的多功能语素,其功能之间的关联模式均应符合这个概念空间的构型。

(ii)语义图。与概念空间不同,语义图是针对特定语言的,它是特定语言相关编码形式的多功能模式在概念空间上的实际表征,体现的是不同语言对同一概念空间的不同切割方式。比如英语的介词to具有“方向”(Zhangsan went to America as a student)、“接受者”(Zhangsan gave the apple to Lisi)、“经验者”(This seems outrageous to me)和“目的”(I left the party early to get home in time)等标记功能,但缺乏“谓语性领有者”(predicative possessor)、“受惠者”(beneficiary)、“外位领有者”(external possessor)以及“判决者与格”(judicantis)”等标记功能。另一方面,法语的与格介词à也具有“方向”(à Leipzig)、“接受者”(àAdam)和“经验者”三种标记功能,二者的区别是法语à不具有“目的”功能,但可以表达“谓语性领有者”功能(Ce chien est à moi."This dog is mine.")。据此,我们可以在图1的概念空间上绘出英语to和法语à的语义图:

由图2可以看出,英语to和法语à在与格概念空间上切割方式和功能界域虽有不同,但二者的功能关联模式并未逸出与格概念空间的制约。可见语义图和概念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概念空间提供人类语言多功能语素在语义关联模式上的变异范围和普遍制约;语义图则表征不同语言对应或相关的多功能语素在语义关联模式上的变异类型。换言之,概念空间表征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语义图刻画的是不同语言的变异模式。

(iii)邻接性要求(contiguity/adjacency requirement)。概念空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多功能形式的不同功能在概念空间中的位置必须是毗连的。反映在具体语义图上则是:任何一个语言中相关编码形式的若干功能必须占据概念空间内的一个邻接区域(Haspelmath 2003:217)。比如图2中英语to和法语à的四项功能均彼此邻接,各自占据一个连续的区域。van der Auwera(van der Auwera and Plungian 1998; van der Auwera and Temürcu 2006)和Haspelmath(1997a,1997b,2003)将这种制约概括为“邻接性要求”,Croft(2001:96,2003:134)则表述为“语义图连续性假设”(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

(1)a.邻接性要求(Haspelmath 1997a:105):特定语言的某个语法标记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必须在语义图上相互毗邻,也就是说,这个语法标记必须在语义图上占据邻接区域。

b.语义图连续性假设(Croft 2003:134):任何与特定语言及/或特定构式相关的范畴必须映射到概念空间内的毗连区域。

2.如何构建概念空间

简单地说,语义图模型的分析程序大体有以下步骤:(i)构建概念空间:基于跨语言的比较来识别和确定多功能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然后根据邻接性要求将业已确立的不同功能排列在合适的区域位置,并用连线将概念上直接关联的功能连接起来。(ii)绘制语义图:以业已构建的概念空间为底图,根据不同语言的多功能关联模式在概念空间内切割出不同的连续区域,从而绘制不同语言的语义图。(iii)分析与阐释:对定义概念空间的参数进行说明;揭示并解释多功能语素在语义组织策略和功能关联模式上的普遍特征和变异类型。其中概念空间的构建是语义图分析程序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下面结合一些例子来进行介绍。

概括地说,概念空间的构建有两个重要步骤。

(i)功能的选择。构建概念空间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各种功能本身如何选定,即面对一个特定的多功能语法形式,其哪种(或哪些)意义或用法可被确定为特定概念空间的功能。通常的做法是,如果假定的两项“功能”A、B至少在两种语言里用不同的语素来编码,那么A、B就被视为真正的功能,从而置于特定的概念空间之上。譬如在图1的与格概念空间内,“方向”和“接受者”被区别为两种功能,如果我们只看英语和法语,这种区分则难于成立,因为英语和法语并没有用不同的形式来编码这两个功能。为了证明在概念空间上对这两个功能的区分是必要的,我们至少需要一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形式来编码这两种功能。当然,这样的语言是不难发现的:比如德语用zu或nach来表达“方向”,而用与格标记表达“接受者”(Haspelmath2003:217);现代汉语普通话用“到”表达“方向”(“扔到屋外”),用“给”表达“接受者”(“送给老张”)。这个程序会随着所考察语言的逐渐增加而不断重复,直到没有新的功能被发现为止(Haspelmath2003:217)。

