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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纪之末，下面一点正在明朗起来：如果说恰恰苏联的侵略性是合众国在全球站岗的原因，那么在“冷战”中获胜后，华盛顿并不是错过了卸下“世界警察”包袱的机会。苏联的消失并没有引起美国显著的变化。美国没有“关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没有从德国、韩国、日本撤出自己的军团，控制世界水域的军舰没有回到美国海岸，没有削减军事预算（起初曾从3100亿美元减少到2600亿美元，但正在逐渐恢复到原来的参数）。1997年5月联邦预算中规定的4年军事费用，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五角大楼掌握着“冷战”的自动驾驶仪（1999年财政年度规定军费为2700亿美元）。而1999年计划再增加军费250亿美元。
美国战略建立在10万美国军人在欧洲（参议员莫伊尼汉说：“他们像罗马军团那样驻扎着”）、同样人数在亚洲（据所谓内伊的报告，这一水平在亚洲至少还要维持20年）、2.5万人在中东、2万人在波斯尼亚。几个空军军团处于经常的战备状态。这个国家自己承认没有人威胁它，却在全世界维持着巨大的基地网，于1997年用760 亿美元花在军火采购上，大于任何其他大国的军事预算。伦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G ·亚当斯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同美国相等的（军事）预算、武装力量、工艺和军事组织。甚至欧洲的军事机构加在一起也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要调整其军事系统，俄国要恢复其原有的军事力量，需要多得多的时间”。
美国的强大力量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当前，“美国对世界政治起着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大国更大的影响”。在7 年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之后，其国民总产值接近9万亿美元。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超过在它之后的数十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甚至最谨慎的悲观主义者也承认，从各种情况推断，美国无疑将至少保持20年世界领袖的地位。将来怎样，任何一个未来学家都不敢预言，但没有理由不相信不是过去的世纪、而是行将来临的世纪可能是真正的美国世纪。
地平线上甚至还看不到对手。是什么引起这种力量？用“兰德公司”研究中心顾问Ch·莱恩的话说，“苏联在决定美国的政策中是比以前所描写的要小得多的因素。事实上二次大战后美国政策的缔造者就企图建立合众国指挥的、以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优势以及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
世界优势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是全球管理者。“冷战”时期美国造就了一支专业人员大军：国家官吏、间谍、评论员、军事部门学者、工程师——军火公司专家，他们的功名和生活依赖于存在同美国对抗的合适的竞争者。
美国理论家有充分理由认为，“不管如何花言巧语，广义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义始终是前数十年那种（定义）”。美国从未同意多极世界中primus interpares（同事中居首位者）的地位。D·卡莱奥断定，“不管你喜欢与否，美国将继续在欧亚扮演盟主的角色”。
看来，Ch·克劳特哈默领导的阵营，比其他人更快地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世界的“单极性”，还在1991年冬，他就给自己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加上了启发式的标题：《单极性因素》。也在那时出版的D·内伊的书标题为《注定失败的（指美国——本文作者注）领导》。 我们从书中读到：“一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地位加强着全球相互依赖。如果合众国为了国际领导地位而拖延动员其资源，多头政治可能会很快发生并起负面影响。控制相互依赖正在成为动用美国资源的主要动机，它应当是新战略的主要因素”。
现在，在意识形态争论（因不需要）平息下去时，在冰冷的当代现实世界中，至少有一点已一目了然：从1942年美国进入外部世界起，美国谁也没有遏制，而遵循一个明确而确定的战略，有朴实和坚实的目标：在世界上占优势。这种词藻最初正式使用于像国家安全委员会—68（1950）这种著名的“冷战”主要文献，从此比其他文献更准确地说明了这种战略，对它说来“冷战”不过是插曲。这里指的是对任何势力（这些势力的任何结合）的世界优势，目的是控制国际发展。因此没有陷于自负：美国同苏联一起都进入了地缘政治领域，这个被剧烈揭露的对手的消失，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对世界的看法的本质。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战略努力在文字上没有立即定形。代替肯定两极和多极更为稳定的理论家的，是他们的思想对手——单极是最佳国际体系的辩护者。单极理论家的出发点是多极体系比单极体系较不稳定。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论，是下列论点：享有单极地位这一“冷战”胜利果实的国家，具有独一无二的机会。
