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情报学哲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体系构建_哲学论文

当代情报学哲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体系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当代论文,观点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72/j.issn.1000-0135.2014.02.001

      1 引言

      情报学哲学理论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流派林立的局面，国外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为主线，国内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各派观点从不同的哲学背景出发对情报学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具有哲学的思辨特点和较强的系统性，对于从多种角度灵活地研究或阐释情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常说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但其实哲学对于具体学科的指导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联结哲学和各个具体学科的部门哲学。哲学对于情报学的指导也正是通过情报学哲学理论这样一个部门哲学发挥作用的。不同的情报学哲学理论流派能够给予情报学什么样的指导或启发？这是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情报学哲学理论对情报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关照，已经具有明显的体系特征，因此，对情报学哲学理论进行梳理，明确其体系结构，可以促使情报学哲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条理化，充分发挥其整体功能。

      2 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情报学理论一直是国内外情报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情报学哲学理论对于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于情报学哲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尽管目前人们对情报学中的“情报”(也包括“信息”)在不同语境下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从而体现出情报的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但在大方向的理解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是在于各自强调情报的某一方面。即使对于情报概念尚存不同解释，也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对情报学展开持续研究，如国外对于情报学哲学问题和理论的研究一直连绵不断，并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而情报学也正是在这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状态下不断地得到发展。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人们对于基本概念的解释达到高度统一和完全一致的难度很大，这并非鲜见，也不足为怪，但这并没有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也没有影响建立它们自己的哲学理论，进而指导本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情报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情报学的基本概念“情报”本身就属于哲学范畴，而目前又已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情报学哲学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情报概念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整合情报学各种哲学思潮并建立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而对于情报学哲学理论的研究又会促进情报概念认识的深化，两者相辅相成，其研究成果可以互为启发、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从整体上把情报学推向前进。我们不能等到完全统一了对情报概念的认识之后再去整合作为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构成要素的各色各样的情报学哲学思潮，进而构建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正如对于基本概念的探索一样，对于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探索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图1所示，在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里，情报学哲学理论都可以发挥解释、启迪、批判和预见的指导作用。例如，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用户自身完全可以决定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和获取知识的策略，但这个观点在历史主义哲学看来是有疑问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的事实：用户认知、信息需求、搜索策略等都会受到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包括他们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等)。另外，实证研究又成为情报学研究主流的倾向，情报学哲学研究虽然不可能代替情报学实证研究，但是通过情报学哲学研究可以为情报学实证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思路和火花等，为后者提供广阔的理论舞台[1]。

      

      图1 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情报学哲学理论是我国的主流哲学思想，对我国情报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2]。作为一个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应该成为情报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情报学基本概念提供一个正确的立场

      众所周知，情报学理论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缺乏坚实的内核。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其他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解释。由于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主观性和精神性，因此，对于它们的本质和来源等的解释极其容易落入主观主义和模糊主义的“圈套”。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则始终应该把这些概念视为第二性的东西，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唯有这种对基本概念的正确解释，才可以将情报学研究引上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任何主观主义或模糊主义的做法都不利于情报学研究及其学科的健康发展。

      (2)情报交流是一种精神交流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人们之间的交流总体上分为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那么情报学所研究的情报交流属于物质交流或精神交流吗？如果属于，应该属于哪一个？如果不属于，那么它应该有什么独特之处？物质交流在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精神交流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那么情报交流目的显然在于满足人的情报需要，而人们使用情报的目的又分为两种：认识和决策。无论从认识还是决策来说，情报交流都只能是一种精神交流，它并不是独立于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的第三种交流形式。但同时，情报交流又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交流，它对于沟通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起着重要作用，是一个中介和桥梁：精神交流的成果必须通过情报交流才能最终作用于物质交流，也就是说，认识和决策都必须通过信息或情报才能对现实物质世界发挥控制作用。