关于概念空间上功能的确立和选择,de Haan(2004,2009)提出,概念空间上的功能必须具有“基元”(primitive)和“独有”(unique)两种属性。“基元性”是指功能的“不可切分性”,即一个假定的功能不能进一步切分出另外的功能。“独有性”是指编码的可区别性,即一个假定的功能至少在一种语言里具有区别于其他功能的编码形式。比如,假定A、B是两种可能的功能,如果它们在任何给定语言里总是用同一个语法形式来表达,那么A、B只是一种功能,没有任何理由将它们区分为不同的功能。反之,若A、B用两个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那么它们就是“独有”的功能,即使这两个语法形式也用来编码别的功能。此外,假定有A、B、C三个可能的功能,假若发现它们在不同语言里呈现A-B和B-C的配对模式(即一个语言的某一语法形式表达A和B,而另外一个语言的某一语法形式表达B和C),那么,A、B、C应视为三个不同的功能,即使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用三个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A、B、C。

(ii)功能的排列。如何将业已确定的若干功能以合适的方式排列成概念网络,是概念空间构建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总的原则是,功能的排列必须符合“邻接性要求”,即所有多功能语法语素的不同功能均须占据特定概念空间内的一个连续区域。通常的做法是,在服从“邻接性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跨语言比较来确定哪些功能是直接关联的(有连线连接),哪些功能是间接关联的(无连线相连)。比如,假定一个多功能语素具有三种功能,当我们只考虑一种语言时,这三种功能理论上容有三种不同的排列方式。比如英语to有“方向、接受者、目的”三种功能,原则上这三种功能可以有下列三种排列方式:

(2)a.目的—方向—接受者

b.方向—目的—接受者

c.方向—接受者—目的

不过,当加进法语资料时,(2b)这种排列方式就要被排除,因为法语的à只表达“接受者”和“方向”,并不表达“目的”。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德语介词zu的用法时,c的排列方式也应排除,因为zu表达“目的”(Anna giving zum Spielen in den Garten "Anna went into the garden to play")和“方向”(Ich gehe zu Anna "I'm going to Anna's place."),但不表达“接受者”。因此,上述三种排列方式中只有(2a)是合适的,这就是图1与格概念空间中的一个子图①。

3.语义图模型的具体运用和重要成果

语义图模型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代Anderson(1982,1986)的系列研究,经过中间数年的相对沉寂,降至1990年代中后期,语义图模型在语言类型学领域逐渐受到关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标志着语义图模型渐次走向成熟。这些成果的核心研究领域包括体(Anderson 1982,Janda 2007)、反身和中动态(Kemmer 1993)、不及物谓语(Stassen 1997)、不定代词(Haspelmath 1997b)、时间状语(Haspelmath 1997a)、状语从属(Kortmann 1997)、情态(van der Auwera and Plungian 1998;de Haan 2006;van der Auwera,et al.2009)、语义角色(Haspelmath 2003,Rice and Kabata 2007)、语气(van der Auwera,et al.2004)、并列结构(Haspelmath 2004)以及转折和对比标记(Malchukov 2004)等。其中Haspelmath(1997b)首次明确对“语义图模型”的具体运用做了详细深入的阐述,而Croft(2001,2003)将表征特定语言变异类型的“语义图”和人类认知普遍具有的“概念空间”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推动语义图模型的研究。近几年来,Croft等学者开始引入“多维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Clancy(2006)、Cysouw(2007)以及Croft和Poole(2008a,2008b)。不过,由于这些成果本身尚有争议,下面只选取采用MDS之前的几种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示“传统语义图模型”在语义角色、不定代词以及反身标记这三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及其成果②。

3.1 语义角色:工具及相关功能

前置词和格标记是典型的多功能语法成分,它们常用来标记“工具”(instrumental)、“伴随”(comitative)、“接受者”等语义角色。Haspelmath(2003)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对语言中前置词和格标记的多种功能做了综合考察,构建了“工具及相关功能”的普遍概念空间(图3),并据此绘出英语with、德语von/aus、法语par等语法形式的语义图(图4)。

英语的with表达“工具”和“伴随”功能。例如:

(3)a.工具(Haspelmath 2003:226):Kanzi cracked the nut a nutcracker.

b.伴随(p.226):Sancho Pansa has arrived Don Quijote.

