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相互借鉴和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5）01-0076-05
一、研究社会比研究自然更难
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历史看，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认识，远不如人们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认识。自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逐渐形成了成套的比较有效的研究方法，积累了愈来愈多的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相比之下，人类对于社会的有系统的研究则比较晚，社会科学的兴起是在18世纪的中后期，在19世纪已经形成了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诸种学科，然而，如今还有人提出疑问：社会现象有规律可循吗？研究社会有可靠的方法吗？研究社会的成果能够检验吗？
社会现象涉及的因素极多，尤以偶然性因素为多，呈现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状态，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格的实验、精密的测量和数学的计算，揭示因果联系，获得规律性的理论认识，并能做出科学的预测。对于社会中发生的事情，社会科学可以描述记载下来，按照某种观点加以解释，也能给人提供一种总的思路、说明或社会观。但是，好像难以找到一种可靠有效的方法，总结出规律性、必然性的东西，并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更不容易做出比较准确的预言。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曾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么多物理学问题，却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因斯坦回答说：物理学很单纯，人际关系很复杂。
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是尽量把人排除在外的物质活动（这里不谈技术和工程方面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则是直接研究人的活动。社会活动的载体是各种人和各种人组成的群体，其间确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况且研究者本人有时正是社会活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参与者。为了深入观察社会，常常需要研究者进入角色，所谓既当“演员”，又当“观众”，可能还是“剧作者”。社会现象正因为包含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呈现出很大的随机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要为社会研究建立一套有效的方法，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应该经受实践检验的。对于自然科学，逐渐形成了比较严格和确定的实验检验模式。而对社会研究来说，至今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有效的实践检验程序。况且对于社会研究来说，一般都与人们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联，因而人们怀疑，对于社会理论的评价，是否存在客观的评价标准？
以上确实是社会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但是，研究社会的学者们并没有在这些难题面前畏缩不前。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为社会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并为社会研究的科学化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例，他们对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所做的研究就赢得了世人很高的评价。著名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学家贝尔纳在其名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现在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眼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创立了关于社会的新科学，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是在知识方面可与伽利略对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比，或者可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相比的一个巨大成就，……它在实质上比任何自然科学领域里面最伟大的发现还要重要得多。”[1]（P584）这里说的巨大贡献就是恩格斯在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总结的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要用经济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一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剩余价值。他形容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贝尔纳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在《资本论》的一般结构上，而且几乎在每一页上面，都有着运用一种新的方法的例子，这个方法对于各门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就和17世纪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一样。”[1]（P604-605）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这样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他还强调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P99-100）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抽象力研究社会的典范。
大家知道，诺贝尔奖是1901年开始设立的。根据诺贝尔本人1895年的遗嘱，奖金只颁发给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领域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1968年，纪念瑞典中央银行建立300周年的时候，瑞典中央银行行长和几位经济学家，向诺贝尔基金会提出建议：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一批自然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那样，成为一门具有客观标准的实证科学。经过一番争议之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还是批准了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各种经济变量之间有内在联系，经济运行是有规律性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同经济活动的实践结果相对照的，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受到实践的检验。
历史实践证明，改造自然需要有自然科学理论指导，改造社会则需要社会科学理论指导，违背了客观规律，都是要遭受惩罚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和重视，研究社会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认识活动已得到世人的公认。
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之极度复杂，又缺乏成熟有效的研究方法，要想取得举世公认的研究成果，确是难上加难。与自然科学相比，研究社会所面对的诸难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不可能摆脱人的价值观念，以致一些人称自然科学为事实科学，称社会科学为价值科学。重视方法论的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对价值问题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他强调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为了避免以价值偏见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理解，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韦伯提出过价值分析、理想类型，以及价值无涉等问题。社会研究者应说明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并了解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他试图用科学方法对价值判断进行分析比较。韦伯关于方法论的著述在国际学界有很广泛的影响，他的见解虽然引起争议，但毕竟能把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引向深入，其贡献是巨大的。
二、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相互借鉴
（一）社会科学能否借鉴自然科学方法
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中，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和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始终有很大的分歧，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派认为社会科学应逐渐转变为实证科学，必须努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另一派则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原则上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还有一派采取比较折衷的态度，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应该具体探究和尝试怎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适度地引进某些自然科学方法或某些方法的原则和精神，以改善社会科学原有的研究方法。笔者是持第三种意见的。
如前所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不顾这种根本区别，一心只想把自然科学方法生搬硬套到社会科学研究中，那么除了碰壁外是不会有所收获的。但是，如果一味强调这种区别，以致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自然科学方法采取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那就是自绝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的。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最早运用数学方法的，而且随着数学的发展不断选用新的数学工具，类似于自然科学，也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经济模型。尽管经济学中的许多数学模型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但是，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已不可阻挡。特别是近些年来得助于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经济学理论及其数学模型通过电子计算机的测算、比较，更容易接受实践的检验。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经济计量学的学者，也说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效。