      (3)情报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活动系统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活动理论”来看，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体地讲，可以从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六个因素出发，对人类活动进行具体剖析。情报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认识活动，它也应该可以用这六个因素来进行解释[3]：主体要素是情报学的研究人员；客体要素是情报学不同时期所研究的不同问题；中介工具要素是情报学研究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规则要素是情报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些规范；共同体要素是由情报学各类研究所组成的团体；劳动分工要素是情报学学科共同体中的人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时间段，情报学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六个要素不断发生转向的情况下，会出现新的情报学活动系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的情报学活动系统的出现是在已有的情报学活动系统结果的基础上融合相关学科活动系统结果的产物。

      2.2 科学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

      科学主义情报学哲学是以科学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情报学哲学思潮，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科学性”，即坚信科学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研究自然，也可以用于研究社会，并且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研究自然和社会的主要方法。国外情报学受科学主义哲学影响较大，在目前的西方情报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但在我国则较为缺乏科学主义哲学的传统。虽然科学主义哲学与我们主张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但科学主义哲学的某些论断和思想是极有价值的，特别值得我国情报学界领会和借鉴。具体来讲，科学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相互分隔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是可以分离的吗？这一似乎并不成问题，特别是在唯物主义传统深厚的我国，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回答。在这一问题上，科学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相似，但又不相同，它认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可以分开的，但二者究竟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意识，并没有一个确定说法，有时甚至否认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从我国情报学发展史来看，几乎是把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可以分开作为默认的和自然而言的。例如，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以及这些事物的载体人等都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事物，研究者按照这些对象本身的特征进行统一组织、检索和分析活动，对其施加作用，而研究者自身的知识背景、宗教信仰、生活经历甚至性别等则被认为不对上述组织、检索和分析等活动产生作用。科学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的不同决定了其对情报学的最大启发是：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以及这些事物的载体人的内在特征并不决定于研究者，而不管这些对象、研究者究竟是属于物质的还是意识的。

      (2)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以实证方法为主

      目前实证方法在国外情报学中已经相当普遍，国内情报学界也正在逐步引进和普及应用各种实证方法，特别是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信息行为、知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大大改善了这些领域的研究风气和质量。这些实证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的认识过程是“探索”，探索的过程不是纯粹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行动的过程，即包括发现疑难、分析疑难、提出假设、逻辑推论以及用行动检验假设等活动过程[4]。实证方法主要来源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哲学流派都属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外，其他科学主义哲学流派如实在论、分析哲学等也对人的认识和科学活动有各自独到的见解，情报学应当注意挖掘这些哲学思想，以期不断发展和完善情报学中的实证方法。

      (3)对情报学基本概念的实用化理解

      目前，情报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信息、知识和情报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人对物质世界的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认识。情报工作者通过向用户提供信息、知识或情报等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情报工作者的活动是嵌入在用户的认识和决策活动中，情报活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它必须附着在其他实体活动之上才能存在。然而，科学主义哲学却持有不同看法，它并不认为信息、知识和情报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就无所谓正确反映与歪曲反映的问题了[5]。科学主义哲学认为信息、知识和情报只是一种工具，类似于斧子、船舶等器具，这些工具既不是先验论者所说的先天经验，也不是反映论者所认为的是客观现实的大脑映像。这些信息、知识和情报工具是在一定环境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用来达到排除困难或者解决纠纷的目的。判断这些工具是否有用的标准就是它能否完成所担负的使命。换句话说，就信息、知识和情报等作为工具而言，只存在它们是否适用的问题，而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这些实用思想对于促使情报学的实用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如竞争情报就是缺乏实用化而导致应用和推广不畅，如果能将这一思想引入竞争情报必定会从理论高度输入“新鲜血液”。