布什总统的警告语言明确之：“合众国认为自己切身重要的利益是任何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欧亚大陆”。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实在必须领导……我们必须在国际关系中保证预见性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是唯一拥有必要资源和声誉的国家……如果合众国不行动，世界将没有领袖”。
民主党人克林顿实在不能忽视那样一个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者，比如说比日本更加依赖出口，美国公司的国外分公司占有比在美国本地的公司更大的世界出口比重，美国1／4国民总产值依赖世界经济。克林顿政府执政后使用了“扩大市场民主地区”这一术语。克林顿进入白宫后，认为有必要把自己同威尔逊、杜鲁门、T·罗斯福和F·罗斯福——一同体现美国政治全球活跃性的那些总统作一番比较。根据五角大楼1992年通过的指示文件，“合众国必须防止各工业大国向我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企图，或企图改变既成政治或经济秩序”。
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1986），合众国总统必须每年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言。1995年宣言有一个标题是《诱导和扩大民主的战略》。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把“诱导和扩大民主的战略”作为重点。 M·奥尔布赖特的理论贡献是下列说法：“美国是非有不可的国家”。她还承诺说，“我们将在一切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地方保持我们在场”。
美国人利用哪些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一一列举说：“一个简单的逻辑，经济刺激，技术援助，新的协定，交换信息，使用暴力，制裁威胁——以及上列种种的任何结合”。至于美国潜在的竞争者，奥尔布赖特认为有必要作出警告：“坚持世界是——或应当是——多极世界的国际领袖们必须注意，他们自己的作用同他们的责任一致……有效的联盟是结果，而不是代替美国领袖地位的一种选择”。
华盛顿正在思考着争夺自然资源的斗争，将变得更加残酷的下一个世纪，“那时世界上60%居民将是市民，而世界上95%人口增长将在希望克服落后、瘟疫和暴力勃发的发展中世界”。美国似乎已经解决了本世纪的问题，未来的世纪越来越令它不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展开如此令人奇怪的关于“为了未来而战斗”的争论。
单极的牢固性
按照单极稳定论，领导国越强大，国际秩序就越稳定。但甚至即使各种重要力量表示不接受单极体制，将极难改变它。单极的辩护者认为，21世纪全球过程的发展、民主、跨国市场过程，将削弱国界的重要性，使美国的任务简单化。有一种无忧无虑的估计相当流行：“在现代大国地位候选人中，日本采取过份反军国主义的立场，中国太弱，德国陷于欧洲事务，欧洲太分散，巴西和印度太年轻，而恢复任何大规模的苏维埃共和国或独联体，整个说来这要推迟到未来，以致不成为不安的对象……从美国安全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会产生威胁，至少在最近15～25年期间”。
善意的霸权的理论家们肯定说，首先，如果证明是非侵略的、善意的、带来福祉的，那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被世界社会接受。如果合众国的行动考虑到世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那么，这就能确保它们不与邻国和竞争者联合起来。美国的民主价值观、自由价值观，它的广泛的文化影响一定会削弱牛顿第二定律的作用——自然界例外，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作用不会引起对抗。
第二，由美国的优势产生的不对抗，将造成相当严格且难以动摇的结构层次。恰恰在引人注目的势力失衡角度上，其他国家并不从事于建立同美国抗衡的势力，这会使它们的任务变得极端复杂。
并且美国人正在加紧制定断言“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作战”的理论。如果合众国在加拿大（和通过它）本来就拥有它想要的一切，又何必对加拿大作战？许多美国专家用一切方法利用“相互依赖”这一话题，断定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简直不可能侵犯领袖的地位——世界社会所有积极成员的相互联系都非常密切。
危言耸听
但在美国毕竟远非人人都那么得意洋洋。美国的优势和维持优势的决心不可能无止境地存在下去。美国在全球产品中的比重，相应地美国的全球影响正在开始下降，即使美国经济的繁荣将继续。单极因素不可能延长很久。Ch·库普琴写道：“假设国际关系体系会无限长地建立在美国的领导地位上——这既是幻想，也很危险”。
美国主要理论刊物反映了国家的中线偏向谨慎方面的变化。影响很大的《外交》杂志主编W ·海兰向美国提出了某种新的信仰标志：“如果合众国希望建立反映美国传统价值和原则的世界新秩序，它应当首先在国家范围内实现它们……在最近数十年的现实的角度上，‘美国首先’口号并不全错”。更多一点自由主义的杂志《外交政策》与这种观点近似，其主编Ch·W·梅因斯肯定说， “美国人民应当意识到自身资源是有限的”。
有两种现象威胁着世界领袖——幸运的宠儿：超级大国地位的觊觎者的崛起和世界上重要战略地区的不稳定（动乱）。
在这里，关于民主国家不好战的论据经不起历史分析。市场经济和民主不可分割同样如此——无论日本还是德国从来不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