德语前置词von表达“来源”和“被动施事”功能:

(4)a.来源(p.228):Ich bekomme eine Pension der Regierung."I get a pen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b.被动施事(p.228):Ich wurde Hunden gebissen."I have been bitten by dogs."

法语前置词par表达“被动施事”(如par des chiens "by some dogs")和“原因”(cause,如par hazard "byaccident")功能,而德语aus则表达“来源”(如aus Paris "from Paris")和“原因”(如aus Hass "out of hatred")功能。

据此,Haspelmath绘制出上述语法语素在概念空间上所切割出的界域(boundaries,即“语义图”),如图4所示③。

功能较为丰富的是塞舌尔克里奥尔语(Seychelles Creole)的ek(借自法语的avec“with”),除了“受惠者”,它可以表达上述概念空间上的所有功能:

(5)a.工具:Nou fer servolan,nou fil difil."We made a kite,we let it fly with a string."

b.伴随:Mon 'n travay Sye Raim."I have worked with Mr.Rahim."

c.并列:Dan zil Kosmoledo Asonpsyon."on the islands of Cosmoledo and Assomption."

d.被动施事:Mon 'n ganny morde lisyen."I have been bitten by dogs."

e.来源:Mon ganny pansyon gouvernman."I get a pen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f.原因:Pa kapab reste laba moustik."It was impossible to stay there because of the mosquitoes."

g.接受者:Mon 'n donn larzan li."I gave the money to him."

(以上各例来自Haspelmath 2003:227-8)

塞舌尔克里奥尔语ek在概念空间上所切割的界域如图5所示。在这个图上,我们添加了现代汉语的“和”和上古汉语的“于”④。

3.2 经典之作:不定代词语义图

Haspelmath(1997b)堪称语义图研究中最为经典的成果,它引发了类型学界对语义图模型的广泛关注(Croft 2007)。该书在语言取样、功能选定、图形绘制以及分析解释等方面成为后来同类研究的典范。作者深入考察了40种语言(外加100种其他语言以扩充考察的广度),发现不同语言的不定代词在9种功能上具有不同的映射方式。但是,不同语言中不定代词的功能映射具有严格的制约,因此,作者首先构建了包含9种功能的普遍的“概念空间”,然后使用“语义图”来表征这些制约。图6是不定代词的“概念空间”,Haspelmath称之为“蕴涵图”(implicational map)⑤:

英语主要有三组不同的不定代词:some-系列(someone,something,somewhere等)、any系列(anyone,anything,anywhere等)和no-系列(no one,nothing,nowhere,never等)。其中,some-组覆盖“特指-知晓、特指-不知晓、非现实-非特指、疑问、条件”五种功能:

any-组覆盖“疑问、条件、比较、间接否定、直接否定、自由选择”六种功能:

根据三组英语不定代词的功能分布可以绘制出英语不定代词的语义图(图7)。在这个图上出现了两处功能分布的叠合:some-组和any-组在“疑问”和“条件”功能上出现叠合,no-组与any-组在“直接否定”功能上叠合。

同样,意大利语也有qualcuno、chiunque、nessuno三个主要系列,但其功能范围跟英语的三组不定代词有所不同,如图8所示。

Haspelmath根据相关材料,也考察了现代汉语五个不定系列的功能分布,并基于图6的概念空间绘出现代汉语不定成分的语义图。他指出,现代汉语广泛使用光杆疑问词(bare interrogatives)作为不定成分,“也”和“都”各自派生出一组,限定词“任何”本身也可视为一组,通指名词(generic nouns,如“人”)也常用作不定成分。具体分布如图9所示。

Haspelmath(1997b)的研究表明,世界上不同语言的不定标记虽在数量和功能范围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背后却有着显著的一致性:首先,所有语言的不定标记均可映射到图6所示的相同的概念空间之上,换言之,所有语言不定标记的语义关联模式均受图6概念空间的制约;其次,不同语言的任何一个不定标记均需在概念空间占据一个毗连而非离散的区域。