      2.3 人本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

      人本主义情报学哲学是与科学主义情报学哲学相对的一种思潮。人本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本质和意义是人赋予的，科学的方法不能得到真正的实在。这与科学主义哲学致力于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宗旨截然相反。在情报学领域，虽然科学主义哲学占据了主流位置，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一些研究领域或主题上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如在信息行为、信息社会等研究中存在许多研究人员通过现场亲身体验获得的材料和结论。人本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的最大启示是：信息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情报学家无法通过“科学”的手段和程序获得信息或情报的运动规律，信息或情报的意义是研究者赋予的，必须通过研究者(或使用者)的亲身体验和知觉的方法才能获得信息世界的知识。人本主义哲学对情报学的启示具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无法分隔

      在人本主义情报学哲学看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信息、知识和情报以及这些事物的载体人等是无法和其研究者分开的[6]。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不是一种线性的互动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二者是在相互作用中确立自身的，其中研究者处于主导地位。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在理解信息、知识和情报时，要从意义建构的角度进行操作，更加关注信息的意义是否能被用户合适地接受和理解，进而得以吸收和消化，而不是一味地关注检索系统、竞争情报系统本身的“完美无缺”。相应的，在实践层面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操作，如加大用户培训力度，对检索用户进行预先的培训，其专业知识、检索知识、检索技能等对于检索系统性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再如，要设计易用的信息检索系统、竞争情报系统，这些系统为用户提供信息或情报，体现了设计者自身的认知模型，如果能采用信息构建和人机交互的理论和方法，将十分有助于将设计者的认知模型和用户的认知模型进行协调和整合，将系统功能发挥到更大限度。

      (2)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以人本方法为主

      与人本主义情报学哲学的本体论对应，其在情报学研究方法上坚持人本方法。这里所说的人本方法，主要是指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具体表现为田野研究、案例研究、话语分析、非结构化访谈等较为微观的研究方法。在人本主义看来，正是由于情报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不可分性，才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有彻底的变革，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观察、实验等，在情报学领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方法都割裂了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情报学中的人本方法所占的比例确实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国外发达国家，实证方法受到了人本方法的不小冲击。

      (3)社会因素在情报学研究中意义重大

      不可否认的是，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就是人们用语言做了什么事情以及语言为人们做了什么事情[7]，语言是情报学研究信息、知识和情报的主要载体和依托，可以说，信息、知识和情报在情报学范围内是主要是基于语言的。人本主义情报学哲学认为，社会因素如经济、管理、政治、军事、法律、伦理、历史、宗教和艺术等对语言的产生及使用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有在特定社会背景中，信息、知识和情报才可能存在，表达出一定的意义，脱离了这一特定社会背景，将失去或扭曲原本的意义。社会因素无论在情报学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意义重大，情报学应该意识到个人或许是情报搜集、分析和服务的最主要动力和创造者，但他们只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中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和服务。

      2.4 其他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

      情报学哲学还存在其他一些无法归入上述三个哲学流派的流派，它们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下面选择几个主要的流派，分析其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1)简化论。在理解信息这一概念时，简化论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信息概念的界定在情报学界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通常认为信息是一种客观的材料，这类观点从简化论来看有混淆信息和信息生产过程之嫌[8]。例如，在分析“信息流”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信息流这一客观事物，还要能揭示信息流动这一过程的机理，如什么动力产生了信息的流动。另外，经过了“信息组织”的干预，可能更加容易混淆信息和信息生产过程。信息是一个自然过程和人工过程的结合体，所以情报学在界定信息时应考虑到将信息简化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客观事物的信息，一个是作为人工过程的信息生产过程[9]。

      (2)社会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它首次将认识主体扩展到了社会层次[10]，因此，其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极为深刻。众所周知，情报学自产生以来，就以在“信息爆炸”环境下，向用户提供信息、知识或情报为己任。这种使命的陈述也隐含了认识的主体是单一的个人这一假设，只有个人才是思考、学习、查询和决策的主体[11]。但社会认识论明确提出，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思维”，包括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这些主体可能也存在自身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虽然目前情报学也关注社会组织和国家层次上的情报问题，但主要是将这些主体作为个人的集合体来研究的，并不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有生命的、会思考的主体。可以相信，社会认识论的发展将为情报学特别是其中的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等领域提供更为前瞻性的思想方法[12]。

