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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社会革命的发生都是由许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合力的结果。1924年至1927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国共合作就自然会有国民革命。这场人民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发展与北洋时期社会诸领域中强大旧势力、旧因素阻碍和束缚的矛盾结果。一面要发展，一面要阻碍，矛盾日益尖锐，于是，社会的变迁就演化为社会革命。本文拟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角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国民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重新阐释，以求更全面地揭示这场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
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阻与农村经济的凋弊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当我们在考察一场社会革命发生时，首先应该把视角伸入到当时社会的经济领域。可以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空间发展和它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压制，是国民革命兴起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后，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挣扎，发展十分艰难。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并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和条例，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北洋政府在辛亥革命后所创设的含有民主主义因素的政治结构中，也不得不继续颁行一些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另外，1915年中国人民反对“民四条约”的斗争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高潮。所有这些因素，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呈现出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家共设厂矿379家，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入资本1430万元，不论每年新建厂矿数或平均每年新投资额，都比1895年至1913年间的平均数多出1倍以上。（注：参见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第28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国家政权衰弱，政体四分五裂之时，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以从制度上保障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在一战结束，帝国主义侵略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而发展，再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其发展便逐步受阻。资料显示，从1921年起在大战期间掀起的建厂热潮开始下降：1920年向农商部注册的新建工厂有70家，1921年为61家，1922年降为46家，到1923年猛降到14家，1924年只有11家。（注：参见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第30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与此同时，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却“一天一天多起来，1922年的时候，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开的制造工厂，规模较大的，凡有192个。又1925年的时候，中国境内共有纱厂118所，单只日本就占了45所”（注：周谷城著《中国社会史论》上册第278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历史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因此，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便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才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产生了力争自由的要求，并通过其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反映出来。
与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相反，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经济在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下和帝国主义、军阀的混战中日趋凋弊，这是国民革命兴起的另一个社会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并无具体可行的措施。加之其存在时间短，故中国农村那种旧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继续存在，这就使得土地仍然如同以前一样集中于地主手中，而且随着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的大批产生，土地集中的现象和趋势日趋严重。另外，商人高利贷者和外商也大量购买、侵占土地。他们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而是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以直接向农民榨取封建地租。地租率通常占收获量的5成左右，有的可达6成、7成或9成。这种高额地租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强度的经济剥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广大农民的迅速贫困化。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积极站在当时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势力一边，成为他们阵营中的重要成员。
二、社会诸领域民主意识的增长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时，并不否认“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些因素之间交互作用，影响着社会的变迁。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诸领域民主意识不断增长，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正是国民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
1.政治领域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北洋统治者为了顺应潮流，稳定统治，形式上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除短暂的流产帝制外），这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尽管它从实质上来看，仍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但既然在形式上采取了这一新体制，那么统治者就无法完全阻止其成为民主精神和原则的象征，必然会对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以及风俗习惯等产生影响，从而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激励人民为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奋斗，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这就是说，由辛亥革命所引起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已产生出统治集团自身无法预料也难于阻止的使民主主义因素增长和封建专制因素削弱的积极作用。
2.文化思想领域 由于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文化思想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勇敢、激进的姿态，对封建时代的旧文化、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猛烈批判，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一大批先进分子出于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积极从国外引进各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改造中国社会设计方案，于是，五四后的几年里一股改造社会、探索国家出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鼓舞着人们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生活而斗争。另外，从统治阶级本身来说，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民主化因素的增长，而是尽一切力量进行压制。例如教育，作为一种政府控制的社会事业，北洋统治者竭力使它为其反动统治服务。但由于形式上共和制度的存在，学校教育也不能不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华民国一建立就效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先是德国、日本，后是美国，包括教育宗旨、学制以及具体课程设置等，这就使受教育者或多或少从他们所学课程中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增强他们的民主意识，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国民革命提供了可能。
3.社会其他领域 受新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国民革命前民众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民主化、文明化的倾向。尽管这些领域中封建主义的意识和道德标准仍顽固地起着作用，但民主意识毕竟已开始冲击这些领域。因此，民国初年在剪辫易服、改历改元、改革礼仪和解放“贱民”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效，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都有很大的变化。许多女子走出闺阁，入学堂、进工厂，参加社会活动，“无论自由党、社会党，均有女子入会，诚为数千年未有之举”（注：《时报》1912年4月7日。）。又如从社会政治心理的变迁来看，由于辛亥革命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无疑为广大民众政治心理向民主主义方向变迁开辟了道路，因此，再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世凯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之后，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引导下，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又从民主共和政体的表层进入民主政治的内核——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政治理想。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尤其是普通民众，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收回国家主权、营救学生、抵制日货、罢免卖国贼、拒签和约等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标志着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而且在运动中，部分民众已认识到：“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注：《时事新报》1919年7月10日。）这说明斗争的实践已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推翻军阀政府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这是民众社会政治心理的重大变迁。所以，进入20年代，民众“参政”、“干政”的热情日益高涨，直至1924年底到1925年初，伴随着孙中山北上而掀起的国民会议运动，民众更是想以“直接民权”的形式来达到民权真正“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因此，当五卅运动取得局部胜利后，已经觉醒并具备了“直接民权”观念的中国人民，便迅速地从反帝爱国运动转向推翻军阀统治，争取民众政权的运动。1925年11月底发生的“首都革命”，便是民众在国民革命观念指导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伟大尝试。这次斗争虽未成功，但由此开始，广大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已经转到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国民政府。至此，国民革命的社会政治心理条件已经具备了。
