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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以来，中国腐败问题达到高峰，据统计仅被惩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有3.2万人，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层面越来越广，民众的怨气越来越大。从级别上看，近年来，我国高层官员腐败案件频频曝光，从陈希同、王宝森，到胡长清、成克杰，再到李嘉廷，这一大串名字难道还不令人触目惊心么？这些省部级高级干部为什么还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呢？在这些高级官员的带动下，还有多少中层、下层官员在贪污腐败？又有多少被揭发出来？暴露出来的是这些，没有暴露的还有多少？这难道真是解不开的谜？笔者不揣冒昧，拟对此现象作一解读。
腐败犯罪得以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原因和外在的客观原因。
从现代政治学“控权论”看，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人性本无好恶之分，那是在真空中。一旦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就有了好恶之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就容易滋长。一旦环境条件许可，而且又没有可以遏制的外部制约因素，恶的方面就会恶性膨胀。贪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贪污腐败，贪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起点，如果不贪就没有腐败的行为。贪是一种欲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在对金钱、权力、地位、名誉、女色的不断追逐，猎取。对从事政治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这种欲望就表现为贪钱、贪权、追名逐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
对任何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进行考察，钱、权、名、利、色都是其贪得无厌的猎物。几乎每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个没有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哪个没有为进一步高升而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关系网？哪个没有养着情妇？按说，象上面提到的高级干部要住房有住房，就是工薪收入也不菲，作为一省之长，名誉地位也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那样贪婪？一人能同时睡几张床，住几套房么？笔者认为这都是贪在作怪。
用现行政治话语来说，贪念太重是腐败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就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连自己的宗旨都忘记了呢？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实践党的宗旨？如果真是忘记了，那么他又怎么能被提拔和任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呢？看来此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无数事实证明，现代政治学把预防和遏制人性中恶的方面作为其学科的逻辑起点，用法律、制度、规章来管制人的活动，是极具科学性的。如果仅凭道德教化，靠个人的自身修养，甚至社会文明的进步来防止人性中恶的发展，只能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没有法治基础，不能严格依法行政，不能依法对行政主体实行有效监督，在现代社会要防止和消除腐败是根本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诱惑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西方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等对高级腐败分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被高级腐败分子运用到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中。由于手中掌握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稀缺资源，如重大项目的支配权、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干部的任免权等。那么，权力的寻租就在所难免，谁出价最高，自然就可以给谁了。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都发生了，出租的人可以根据寻租人的兴趣、爱好而投其所好，爱钱的自然只有大笔租金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贪色的当然有得玩了，否则就只好免谈了。
现行干部任用体制——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个又一个地制订，腐败分子一个又一个地惩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级干部置若罔闻，不顾一切地去贪污腐败呢？
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有极大的关联，可以说现行干部任用体制是高级干部腐败的外在环境，是客观原因。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任免使用干部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这样，对于手中握有大权，掌握着一方干部任用这种稀缺资源的高官们，如果心术不正，“暂时”忘记了党的宗旨，贪欲发作，想不贪不腐败都不可能了。因为这种干部任免体制，使得一些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上，用于怎样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把它用于“关系”上，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找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贿赂有权势的人物。在“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有送，官运亨通”的干部市场上，既然有人愿意出高价，何不多卖一些？买卖双方各取所需，既活跃了市场，又满足了许多人的要求，真的何乐而不为呢？有这样的外在条件环境，为高级干部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外在条件，成为他们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权力失去监督——贪污腐败的源头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也不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范围广泛，但是，只要你深入分析，你又会发现我国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从面上看，我国现行的监督有人大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监察和审计的行政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但是这些监督能有多少到位，起作用的有多少，不仅贪官们清楚，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其二是监督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全归于同级党委和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事实上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的情况。同时，由于高级腐败分子早有准备，早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握的资源，上下打点，编就了一张含盖极宽势力庞大的关系网，互相关照，形成官官相护的局面，因而高级干部的腐败很难揭发出来。
面对如此监督局面，手中据有大权的高官们还会怕谁呢？既然自己手中掌握着巨大的别人需要的稀缺资源，又可以不受制约，那么为什么不把手中的权力用足用够呢？但是，一旦用足用够之后，被揭露出来，就成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了。
亲情人情对腐败行为的滋长
仔细考察每一个高级腐败分子，你都会发现，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子、甚至情人谋取好处的情况。有些腐败就是先由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一小点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数额就会越来越大。同时，面对老同学、老同事、老关系，不收就是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那么今后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事时又怎么去找他们帮忙呢？因此，在照顾到关系时，既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得为人家办事了。
由此可见，亲情人情，在高级干部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