      (3)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提醒情报学不能仅仅关注对文本与理解与被理解以及概念的孤立、静态分析，而是要把历史背景作为文本和概念产生的决定因素[13]。例如，在对信息的意义进行解释时，要明确用户获取信息、知识和情报的方式与所属单位、语言、价值观、动机、已有知识有关，不能把这些因素与用户分离开来。因为用户在查询或检索时不仅需要“原始的”、“粗糙的”的事实[14]，对于这些事实的背景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信息检索的发展方向不应该把用户需求当作是先验的和既定的，提前为用户准备好“信息”，而应该是理解用户所需要的“信息”以及检索系统中储存的“信息”的真实意义，通过描述用户信息需求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过程和机制，对检索系统中的信息进行相应完备的标引，帮助用户找到所需的信息。

      3 情报学哲学理论的观点及其体现

      3.1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哲学观点及其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一门哲学，其思想和观点与我国的哲学信仰和文化背景相一致。在我国情报学的诞生初期便被引入到情报学哲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国内不少情报学专家都提到了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哲学理论流派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矛盾说和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这些哲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及其在情报学中的体现如表1所示。

      3.2 科学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哲学观点及其体现

      科学主义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流派主要包括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范式理论、经验主义(Empiric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还原论(Reduction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实在论(Realism)与反实在论(Antirealism)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11个主要流派。这些流派的核心观点及其在情报学中的体现如表2所示。

      3.3 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哲学观点及其体现

      人本主义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流派包括解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诠释学或阐释学)、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现象学(Phenomenology)六个流派，其中，建构主义又分为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这几个流派的核心观点及其在情报学中的体现如表3所示。

      

      4 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目前情报学哲学理论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时期，派别林立的情报学哲学对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个别的、随机的和不系统的，如何才能让情报学哲学对情报学理论和实践发挥持续的、稳定的和系统的影响？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些情报学哲学流派进行科学抽象、分析和归纳，从中梳理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是关键的环节。

      4.1 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框架

      情报学哲学作为情报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应从人与情报的角度、以抽象的方式获得关于情报的最一般知识[61]。综览国内外情报学哲学研究，确实体现了这一精神，各个情报学哲学流派虽然侧重点、角度有所不同，但各个流派的理论总和已经呈现出体系性(表现在表1、表2和表3中“核心观点”和“在情报学中的体现”两栏)。如图2所示，我们将其抽象、概括为一个包括情报本体论、情报认识论、情报结构论、情报过程论、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的、有机的理论体系。情报本体论主要是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还原论、实用主义、实在论、反实在论、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对信息或知识概念的理解中抽象出来的；情报结构论主要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还原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信息或知识结构的描述中抽象出来的；情报过程论主要是从活动理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解释学和历史主义对信息或知识运动过程的描述中抽象出来的；情报认识论主要是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解释学和建构主义对信息或知识的认识功能的描述中抽象出来的；情报方法论主要是从矛盾论、活动理论、范式理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解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历史主义对信息应用和方法的描述中抽象出来的；情报价值论则主要以实用主义、实在论、反实在论、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关于信息或知识价值的观点作为抽象的原料和依据。

      

      图2 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情报本体论、情报认识论、情报结构论、情报过程论、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是构成情报学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所以称这些概念是“基本范畴”，是因为很难再找到比这些概念更加抽象的概念来描述情报世界。这些范畴从人与情报世界的关系角度，以最抽象的方式反映了关于情报的一般知识，因此可以说，该体系就是关于情报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情报学哲学理论。虽然当前对情报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从哲学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规范和构建，哲学所具有的理论高度和思辨性对于促进情报概念的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情报本体论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也是情报学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从它衍生出三个理论分支：情报认识论、情报结构论和情报过程论。情报本体论对情报认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对情报的本质的看法决定了怎么看待情报、情报现象、情报活动；情报结构论是从静态角度将情报活动进行分解，明确情报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情报过程论是从动态角度将情报活动抽象为若干头尾相接的情报流程，规定各个流程的任务和要求。情报认识论居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它是情报本体论与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之间的桥梁，情报本体论并不能直接衍生出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是情报学哲学的归宿，整个情报学哲学最终的落脚点就在于如何使用情报，如何实现情报的价值。