3.3 反身及相关功能

下面来看动词的“态标记”情况。不少语言具有一种跟动词范畴相关的语法语素,它们表达“反身”行为以及其他涉及“不及物化”的相关意义。比如法语表示反身的附着形式(se "him/herself",me "myself",te "yourself"等)不仅与典型的及物动词连用(意义相当于英语的-self),还可以用于其他情况:

(9)a.完全反身(Haspelmath 2003:223,下同)⑥:Judas s'est tué."Judas killed himself."

b.饰身:Bathséba s'est lavée."Bathseba washed."

c.身体动作:Mamoud s'est agenouillé."Mamoud kneeled down"

d.自然交互:Elisabeth et Marie se sont rencontrées."Elizabeth and Mary meet."

e.反使成:La porte s'est ouverte."The door opened."

反身语素的这些非反身的功能常被称作“中动态”(middle voice)。跟法语相似,俄语的反身标记-sja/s’也有一些中动态功能:

(10)a.饰身(Haspelmath 2003:224,下同):Batseba umyla-s'."Bathseba washed."

b.身体动作:Uitel' povernul-sja."The teacher turned around."

c.自然交互:Elizaveta i Marija vstretili-s'."Elizabeth and Mary met."

d.反使成:Dver' otkryla-s'."The door opened."

e.被动:Vopros obsu dal-sja komissiej."The question was discussed by the committee."

f.去宾格:Sobaka kusaet-sja."The dog bites."

反身标记的这些功能引起一些学者特别是Kemmer(1993)的关注。为了显示不同语言中各种中动功能的异同,Haspelmath(2003)在Kemmer(1993)的基础上构建了“反身与中动功能的概念空间”(图10),并绘制了法语se和俄语-sja的语义图(图11):

以上我们通过三个实例展示了“语义图模型”在处理语法语素多功能性方面的便利。实际上,在Croft(2001,2003)中,这种模型的运用已大大超出上述范围,被用来表征词类、句法关系等其他范畴。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又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语义图模型”的普适性和广阔前景。

4.语义图模型的功用和价值

如前所述,语义图模型是研究多功能语法形式特别是多功能语法语素的重要视角,那么这种研究模型跟以往的研究方法相比,它有哪些功用和价值呢?

4.1 直观地呈现不同功能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传统上对于多功能语法形式的分析往往采用“罗列法”,即将一个语法形式的各种用法或意义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并贴上不同的标签。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反映多功能语法形式不同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它无法说明,一个多功能语素所具有的若干意义或功能之间,哪些关系较近,哪些关系较远。跟罗列法不同,语义图研究模型在构建概念空间时根据意义的相似程度来确定不同功能的空间位置和连接方式,因此概念空间的构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表征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位置邻接且有连线相连的功能关系较近,属于直接关联;反之,位置间隔较远或无连线连接的功能,关系较远,属于间接关联。比如在图1所示的与格功能概念空间内,“接受者”与“方向、受惠者、经验者”等功能位置邻接且有连线相连,因此“接受者”分别与这些功能关系密切,属于直接关联;反之,“接受者”与“判决者与格、目的”等功能位置不相邻接且无连线相连,因此这三个功能之间关系较远,属于间接关联。

4.2 有助于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跨语言比较

在语义图模型中,概念空间是基于跨语言资料通过归纳法构建而成的,不过,一旦所构建的概念空间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概念空间就成为跨语言比较的重要工具:概念空间的构型反映了特定概念域中人类语言多功能语素在语义关联模式上的变异范围和普遍制约,而概念空间中的各项功能则是语言变异的最小成分以及跨语言比较的基本单位;我们只要将不同语言中相关语法形式的功能映射到特定概念空间并绘出相关语言的语义图,那么不同语言之间功能关联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就得到直观而清晰地揭示。比如英语的to、法语的à和古汉语的“于”虽然都是与格标记,但各自的多功能模式相似而不等同。一旦我们将这些语法标记的不同功能投射到图1的与格概念空间,这三个语法标记多功能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就“昭然若揭焉”:它们的相似性是共有“方向、接受者、经验者”三个功能,而差异在于英语to具有“目的”功能但缺少“谓语性领有者”,与之相反,法语à有“谓语性领有者”功能而没有“目的”功能;另一方面,古汉语“于”跟英语to和法语à的差别在于,“于”具有“受惠者”功能但不表达“目的”和“谓语性领有者”功能。