总之，辛亥革命后整个社会朝民主化方向的变迁，为国民革命的社会动员作了十分重要的铺垫。当然，社会变迁演化为社会革命，还要看当时社会危机加深的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当统治者自身力量不断削弱，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者无法继续忍受下去而要求反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革命力量的集聚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形成。因此，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又是造成国民革命的直接原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主要表现在：一是各派军阀为巩固和扩大他们的反动统治，不断扩充军队，加之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以至军费支出迅速增长。1910年清政府军费支出只有1.2亿元，而北洋军阀政府在1916年的军费支出即为1.5291亿元，1918年为2.03亿元，1925年为6亿元。（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0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们一方面不惜出卖主权，大借外债。1917年至1918年，段祺瑞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得到巨额借款，总数达5亿日元以上。这些贷款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除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外，还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及所谓蒙满五铁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森林抵押给日本。这样，列强凭借债权控制北洋军阀政府，从中国人民身上掠夺了难以计数的财富，使中国人民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另一方面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众1912年至1919年，中国田赋猛增7倍，其他各种捐税也是成倍增加。除此之外，各地军阀还通过滥发纸币搜括民财，结果物价飞涨，“斗米千钱，民不堪命”（注：《民国日报》1919年7月7日。）。在苏州“穷民无从得食，多有一家数口吞自来火毙命”（注：《民国日报》1919年2月9日。）。另外，为弥补税收不足，北洋军阀政府还滥发公债向人民进一步掠夺。从1912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共发行了27种公债，发行实额为6.12062亿元，为1894年至1910年清政府公债实发额的10倍以上。（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这些公债有的是强行向人民推销的，事后也不偿还。上述情况表明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已达到了顶点，而财政又是维持统治阶级权力的工具，这就使北洋军阀的统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人民也无法再忍受下去。二是军阀割据和长期混战。早在袁世凯执政之时，各派军阀之间矛盾就很大。袁世凯死后，形成皖、直、奉三大系统军阀及各派小军阀割据的局面，相互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军阀混战的结果一方面使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给人民造成痛苦和经济损失。“直皖战争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均由各区供应，遂至谷物一空，……秕糠树根，罗掘俱穷，雪地冰天，死亡载道”（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第2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另一方面也使军阀本身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为革命力量的集聚并在战争中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前文事实揭示，帝国主义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力图支配和控制中国的社会基础，它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业已存在并且十分尖锐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整个社会状况表明，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以求改变这种民不聊生的现状。当然，国民革命的兴起和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当时社会各个革命阶级及阶层与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程度和自身力量的聚集，亦即革命联盟的产生。
1.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新兴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其的损害，要求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要求执掌国家政权，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1924年至1927年的人民大革命，并且力图取得对革命的领导权。
2.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是近代中国一支崭新的社会力量。它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代表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是中国社会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基本优点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一是集中程度高，便于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二是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三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不断结合，终于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伟大的革命斗争，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而且在斗争实践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光靠工人阶级自身孤军奋战，还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达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必须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组成革命联盟，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3.农民阶级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后由于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的大批产生，大量兼并土地，加之农村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盘剥，广大农民普遍趋于贫困。贫苦的佃农除交租外所剩无几，需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背上还不完的债务；半自耕农也每年约缺半年粮食。因此，这些贫苦农民容易接受革命宣传，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其他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由于经济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也要求革命以改变现状。
4.新式知识分子阶层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西学东渐从士大夫阶层转化而来的近代型知识分子，到了五四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文化修养、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上迥异于上一代知识分子，而且人数不断增加，到20年代末，队伍至少在110万人以上。（注：参见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第102页。）这些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年轻，掌握着近代科学知识，受陈旧思想影响少，政治视野开阔，看问题敏锐，因而在社会变革中就成为首先觉悟者和带头人。同时，由于他们绝大多数经济地位比较低下，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革命性，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革命因素，并且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及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越来越强调要用“根本解决”、“根本改造”的方法去变革军阀社会。1919年胡汉民撰文说：“现在有知识的人，争着说要求解放、要求改造”（注：胡汉民《惯习之打破》载《建设》卷1第2号，1919年9月1日。）。1920年曾主张在中国实行新村主义的黄绍谷等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新村建设“事实上是不可能……改造社会现在是何等的紧要，岂可千回百转，缓缓地作去？”指出，“只以建设新村为改造社会的方法，绝不会达到醉心新村制度所理想的结果”。这是因为“推行新村，有大地主的障碍，更有经济上的困难，社会是不能零碎改造的，应该竭其全力以铲除推行之种种障碍”（注：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第3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23年，北大平民讲演团在学界商界曾作过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一问是：“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哪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割？外国共管？国民革命？”“结果主张国民革命可以救中国者为最多，共725票，约占全数94%”（注：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第3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上事实说明，五四以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已主张对社会进行根本解决、根本改造，直至以国民革命手段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从政治价值的选择来看，一场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综上所述，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独立发展，在政治上则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下，为保卫中华民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而努力；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解放生产力并使之最后归于人民掌握的目的出发，积极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奋斗；这两个阶级及其政党不断把受生活逼迫而走上反抗道路的农民阶级及其他受民主主义熏陶的广大小生产者和其他阶层的群众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尽管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观点、利益要求、价值目标上存在差异，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共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认识到：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妨碍了国家统一，只有打倒列强除军阀，民族才能独立，国家才能统一，经济才能发展。这样，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旗帜下，革命力量开始聚集，与北洋军阀形成尖锐对立，直至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国民革命由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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