关于全球相互依赖是救星的论据也经不起批判。本世纪并非第一次寄希望于密切的联系、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排除武力解决方法的互利贸易。一次大战前夜（当时相互依赖确实达到了令人难忘的规模）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曾雄辩地论述过此类论据。
C·沃尔茨、M·艾尔曼、M·布朗等专家认为， 如果世界社会的成员彼此感到恐惧，相互依赖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历史学家M ·肯尼迪引用了一位英国人的话，他考虑到了本世纪初不列颠和德国之间非常频繁的商品交换，但当看到德国工厂冒烟的烟囱时却说道：“这些烟囱每一个都是指向英国的炮口”。20世纪末同美国竞争的经济简直是由这样的烟囱竖立起来的。
潜在的竞争者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谁能利用美国力量的分散性。识别潜在的觊觎者—竞争者，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美国人关于各国获得威信的能力的意见含义不一。在美国一流理论家中，S ·亨廷顿重视敌对的文明。P·乔特和E·卢特瓦克从亚洲的发展中去寻找对抗的一极。S·埃默森则集中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不少理论家视崛起的中国为世界的抗衡势力。国际开发署署长B·埃德伍德认为， “第三世界”的动乱已代替了共产主义作为美国安全最大危险的地位。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E ·莱克对潜在对手角色觊觎者的定义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部落主义者、恐怖分子、有组织的犯罪、同邻国争吵的阴谋家和所有想使不久以前成为自由国家的国家恢复原状者”。按照如此广泛的潜在对手定义，对抗它、增加保险，需要外交政策全球化、需要全方位的优势。R·斯蒂尔问道， 在这种毫无限制地认定潜在对手的情况下，谁“不是美国的敌人”呢？
但只有为数甚少的世界政治主体拥有相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并且，当然并非美国的一切竞争者都能够扮演觊觎实际敌手的角色。政治学幕后统治集团的领袖们相信，未来世界上只有4 个国家能够在对它们有利的情势凑合下摆脱美国的监护范围，并扩大自己的势力圈，变成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的中心。这就是德国（总产值2.2 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中国（1万亿美元）和俄国（0.5 万亿美元）。
中国被视为21世纪合众国最明显的潜在对手。西方政治学家认为，恰恰是中国有破坏对美国十分有利的原状的最大机会。按照C ·格雷的得到广泛同意的定义，“形成中的欧亚超级大国对历史上的‘中央领土’来说是东方‘沿海领土’，它的大规模的沿海地带通向各大洋航道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同伟大的海上、工业和贸易帝国日本的交通线交界。中国有威信和强有力的地位。与原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封闭在其庞大的大陆内，甚至美国有目的的政策也不能封锁它”。领土的规模和性质、人口数量、特殊的社会传统、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使得怎么也难以夸大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的正面和负面潜力。“中国必然成长为巨大的核大国，为了抵消这一威胁，合众国不得不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尽管十分强大，但在中国如果继续其先是东亚、而接着是在全世界的自我确认的情况下，并不能做多少事。依恋美国市场的因素不应夸大。是的，中国由于进入美国市场，由于西方投资和采用西方工艺而获得巨大的优势。但从大处看来，中国处在美国可以达到的界限以外。这种认为中国有广泛的机会，认为“疏导”其发展的企图只是昙花一现的观点，积聚着越来越大的社会份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形成一种印象，即在这方面与美国对抗的是无限而不可控制的力量。
如果中国不离开使它走向东亚优势地位的道路，那么断定今天的方针因一个拥有15亿人口、经济迅速发展的竞争者崛起而变得危险的势力在美国可能会登上前台。能否平静地看待这一日益发展的威胁呢？“美国战略大家庭内部有一个派别，它认为合众国必须防止中国上升到世界大国的地位，促进内部矛盾，而如果这一点无济于事，就诉诸先发制人的战争”。
只有怀疑现代北大西洋的全能的持久性，在对美国亚洲同盟者的可靠性丧失信心的情况下对中国发展的友好性不抱希望，才会得出如此惊慌失措的结论。还必须指出，美国政治精英一个不小的派别的出发点是下列悲观主义的假设：“欧洲和大西洋将失去其21世纪国际事件中心的作用。不是它们，而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将决定‘冷战’结束后世界事件的进程”。如果说苏美关系决定了以前半个世纪，那么中美关系将决定21世纪前半期。历史教导说，领袖地位、优势地位必然引起对抗。
寻找最佳方针
今天美国花在实现外交政策上的费用一共只有其全部财富的1 ／14，大大低于杜鲁门总统时期所花费用的比重。在工业国家中，美国按交给其他国家的援助比重占末位。美国的对外援助降到了170 亿美元——联邦预算的大约1%。美国是联合国和多边经济组织的主要债务国。 但是美国许多人感到这些牺牲已为数太多。说实话，美国为什么应当花费自己并非无限的资源去保证富裕的西欧和日本的安全呢？比如历史学家P·肯尼迪就写道：要知道，“帝国的努力”，“只会造成消耗资源， 变强为弱”。而美国实力最有份量的增长并不是在参加对抗（“冷战”使世界无益地化掉了10万亿美元）中实现的，而是在放弃对海外事务职责的时期——在一次和二次大战之初、在20年代实现的。控制世界是代价昂贵的措施。最终它会给其他负担较轻的国家以机会。