4.3 对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模式做出限制

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模式表面看来变化莫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种差异性的背后有着显著的规律性。语义图模型可以通过概念空间和邻接性要求对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变异范围做出限制。比如假定存在(11)这样的概念空间:

(11)假定的包含四个功能的概念空间:

根据邻接性制约,我们可以对人类语言中多功能语素可能具有的功能关联模式做出限制,比如某个语素可能具有[AD]、[ADC]、[AB]、[ABC]、[ABCD]等多功能模式,但有两种多功能模式被预测在人类语言中不可能出现,即[AC]和[BD],因为A和C、B和D两组功能在例(11)的概念空间上均不相续,因而违反了邻接性要求。

4.4 包含一系列蕴涵共性

概念空间的构型及邻接性要求可以有效地揭示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蕴涵(implicational)关系。假定A、B、C三种功能在概念空间上是以(12)这样的序列存在:

(12)A—B—C

那么根据邻接性要求,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A、C两种功能,那么该语素同样具有功能B;譬如,如果一个语言的语法形式若具有图1中“方向”和“经验者”两种功能,那么这个语素也会具有“接受者”功能(如英语to和法语à);同样,根据图6所示的不定代词功能的概念空间,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特指-知晓”和“疑问”或“条件”两种功能,那么该语素也应具有“特指-不知晓”和“非现实-非特指”两种功能(如英语some-系列不定代词,意大利语Qualcuno系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疑问”和“直接否定”两项功能,那么该语素也会具有“间接否定”功能(如意大利语neessuno系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语言学家将概念空间和语义图称之为“蕴涵图”。Haspelmath(1997a:105,1997b:62,2003:232)甚至认为,蕴涵图包含一系列蕴涵共性,实际上可被视为若干蕴涵共性的缩略性表述。

4.5 对多功能语法形式的演化方向做出预测

如前所述,概念空间及语义图体现了不同功能之间的蕴涵关系,据此可产生一系列蕴涵共性。但这种共时蕴涵关系也可以有历时的解读,这就是概念空间及其蕴涵共性的动态化:不同功能之间的共时蕴涵关系意味着某个(些)功能的存在先设(presuppose)另一个(些)功能的存在;历时地解读,则为某个(些)功能的演化先设另一个(些)功能的演化。比如根据邻接性要求,(11)的概念空间可以对A、B、C、D四种功能之间的蕴含关系做出各种预测: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A、C两种功能,那么该语素同样具有功能D或功能B;如果一个语言的多功能语素具有B、D两种功能,那么该语素同样具有功能C或功能A。

这种蕴涵关系历时地解读,则为概念空间上两个功能的直接关联体现的是演变的“语源-目标”关系,功能之间的连线则可动态地解读为语义演变特别是语法化的路径和方向。再以(11)为例,多功能语素X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最初可能只具有例(11)概念空间内A这个功能,而在此后的某个时期X拥有了A和D两个功能,甚至后来具备了A、D、C三个功能,如(13)所示:

(13)三个阶段可能的语义演变或语法化路径:

但上述概念空间预测,这个多功能语素X在只有功能A的时候不可能直接获得功能C,而一定是先获得功能D,然后才获得功能C。因此,根据概念空间的邻接性和蕴涵关系,(14)的语义演化路径是不可能发生的:

(14)不可能的语义演变路径或语法化路径

Haspelmath(1997b)认为,历时蕴涵关系其实只是对应的共时蕴涵关系的一种副现象:就像共时层面上一个语素的若干功能必须占据概念空间内邻接区域一样,历时过程中一个语素也不可能任意“跳到”概念空间内位置较远的功能,而一定是一步步地累积性引申或扩展。也就是说,当一个语法语素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获得新的功能时,它首先衍生的应是概念空间内与其已有功能相邻接的功能,然后再逐步产生位置较远的功能(Haspelmath 1997b:63,149)。由此可见,概念空间和语义图不仅能对共时蕴涵共性作出描述和预测,而且还可以对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作出判断和预测,这就将语义图模型和语法化研究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有些语言学家认为,通常所说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渠道、语法化连续统、语法化链、语法化斜坡”,其实就是概念空间和语义图的动态化:只要将概念空间和语义图上不同功能之间的连线加上箭头,我们即可得到一系列语法化(或其他语义演变)路径。比如前述图1的与格功能概念空间,Haspelmath(2003)基于共时蕴涵关系和相关历时演变事实,将其动态化为带有历时信息的概念空间⑦。