      4.2 情报本体论

      要正确建立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认清情报的本原和本性，即情报的本体论问题。现代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以方法论研究为核心的阶段，所以尽管有些学者提出了“应从本质主义研究转向非本质主义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报学只研究如何认识情报及情报交流规律，只研究如何解决情报现象及情报交流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抛弃情报学的根源和本性问题。非本质主义研究只不过是情报学整个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研究阶段，它并不是情报学的唯一研究方式。

      情报本体论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情报的概念和实质

      人类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情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几乎同人类一样古老，与科技、教育、管理等活动同样重要。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研究情报，从而揭示出情报最为本质的属性以及特有的属性，无论在理论上或在现实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这属于情报的概念层次[62]。情报的实质主要是指情报活动在整个人类活动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人类活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如按范围可分为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按照性质可分为认识活动、决策活动和实践活动。情报具有普遍性、共享性、时效性等特点，导致情报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关系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因此，如何处理情报活动与这些活动的关系，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无论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或是其他什么观点都需要有足够的哲学依据。

      (2)情报的职能和目的

      情报活动表现在情报的各种流程之中。由于情报自身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情报活动中划分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具体活动，如情报用户研究、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服务和竞争情报等，这些具体活动与任务的总和构成了完整的情报流程。所以，绝大多数情报人员并不执行情报的全部流程，而只是承担其中某一个环节。那么，传统的情报流程划分是否合理？划分的粒度是否多样和合理？各个流程之间是否存在有机联系？流程是不是一个闭环结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情报活动自身具有目的性，而它所服务的用户也其自身的目的，这两种目的是什么关系，如何把两者协调和一致起来也是需要明确的。

      (3)情报关系

      我们认为，情报关系就是人们在情报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情报提供者和情报用户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有两类关系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情报关系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相比，情报关系具有什么特点？情报关系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情报关系自身是否已经具备认知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么，就十分有利于破除情报理论和实践中的模糊想法和做法，避免越俎代庖等现象的发生。第二个是情报关系与生产关系。在我国，生产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那么，情报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当然也是需要厘清的。

      (4)情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从情报学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情报(大情报观)史，从古代社会中的军事、政治情报活动直到现代社会的科技和企业情报活动，那么，情报在社会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条有价值的市场情报可能促使企业加足马力地生产，它属于生产力吗？政治情报可能改变领导人或指挥员的政策或军事部署，那么，情报属于上层建筑吗？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必然离不开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4.3 情报结构论

      在本体论层次上探讨了情报的本质之后，我们就可以从静态角度进一步剖析情报的结构。所谓情报结构，是指情报活动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大致勾勒出情报结构论的一般形式。

      (1)情报主体

      情报主体是指从事实际情报工作的人，如军事情报员、竞争情报从业者、科技情报研究者、咨询公司分析人员等。明确情报主体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情报活动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主体，那么情报主体最一般的规定是什么？即具备哪些条件才是一个合格的情报主体。当然，情报知识和能力是必要条件，但在这两者之外的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如何规定情报主体的。其次，情报主体系统的效率问题。目前情报工作似乎很难以单打独斗的形式进行，多数是以团队的形式开展的，如一些大型的情报分析项目要汇聚不同背景、多种学科的专业人员进行攻关。如何协调这些人员之间的关系以便提升工作效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2)情报客体

      情报客体是指情报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最基本的情报客体包括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此外，情报客体也包括围绕这四个基本客体而产生的人、财和物。明确情报客体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情报客体的属性。虽然目前关于情报客体的属性已有不少的研究(甚至在情报学之外也有不少研究)，观点虽多但缺乏哲学概括，无法为情报学提供一个最一般的看法。其次，重视用户研究是情报活动的核心。情报用户是情报客体中最为核心和活跃的部分，正是用户所具备的个性、社会性和能动性使得情报学充满不竭动力和活力。