美国开始直着身子提出战略遏制的形式问题：单方面行动还是联盟战略，单独的优势还是寻求均势？第一种态度目前在美国权力机构中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不准备分享控制职能，在这里对离开、失去控制关键地区的可能后果的恐惧在加强。操纵的逻辑决定：必须控制有潜在可能成为反对派的那些国家。共和党人1996年总统职务追求者R ·多尔参议员在尼克松和平和自由中心发表标题为外交政策演说时明确表达了这一路线。他保证支持“1941年以后的伟大战略”方针：控制欧洲、太平洋沿岸、波斯湾，保证“海上和贸易自由”的“大战略”方针。同时，失去条约束缚的美国，将更加不受国际组织的约束。
这一方针只有在白宫无条件支持下才有可能。美国国际主义的威望，建立在美国人同意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之上。这种同意是本世纪下半期美国的主要常数。1947年有68%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积极作用，以前的孤立主义死了。最近数十年来，“思想积极的”美国人的比重从未降到全部美国人口的65%以下。
但朝鲜和越南的经验毕竟起着自己的作用：在遥远土地上的大规模损失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种态度的支持者为许多人相当令人信服地指出，“冲突风险和美国本土可能受外来攻击损害，直接起因于由扩大规定美国的利益决定的海外义务”。任何势力都不能使全世界的遏制变成永恒的、甚至是持久的。所有以前的霸权都遭到了对抗，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
片面性能够分割掉任何国家、甚至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的资源。Ch·梅因斯劝告说，“华盛顿不承认其承诺和实现其领导地位的限制，将使国家走向破产，引起反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负担的人民起义”。像亨廷顿这样谨慎的战略家怕的是“独自游泳”，他们喜欢的公式是稳定的世界均势。
R·哈斯认为，合众国能够起“世界首领”的作用， 但它背后必须永远站着一批助手。库普琴主张预先选择准备当“首领助手”的地区领袖。长期是地区领袖觊觎者的日本，在90年代暴露出了它的弱点。日本占这一地区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但是，1.日本的军事潜力不大；2.这一地区缺少团结（部分地是二次大战的遗产）；3.中国的崛起隐藏着不可预言的后果。美国目前不准备让中国居于东亚首位。它顽固地等待着该地区这一面积最大的国家进一步演变。
尽管北美、欧洲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同盟都拥有巨大的潜在的强大能力，但这些同盟内部的分散限制着它们产生强大威力的能力。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存在将给它们以一定的保障。所有三个地区的领袖们将提出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将按照（库普琴建议），代替“七国集团”并由美、日、德、法、中和可能是俄国组成的世界管理机构。
美国的目的应当是有限的；美国必须“制定它在西方的地位、它对原列宁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态度的新观点”。
R·斯蒂尔建议美国致力于本半球、巩固在两洋边界的地位， 按上个世纪不列颠“光荣的孤立”的榜样活动。国家必须医治内伤，调和阶级、人种和性别。“如果美国不愿使自己在实现巨大野心的过程中精疲力竭，它就应当恢复成就感。美国最需要的恰恰是现实主义感。必须抛弃全球规模的军事控制政策，把地区问题还给地区领袖，放弃对波斯湾石油代价昂贵的依赖，竭力提高全球竞争能力”。
二次大战正酣之时，美国最著名的政论家之一W ·李普曼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任务：“在保存自身威力的储备同时，必须使国家义务符合其资源”。在全能的快感影响下，杜鲁门总统正式宣布了其目标是全球控制——坚决离开李普曼的规则，以及用T·德雷珀的话说， 完成“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法典编纂”。在肯尼迪总统非常著名的谈话中，准备全球卷入得到了确认：合众国准备“挑起任何负担，付出任何代价”。
李普曼已经从全球规模的杜鲁门主义中，看到了“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十字军远征的毒素。这种远征无法控制。不可能预言它的结果”。而美国政策全球化的鼻祖G ·肯尼迪由于担心全球控制的代价不可思议，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存在着潜入其中既无好处也无实际效果的深渊，存在着没有我们的干涉也将找到答案的两难推理”。
问题与其说世界霸权的代价是昂贵的，不如说这种领导地位必然同未来产生矛盾。D ·里夫认为：“新的有效的资本主义类型越是使人们失去工作，人们便越是倾向于指责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霸权在其道路上势必不仅会遭到正在自我确立的外部世界的反抗，而且会遭到美国人自己的反抗。好战的自负会令最重要的同盟者疏远，令对手痛恨、使力量过度紧张。
摘自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