5.语义图模型的最新发展及展望

跟任何研究方法一样,语义图模型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望它能解决所有问题。最近一些学者(Wlchli 2007,Cysouw 2008)指出,语义图模型忽略了频率差异,一个多功能范畴的某种扩展是出现一次还是百次,在语义图的分析框架里均等量齐观。Clancy(2006)、Croft和Poole(2008a)也批评说,在传统语义图模型里,概念空间虽然能有效表征范畴之间的联系,但范畴之间的具体布局安排和空间距离缺少理论意义。概念空间上的节点(功能)都很少(Haspelmath 1997b只有9个功能,van der Auwera和Plungian 1998只有8个核心功能),这样不可能扩大分析。手工绘制比较费力,一旦遇到更多数据,手工就难以胜任。此外,它也无法处理例外,即无法衡量某个概念空间与大量跨语言数据的适合度。更麻烦的是,语义图本身不是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是图表结构而非欧几里得模型。

与此同时,Croft和Poole、Clancy、Cysouw等学者开始尝试用MDS取而代之。Croft和Poole(2008a)利用MDS尤其是Poole设计的“最优分类非参数展平算法”(optimal classification nonparametric unfolding algorithm)分析了“不定代词”和“时体系统”等语言实例,为语言学家从十分复杂的大范围语料中推导语言共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形式化工具。此后,利用MDS,Clancy(2006)分析了斯拉夫语的格范畴,Cysouw(2007)分析了“人称标记”范畴⑧。正如Clancy(2006)所指出的,MDS与传统语义图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对一系列功能的相似性做出空间表征,但MDS的优越性在于引进了“定量语义距离”的观念和精确的几何布局,对传统语义图的诸多不足做了极大改进。Clancy(2006)甚至认为MDS对传统语义图进行了一次革命。

针对上述情况,另一些学者则极力维护传统语义图。比如针对频率问题,van der Auwera和Temürcü(2006)指出,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频率问题,语义图表征的是可能的多功能模式的逻辑空间,它兼容频率高的、频率不高的乃至不出现的功能,它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基础。van der Auwera(2008)一方面承认传统语义图模型对频率的忽略,认为它本来就不想显示频率,另一方面也指出MDS本身的不足,认为MDS无法显示诸如“特化”(specialization)、“泛化”、“转喻”以及“隐喻”这些语义演变过程,历时研究需要传统的历时语义图。作者认为,所谓传统语义图无法处理例外的批评并不确切,“同音”和“接触干扰”这些例外正可体现传统语义图模型的优越性,它既可以表征历时变化,又体现了纯语义性质。因此,我们需要两种语义图,也许最好的语义图是一种“覆盖式结构”。Wlchli(2007)、Cysouw(2008)也认为,MDS使得可用信息大量减少,因此不能视为对传统语义图的改进。

目前,语义图模型如何改进的争论仍在继续。2008年德国出版的《理论语言学》第34卷第1期同时刊载7篇讨论语义图模型的文章,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方法的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评论,作者(如van der Auwera、Cysouw、Dahl、Croft等)均为国际知名的语言类型学家,这些文章的公开发表标志着语义图模型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Croft和Poole(2008a)的MDS是对传统语义图模型的一次革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当前语义图模型正在酝酿一次新的革命。我们认为,不能指望任何一种模型能表征所有信息,也不能强求将性质不同的表征模型糅合为一。运用什么样的表征模型,取决于研究者的需要:如果只考虑纯共时层面上语法语素的多功能性尤其是频率因素,MDS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试图揭示历时层面上的共相和殊相,传统语义图模型则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汉语具有丰富的文献材料,迄今为止,汉语语法研究(包括共同语语法、方言语法和历史语法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这些成果绝大部分都在国内发表,不为国际语言类型学家熟知,因此目前所做的语义图研究有些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汉语事实,也有一些对汉语的考察不够深入甚至对汉语未予关注。比如Haspelmath(1997b)的不定代词语义图研究,汉语标准语作为40种有详细资料的语言之一被纳入考察范围,作者对汉语不定代词的考察总体上较为可信,但有些论述不符合汉语实际。再如van der Auwera和Plungian(1998)的“情态语义图”主要基于Bybee等(1994)等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本身未能反映汉语(以及其他语言)“获得”情态的演变过程,因此van der Awera等(2007)对1998版“情态语义图”的局部做了重大修改。这就引起我们思考,当前语言类型学界正在引发热烈讨论的语义图模型,如果能将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能对语义图模型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极为简便直观的工具将汉语语法研究纳入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广阔视野。

