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近代论文,中外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
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在外蒙古策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注：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4 卷，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 内蒙古大学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朱梓荣《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均对由来已久的英俄对蒙藏地区的侵略作了充分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失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一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金光耀：《顾维均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习五一：《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2期。）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变化。（注：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7、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相关综述。）
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注：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政府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面对大革命浪潮，英国起初曾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挡北伐洪流。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年底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注：丁宁：《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以往曾认为，英美日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美的政策是不同的。（注：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中国大革命》，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英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早已掌握。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注：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的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注：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另有学者指出， 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注：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伪作。中国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对田中奏折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注：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章；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3章。）但在对这一修约活动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国民政府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的政策。（注：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一些人认为， 南京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注：程道德：《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关于关税自主权的交涉》，载《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评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以往我国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注：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注：骆拓：《略论苏联出售中东路问题》，《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3、4期合刊；金梅：《“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4期。）
9、“九·一八”事变与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注：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注：郎维成：《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
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纵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它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并不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它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攫取。（注：胡德坤：《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 《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王明中：《“满洲危机”与史汀生主义》， 《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土地，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不承认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很有限，但它保留了美国将来在有利条件下加以干涉的权利。（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4章； 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载《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逐渐走上了联络英美以对抗日本的道路。有研究者对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具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影响。国民政府意在加强与欧美的联系，寻求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入侵。（注：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学者们主要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及德国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学者们指出，德国顾问在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和进行军事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以后的中国抗战不无帮助。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注：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第4章。）。
10、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外关系
中外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被打败，美国和苏联先后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对以后的中国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与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中外关系相适应，有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注：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专题研究专著有：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其专著之多，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争取友邦、孤立敌国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注：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 并给予中国财政援助，使美国外交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中国还争取到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以往认为，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现在，许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之初，德国确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德国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注：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第6—7章。）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如对中日秘密交涉问题，一些人将此视为蒋介石对抗战动摇，准备投降。但另一些人认为，交涉和妥协并不等于投降。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还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与日谈判还怀有牵制日方作战及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等目的。（注：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又如英美对华政策，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英美不时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注：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 ）另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论。在总体上，英美政策同时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注：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 辑；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学者们对此并无异议。但对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学者们认为， 苏联承认伪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注：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 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注：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11、抗战后期的中外关系
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与英美订立平等新约，再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一致肯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存在着分歧。如对1943年新约，一些人认为应予充分肯定。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直接结果。因此，肯定新约也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注：王建朗：《抗战时期中外关系概论》，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人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并未废除所有特权。 且所废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占有，在打败日本之前，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注：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以英美废约为先导，各国在战时和战后陆续与中国签定新约。然而，就在各国纷纷放弃其在华特权之时，中苏订立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学术界曾在长时期内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已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注：朱瑞真、单令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2期；潘志平：《关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其不平等性质都不容置疑。（注：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注：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有关篇目。）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了摩擦与冲突。史迪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研究后指出，史蒋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且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注：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章、金二文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赫尔利的变化和袒蒋，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它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的行为基本符合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注：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2、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注：相关专著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美国希望在战后的亚太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它既希望国民党继续掌权，又想避免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于是，便有了马歇尔使华。马歇尔提出的蓝图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共产党统一到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有学者将马歇尔调处时期的美国政策概括为“扶蒋溶共”。（注：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关于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原因，研究者指出，这既在于美国政策内在的矛盾，也在于美国政策和中国现实的矛盾。（注：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还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考察，把它与此时的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开始联系起来。认为把各国共产党都视为苏联扩张的工具的冷战思想，对美国的在华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4章。）
在转入公开的援蒋内战后，对于援蒋的方式和程度，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分歧。随着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美行政当局与国会中的亲蒋势力的公开辩论达到高潮。国会最后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比较接近政府的有限援蒋的立场，即在抢救沉船时要量力而行，并要留有脱身的余地。（注：袁明：《从1947—1948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美国政府在1948年秋冬已开始考虑脱身问题，它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关于扩大援助的要求。研究者一般认为，1949年 1月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设法摆脱国民党政府已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要考虑之一。但艾奇逊的政策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总不能及时付诸实现，结果使自己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注：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6章。）
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美政策有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蒋高估了由他领导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美蒋关系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注：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载袁明等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一些研究者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华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有人回忆曾亲自听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注：向青：《关于苏联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 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否认有此事。（注：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问题》，《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人物》1988年第5期。）1994年， 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 斯大林电文的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和谈，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研究者据此认为，所谓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注：王真：《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译析》， 《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3、若干专题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 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了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后，对香港史的系统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注：刘蜀永：《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
澳门史研究 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 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注：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陈诗启：《海关总税务司对鸦片税厘并征与粤海常关权力的争夺和葡萄牙的永驻澳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另有学者认为， 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注：黄鸿钊：《澳门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租界史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注：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注：张仲礼等：《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 期； 周积明：《租界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
传教士研究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注：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 已经出版的专著有：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和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有部分涉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
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还是存在的。笔者愿将在撰写本综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触冒昧杂陈。笔者以为，要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思维和更严谨的学风。
更宽广的视野。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素。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也应该允许有不同角度的考察。已有的研究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着眼，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眼，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并不必要的论争。笔者以为，强求以一种标准来统一视角是不可取的。放眼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只有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才能全面地说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宽广的视野也是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个列强发挥着主要影响），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中美关系而言，研究19世纪的美国对华外交就不能离开研究英国，研究从民国初年到40年代中期则不能离开日本，40年代中后期又不能离开苏联。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和程度。一些从事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常常容易犯忽视多边关系影响的错误，这便损害了研究成果的深度和精确性。
更宏观的思维。迄今为止，我们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微观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宏观的观察上则远远不够。比如说，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而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都是极为薄弱的环节。迄今我们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文章也很少见。缺少了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就很难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学科。
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比如说，对民国历届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如果注意到弱势的中国在强大阻力面前的一步步的艰难前进，作一纵向比较，有些分歧便会大大缩小。
更严谨的学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设定课题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通盘了解。然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检索，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却并不少见。由此，便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研究。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既没有新资料又没有新观点的面孔类似的文章。有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对已被公开指正的错误史实或论断的重复。
严谨的学风还要求在研究中（无论是在措词还是在观点上）避免过分地情绪化。近年来，那些非学术性的措词已不多见，但情绪化的思考方法仍然存在。中国一跨入近代社会便处于屈辱地位，这使得人们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旧政府的妥协自然地产生出憎恨情绪，在研究中便容易发生责之唯恐不严的倾向。在涉及统治者的对外交涉—妥协—投降的关系时，常常有人将交涉看作是妥协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如与林则徐同样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和林则徐都想驱逐英人出城，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徐就被视为投降派人物，这是不公正的。
笔者还注意到，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内，各个专门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国别而言，除了美、日、俄（苏）、英等几个大国外，对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研究都很薄弱；以门类而言，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仍显薄弱。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要向前推进，除了要在已有相当基础的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外，还需花大力气去开拓和发展新领域，提出和探索新课题。只有在这一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近代中外关系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发展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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