      (3)情报主体与情报客体的关系

      情报主体仅仅指人，而情报客体既包括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等客观精神，也包括相关的人、财、物等因素。因此，情报主体与情报客体之间的关系涉及人与客观精神、人与人、人与财、人与物这四对子关系，必然显得比较复杂、凌乱。情报主体与情报客体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最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国外情报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颇为新颖。有的认为，情报主体和情报客体可以分开，有的认为二者无法分开。但是，一般来说，情报主体和情报客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接近似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对这一关系的揭示仍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

      4.4 情报过程论

      从静态角度把握情报结构是情报学哲学的基础，而情报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的流程和环节。因此，下一步就是从动态角度分析情报的活动过程。从哲学层次上对情报过程进行分析，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确定情报过程的逻辑起点和终点

      情报过程从什么地方开始？到什么地方结束？前者定位于情报过程的逻辑起点，后者定位于情报过程的逻辑终点。关于这两个问题，情报学界的看法不一。对于逻辑起点，有的认为情报用户是逻辑起点，有的认为知识组织是逻辑起点，也有人认为情报搜集是逻辑起点。对于逻辑终点，有的认为用户是逻辑终点，有的认为情报服务是逻辑终点。不管是什么看法，都要注意情报过程逻辑起点应该引发或触发整个情报过程，这个起点不应依赖于其他任何活动；而情报学逻辑终点则应能收束整个过程，实现整体目的[63]。需要注意的是，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可能存在重合的现象。另外，也要注意情报过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与情报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之间的区别。

      (2)情报过程划分的原则

      在哲学层次上对情报过程进行划分的粒度也不应过宽，否则会显得过于抽象而不易于理解，如图3所示。

      

      图3 粗粒度的情报过程划分

      同时这种划分也不应太细，否则无法达到一般化、抽象化的目的，如图4所示。

      

      图4 细粒度的情报过程划分

      (3)正确把握情报过程中的重要关系

      在情报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存在许多重要的关系需要正确把握，如前后流程的衔接、分流程的目标与总流程的目标、总流程的有序与无序、总流程的平衡与非平衡等。例如，总流程的有序和无序，它体现的是情报流程的有序化程度。任何一个情报系统都存在两种对立的趋势，一种是情报系统的有序程度增大，另一种是无序程度的增大。一般认为，情报流程越有序越好，即情报系统的熵越小越好。但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看法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绝对有序的事物只能是一个僵化的、刻板的、无效率的事物，所以情报系统最好坚持在总的有序条件下容许适度无序。

      4.5 情报认识论

      情报认识论是关于情报世界是否可知、如何认识、认识的过程、认识的规律的一般看法。情报认识论与情报本体论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情报本体论就有相应的情报认识论。情报认识论是情报学家和情报工作者在与情报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情报学家和情报工作者的大脑之中。它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解释功能和实践功能。

      (1)解释功能

      解释功能包括吸收和表达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对情报世界有选择地吸纳(输入)，后者是指对情报世界有选择地输出，即情报学家和情报工作者都不是被动的吸纳者和输出者。例如，在“反映论”的认识论观点下，情报学在研究用户的信息需求、搜寻和利用等行为以及设计检索系统或针对某一课题进行情报分析时，一般也是在一个假设下进行的：用户是一个认识主体，他需要的是反映客观情况的数据、信息、知识或情报。这里的“反映客观情况”表明情报学是以“反映论”的真理观为指导的。但在实用主义认识论看来，信息(感觉材料)对人只起到刺激和启发的作用，知识并不是在信息加工中得到的，决策也不是对知识的激活，“信息—知识—决策—行动”这个逻辑链在实用主义认识论那里是行不通的。