注释:

①语言学家相信,语言中语法形式的多项功能之间一定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构建概念空间时,功能之间的不同联系方式也应该相应地映射到概念空间上。从这个角度说,“邻接性要求”和“语义图连续性假设”都是语言学家提出来的假设。当然,这种假设与人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概念空间直接表征了说话人大脑里意义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叫“心智图”、“认知图”),是“更深层次的概念化”(Kemmer 2003:98;van der Auwera and Temürcü 2006)。

②一些学者将采用MDS之前的语义图模型称作“传统语义图”(Cysouw 2007)或“经典语义图”(van der Auwera 2008)。

③此语义图略去了功能之间的连线,下同。

④为节省篇幅,汉语的例子从略。此外,在图3的概念空间上,“共同施事”(co-agent)指类似“伴随”却主动参与活动的参与角色,例如“X fought with Y”、“X kissed with Y”中with引入的参与角色。Haspelmath在概念空间上将其放在括号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跨语言证据来证明“共同施事”是处在“伴随”和“接受者”之间的连接成分。

⑤Haspelmath(1997b)对这个概念空间上的各种功能界定如下:“特指”(specific)和“非特指”(non-specific)的区分在于,如果说话人预设所指对象的存在及身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该表达形式就是“特指”的,反之则为“非特指”的(p.38)。“特指”又可分为“知晓”和“不知晓”,区分的标准在于说话人是否知晓所指对象(p.45)。“非现实”(irrealis)是指说话人并不对所指对象的存在做出承诺。有些“非现实”语境里“特指”和“非特指”不定代词均可出现,如“将来时”句、“非直陈情态”句;但有些“非现实”语境只能出现“非特指”不定代词,如“祈使式”(p.40-4)。“疑问”用法指用于疑问句尤其是极性问句。“条件”用法指用于条件小句。“比较”指用作比较基准。“自由选择”用法语义上与“全称量化词”相似而不相同(p.48),类似汉语语法学界所说的“任指”。“直接否定”与“间接否定”的区别在于否定成分的句法位置:前者指被否定的不定代词是否定句的一个论元;后者指被否定的不定代词用于从句(尤其是否定提升的情况),也包括带前置词without或动词deny、refuse的“暗含否定”(p.32-3)。这些功能的详细区分,请参看Haspelmath(1997b:31-52),例句见下文。

⑥“中动态”涉及的一些重要术语和解释如下:“完全反身”(full reflexive)不是中动功能,它指事件的两个参与者同指,如“张三喜欢自己”。“饰身”(grooming)指“梳、洗”或“穿、戴”类饰身行为。“身体动作”指行为在自己的身体上或通过自己的身体而实现,如“转身、弯腰”等。“自然交互”(naturally reciprocal)所指的事件或状态中,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或必须是相互或交互的,如“张三和李四见面”。“反使成”(anticausative)指自发性、无使因的事件,如“门开了”。“潜在被动”指具有通指义的被动结构,一般要强制性带上easily、well之类副词性短语,如“这些书好卖”。“被动”(passive)指典型的被动事件。“去宾格”(deobjective)指原本涉及两个参与者的事件中不出现受影响的参与者。详见Kemmer(1993)和Haspelmath(2003)的有关章节。

⑦图12中,“谓语性领有者”与“外位领有者”、“外位领有者”与“受惠者”、“受惠者”与“判决者与格”等功能之间使用的是表示直接关联的连线而非表示演化方向的箭头,原因是“这些功能之间的演化方向因历史资料不足而无法确定”(Haspelmath 2003:234)。

⑧Croft和Poole(2008a)最初以手稿形式(2004)广泛流传,是最早也是最经典的利用MDS改进传统语义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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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_语义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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