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走过了20个年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制度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改革作一番制度分析。
一、制度的可选择性和可塑性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度里，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即把多样化的大千世界、数千年复杂的历史，套进五种经济制度之中，似乎古今中外都是依照“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一条单线进行的。
这五种社会经济制度依次更替论遇到了理论与现实两大难题，无法自圆其说。
其一，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政治经济批判序言》里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原始时代可以略而不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排列为先后更替的两种制度，太令人费解了。百年来，不少学者绞尽脑汁做“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文章，至今还是无法理解这段论述在逻辑上的矛盾。如果说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东西方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那么，又否定了“历史单线论”。推而论之，“分封制”的庄园经济的封建制度，跟“中央集权”的地主经济的封建制度差别也是很大的。这说明，五种经济制度更替论者在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不到有力的理论根据。让复杂多样的历史适合简单化的理论框架真好象“削足适覆”一样。
其二，现实也对五种经济制度更替论作了否定的回答。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其后陆续建立的蒙古、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无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诞生的。这些国家革命前都是封建的或半封建制度。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产生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这就使五种经济制度更替论的立论基础土崩瓦解。
笔者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可逾越性，而人造的制度却具有可选择性。
按照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漫长的人类历史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商社会→知识社会。
笔者曾在《生产力经济学原理》（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等论著中，提出了“四代生产力”的理论：
第一代生产力是“原始生产力”，其特征是“渔猎采集经济结构”。那时的劳动者是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没有文化，更不懂科学。他们掌握的工具，开始是经过粗加工的石刀、石斧、长矛、棍棒一类的东西，后来发明了弓箭，学会了使用火。由于技术手段很原始，所以原始人不得不依靠群体的简单协作。那时的生产活动就是获取自然界普遍生长的现存物，如树上的果实，地里的植物，飞禽、走兽、鱼类等等。据考古资料，人类原始社会长达100万至300万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原始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
第二代生产力是“手工生产力”，其特征是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农业、牧业、手工业结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经验，用农业取代了采集业，用牧业、养殖业取代了狩猎捕鱼，用金属工具代替了石木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了古代的农业文明，使人类脱离了野蛮状态。
第三代是“机器生产力”，其特征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结构”。18世纪后期从英国发端，尔后波及西欧、北美的产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蒸汽力、电力代替了人力、畜力，用火车、轮船、汽车代替非机动的车船，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共产党宣言》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说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期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先前一切世代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机器生产力的巨大威力是手工生产力所望尘莫及的，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
第四代生产力是“现代生产力”，它刚刚出现，其特征是以电子技术为首的新产业群，如电子、核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等以及相应的高技术产业群。如果说，从第二代生产力过渡到第三代生产力是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那么，向第四代生产力过渡则是用智能机器代替人类部分脑力劳动，从而创造更高级的“知识文明”。
这“四代生产力论”乃是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标准。
人们有本领在几年或几个月之内改变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如中国的合作化、公社化，但是，却无力在短时期内改变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不仅未能提高中国社会生产力，反而大大破坏了生产力。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类的豪言壮语，象肥皂泡沫一样很快破灭了。我们有太多的教训足以证明：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社会发展阶段的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铁的法则。
所谓“制度的可选择性”，是指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却可以选择不同的制度。影响制度的因素是多样的：人文因素、历史传统、地理条件、资源状况等等的差异，都对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制度产生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统治人类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有“分封制”与“中央集权制”之别，也有“庄园经济”与“地主经济”之分。中国臣民见了皇帝要三拜九叩，而欧洲臣民见了帝王只是行鞠躬礼。近代，东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英国模式：选择了效率第一的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模式：选择了公平优先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此，对英国与苏联、中国作出不同的制度选择作一番比较分析，是颇有意义的。
其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生存空间比较狭小，国土面积仅24.4万平方公里，它必须向海外寻找活动空间，可谓天生是“开放型”的国家；而俄、中是两个大陆国家，苏联国土面积曾达2240万平方公里，中国为960万平方公里，虽然两国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可凭借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因而可谓天生的“封闭型”国家。
其二，地理大发现（15-16世纪）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大大地开拓了海外市场，使西欧一些沿海国家及岛国，获得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角，迅速富强起来。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促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等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社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英、荷等国自然选择了“效率优先”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俄国、特别是中国商业向来不发达，如中国数千年来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形成顽固的轻商传统，这些都阻碍了向工商社会转变。
其三，英国等一批西欧国家早在16-18世纪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当时人们的注意力是反对封建专制，而对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则持拥护态度；而俄、中在20世纪初闹革命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重重，社会危机深重之际。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之后，每隔十年八年周期性地发生这类经济危机，而且范围越来越广、危害越来越大，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大危机，震撼了全球。
《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危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更令人们不安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括的：“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级，……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第708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制度声誉日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迅速风靡全球。