      (2)实践功能

      实践功能是指情报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受到一定的情报认识论的支配。例如，在知识组织中，标引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这类观点认为，标引者应当按照统一的原则进行标引，并不考虑标引者自身对此问题的理解，体现了实证主义的事物内在特征不依赖于研究者的认识论特征。又如，在解释学看来，标引过程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标引者的能力、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及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体现了解释学的世界的意义是人赋予的认识论特征。

      目前，国内外认识论流派很多，情报学不应一刀切地采用一种认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而应该在不同的情报学流派或领域内进行不同的认识论尝试，待时机成熟后再建立一个大致统一的情报认识论理论。

      4.6 情报方法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情报学方法论是一个哲学范畴，而各种具体的方法则属于非哲学范畴。情报学方法论作为情报学理论选择、评价的规则和标准，主要实现以下功能：证明情报工作者、情报学家是如何做的，对他们的思维过程进行描述，把情报学家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共性抽象出来，形成规范和准则，要求情报学研究按照这个模式进行，以易于得到合乎规律性的研究成果；揭示情报学发展的本质因素，提出研究课题，实现研究目标。情报学家所持的情报学方法论发挥的是统摄具体情报研究方法的功能，只有情报方法论正确、合理，具体的情报方法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情报方法论是以一定的情报本体论和情报认识论为前提的，并受这二者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情报本体论和情报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情报方法论。

      4.7 情报价值论

      情报价值论是关于情报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理论。它主要从主体信息、情报需要和信息、情报能否满足以及如何满足主体信息、情报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信息、情报现象以及人们的信息行为对个人、组织和社会的意义[64]。情报价值论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信息、情报与人的使命、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发展有关的问题，说明如何通过信息、知识和情报的发现和利用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信息或情报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它区别于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65]。情报价值论是以一定的情报本体论和情报认识论为前提的，并受这二者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情报本体论和情报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情报价值论。

      4.8 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本文建立的包含情报本体论、情报结构论、情报过程论、情报认识论、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在内的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是在我们对现有国内外情报学哲学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而得到的产物。我们认为，它基本上能够揭示情报学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情报学哲学理论的核心精神。

      具体来讲，该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科学性。这个体系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指导，以情报学理论作为基础，以中外情报学哲学为主要依据而建立的。第二，抽象性。情报学哲学作为一个部门哲学，其理论层次应低于一般哲学，而高于情报学的具体理论，即位于一般哲学和情报学具体理论之间的水平。该体系的抽象程度基本上能够符合这一要求。第三，全面性。该体系对情报世界的现象和活动进行了抽象概括，全面归纳出情报学哲学理论的骨架结构。第四，系统性。该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孤立的、分散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包括核心(情报本体论)、主体(情报结构论和情报过程论)、桥梁(情报认识论)和归宿(情报方法论和情报价值论)这四个大的互相联系的部分。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情报学哲学对情报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认为各种情报学哲学流派对情报学具有各自特殊的指导作用。不管情报学家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头脑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对于各种研究要素的假设，不管这些假设是属于(接近)科学主义的还是属于(接近)人本主义的或者属于其他哲学流派。这是由支配着他们认识的头脑中的哲学观念决定的，这也表明，在情报学研究中，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实现理论的统一。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试图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情报学哲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处于一般哲学和情报学理论之间的位置，可以很好地起到过渡和桥梁作用，充当一般哲学和情报学理论之间的“中间人”或“中介者”。当然，该体系还不十分完善，一方面是因为情报学哲学本身观点的多样性导致了理论的更迭，另一方面也因为现实的情报实践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阐述该体系的内容时，不少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的，而非以结论的形式给出，此举也是向读者表达了这一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性。

      情报学哲学理论是情报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理论形态，目前情报学哲学的研究在国外开展得比较丰富多彩，国内则稍显滞后，这显然与国内外情报学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关，仅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情报学的发展还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在我国大力开展情报学哲学研究，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使命和研究任务，不仅可以弥补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不足，而且能够为情报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哲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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