有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或预言：物理学中所发现的“混沌”现象与社会经济活动比较相似，可以期望从这里找到两者共同的或类似的规律性。还有学者把物理学中非线性动力学方法渗入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非线性经济理论”，或称“混沌经济学”（Chaos Economics）。[3]（P97-109）
研究社会与研究自然一样，都要求观察的客观性，以便从特殊中概括出普遍性的东西。对于自然现象，可以制造和运用各种精密的仪器；而对于社会现象，最主要的观察工具就是人自身。每个人必然带着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其思维方式也不可能摆脱个人的性格、作风特色。因此，作为观察者，必须学会自觉地“调整焦距”，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推理和结论。同时，作为研究者，也可借鉴和采用像物理学中相对论的研究方法那样，对于在立场和取向上，持有各不相同的“参考系”的观察家们所作的对于同一社会现象的各种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都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以取得比较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总之，怎样把自然科学中所积累的认识经验和方法，有选择地、恰当地结合到某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中，以有助于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课题。
（二）自然科学能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
人们常问社会科学能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吗？却很少反过来问：自然科学能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吗？甚至有人以为社会研究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仿佛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自然科学曾经借鉴和引入过社会研究的方法，今后也应该重视社会科学方法，并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无视和拒绝人们在认识社会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
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概率统计方法是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而后才被应用到自然科学中。拉普拉斯对于牛顿力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曾被尊称为“法国的牛顿”。在科学思想史上，他是著名的决定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同时又是概率论这一研究随机现象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撰著的《概率的解析理论》一书，与他的名著《天体力学》，同样都是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作为一位大科学家，他既有兴趣研究自然，也有兴趣研究社会，概率论就是他从诸种社会问题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数学方法和理论。1795年他曾作过一次关于概率问题的演讲，以后发展成为一篇很长的关于概率的哲学论文（注：Pierre Simon，Marquis de Laplace.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M].Translated from the Sixth French Edition by Frederick Wilson Truscott and Frederick Lincoln Emory，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Inc.，1951.），他希望这篇论文能引起哲学家的注意，并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概率这个十分值得思考的课题。
1814年，拉普拉斯把这篇关于概率的哲学论文作为《概率的解析理论》第二版的序言。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表达了坚定的决定论思想，深信自然界的一切事件，都像太阳系的运动那样必然和确定，可以在给定的条件下预见未来应该发生的结果。同时，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地指出：生活中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绝大部分正是概率问题，并且认为起源于机会游戏的概率论，将会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他把概率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选举运动、法庭判决、人口人寿统计、生死婚嫁统计、保险事业等等。可以看出，在拉普拉斯的心目中，自然现象是服从决定论的，而社会生活则是遵循概率统计规律的。
概率统计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起初只是用于处理实验误差。直到19世纪后期，才由物理学家把这一方法引入气体分子运动的研究中，导致了统计力学的建立。20世纪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大量自然现象也是随机的、不确定的，使概率统计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得到广泛应用。
和过去相比，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已经迈入“向复杂性进军”的时代。然而社会系统要比任何复杂的自然系统都更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从它诞生时起就在“向复杂性进军”了。对于研究复杂问题而言，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经验比自然科学更为丰富，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设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的副主任，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都是与军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他回忆那一时期的工作时说：“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统计学家、数学家都在同一目的的压力下互相合作，对我们的作战部队做出贡献。……令人惊讶的是，在战时行为研究中，社会科学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实际上，一般比自然科学家更为有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家习惯于使用模糊的数据进行工作，而战时行为的数据肯定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自然科学家习惯于处理仔细控制的实验数据，而对于如何处理战时出现的那种模糊类型的数据却经常感到手足无措。”[4]弗里德曼的这一亲身体会说明了一些社会科学家具有处理模糊数据的宝贵经验，科学家们怎能不借鉴这种宝贵经验，并注意发挥其作用呢？
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
从今天的认识看来，社会科学的复杂性，除了要研究人的各种行为过程和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外，还包含着研究各种社会过程和各种自然过程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诸种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正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共同探讨、合作研究的成果。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而在这一思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不但陆续开拓出许多新的科研方向，出现许多新的科学生长点，而且形成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出一批批新的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以及交叉性学科如环境化学、环境地质学等，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如生态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近些年来还出现了全球变化科学，即以全球环境变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在自然科学中，过去许多学科只从“自然”考虑问题，只把人类以外的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转换研究的出发点，考虑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而大大增加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例如地球科学本是以认识地球为目的，揭示地球的形成、组成、构造和演化的科学，现在则进一步把地球科学理解为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科学。又如土壤学，过去主要研究土壤本身的组成和性质，如今则要着眼于可持续农业的需要，要研究土壤怎样参与全球的物质循环，探讨土壤圈与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以及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再如，地质科学也正在超越其传统的研究范围，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角度研究地球的资源、环境等等问题。
在社会科学中，过去一些单纯从“人”出发考虑的问题，也需要改变出发点，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例如，过去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是单纯从人的需要或人的利益出发的，现在应该探讨怎样把出发点从“满足人的需要”转变为“满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需要”。又如，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只讨论人际之间的道德行为。近些年出现的生态伦理学展现了伦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把人类利益看作更大的地球生态系统利益的一部分，因而需要扩大原有的伦理观念。再如，在经济学中，对于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天然资源，过去都被认为是不具有价值的、从不计入成本的，而现在从保护和节约资源出发，则需要拓展对价值的理解，考虑资源的经济价值，并将它纳入相关的成本预算之中。
21世纪的科学发展潮流，呈现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在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进行着广泛的交叉和综合。事实上，当前人们所进行的许多工程，都不仅仅涉及自然科学，其本身就是很复杂的社会工程，如我国的三峡工程等。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科学研究方法必然要不断有所创新。在科学方法的创新中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不但要相互借鉴，还要进一步走向相互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