中国人向来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历代农民运动均以“均贫富”为纲领，动员群众。所以，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闹革命，自然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几十年后又和平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这说明制度不仅具有可选择性，而且有可转换性。
与制度的可选择性密切相关的，制度还具有可塑性，或如西方制度学派讲的，制度处于进化的过程中。因此，不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各国的人文环境各异，可以采取多种模式。一个国家选择某种制度后，决不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不断探索它的最佳形式。改革，乃是一种制度进化过程的促进机制。
二、中国改革的宏观经济制度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兴起改革之风。改革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抛弃干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私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
我们常常使用“僵化的旧体制”、“充满活力的新体制”等等一类模糊概念。什么是“僵化的旧体制”？什么又是“充满活力的新体制”呢？到中共十四大，这些根本性问题才得到较明确的答复。从经济上来讲，旧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新体制即官方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实，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即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三令五申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讲的：“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的确，中国人讲了几十年，也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回头来反思一下，却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懂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主要是从苏联了解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一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且长期以为社会主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纪之初，其概说既广，其定义自难。特此种主义，本我人类脑中应具之思想。不满意于现社会种种之组织，而思有以改良，于是乎社会主义之潮流，得应时顺势，趋向于我人之脑海，种种社会主义之学理，得附社会主义之名词，而供我人之研究讨论矣。尝考欧西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产均分之。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亦厉。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得以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湮没于云雾之中，缥缈而不可以迹。厥后有德国麦克司（注：即卡尔·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将来苟能成为科学一种，则研究措施更易着手。”（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页。）
孙中山的话颇为中肯，社会主义流派甚多，马克思使社会主义学说理论化，但社会主义尚未象数理、天文那样科学化。
世人公认，托马斯·莫尔（1478-1536年）的名著《乌托邦》（1516年）和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年）的代表作《太阳城》（1623年）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体现。迨至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出现了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和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三大社会主义者。尔后，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后来居上，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成为社会主义主流派。诚如孙中山讲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几十年，研究这种学理的学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书籍也不知道有千万种。其中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所以外国的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哪一种才是对的。由此便可见普通人对于社会主义无所适从的心理了。”（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9页。）
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但是，74年后（1917-1991年），苏联土崩瓦解，又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反思。
过去，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条坚定不移的信念：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的，其他种种社会主义学说都是空想的、甚至是反动的。
《共产党宣言》按照阶级分类法，把种种社会主义划分为三大类：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84页。）。
如今，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垮了，少部分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同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怎么能不令人怀疑“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正确”的结论呢？
其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并未完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转变。
因为，第一，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百多年过去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死亡。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第二，凡是按照马克思设计的、列宁斯大林塑造的社会主义模式去干的，都是培育了一个“穷社会主义”的怪胎，最后，纷纷破产。
笔者在反思中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在探索中。
同一个主义密切相关的，中国人只知社会主义一个模式，即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不能顺利推进，许多该办的事情未办成，究其原因，盖源于决策人有意无意还固守着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古已有之的“国有制”美化为“全民所有制”，捧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并且把官办企业戴上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桂冠。我们预期，全民所有制将使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当家作主，大大解放生产力。很遗憾，大半个世纪的经济竞争表明，以国有制经济为基本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输给了以非国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苏联和东欧一群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蜕变，证明了这个可悲的结论。面临这样巨大的历史教训，难道我们不应对国有制和官办企业进行一番反思吗？
国有制、国企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计划经济的基础，或者说它的“载体”是千千万万个国有企业（过去称做国营企业），其上层建筑是庞大的官僚机构，计划经济与众多的国有企业、庞大的官僚机构，形成三位一体的、互相紧密依存的利益群体。可将三者的关系图解如下：
可见，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就必须对上图所示的三位一体的旧体制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统统加以改革。如果对千千万万个国有制企业不触动、对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改革，所谓“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将流于空谈。
如今，不少官员仍然尽力维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企大摊子。可是国企债务节节上升，政府无力负担巨额债务。可以说，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从积极方面讲，我们不应当坚持以国有制经济为基本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应选择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可图解如下表。
——国家社会主义是由国家的职能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委）垄断资源、配置资源；而市场社会主义则是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
——在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中，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服从政治需要与政策目标，即中国常讲的“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经济活动主要受经济规律支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官员主宰一切，而名为主人的工农群众对经济活动无权干预，因而出现主人翁消极怠工的怪现象；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大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进行公平竞争，因而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企不过是完全依赖政府的毫无自主权的组织；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国企也是同众多的民办企业一样的“四自”单位，可以充分调动积极性。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流派，而以苏联为典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40到70多年。苏联，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蜕变；在中国、越南进行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两者以不同的形式否定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个别国家仍然坚持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已到了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的绝境，看来也坚持不下去了。
总之，国家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作出了判决：它们已寿终正寝。
三、中国改革的微观经济制度分析
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制度经历了以下的变化：
官办企业，古已有之。近代官办企业有两种类型：一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国有（或国营）企业，它们也是按照公司制组建，与众多的民办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状态；另一类是计划经济国家里的国有国营企业，笔者把它叫做“政府业主制”，它不过是个人业主制的扩大，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政府是产权所有者。政府通过职能部门及其官员来管理国有资产，这就为官员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条件，成了滋生贪污、挥霍公款、贿赂等腐败现象的温床。原南斯拉夫领导之一吉拉斯在其著作《新阶级》中有深刻的分析。
2.政府业主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长制管理方式，它不象市场经济国家的国企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公司制规则运作；与此相关的，乃是“外行领导内行”，把国企也变成衙门。
3.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国企没有人权、财权、经营权，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组织，而是政府的附属品。由于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财务制度，国企就缺乏经济动力，竞争力低下，对市场的适应性差。
中国对国企的改革，前期是政策调整阶段，如放权让利、承包制。这个时期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业主制，国企仍然依附于政府，“政企不分”依然故我；后期，以中共十四大为标志，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即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企。
笔者认为，对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庞大的国企摊子实行公司改造，必须把握以下几条：
第一，公司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里的主要企业形式，但是，即使象美国那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公司制企业在数量上也是少数，前几年只占企业总数的16%，但其资产及销售收入占全部资产及销售收入的80%以上。因此，中国不可能用公司制改造一切国企，而只能抓少数（如500家大国企），众多原来国企走民有民营化的道路，变成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二，在中国对国企实行公司制改造，将碰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即：现行人事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矛盾。笔者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言指出：外国学者提醒我们，在实行公司制时要防止“内部人控制”。笔者不否认这一点，但是，笔者更担心的是“组织部控制”。董事长、总经理均由组织部任命，哪还有什么法人治理结构？
第三，中国企业制度创新，一方面是把部分国企改造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国家控股或参股的公司、集团；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把民营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引向公司制的道路。在将来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是以众多的民营企业为基础，国有企业限于少数垄断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从长远来说，企业制度创新在民营企业方面的任务更为艰巨。
四、中国改革的组织制度分析
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制度与苏联有所不同，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建立了一种“党政平行管理系统”。
苏联是联共中央通过对中央苏维埃（议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的政治领导，贯彻其路线、政策，各级地方党委及企业党委不干涉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和企业经营活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是依靠“总管理局——企业一长制”这样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实施中央意图、计划的。而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建立了党、政两大平行系统，从党中央到各大区中央局（后撤销），再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市）委——县委——乡党委——村支部，与此平行的是国务院（中央政府）——大区政府（后撤销）——省、市、自治区政府——专员公署（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中国的国企也分级别，什么部级厂、厅局级厂、处级厂、科级厂……。这种中国特色的双轨平行系统，至少有三个弊端：
1.因为中国是“党领导一切”，故造成“党强政弱”不正常状态，从而削弱了计划经济制度的效能。
2.“党政平行管理系统”是一种“内耗型”的体制，官方说党委是“企业的领导核心”、“厂长是企业的指挥中心”。要求“两心变一心”，协同工作。实际上，许多企业、地方党政头头闹摩擦。
3.苏联从1956年开始，共产党机构和党务干部费用、工资由党费开支；而中国党、政、群团全部费用均由财政开支，因而不能扼制机构膨胀的势头。这也是中国管理机构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悉，中国仅党、政、社团（尚不包括国企中的官员）的官员队伍就超过千万人，而且呈急剧膨胀的趋势：绝对数从1978年417万人增加到1994年1007万人，增加1.4倍；官员在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5.6%增加到1994年的9.3%，增加3.7个百分点。这样一支巨大的官员队伍，不仅要耗费国家财政千百亿元资金，而且必然成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严重障碍。
历史资料记载，西汉总人口为5059万，官员7500人，官民之比为1:7945；清康熙年间，人口2459万，官员27000人，官民之比为1:911；今天，中国人口以12亿计，官员1000万，官民之比为1:120，真是到了老百姓养活不起的地步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强调了要建立一个“廉价政府”（详见《法兰西内战》）。我们现在这样庞大的党政机构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也不符合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行领导体制与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不相容的。既然已决定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企、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就必须进行相应的“组织革新”：
第一，党、政、企要有合理的分工。党管路线及大政方针；政府管法规、政策，组织实施；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把“党政平行系统”变成一个强有力的管理系统。
第二，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经费自理，这样既可以减轻民众负担，又可以有效地防止“公仆变成老爷”。
第三，切实推行公务员制度，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如果把十个公务员的工资给一个公务员，这一个人准比十个人干得好。“高薪养兼”、“一个和尚挑水吃”，这些经验是可取的。
最后，笔者想强调几个基本观点：
其一，制度是可以选择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市场化是我国迈向21世纪之际的两大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处在不断地进化过程中，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机制。
其三，当今中国的改革，在宏观经济制度、微观经济制度以及组织制度等方面都面临制度创新的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些艰巨的任务，就必须解决思想，用新观点新方法来解决新问题。
标签：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